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人到中年,心宽体胖,懒病发作。
  以往,想到什么事情,拉开键盘直接码字。
  如今,无论想到什么,都提不起干劲去做。

  2016年,7月
  又是一年最热的时候。
  也是学生们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上网的时候。

  有关袁崇焕的话题,又一次热了起来。
  想想也不奇怪。学生,是受金庸老师《鼻血贱》误导最厉害的一个群体。别的不说,以老六自己为例,老六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至少90%以上看过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因此,学生里头的绝大多数对《鼻血贱》里有关袁崇焕的说法深信不疑。

  可以说,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鼻血贱》及其附在后头的《袁崇焕评传》实在是毁人不倦,流毒无穷。许多人成为袁粉的时候通常没看过阎崇年老师在《百家讲坛》的表演,没接触过我犬清皇帝对袁崇焕的翻案,但绝对看过《鼻血贱》。

  第一印象的作用非常顽固,哪怕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要纠正过来恐怕都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精力。
  作为毛文龙吧的吧主,在暑假之前居然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居然没针对暑假做出充分的安排,在论坛热闹了之后才反应过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既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开始补救吧。
  虽然没有金庸老师那么优秀的文笔,但老六我自信对历史的态度比金庸老师严肃得多,尽我们袁黑最大的能力,把金庸、阎崇年老师造成的恶劣影响尽可能地消除掉,让尽可能多的网友了解真正的袁崇焕,和明末那段真正的历史。

  之后几年,老夫就一直在码字,顺利时进度很快,一天就是几个章节,卡壳的时候,几天码不出一个章节。

  渐渐地,老夫觉得不对了。
  原来,袁崇焕并没有老夫动笔时想象的那么坏,他只是明末官僚体系里的一份子,只是一个关键环节,许多在我大清时代被掩盖了的罪行,其实并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利益集团的罪恶,在袁失去利用价值后,利益集团将袁抛出去给崇祯撒气,然后把所有的罪恶都栽到袁崇焕头上。

  典型的,就是矫制谋杀毛文龙,在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是躲在幕后谋划,而是自己赤膊上阵,率领特种部队跑到东江镇控制区进行斩首作战。

  充当杀手的,能是主谋吗?显然不可能。

  袁崇焕其实并不是明王朝灭亡的元凶巨恶,他只是揭开明末诸多乱象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做的事情,尤其是矫制谋杀毛文龙的罪行,这些年来被所有的人注意到,相关史料被彻底挖掘出来,再也掩盖不住,以他为突破口,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将明末诸多乱象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

  思路理顺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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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怀旧生活 / 天南地北
1
2020-08-20 20:46:53
101楼
引用神医胡万林发表于100楼的内容
我搜集查阅的资料目前只到松锦之战前后,后面的我不熟悉。 你该不会想写三藩之乱时期的小说吧。 历史题材...


就是了解了解,没想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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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 21:10:05
102楼
文章好长啊,就觉得这些王八蛋都该杀,为了一己私利,养个野兽,最后让野兽把人吃了。
野蛮民族是靠杀、抢,做事没成本。最后成了事。他们根本就不会想什么发展,想的就是掠夺。现在还有人吹什么康乾盛世,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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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楼
佩服楼主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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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3 18:20:36
104楼

改版之后楼主怎么没动静了呢,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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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03:06:30
神医胡万林(作者)
105楼

⒓力挽狂澜()转折点

  只不过,孙承宗空有雄心万丈,“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更要命的是,他不知道,敌人不仅仅是明面上的袁崇焕,在袁崇焕被逮后,走了狼,换上一只更凶狠歹毒的熊罴怪暗中盯住了自己。

  所以,一手提拔起来的满桂,刚总理援兵没几天,就莫名其妙地全军覆没。

  机动部队全部完蛋,孙阁老手里只有分散龟缩于各个堡垒里的各个守备部队。这种军队,先不说抽调出来就意味着堡垒失守,即便勉强抽调出来,也打不了仗。

  满手好牌的孙承宗一下子连底裤都输掉了。

  孙承宗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暗处向自己射出一支支暗箭,满桂战死的时候,孙承宗远在山海关,他得把自己一手养出来的庞然大物带回来。

  每年近六百万辽饷,即便中间被瓜分掉将近一半,根据《度支奏议》的记载,用作军饷的的,差不多也有近三百万。
  每年近三百万,前后七年时间,就算是两万头猪,身上也该披了几层甲。几千万两银子养出来的军队,就这么军阀化,就这么叛逃出关……
  ——还不知道死对头王在晋会怎样嘲讽自己。

  孙阁老的心在滴血。
  事情到了这份上,他只好一大把年纪拉下一张老脸,拖着一把老骨头,一路跟着变兵从通州一路追到山海关去看那帮孙子的脸色。

  《后督师纪略》记载:
  崇祯二年(己巳)十二月
  初四日
  辽兵东溃。下令运粮入通州城。
  公以手书招抚祖大寿,令游击石柱国追辽兵,未追及大寿而还。具疏密奏,急以扎谕关门镇道,使开谕人心,并谕诸将士;又一面仰遵便宜行事之明旨,亟自京城下调马世龙追谕。  初七日
  接上谕,移镇山海关。
  先令马世龙捧圣谕以往,携同行家丁、书记,及游击岳维忠、石柱国、副将茅元仪、参将王承胤等二十余人东行。
  ……
  十二日
  入抚宁,以此地为关门前茅,极为料理。
  上《急择大将疏》,述途次所历,并招抚情形,及易关门大帅、发兵入援事。
  十三日
  马世龙以出关招抚情形、并大寿回中前选将挑兵事来报。
  祖大寿具禀,愿选鋭赴敌,且出示晓谕三军,勉以戮力剿杀。
  上《请宽辽将疏》,密奏《定众疑疏》。
  十四日
  遇马世龙于红花店,调山海兵而西。见刘兴祚、刘兴贤,出言激励。

  此时的山海关,局势非常不妙。

  “抵山海关。时关门罢市肆,决计为逃,无复计守御,众意辽兵溃。
  关镇者朱梅,辽人也,其精甲援遵而没半,复调以西援,万余残惫,纷而无统,且边城东御,而虏从西来,无可凭。
  又叛人为虏计,抉关而合辽、蓟,以抗中原。
  人心摇摇,而文武大吏俱缺,关部为陈瑾,饷部为刁化神,关道为王楫,虽表忠隽,而力未能弹压。
  公迟三日来,则事且不可收拾。”

  守山海关的朱梅,手底下精锐部队被几次抽调,剩下的兵战力不怎样。而且,山海关原本是防范后金从东北方向进攻的,西面出现敌情,这个方向,山海关的防御能力不怎样。
  这时,某些势力意图和后金勾结,打算占领山海关,整合辽东、蓟镇的人力物力实现武装割据,和明王朝对抗。黄台吉什么打算不知道,但蓟镇一带,恐怕确实出现了这种苗头。
  所以《后督师纪略》说孙承宗如果“迟三日来,则事且不可收拾”。

  继续摘录《后督师纪略》:
  十五日
  到任,上《抵关到任疏》,奏报山海关情形。
  下令关内外严明侦探。下令凡远近公移投发,不以限拘,凡本镇文武谒见,不以时拘。檄马世龙发步兵一千名守丰润,八百名守玉田。
  是时,虏兵已东向,永平道告急。

  十六日晚,满桂已经全军覆没。后金没了后顾之忧,带着一路抢来的钱粮物资人口向东准备出关走人。

  然后,刚刚投效孙承宗的刘兴祚,针对后金的弱点,在青山营帽儿头袭击后金的运输队,夺回一批辎重,解救妇女若干,还斩获五百九十二级——比袁崇焕几次“大捷”的所有斩首数加一块都多。

  廿九日
  刘兴祚合台头营将王维城、太平路将眭自强、建昌路将马光远、永平道中军程应琦杀虏于青山营帽儿头。合兵于太平路,共二千余。廿九夜三更袭营,斩获五百九十二级,而先获十一级马驼,称是虏尽弃所掠妇女、辎重而去。

  紧接着,刘兴祚的行军路线就被泄露,被后金军截杀,战死,还被黄台吉碎尸。

  崇祯三年(庚午)一月
  初一日
  兴祚方入永解验。至两灰口,陡遇虏数千骑,以驮马逸不及甲,箭衣力战,自卯至申,杀虏无算。无何,中流矢死,兴贤以掳去。

  至此,孙承宗手头真正可靠的势力,已经被削弱得差不多了。

  辽饷利益集团,无论是养寇派,还是商路派,都是在求财,是想养寇自肥,他们和老朱家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所以没到万不得已,他们犯不着推翻明王朝。

