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超怎么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了远在北方的他的电话。
开始,就不肯告诉我是他谁,一个劲让我猜。我感觉他是超,又希望他是超,但又害怕猜错,一是分别将近30年,我们从来就没有联系过,对于他的声音已经陌生;再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他还记得我,所以吭哧憋肚半天也不肯猜是谁,他只好自揭谜底,然后嬉笑着把我奚落一番。
很自然地,我们就聊起了小时侯,聊起了我们那所乡村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聊起了我们一起排练节目的岁月——那是一段美好的岁月,让我终生难忘的岁月。
父母生下我之后,就把我交给了在农村老家的爷爷奶奶。我在他们身边张大,直到小学毕业。
我和超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也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男女“台柱”,不仅共同报幕,还搭档说快板、二重唱等。长此以往我们俩在学校就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虽说惹人羡慕,但也遭人嫉妒。
那时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们排练节目,经常是利用放学以后。我们俩的任务尤其重,要背报幕词,还要排练节目,所以经常是最后一起离开学校。有一次我俩排练到很晚还没有回家,我爷爷担心起来,于是老人家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接我,发现我们俩还在跳啊唱的,又心痛又生气,不由分说把我们俩装上车就走,让超在我们家吃了晚饭,才把他送回家。在送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自此,小小年纪的我们,就经常听到同学们议论,说我们俩“搞对象”,我家还请他吃饭。为此,我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恳求老师让我退出宣传队,自然老师不能批准,但我趁机提出以后不和超搭档报幕和排节目,老师问什么原因,我不好意思也不肯说。老师道:“小小年纪还挺封建哈,把超叫来,看他怎么说。如果他同意,我也马上同意。”结果老师还真的把超叫了来。超说:“我知道有人在背后瞎议论,可我不怕!”他还不恰当地念了我们写作文时常引用的一段话“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老师强忍住笑,故做严肃地对我说:“超说得非常对,你要向他学习,不仅不能被流言蜚语吓倒,还要和超好好配合,更多更好地排练节目。”
不敢不听老师话的我,就这样,还得和超继续搭档排节目。当然我很不情愿,所以司机找机会“修理”他,哼!你不是不怕困难吗?
有一次,我们俩排演一段表演唱,叫做《路边有颗螺丝帽》,我演姐姐,他演弟弟。在排练过程中,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在一旁瞎起哄:“叫姐姐呀,大声叫!”气愤的他,把道具往地上一摔,去追赶那几个同学。我捡起被摔坏的道具去找老师。我说他不专心排练,去跟同学追闹,还摔坏了道具。老师气急败坏地把他们几个臭骂一顿,当然骂得最狠的还是他。他只是毫不辩解,只忿忿地看了一旁幸灾乐祸地我两眼。
在以后的排练中,他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依然和我配合默契,弄得我反而很不自在。如果他过后把我骂一顿,或报复我的话,留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就没有如今的美好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时排演一部活报剧《粉碎四人帮》。汇报演出时,也不知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看着哆哆嗦嗦的“江青”,竟然在台上笑出声来。一到后台,两个老师毫不客气地当着同学们的面把我雌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几个女同学围过来哄我拉我,其中一个老师回头狠狠地说:“不要管她,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还老演员呢!”无奈,同学们又赶紧准备下一个出场的节目了,剩下我一个人,直直地站在原地,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超这时装做不经意地从我身旁经过,悄悄地,默默地,然而是重重地迅速攥了一下我垂着的手,就走开了。就这一攥,把我从痛苦中拉了出来,让一股幸福的暖流任穿我的全身,还有小小的胸膛。
以后,朦胧中,我对他的感觉,多了一份叫依恋的东西。我渴望每天和他单独排练,渴望每天和他最后离开学校,渴望再有机会他到我家吃饭。
[hide]然而,我们也有不排练节目的日子,那样,我们就和别的同学一样,一起上课下课,上学放学,一起劳动,一起做操,丝毫看不出他对待我和对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区别。
5年的时间很短暂。一晃,我们就小学毕业了,我回到在部队工作的父母身边,离开小学的同学们,离开了超。遗憾的是,分别时,我们没有任何作为留念的信物。惟有,留在记忆中挥不掉,摸不去,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晰的,远期记忆。
而今,四十不惑的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抑或变得圆滑,抑或变得锋芒,抑或变得深沉,抑或变得浮躁,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童年、童贞、童情是我们生命里程中最美好的记忆,是我们最怀恋的情愫。
相隔多年后,我还能听到超的声音,我还感觉到超的宽厚,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在电话的两头,我们相约再见,我们期待再见。[/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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