不知道超怎么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了远在北方的他的电话。
开始，就不肯告诉我是他谁，一个劲让我猜。我感觉他是超，又希望他是超，但又害怕猜错，一是分别将近30年，我们从来就没有联系过，对于他的声音已经陌生；再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他还记得我，所以吭哧憋肚半天也不肯猜是谁，他只好自揭谜底，然后嬉笑着把我奚落一番。
很自然地，我们就聊起了小时侯，聊起了我们那所乡村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聊起了我们一起排练节目的岁月——那是一段美好的岁月，让我终生难忘的岁月。
父母生下我之后，就把我交给了在农村老家的爷爷奶奶。我在他们身边张大，直到小学毕业。
我和超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也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男女“台柱”，不仅共同报幕，还搭档说快板、二重唱等。长此以往我们俩在学校就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虽说惹人羡慕，但也遭人嫉妒。
那时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们排练节目，经常是利用放学以后。我们俩的任务尤其重，要背报幕词，还要排练节目，所以经常是最后一起离开学校。有一次我俩排练到很晚还没有回家，我爷爷担心起来，于是老人家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接我，发现我们俩还在跳啊唱的，又心痛又生气，不由分说把我们俩装上车就走，让超在我们家吃了晚饭，才把他送回家。在送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自此，小小年纪的我们，就经常听到同学们议论，说我们俩“搞对象”，我家还请他吃饭。为此，我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恳求老师让我退出宣传队，自然老师不能批准，但我趁机提出以后不和超搭档报幕和排节目，老师问什么原因，我不好意思也不肯说。老师道：“小小年纪还挺封建哈，把超叫来，看他怎么说。如果他同意，我也马上同意。”结果老师还真的把超叫了来。超说：“我知道有人在背后瞎议论，可我不怕！”他还不恰当地念了我们写作文时常引用的一段话“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老师强忍住笑，故做严肃地对我说：“超说得非常对，你要向他学习，不仅不能被流言蜚语吓倒，还要和超好好配合，更多更好地排练节目。”
不敢不听老师话的我，就这样，还得和超继续搭档排节目。当然我很不情愿，所以司机找机会“修理”他，哼！你不是不怕困难吗？
有一次，我们俩排演一段表演唱，叫做《路边有颗螺丝帽》，我演姐姐，他演弟弟。在排练过程中，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在一旁瞎起哄：“叫姐姐呀，大声叫！”气愤的他，把道具往地上一摔，去追赶那几个同学。我捡起被摔坏的道具去找老师。我说他不专心排练，去跟同学追闹，还摔坏了道具。老师气急败坏地把他们几个臭骂一顿，当然骂得最狠的还是他。他只是毫不辩解，只忿忿地看了一旁幸灾乐祸地我两眼。
在以后的排练中，他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依然和我配合默契，弄得我反而很不自在。如果他过后把我骂一顿，或报复我的话，留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就没有如今的美好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时排演一部活报剧《粉碎四人帮》。汇报演出时，也不知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看着哆哆嗦嗦的“江青”，竟然在台上笑出声来。一到后台，两个老师毫不客气地当着同学们的面把我雌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几个女同学围过来哄我拉我，其中一个老师回头狠狠地说：“不要管她，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还老演员呢！”无奈，同学们又赶紧准备下一个出场的节目了，剩下我一个人，直直地站在原地，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超这时装做不经意地从我身旁经过，悄悄地，默默地，然而是重重地迅速攥了一下我垂着的手，就走开了。就这一攥，把我从痛苦中拉了出来，让一股幸福的暖流任穿我的全身，还有小小的胸膛。
以后，朦胧中，我对他的感觉，多了一份叫依恋的东西。我渴望每天和他单独排练，渴望每天和他最后离开学校，渴望再有机会他到我家吃饭。
[hide]然而，我们也有不排练节目的日子，那样，我们就和别的同学一样，一起上课下课，上学放学，一起劳动，一起做操，丝毫看不出他对待我和对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区别。
5年的时间很短暂。一晃，我们就小学毕业了，我回到在部队工作的父母身边，离开小学的同学们，离开了超。遗憾的是，分别时，我们没有任何作为留念的信物。惟有，留在记忆中挥不掉，摸不去，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晰的，远期记忆。
而今，四十不惑的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抑或变得圆滑，抑或变得锋芒，抑或变得深沉，抑或变得浮躁，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童年、童贞、童情是我们生命里程中最美好的记忆，是我们最怀恋的情愫。
相隔多年后，我还能听到超的声音，我还感觉到超的宽厚，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在电话的两头，我们相约再见，我们期待再见。[/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