  眼下明王朝还没到灭亡的时候,黄台吉手头没多少本钱,还没到王八之气一震,明王朝斧拜分子纷纷拜倒争着当汉奸的气象,辽饷斧拜集团也还没下贱到为了倒贴投靠我犬清,宁可放弃利益也要干掉老朱家皇帝的程度。眼下他们坑死满桂、刘兴祚,不可靠分子已经铲除得差不多了,再折腾下去,明王朝可就真垮了,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袁崇焕已经被养得恶贯满盈,可以杀了吃肉了,满桂也被暗算了,刘兴祚的出现只是个意外,更何况他也被干掉了。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也该做点事情了。

  所以,隐藏在黑暗中的势力打算要充当救火英雄,“力挽狂澜”,扭转局面了。

  这些人可不是没有组织依靠的纵火保姆莫焕晶,他们组织严密,手段高超,做事滴水不漏。

  于是,被他们摆在明面上当傀儡的孙承宗,开始时来运转,心想事成,开始了他的力挽狂澜之旅。

  怎样扭转局面呢?
  首先,不能真把黄台吉弄死。
  阿黄此次来北京二环外旅游,是来抢东西的,人家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留在辽东的老弱,就等着精壮去关内抢一把回去过年呢。真要象刘兴祚那样用游击战袭击后金的辎重队,后金这几个月就白干了,而且,继续拖下去,后金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后金的精壮在关内没能完成抢劫任务,甚至被重创,你让人家关外的后金怎么熬过冬春饥荒?好吧,人家东虏的死活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后金完蛋了,不过是让孙承宗那个老东西名垂青史,让那个狗屁不通的崇祯成为中兴之君,到时候辽饷一取消,皇帝高兴了,百姓的负担减轻了,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更要命的,是没有后金这个各类物资价格是正常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市场,我们还怎么走私?

  所以,只能让后金军带着他们抢来的人口、钱粮物资出关。

  刘兴祚被干掉,榜样摆在那里,应该没哪个缺心眼的东西再去招惹后金了。大家都缩在堡垒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任由后金在堡垒外抢够了走人。

  等黄台吉走人了,留在关内的后金军,就可以狠狠收拾了。

  这一刻,就是辽饷党由放水转入“力挽狂澜”的“转折点”。



⒓力挽狂澜()萝卜章与阴阳头

  此时的黄台吉,在京城附近抢了个遍,满文老档里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十一日,到出都是抢劫、“捉生”、“行猎”、“薙(tì,同剃)发”、招降之类的记载。

  底下的兵将抢劫,黄台吉自己于十二月十一日跑去致祭金国武元、大定二帝神位,自称是金国的传人,告状说后金多好多好,明朝皇帝多坏多坏,求金国两个皇帝保佑后金。

  抢到一半抢得正爽,到十六日突然调兵从良乡行军五十里到北京西南角扎营,然后夜袭满桂,将明军京城附近的机动部队的大部分歼灭。

  然后,继续抢。
  二十二日抢通州一带,“出掠之日,通州一带,人各溃散,遂入张家湾城,掠取财物”。

  京畿附近抢差不多了,天聪四年(崇祯三年)正月,黄台吉率军向山海关方向一路抢劫过去。
  之后,又是一轮招降、抢劫、掳掠人口(捉生)、“薙发”(剃阴阳头)
  永平、迁安、建昌、滦州等地,发生了和蓟镇、京畿附近差不多的事情。
  一批官员在后金的威逼下投降,然后黄台吉大肆刻萝卜章分发官帽子。
  不肯投降的,就连杀带抢。
  肯投降的,封官、剃头。

  这一时期,北京城派出一支由刘之纶率领的八千多人,正月二十二日在遵化被后金军歼灭。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刘之纶的士兵,是新招募的新兵,没经过什么训练,他自己也没经过军事方面的培训。他此行的作战目标,应该是跑遵化一带去切断后金的后路,也算一步狠棋。

  刘之纶倒也不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他也知道光自己一个人去,很难得手,便让马世龙、吴自勉从蓟镇去永平一带牵制黄台吉的主力,自己去遵化一带去切断后金的后路。《明史》记载马世龙、吴自勉“不赴约”。

  老实说,马世龙的兵显然也是新招的,新兵成分和刘之纶差不多;吴自勉的军队也没和后金打过仗。让他们去牵制后金——你去捞战功,让我们去啃骨头,什么玩意?!所以这两位不肯去。

  别人不肯去,刘之纶自己去。

  这种近万人的部队,行踪很难瞒过对方,更何况……你丫去断后金军后路,那是撩阴腿,真要让你得逞了,岂不是坏了组织的大事?由于后金军没人牵制,可以比较自由地抽调部队随时机动,所以,不到一万的新兵蛋子,碰上了三万后金军……

  可以说这一时期,黄台吉在军事上一直很顺利。

  但是。
  击败各路明军是一回事,能不能在明王朝的土地上建立统治,那是另一个专业的事情了。

  黄台吉显然之前没有在这方面受过培训。事实上,后金在辽东就一直没能建立有效的统治。
  从野猪皮在辽东造反开始,萨尔浒之战、攻占辽阳沈阳、广宁之战,之所以那么顺利,说穿了,就是辽东原先的利益集团和后金有勾结,这些势力暗中帮助野猪皮,以为野猪皮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到差不多时候,明王朝就该跟野猪皮和谈,辽东当地势力就能搭野猪皮的顺风车。所以明军在和野猪皮的一系列交战中败得莫名其妙。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野猪皮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不仅没能让明王朝跟他们和谈,反倒催生了巨额辽饷——从百姓那里刮走多少不知道,反正用于辽东战事的有关支出,每年近六百万两!
  围绕着这近六百万两,明王朝官僚、厂卫、将门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连蒙古人,都来分一口残羹冷炙,捞了一笔“抚赏”。
  辽东当地的势力,除了象祖大寿、赵率教之类率军跑到辽西的,其他留在辽东野猪皮占领区当汉奸或顺民的,如佟佳氏家族、李永芳、孙得功之流,统统被抛弃了!

  可以说,野猪皮能在辽东建立统治,靠的就是当地汉奸建立起来的维持会和黄鞋军,至于他自己不到30万的诸申,战力是比明军强,统治汉民的能力嘛……语言都不通,你统治个毛?!
  所以,毛文龙大打海上游击战,甚至派人策反辽东本地势力的时候,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汉奸势力动摇了——新的辽饷利益集团能大块吃肉,凭什么我们在辽东五个人穿一条裤子?
  所以,不仅辽东汉民大量逃亡,连官僚士绅也开始反抗,在复州,策划逃亡的,不仅有刘兴祚,连李永芳的小儿子也参与了——说李永芳和这事没关系……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你说你黄台吉在辽东都统治不清楚,跑到遵化、永平等地来招降纳叛……你以为给投降了的人刻几个萝卜章,分几顶官帽子,再给所有的官员百姓剃个阴阳头,你就能建立统治了?!笑话。

  众所周知,在后金的统治体系里,汉奸官员根本没地位,范文程看起来风光无限,小老婆被多铎弓虽女干的时候,范文程屁都不敢放一个,还得陪笑脸。没错,辽饷利益集团可以容忍你到处抢,可以容忍你在辽东拉仇恨,但还没下贱到倒贴过去接受你的统治,受你的欺负,当维持会、黄鞋军,认你们当主子,把小老婆送给你们玩吧。

  更好笑的是,祖大寿东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事给了所有的人一个信号:连祖大寿都没事,我们投降、剃阴阳头就更不是个事,既然反正回去不会有任何后果,大家何苦当汉奸过穷日子?

