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严打 - 故园怀旧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80年，中央结束了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许多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治安恶化。当时根据全国调查，要求回城及复职的人员共有9类，除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还有1960年代初被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及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等等。城市积累了大批待业人员，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这使就业形势进一步困难，社会治安恶化。

但严打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犯罪规律。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线上升。

在《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是严打运动第一战役一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后续两次战役的数据目前没有官方的公布数据。我国刑法对于“流氓的制裁开始于1979年。按照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 [1] ，流氓罪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著名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的刑罚变成可以处死刑，内容被扩大化

我小时候还有看到车队经过，儿童时期在福州的仓山电影院门口见到一次，维持的警察还推一下围观人群。后来我长大一些，骑自行车了，还在解放大桥上看到车队。车上待枪决的人的微笑，依然记得。他们是谁？犯了什么错？家人呢？后来安葬何处了？有后代吗？做了什么伤害同类的事？受害者呢？是否因为被枪决了而原谅了他们的罪过？这些念头当时一闪而过，却也是多年以来看到死刑新闻时偶尔会想起的念头。有时候感觉到人类的可怜、弱小、互相伤害的本性。
随便说一下，在下1980年出生，坚定的反死刑者（只是从人类学、哲学角度反对，不接受反驳，因为有点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