  所以,后金军主力刚刚调走,从龙井关到遵化一带黄台吉依靠投降人员建立起来的维持会黄鞋军纷纷反正。

  即便刘之纶战死又如何?你来,我投降,你鞭长莫及,我就反正。
  后路被切断了。
  当然,如果黄台吉愿意,他随时可以抽调军队回去震压,然后明王朝的官僚们会很知趣地再次投降,后金可以很顺利地打通后路。
  但是,你们蝗军的野战部队总不能永远被拆散开来蹲在炮楼碉堡里驻守吧。

  这就是软实力。
  三百多年后几百万蝗军都觉得吃力的事情,此刻只有几万人的黄台吉做的更加不如。

  更扯蛋的是,林丹汗居然在长城以北发动袭击,攻打投降后金的蒙古部族。
  本吧道友“Sky海涯”在整理有关蒙古的史料时,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记载里发现了这么一些内容:
  兵部崇祯三年四月初二日题:
  据宣府抚臣郭报告,插兵驻在大安口外。郭“一面遣扶夷加衔游击甄祥带领熟练通官武金、科蒲太二员前赴本部,听授帏略,驰向彼中,善加申谕;仍一面差通官尹来春经赴张家口外,再订前盟”。
  “看得,插酋自有奴患以来,即言变我助兵。天启四年之誓书俱在,而终是骑墙。今日之来,以防御为远图,以驾用为奇著”。

  兵部尚书梁崇祯三年四月十四日题:
  据宣大总督魏塘报,“本月六日侦探通事李应元进边报称,侦探间有插酋下必棒恰台吉、瓦四宰生(也有译作“卫宰桑”)等带领夷人五十余骑从东前来说称,要赴城讲话等情。据此随令引领到城。据必棒恰台吉、瓦四宰生等讲说:
  王子(林丹汗)于三月内叫我们往东截剿奴尔哈赤(注:蒙古人风俗如此,哪个人物当了老大,蒙古人就把此人的名字作为部族的代称,努尔哈赤是后金的老大,所以蒙古人称打后金为“截剿奴尔哈赤”),我们到彼探得,奴酋身子已原巢,将辽东、宁远等城堡,俱留达子,每城堡一千有余住牧。其遵化、永平等处亦留许多达子,尚未出口。我们将奴酋下部夷割级三颗,赶夺马五六百匹”。
  “探问得,来夷东边留下高接报达子五千余骑,我们带来达子四千有余,赶着夺来马匹从山后往王子营内去了等情”。
  “据蓟门报,插遣兵截奴于大安口,原欲分奴所有……”

  黄台吉没有回去打通后路,原因,可能是犯不着,得不偿失,都是被抢过的地方,打下来也没油水。
  也可能,是林丹汗比较麻烦,你追杀,他跑,你不理他,他跟刘兴祚一样路数,时不时来抢一把。蒙古地盘上可不比大明境内,林丹汗手底下可没几个高层人员肯给黄台吉通风报信。
  眼下抢得也差不多了,建立不了统治,从来路返回有林丹汗捣蛋,黄台吉也不强求。
  二月十六日,黄台吉带着抢来的钱粮物资人口,从董家口出长城。

  董家口离山海关,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关宁铁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人。



⒓力挽狂澜()回家吃饭

  按《后督师纪略》记载,崇祯三年一月初,刘兴祚战死后,“时虏已陷永平,相次陷迁安、滦州、建昌,又图闯关门”

  初四日
  祖大寿、何可纲、张弘谟来谒。公谕以圣恩如天,勉以竖立图报,行誓师之礼,上《调发兵马疏》。

  然后孙承宗调兵谴将,宣传鼓动,部署山海关一带的防御。结果是“人心大定”。

  这时后金开始想山海关一带发动攻势,说是初六日先攻打抚宁,“力攻抚宁不能克,直闯关门,抵红花店下大营,去关门十里”。

  这架势很吓人,似乎是想直接闯过山海关打开一条路。孙承宗摆开阵势:“分三大营于西门,布置已定”,然后部署立体火力:“城上之炮矢,与城外之弓刀,若相应援”,理念还挺超前的,反正后金没发动进攻,“虏骑奔驰,四窥关下。以兵诱杀之,竟不肯前”。

  到初九日,“虏连四日力攻抚宁,黄惟正等打退”,然后,“虏分攻昌黎,祖大寿以游兵缀之,有斩获。虏退回永平。”

  十三日,
  “以祖大寿发步兵于昌黎,附城为守,仍以马兵往来游击于昌、乐之间。”
  “虏攻抚宁不能克,遂分攻昌黎,昌黎固守,虏尽撤深河、范家店、红花店各处窥关门之精兵往攻。公督令大寿以精骑蹑其后,清我南北大道,以开其遏。”

  十六日,
  于惺惶谷斩获十三级,而昌黎之围解,其知县亦励众固守。
  仙顶山以石击虏,上八十一级。

  两处大捷,惺惶谷斩获十三级,而昌黎之围解、仙顶山以石击虏,上八十一级。

  十八日的记载是:
  虏合力东向,以叛人三骑持“讲和之旗”,携三书来诣祖大寿。
  虏拔营而西,又以大兵攻抚宁。
  公合部道镇协,议设伏邀击,以防虏南闯昌乐、东闯抚宁,以祖大寿督令刘天禄设伏抚、永之中途,又设伏于双望东之两隅。虏扎营于永平十里为老巢,孟道、祖可法、黄惟正三将督精锐迎战,至孛罗岭与虏对敌,交十余战,追二十里,斩获一百四十九级,马匹、甲胄、弓刀之属无算,夺回我人及生畜,俱发宁家。东兵得是役而怒气倍生,关城十数万兵民亦欢欣鼓舞,谓东人忠勇直诚一无可疑,而人心始大定。

  也就是说,这几天,后金一边投书议和,一边攻打抚宁,而且是“以大兵攻抚宁”,然后孙承宗又是一番调兵谴将,战果是“斩获一百四十九级”。

  然后“关城十数万兵民亦欢欣鼓舞”,并且“人心始大定”。

  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台吉攻打山海关周边的几个堡垒,效果很一般,没能攻下来,还先后几次被斩级一百左右,少的八十,多的一百五,最终战局稳定了下来,后金放缓了对山海关周边堡垒的进攻。

  但是,此时黄台吉占领了从遵化到永平一线若干堡垒,在那里大抢特抢,同时给当地官员、将门、百姓剃头,建立维持会,训练黄鞋军。

  维持会黄鞋军建设得如何不好说,钱粮物资人口抢了无数。
  也就是说,黄台吉对山海关附近堡垒的进攻,属于以攻代守,让你们没法腾出手来破坏我在遵化到永平一带的抢劫和建设伪政权工作。

  这种僵持一直持续到崇祯三年二月初。
  在此期间,孙承宗调兵谴将,排兵布阵,在山海关的西北方向做了这些布置:
  以大寿相机为滦州防御,又发步兵于昌黎,附城为守,仍以马兵往来游击于昌、乐之间。
  以东盟副将王维城守台头营(今台头营镇),而维城能杀马光远诱降之,使以折逆谋,且先后上首虏四百二十余级。
  以石门路副将张国振守石门(今石门寨镇),其所辖义院口以骆子秀守之、大毛山以丁应科守之、黄土岭以胥国相守之,而国振及所辖先后上首虏二十余级。
  以燕河路副将马明英守燕河(今燕河营镇),其所辖界岭口以黄诗守之、青山口以尹永寿守之,而明英杀虏所遣执黄旗诱降之奸生,又知坐营罗基为白叛亲,逆迹既露,随决之以镇人心,先后上首虏一百余级。
  以宁前道孙元化守辽。时虏投招降书于元化,公令死其投书人。元化先后上关外八城及边路斩获首虏五百余级,关、辽之守御既备。

  关外孙元化镇守,前后斩首五百多,而山海关西北的台头营(今台营镇)、石门(今石门寨镇)、燕河(今燕河营镇)各有布置,尤其是再往北的界岭口、青山口等地也照顾到了,并且各自上缴了若干后金军首级。少的几十,最多的四百多。

  从这些记载来看,后金要想从这里一路突破,从董家口出长城,肯定得和这些个明军打交道。就算明军战力弱,打不过,好歹吭一声,给孙承宗的司令部发个诀别信吧。

  继续看《后督师纪略》的记载:

  以祖大寿发何可纲、张弘谟、金国奇三探丁四百人于开平。
  监纪兵部主事丘禾嘉索兵于东,公令给少兵以窥零窃,使虏知趋海之难,而东西得此兵以通,即异日窥滦合东西为力。乃以可纲等之兵往,前后杀虏六七十级,而遵海者得藉以通东西。

  现在,遵化一带的明军和山海关一带的明军联系打通。

  崇祯三年(庚午)二月
  初七日
  以朱梅克复建昌(今建昌营镇),建昌城守孙承业等为内应。
  大兵抵城下,捉叛首郭毓伟、赵定国,解山海,其协叛十九人立诛于市,解白衍庆同毓伟、定国,枭于辕门,歼其叛党三十余人。

  附图:黄台吉出董家口之前明军的部署(一月末的明军防守和二月初七朱梅克复建昌)


image.png  


  被黄台吉点名批评的关宁军三大主战派(毕、满、朱)之一的朱梅,首次收复被后金军占领的堡垒。
  要知道,作为主战派,朱梅在关宁军中是受排挤的,手底下精锐被调走。此刻,反倒是他出了一个大风头。当然,从这个记载来看,驻扎在建昌的,应该是黄鞋军,并且,城中的黄鞋军反正充当内应。

  这一下样子有点吓人。
  从地图上来看,明军背靠燕河,攻占建昌(今建昌营镇),直接切断了盘踞在永平、迁安一带后金军主力从董家口方向出长城的路线。

  后金的反应是:
  “自十一日,虏连续十日绕建昌为战,不能夺。我兵报首虏一百八十余颗。”
  后金军连续包围了建昌十天,“不能夺”,还被斩首一百八十多。
  也就是说,黄台吉切断了建昌和外界的联系,用偏师困住朱梅十多天,自己率领主力走人——再不走,没准就被朱梅关门打狗了。

  遗憾的是,只有朱梅占领的建昌,有和后金军激烈交战的记载,《后督师纪略》在这条记载之后,就直接说:
  二十六日
  张凤翼、马世龙、吴阿衡以进兵事来问,图先取遵化。
  期间再无台头营、石门、燕河各地明军和后金军交战的记载。
  也就是说,孙承宗在黄台吉可能出关的路线上的种种布置,都没起作用,只有朱梅是个变数。

  更糙旦的是,朱梅被围,各路关宁铁骑不动如山。
  毕自肃死了,满桂死了,赵率教死了,刘兴祚死了……朱梅,你真幸运,黄台吉急着回家吃饭,没有足够的时间向你下死手。

  现在,黄台吉回辽东的整个经过,终于弄清楚了。接下来,是伪大的四城之战。


⒓力挽狂澜()肮脏的交易

  周延儒:那个阿黄啊,最近过得不错吧,来我们这里狠狠捞了一票,还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该差不多了吧。你爽够了,我们这里可不好办啊,好几拨人被你干掉,每次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下手真够黑的,我这首辅还怎么当啊?

  黄台吉:我这不是在帮你收拾你不方便动的人嘛,我手黑,你心更黑,咱哥俩谁也别说谁,我这边那个叫阿敏的家伙也不大听话,你帮我收拾了吧。人我可以派过去,我绝对不会增援他,也不会亲自动手,能捞多大战功,就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话说,黄台吉发动己巳之变,在圈子外的人眼里,是军事上的极大冒险,主力部队几个月的无后方作战,没有后勤支撑(后金经济早已崩溃,就算有后方,也没多少后勤),没有兵源补充,几个月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偏偏他一路势如破竹,最后满载而归。

  这一次,黄台吉带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两个大贝勒去抢劫,留下一个大贝勒阿敏看家——话说,毛文龙虽然死了,东江镇也被断粮了,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个,阿敏,一切拜托了。

  之前,阿敏没去,《清太宗实录》记载代善和莽古尔泰在突破长城之前突然变卦想回去,说明这三个大贝勒统统不知道内情,眼下阿黄带领大家满载而归,大家都以为明王朝真的很烂,胆子一个个都肥了起来。

  尤其是阿敏,看着其他三个大贝勒大捞一票回来过肥年,只把挑剩下的给自己,自然眼红。

  没得说,不满意?你丫自己抢去。

  反正我们大家是回来了,不过遵化、永平等四城还在我们手里,喜欢不?都给你。

  这可不是老六我空口白话,《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四年三月
  初十日,贝勒阿敏、台吉硕托及留守诸臣率每牛录甲兵二十,往代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诸贝勒大臣及军士等。已亥,汗以遣师礼谒堂子,行三跪九叩礼。於是送诸贝勒至十里外御马馆,谕而遣之。先往军士所获财帛人畜,均未搜查,皆尽数驮回。此次出行军士见之。俱争相前往,跪告於汗,遂命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
  十四日,前往遵化之大臣等还。去时遇敌,其敌先败走,杀敌不多,仅斩二十余人。

  这段记载,阴谋味道满满,之前跟着阿黄去抢劫的军士抢来的“财帛人畜,均未搜查,皆尽数驮回”,于是大家都眼红:“此次出行军士见之,俱争相前往,跪告於汗”。

  于是“遂命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关键来了:“未遣护军”,可见黄台吉早就知道那些人铁定要吃败仗,护军是他的心头肉,哪舍得让护军去?

  嗯,虽说这四城都被阿黄他们抢过,但好歹比连年饥荒的辽东富一些。
  危险?是有点,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远离后金老窝辽东,和辽东的联系不便,一旦出事,阿黄只能大老远的绕道蒙古突破长城增援自己。
  不过此次黄台吉接连干掉满桂赵率教等多路明军主力兵团,沿途攻破多处堡垒,引起阿敏对明军实力出现误判,他以为明军主力大多被干掉,辽西军还跑了,剩下的不堪一击。
  当然,阿黄肯定不会告诉阿敏,满桂被夜袭是有人出卖满桂,赵率教中伏是有人坑赵率教。
  然后,阿敏看看自己手头的军队,每牛录抽20人给他,总计四千人。人数不算少了,只不过,之前黄台吉率主力去抢劫,带走的肯定是精壮,留下的,自然是老弱,这一次阿黄开恩,让上次没去抢劫的,去关内发财,于是这所谓的“每牛录甲兵二十”,肯定是胡子兵,只不过被阿黄画的大饼刺激起抢劫的欲望,所以士气非常高。

  更关键的是,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和辽东联系不便,换句话说就是阿敏可以轻易摆脱黄台吉的控制!阿敏早就有自立的野心,这对他来说太有诱惑力了。阿黄不过几万人,精锐可能都不满万,就能接二连三地干掉明军几路主力军,自己手头四千胡子兵,虽说不可能象阿黄那样生猛,但是,加上四城刷出来的黄鞋军,怎么着也能抵挡一阵吧。只要熬过开头的艰难时期,自己就能在长城以南富饶之地站稳脚跟了。

  所以他不挑食,就这么屁颠屁颠地跑来接收残汤剩水,建设自己的毒立王国。

  于是,阿黄二月十六出董家口回辽东,不到一个月,阿敏就带着四千胡子兵离开老窝,一头钻进黄台吉和周延儒精心设计的陷阱,把阿黄留在关内的部队给替换走,完成了一次换防。

  对面的孙承宗正在那里调兵谴将,准备收复失地。他自然不知道眼前的建奴已经换了一拨人,自己已经时来运转,伪大的胜利正在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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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06楼

图太小,换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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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07楼

外一篇之政治决定军事

  这个标题简直烂大街。
  偏偏无数血淋淋的案例让老六理解了这个烂大街的结论。

  毛文龙,军事上够牛了吧,政治上彻底失败,眼睁睁看着手底下辽兵辽民活活饿死束手无策,最后自己莫名其妙地被谋杀。
  满桂,打游击战如何不知道,打正规战,在明军诸将排第一,跟后金军打野战都不会吃太大的亏,政治上比毛文龙还不如,莫名其妙地当上武经略,然后稀里糊涂地被后金夜袭,战死。
  孙承宗,政治上比前面两位强不到哪里,军事上,远远不如。刚好走了狗屎运,黄台吉和辽饷斧拜集团勾结起来坑阿敏,于是孙承宗力挽狂澜,打出一场遵永大捷,这可是打正规战收复北京附近的失地,一时风头无两。

  所有的案例都说明,政治问题不解决,战场上铁定会莫名其妙地失败。
  所以军人或许不该过问政治,但绝对不能不懂政治,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外一篇之为什么是黄台吉

  本文写到现在,“明亡清兴”期间明、后金、蒙古各方主要人物都分析得差不多了。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军事水准都高不到哪去,远不如比他们早几年的戚继光。

  最终的胜利者是后金,但是带领后金摆脱濒临灭亡的死局,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黄台吉,军事上确实有几把刷子,但远不如他爹野猪皮。

  黄台吉最厉害的,是他罕有的政治能力。
  在政治斗争上,黄台吉几乎没有出过差错。无论是继位前,还是继位后。
  从本文涉及到的这段时期就能看得出来:
  丁卯之战:此时黄台吉刚继位,野猪皮留给他一个烂摊子,在统治不稳,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的绝境之下,对外,他勾结辽饷利益集团联手打击东江镇,然后突然翻脸跑辽西抢了一把,使得后金暂时摆脱饥荒,对内,他让阿敏死拼毛文龙,又借毛文龙之手坑阿敏。
  由于毛文龙召唤“黑龙”,后金干掉毛文龙的目标没能实现,阿敏虽说征服了朝鲜,回辽东路上被毛文龙袭击运输队,损失惨重,几乎白干了,然后黄台吉突然翻脸抢辽西,终于扭转局面,结果,自然是阿敏的声望下降,而黄台吉却声望提升。

  己巳之变,之前,黄台吉啥都没做,估计是打了若干张白条,辽饷利益集团就主动干掉毛文龙、削弱林丹汗,故意裁撤蓟镇长城瞭望台的台兵……等黄台吉绕道蒙古突破长城,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派、商路派先后帮助他干掉赵率教、满桂。

  黄台吉帮着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派、商路派铲除异己,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派完蛋后,商路派也帮着黄台吉铲除异己,击败阿敏,然后黄台吉趁着阿敏仓促逃回辽东,手中军队最虚弱的时候,借口阿敏战败,突然翻脸将阿敏逮捕囚禁,解决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大凌河围困战,黄台吉让莽古尔泰的部队去和明军援兵拼耗,削弱莽古尔泰,莽古尔泰“抑郁成疾,暴病而亡”、弟弟德格类病死后,黄台吉周密部署,诬陷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三兄妹结党谋逆,将莽古济凌迟处死(和袁崇焕一样待遇),然后将正蓝旗夺走。

  松锦之战,黄台吉让两红旗和洪承畴统帅的明军援兵死拼,网上许多资料显示后金军大获全胜,明军最后一支野战军团完蛋。只是后金也不是没有损失,两红旗元气大伤。当然,这个结果才真正是黄台吉最想要的。

  镶蓝旗的旗主济尔哈郎原本就依附于他,正蓝旗被他夺走,两红旗被他严重削弱,可惜黄台吉身体不好,命不长,到他死的时候,只剩下两白旗多尔衮三兄弟还没被彻底收拾掉。

  事实上,这三位在黄台吉刚继位的时候,就已经被削弱了。当时的局势,是这三位的额娘阿巴亥带着这三兄弟统帅两白旗自成一家,黄台吉勾结代善、莽古尔泰、阿敏三家干掉阿巴亥,使得多尔衮三兄弟无法形成合力,两白旗军力最强,却是最先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圈。

  更绝的,是黄台吉勾结三大贝勒一起干掉阿巴亥,多尔衮三兄弟不会单独恨黄台吉一家,其他三家同样在这三兄弟的复仇目标之中,所以,之后十几年,黄台吉能够成功地勾结多尔衮三兄弟收拾另外三大贝勒。

  己方阵营的各种矛盾,被黄台吉充分利用。
  敌方阵营的各种矛盾,也被黄台吉充分利用。
  几乎每一次军事上的胜利,都是黄台吉吃肉,其他大、小贝勒喝汤,同时必定有某个大贝勒倒霉。
  并且,每一次军事上的胜利,都有明王朝的斧拜分子在暗中配合,纵容黄台吉帮他们铲除异己。
  这已经远远超出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四鸟。

  因此本吧弟兄们在QQ里探讨的时候,都觉得奇怪,怎么黄台吉会这么狡猾。
  首先,为什么黄台吉能充分利用明王朝阵营里的各种矛盾,而明王朝却不能充分利用后金阵营里的各种矛盾?
  这个问题很简单,即便不利用后金阵营里的各种矛盾,后金都已经粮食卖毒品价了,再上这种绝户计,直接就能把后金玩死,于是大明朝胜利光复辽东,木匠皇帝天启成了中兴之主,八千女鬼的生祠修遍大明朝每一个角落,大家跟着孙承宗那个老东西名垂青史……然后辽饷停征,辽饷斧拜集团散伙。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折腾后金了!!!

  其次,为什么是黄台吉如此狡猾,而不是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多尔衮三兄弟以及其他贝勒?
  其实,早在多年前,灰熊猫就提出黄台吉很象穿越者。当然,网上有人说本朝mao更象穿越者。

  本朝mao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对于黄台吉,老六最初认为,这就是少数民族的悲哀了,汉奸在后金体系里地位不高,野猪皮本人和几个儿子都不重视汉奸。野猪皮天启五年十月,发动无差别大图杀,大批汉奸也被牵连。阿黄接位后收买人心,不是所有人都象刘兴祚那样趁机反抗,多数汉奸感恩戴德,便帮黄台吉出谋划策,所以黄台吉的坑自己人的手段一下高处其他人一大截。

  但这个解释既不能让老六满意,也不能说服吧里弟兄。
  Carlsas007的问题是:难道皇太极思想先进超前?皇太极凭啥特殊咛?阿敏代善不知道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

  对此,老六的回答非常勉强:这几个估计还没进化,不知道智囊团的重要汉字都不识几个的,对他们要求不能太高,野猪皮本身都不比阿敏莽古尔泰强多少。

  这回答等于没回答,所以Carlsas007接着问:皇太极凭啥提前进化?得看看他小时候成长经历,是不是从小就跟人不一样。

  这就不好看了,阿黄小时候啥故事,没人知道,只找到些胡乱编造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从黄台吉和后金贵族这边,所有的假设都解释不通。
  滤教先知木喊墨德说,山不走到人旁边来,人就走到山旁边去,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弄不清楚黄台吉为什么回懂得建设智囊团,就反过来,看一下为什么智囊团会投奔黄台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野猪皮能成功造反,说穿了,无非是辽东本地势力暗中帮忙。至于黄台吉,很可能不是他自己进化,而是当时汉奸势力虽说为野猪皮的崛起出了大力,但后金强盗集团的体制内,汉奸势力始终地位不高,当地汉奸势力对野猪皮失望后,在野猪皮诸子中选了一个地位不太高的,卖身投靠,集体培养。
  所以阿黄有了自己的幕僚班子。
  印象里阿黄初期并不特别得宠,阿黄他额娘叫孟古哲哲(“孟古”的意思是“蒙古”,“哲哲”的意思是“姐姐”,合一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古姐姐”),叶赫那拉氏,叶赫部贝勒杨吉砮(杨吉努)女儿,孟古哲哲死的时候只有29岁,临终的时候,叶赫部已经和野猪皮强盗集团势成水火。
  尽管如此,野猪皮对这个出自叶赫部的老婆感情还是有的,《满洲实录卷三(二)》记载孟古哲哲死后“太祖深为悼惜,将四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致祭,斋戒月余。日夜思念痛泣不已,将灵停于院内,三载方葬于尼雅满山”。
  但是,再怎么有感情,孟古哲哲毕竟已经死了,所以,黄台吉平时没沾上他娘多少光。

  野猪皮起初的继承人,是长子褚英,褚英被干掉后,野猪皮起初中意老二代善。连野猪皮最宠爱的女人阿巴亥,都认为代善将来肯定能继位,所以低三下四地讨好代善。

  野猪皮儿子多,并且这些儿子当中擅长打仗的还不少,旁人不说,长子褚英打仗就是一把好手,次子代善也是“古英巴图鲁”,黄台吉在这些儿子当中并不是特别起眼。

  也只有这种不显眼的,初期有投入,产出会大得惊人。

  怎么看着很是眼熟啊?
  对了,明王朝这边也有类似的。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不感冒,东林党也对万历绝望。于是他们“争国本”,支持万历的长子朱常洛,硬是把万历最宠爱的朱常洵的继位资格给搅黄了。

  众所周知,长子褚英被野猪皮杀掉,在这事当中,代善是赤膊上阵。
  代善所代表的,是八旗五大臣这些诸申贵族势力。所以,真不知道褚英是怎么混的。
  至于黄台吉和他的狗头军师们扮演了什么角色,不知道。但是,代善丧失继位资格,阿黄显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是代善和阿巴亥产生绯闻。这一次,一石二鸟,不仅代善倒霉,阿巴亥也因为和代善所谓的桃色新闻在野猪皮面前一度失宠。
  在一系列争夺中,阿黄的智囊团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现在,一切都很明显了,褚英和代善,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野猪皮考虑传位的候选人,汉奸集团就算找他们投资,人家也未必领情,就象东林党不会选择万历中意的朱常洵那样。正相反,汉奸集团还要设局将褚英和代善拖下马,把他们选择的黄台吉扶上去。

  至于阿敏,是野猪皮他弟小野猪皮的儿子,野猪皮没将阿敏斩草除根已经很对得起他弟小野猪皮了。所以,谁敢在阿敏身上投资?
  莽古尔泰,生母富察氏衮代,在后金统治者圈子里也是老牌贵族,所以莽古尔泰不需要汉奸投靠,汉奸更不敢把宝押莽古尔泰身上。

  于是,在代善谋嗣子之位事件中,衮代也被卷了进去,结果被野猪皮休掉,赶回娘家。莽古尔泰更狠,为了讨好野猪皮,这货直接把自己的亲娘杀了。
  只不过,阿黄既然算计了莽古尔泰,自然备好了后着——你丫连亲娘都杀,还有人性吗?结果莽古尔泰更加失宠。

  可以说,算计代善已经不是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代善、莽古尔泰和阿巴亥统统完蛋。
  这么复杂的谋划,黄台吉一颗脑袋不可能想得出来,他背后的智囊团才是关键。

  对了,还有那三个年龄小的,野猪皮最宠的就是阿巴亥和她生的那三个,渗透他们三个既不可能有多少回报,又容易被野猪皮发现。

  可以说,在继位前,阿黄就异军突起,横扫前面的挡路石,终于胜利继承汗位。
  前几年,有人认为野猪皮选择的继承人是多尔衮,怀疑阿黄是勾结三大贝勒政变上台的。老六以前也这么认为。
  现在,老六觉得,阿黄真是野猪皮选择的继承人。

  代善和阿巴亥一起完蛋之后,阿巴亥凭着自己年轻貌美没多久就重新得到了野猪皮的宠爱,并且,因为代善、莽古尔泰丧失了继承人资格,多尔衮被野猪皮选为继承人,野猪皮还把自己的绝对主力——两黄旗交给了这三兄弟,自己死后,阿巴亥作为这三位的亲娘,可以把这三兄弟团结到一块去。

  阿黄和他背后的智囊团差一点就白辛苦了——就差这么一点点。

  但是,此时的后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分天灾,八分人祸之下,辽东连年饥荒,经济早已崩溃,把权力交给胸大无脑的阿巴亥,野猪皮无论如何不敢放心。

  很可能,在野猪皮摇摆不定的时候,黄台吉出现了,这货提出了匪夷所思,却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把野猪皮给雷到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黄台吉的这一套谋划是成功的,他充分利用了明王朝内部种种矛盾,楞是把野猪皮留下的一盘死棋走活。

  黄台吉提出的战略战术,得到了野猪皮的认同,所以野猪皮临时改变了主意。毕竟野猪皮再宠幺儿,再宠爱年轻漂亮的小老婆阿巴亥,但基业比什么都重要,要是后金完了,他所有的儿孙统统都得完蛋,果真如此,那是害了所有的人,并且他最宠的幺儿同样跑不掉。

  当然,黄台吉不可能告诉野猪皮,他背后有辽东汉奸集团的支持,他的这些战略战术,根本就是是辽东汉奸集团勾结明王朝那边的辽饷斧拜集团一起炮制出来的。

  所以,别无选择的野猪皮,把原本从杜度手里收回,打算交给多尔衮的镶白旗转手交给了黄台吉。于是黄台吉手握两白旗,有了和其他大小贝勒周旋,并最终将政敌吞并的资本。

  这并不是老六的凭空猜测。事实上,毛文龙的奏疏上也有类似记载,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记载是:
  ……
  近探奴子(黄台吉)云:“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今天朝讲和,要全还辽土。父王苦挣的,不能恢拓,岂有返还之礼?只人民缺食,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先统兵剿除东江。西边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注:明王朝官员称黄台吉为“奴子”,是因为弩尔哈齐(野猪皮)被译作“奴儿哈赤”、“奴儿哈只”、“奴酋”、“老奴”,又是干脆简称为“奴”,黄台吉是弩尔哈齐的儿子,所以被称为“奴子”。

  所以,黄台吉的战略是,趁着和袁崇焕他们议和,“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然后勾结袁崇焕“先统兵剿除东江”。收拾完东江镇,之后就是收拾哈喇慎蒙古、林丹汗,然后,对于“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的关宁“铁骑”,黄台吉说:“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现在,黄台吉为什么这么狡猾这个最后疑点解开了,阿黄背后有辽东本地汉奸势力,他们和辽饷利益集团肯定有联系渠道,所以,辽饷党是和黄台吉直接联系的。

  辽饷集团和辽东汉奸集团,应该不是一回事。

  野猪皮抢掠辽东,辽东汉奸们算计错误,于是跟着野猪皮过起了苦日子,而且野猪皮人也女马的还不信任他们。
  辽东汉奸们原计划是,在野猪皮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把明军打得闻风丧胆后,和明王朝议和,将既得利益通过议和合法化,野猪皮割据一方当藩王,他们在明王朝和野猪皮之间两头得利。
  人算不如天算,辽东汉奸没想到巨大的失败不仅没能迫使明王朝议和,朝中的斧拜集团反倒以此为借口大肆搜刮百姓,催生出巨额辽饷,并且,围绕巨额辽饷,形成了新的分配体系、新的利益集团,原本的辽东本地势力……被抛弃了。
  于是,这些汉奸们只好跟着野猪皮五个人穿一条裤子。
  更要命的是,野猪皮的反洞统治激怒了所有的汉民,百姓激烈抵抗,野猪皮没文化,不懂得法西斯保甲连坐制,弄不清楚汉人和汉奸的区别在哪里(同样的血脉,相貌差不多),于是,在无差别大图杀中,大量汉奸被杀。
  这时,辽东汉奸集团发生了动摇和分裂,一部分,如刘兴祚、王子登等人反正加入东江镇;另一部分,学东林党支持朱常洵那样,把主意打到野猪皮的继承人头上。
  但是,刘兴祚、王子登等反正加入东江镇的那部分势力,在明王朝的体制内混得很惨,刘兴祚战死,王子登后来加入了孔有德造反军,之后就没了记载,生死不明。
  刘兴祚的例子摆在那里,投靠明王朝绝对没前途,往往被人出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相反,孔有德等人在明王朝那里混不下去了,反倒跑后金这边来当汉奸。

  至此,辽东汉奸集团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
  之前,他们希望和明王朝议和,把既得利益合法化。现在,他们获得了黄台吉的信任,一个个身穿僵尸服,他们可不甘心在辽东这个小地方被一群野人呼来喝去,他们要推着黄台一路前进,征服整个中国。
  套用李逵的话为模板,就是:他们要“杀进北京,夺了鸟位”,黄台吉哥哥当皇帝,我们都当宰相、将军。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遗臭万年的汉奸进化为“开清重臣”。

  但是,他们的手法比梁山好汉高明得多,故意放着所谓的“关宁锦防线”不赶尽杀绝,而是时不时来打一下,让这帮吸血鬼吞金兽将明王朝的血肉吸干,导致明王朝财政崩溃,饥民到处流窜,最终拖垮了明王朝。

  而辽饷斧拜集团,在“明亡清兴”这段历史中的作用,确实和辽东汉奸集团差不多,并且在崇祯上吊后,相当部分辽饷斧拜集团的成员当了汉奸。但是,而辽饷斧拜集团的政治目的,和而辽东汉奸集团完全不同。

  起初,辽饷斧拜集团的政治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瘫钨辽饷,同时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获得百分之三百乃至百分之三千的利润。当后金面临崩溃时,辽饷斧拜集团和辽东汉奸集团的核心利益发生了高度的重合,所以辽饷斧拜集团玩养寇自肥,勾结黄台吉和辽东汉奸集团坑明王朝。

  但是,你让辽饷斧拜集团投降野猪皮强盗集团?!你开什么玩笑?!那边又穷,汉奸地位又极低,黄台活着的时候还好点,黄台吉死后,范文程的小老婆被多铎弓虽女干,范文程屁都不敢放一个,还得陪笑脸。

  你说,袁崇焕、祖大兽这帮斧拜分子,在大明朝这边,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兴风作浪,让他们去投降黄台吉当狗奴才,把自己的小老婆送去给多铎弓虽女干?!你觉得他们会乐意么?

  而到了明王朝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时,大约是在朱仙镇之战前后,辽饷斧拜集团才最终决定抛弃老朱家改朝换代的。但是,他们起初选择的,是李自成,李自成追赃助饷后,他们才最终下定决心选择后金。

  没错,辽饷斧拜集团和辽东汉奸集团,都为我犬清征服中国,建立“康乾盛世”,实现“满汉一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他们的犯罪动机完全不同,他们的做法也完全不同,辽饷利益集团选择了袁崇焕作为明面上的利益代言人,借袁崇焕之手肆无忌惮地瘫钨斧拜,而辽东汉奸集团则师法东林党“争国本”,卖身投靠黄台吉,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只为有朝一日能象辽饷利益集团那样肆无忌惮地瘫钨斧拜。

  所以,辽饷斧拜集团和辽东汉奸集团肯定不是同伙。

  可以说,黄台吉的智囊团,是野猪皮的反洞统治逼出来的,他们选择投机黄台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黄台吉掌权后投桃报李,组建汉军旗,在旗人贵族圈子里,黄台吉利用三大贝勒、若干小贝勒之间的矛盾让贵族势力间互相牵制,今天拉这个压制那个,明天拉那个压制这个。而在整个后金统治者圈子里,黄台吉拉拢汉奸势力压制旗人贵族,终于巩固了自己统治,带领后金逐步扭转了野猪皮时期极度危险的局面,在明、蒙古、东江三个方向的夹击下生存下来,并极大扩张了势力。

  在黄台吉病死后,后金依旧能维持住局面,并最终在明末各势力的角逐中胜出,他们勾结蒙古贵族势力、汉族反洞官僚汉奸势力征服了中国,将中华文明,拖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黄台吉死后,他的嫡系两黄旗势力在布木布泰、索尼、鳌拜等旗人贵族以及一大帮汉奸的艰难维持下始终没有散伙,并最终战胜了多尔衮的势力。

  分析黄台吉和他的智囊团,一天下来码了这么多字,总觉得遗漏了一个关键内容。
  突然想起来,黄台吉和他的智囊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开外挂扭转野猪皮搞得一塌糊涂的战局,而是把野猪皮建立起来的八旗这个将门集团少数民族版改造成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器。

  要知道,野猪皮留下的八旗强盗集团,是一个部族不象部族,将门不象将门的怪物,之前能取得诸多惊人的战绩,说穿了就是明王朝体制内有若干斧拜集团拿他们当棋子,让他们杀自己不方便杀的人,做自己不方便的事,所以要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之后几年他被东江镇折腾得焦头烂额,说明他真正的统治能力不过如此。

  而黄台吉不同,他十来年挖空心思,争权夺利,不仅夺取了各旗旗主的权力,更是用手里的权力,把刚接手时的八旗强盗集团,改造成黄台吉强盗帝国,这才是黄台吉和他的智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以说,野猪皮留给黄台吉的,只是一个刀把子,而黄台吉则给后金创建了一整套萝卜章——印把子。
  之前黄台吉在扭转不利局面时大肆开外挂,但是,众所周知,任何外挂其实都得跟游戏管理员勾结才能长久地开下去。如果黄台吉事事依赖外挂,那么他将永远只是别人手上的一颗棋子。

  但一切在黄台吉成功建立国家机器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野猪皮刚死,他就在辽东残存的汉人中大搞科举,把残存的三百多个识文断字的人员挑选出来组成“文馆”。他一边把权力从八旗贵族手里夺过来,一边把权力交给山寨版的国家机器,设内三院(内阁雏形)、六部,建设法律体系和设计各种规章制度,“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以往的八旗大小贝勒,各自戴上官帽子,成了各个部门的衣冠禽兽,连阿巴泰这种武夫,都被派去执掌工部。

  可以想象,一帮毫无统治经验的贵族,一下子成为各部门官员,会出多少洋相,反正阿巴泰执掌工部的时候连工部的衙门都懒得去,至多在府第中敷衍了事。但是,即便是运转不大灵光的震斧,也比无震斧强。

  于是这个强盗集团也有了六部,有了类似内阁的东西,有了科举,有了法律,有了官僚……人们只看到后金的战绩越来越惊人,只看到黄台吉狡猾、开外挂,却往往忽略许多最不起眼的工作,忽略了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整个国家机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

  同样是争权夺利,同样是扶植亲信,铲除异己,同样是借敌军之刀铲除己方阵营里的政敌,同样的狡诈、歹毒。

  明王朝那边,辽饷斧拜集团是在疯狂地瘫钨斧拜,疯狂地破坏原有的国家体制,疯狂地践踏中华文明的基石——法律、制度,将明王朝的国家机器腐蚀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到袁崇焕谋杀毛文龙却不受任何惩处,皇帝反倒要说好话哄着的那一刻,帝国的权威、国家的法律、制度,被一群斧拜分子践踏得荡然无存。

  而同一时刻,黄台吉和他背后的汉奸集团却在把野猪留下的八旗强盗集团改造成一个和明王朝类似的国家机器。

  本来,当汉人们在建立法律、创造文学和数学的时候,野猪皮的祖宗们还在山洞里乱划。
  局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逆转。
  差距,就这样越拉越大。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黄台吉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后金正式进入犬清时代。

  所以,黄台吉死后,尽管多尔衮的政治能力实际上不怎样,但黄台吉制定的规则,黄台吉建立的国家机器并没有停下来,依旧在正常运转,所以后金能够战胜同样有了国家机器雏形的李自成,干掉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残余势力,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连鳌拜这种相对单纯的战将都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统治得头头是道。

  所以,黄台吉是明末清初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和他背后的汉奸智囊团起到的作用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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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08楼

⒓力挽狂澜()上下同欲者胜

  这边,孙承宗把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收复失地的计划,也确定了下来。根据《后督师纪略》的记载,孙承宗只要收复失地,压根没打算歼灭后金的有生力量:
  崇祯三年(庚午)三月
  十三日
  ……
  众议皆欲邀东兵而西,先遵以后滦、永,公独谓当驻西兵于丰、玉以牵遵,而先图滦。至是,乃有从滦、永用力之明旨焉。

  看看地图就知道,先攻破遵化,永平、滦州等地后后金的联系就会被直接切断,滞留长城以内的几千后金兵基本上一个都跑不掉。

  只不过,孙承宗似乎不敢关门打狗,而是先图谋滦州,把长城以内的后金军赶出去。
  然后,崇祯也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就有了“从滦、永用力之明旨”。

  也正是因为这个部署,阿敏率领的后金军虽说在增援滦州时,途中遭伏击被干掉数百,滦州守军逃跑时被干掉四百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损失,阿敏带来的几千老弱顺利脱身返回辽东。

  至于为什么孙承宗提出如此保守的作战计划,仅凭现有史料,看不出来。

  计划定下来了,孙承宗开始调集兵将准备收复失地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东江镇的兵将。
  崇祯三年(庚午)三月
  该月中
  议调东江兵马,以水师为牵制之声。
  初,世龙向为声以入,击其惰,如虏不为声动,则直以兵复南三卫,遂沿海为家。如此,则东江真成牵制,而二万八千之兵遂可徐议去留,东江船只无几,而八九万兵民,必非一岁可移,且本折俱缺,六月无粮,即调万人来,亦足以张吾军。公以疏闻,兼请以候议副总兵茅元仪署龙武营事。

  此刻的东江镇,又是“且本(粮食)(银子)俱缺,六月无粮”——这段记载,简直就是在打袁崇焕这伙蛀虫的脸。
  原来,马世龙是在打东江兵的主意:“即调万人来,亦足以张吾军”。

  《崇祯长编》关于赶紧恢复东江镇粮食供应的记载: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其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往清理,实遵登州道臣二万八千之说。岛兵至今未知,已减一万也。
  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其民特以辽东法严,再降者必死,故虽罹饥饿,尚尔逡巡。今若乘机巧诱,一旦沦胥则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且今苏东一带陷没,实烦有徒,苟既拔者不庇其生,何以使欲归者克坚其志?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民命至重,乱不可长,惟皇上垂慈亟念。

  之前,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担心后金光顾北京的时候东江镇去敌后打游击,故意卡着点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使得后金攻打北京时,东江镇正好断粮。
  现在好了,阿黄回辽东了,终于有人想起濒临饿死的东江镇了。东江军民得救了。

  接下来,就是赶紧调一万东江兵过来补充马世龙。《崇祯长编》里的记载是:
  崇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之兵,当毛文龙时号为十五万,实四万二千耳。
  厥后道臣王廷试定为二万八千,前督师袁崇焕初令旗鼓徐敷奏点阅,仍照二万八千之数。
  继欲合四镇之兵,止用辽饷四百八十万,故经制定止二万二千有奇。
  后又以蓟镇原定一万二千之外欲加六千,故又损河东之四千而更为一万八千有奇。
  然海冻不通,兵未简定。岛中至今现兵存二万八千也。
  廷议欲调此兵为内地之实用,又欲藉此兵为牵制之先声。计兵则执现数为二万八千,计饷则又据后议为一万八千。臣以为其说宜两用之以,一万八千留于长生、广鹿等岛以从崇焕后定之制,而调一万于蓟州、昌平,补各省援兵之缺,以从敷奏先定之规。
  如此则留者可以牵制,调者可以冲锋,兵马、器甲无一不得其实用,而东江之众处之合其道矣。章下所司,部覆从之。帝命自后发运时即分别查扣。

  《后督师纪略》的记载是:
  公酌定东江兵饷,谓牵制必不可已,调发必不能尽,宜以二万八千之数,从后定一万八千之经制,留长生、广鹿等岛,而调一万于蓟、昌,以补其缺,如此则晋之者,实欲为牵制调之者,实欲为冲锋。又定兵饷实需,岁计折色以四十一万四千八百有奇,本色以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较崇焕经制岁省本折可二十五万七千五百有奇,尽贮于库,以为买马之需,补足马额。

  就是这么巧,之前,东江镇原本有明王朝承认的兵四万二千,被王廷试压缩为二万八千,在袁崇焕的操作下,又被压缩为一万八千。
  现在正好,马世龙蓟镇这边需要兵,东江镇这边吃不到粮饷的兵正好调过去——这可是老兵,打过仗的兵,马世龙刚复出没多久,手底下的部队都是新组建的,这一下调一万东江兵过来,马世龙一下恢复了元气。

  突然发现,东江镇的军民此刻成了香饽饽,不仅孙承宗打他们的主意,梁廷栋也动他们的脑筋。
  《崇祯长编》记载:
  崇祯三年二月三十日(庚辰)
  遣原任副总兵茅元仪整龙武营水师,且调东江兵为牵制计。
  初,梁廷栋议调皮岛兵于宁锦,分关外兵于蓟州。
  枢辅孙承宗上疏争之曰:今天下方急堂奥,稍缓藩篱。
  此河东二万八千之众,所为议调也。然此兵调之自可适用,而猝调之未可以应急。
  葢其人能自援险阻、托异域以为中原,必其有一叚精明强毅之气,足以绝人。而未有器甲、未经操练,一旦出风涛之中,置之冲边,而责其实用,即能将未易言也。
  且海上风汛,岁以六月息,而此六月中,风汛未必皆可行船,又岛中田少,不能取给于耕,民必依兵以立,无兵则饷不至,而商米不来,故调兵必并调民。
  而兵民俱有家口,据东江汰定精壮兵丁二万八千,半系单丁,半有家室,总合老幼不下二倍,计当八万有余。
  其间尚有从未为兵,以商农自赡,而侨居各岛者,亦不下九万,合之实十余万。
  今核龙武登津舡只不足二百,岛中官舡一百五十二只,尽括各岛兵民私舡约有百余只,计舡不过四百有余。
  大辽舡可载百余人,沙舡可载七八十人,小者五六十人,唬舡止载二三十人,总计四百余舟载不过万余人而止。
  及今速往长山迤西,犹可两回;石城迤东,仅可一回耳。
  转盻惊秋,所载不过三四万而止,必待一二年方可完撤,顾欲以此兵填松锦、填关宁、填天津蓟门而即得其用,有是理耶?
  况以辽兵守松锦诸处,于计又有必不可者。
  何以言之?兵贵土著,又忌全镇土著,故兵不欲间杂而营,当有间杂。有间杂则各营自为固,猝有一营之变,不至土崩而不可制。
  辽大将李成梁上首功一万五千,而辽将尽出其门,即功成而身为天下疑,晚居京师,人尤疑之,故今二万八千之众不宜更填松锦、更补关门,以益辽人之重而成难返之势也。
  今河东之兵既不能一岁即可调来,其来亦当酌缓急分发,如涿、如通、如昌平、如天津,各三四千,随其已到之数量为收练,葢三四千同居便可无离索之苦。而止三四千,又不专在蓟辽,亦可无尾大之虞。
  至蓟门一路,非以智勇之将率节制之师不足应急。即东兵之在蓟,多止可四五千,不宜以二万八千尽用于蓟也。
  若其民之岛居而不愿徙者,无论已其徙而愿随兵赴调者听其自择所从,不愿随兵赴调者则置之宁前松锦之间。初来稍与食用,至后乃使自相周给,以此数万人脱屣异邦,委心荒岛,又历风涛之险来归中原,而使琐尾流离、无所栖泊,如天之仁,必有所不忍也。
  臣今以敌患未息,令茅元仪整龙武水营,仍遣官调河东官兵,共为牵制之谋。如目下事平,便可以元仪同游击周文郁为调发计矣。
  帝遂从之。

  然后,东江镇士兵的粮饷是怎么发放的呢?《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三年四月十一日(庚申)
  户部覆枢辅孙承宗酌议河东兵饷疏,覆略曰:
  东江一旅,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
  天启二三年尚少,天启四、五、六年银米岁各二十余万,
  惟天启七年银米俱三十余万,为数最多。
  迨我皇上两次遣官查核,东江兵始有二万八千之定额。
  臣部题覆按兵给饷,每兵月饷七钱、米一斛,每岁共银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本色米一十六万八千石。
  自崇祯元年十一月起,奉钦依两年所给不越此额。
  及袁崇焕诛毛文龙,再定兵制,止留一万八千,似可谓清汰矣。
  而所食月粮乃照关宁例,有至一两五钱八分者,约岁额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两有奇,较之初定二十四万之数已增一倍。
  夫关宁势处孤危,其御敌独先,食粮较厚。即九边将士尚不得与较量多寡,况区区岛兵乎?
  彼时或谓文龙既诛,厚饷以安其反侧,从此可以徐成牵制之局耳。
  今敌近堂奥而东江缓不及事,此臣与科臣觧学龙感慨于衷,各有东江减饷之议也。
  今枢辅议以一万实蓟门,以一万八千留岛中,在东江不失原额,在蓟州又得实用,真可谓布置得宜矣。
  但谓从前经制为数太多,无论入援与留岛,均以一两一钱为定额。夫入援与留岛者食饷既同,则贪生怖死,人有同情,又谁肯为朝廷戮力?
  臣以为入援万人每兵应支一两一钱、米一斛,与蓟密各兵相同。而一万八千之留岛者仍照臣前奏每名支银七钱、米一斛,岁可省七万余金,于分别之中寓鼓舞之术,计无逾于此者。
  从之。

  从天启朝开始,东江镇和户部的关系就不怎样,此刻换上毕自严依旧如此。在户部的心目中,关宁优先照顾,九边“尚不得与较量多寡”,东江镇的兵就成了“区区岛兵”。
  所以关宁军几年下来就没打过几仗,每年光粮饷就接近三百万两,户部把这当成理所当然,东江镇每年钱粮最多的时候也就银米各三十万,不到关宁一个零头,户部说他们“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

  现在,需要抽调东江兵一万人去蓟镇打仗了,这一万人的粮饷,“每兵应支一两一钱、米一斛,与蓟密各兵相同”,至于留在东江镇的兵嘛,“每名支银七钱、米一斛”。

  毛文龙多年心血,就这么被瓜分了。

  嗯,孙承宗的这句“臣今以敌患未息,令茅元仪整龙武水营,仍遣官调河东官兵,共为牵制之谋”把茅元仪坑惨了,啥叫“共为牵制之谋”?意思是把觉华水师和东江镇的水师整合起来,打海上游击战,掉哪妈,刚搞死一个毛文龙,你丫还想弄出一个茅元仪?没啥好说的,龙武右营兵变。

  有趣的是,为了东江镇这点兵,梁廷栋还跟孙承宗争抢起来,梁廷栋原本是要把东江兵调到关宁驻扎防守,派关宁“铁骑”去蓟镇充当主力收复失地。孙承宗坚决反对,理由是:
  一、东江军是游击队,没经过正规战训练,并且武器装备跟不上。
  二、东江兵都有家小,二万八千兵加上百姓近十万人(被袁崇焕饿死无数,剩下的都在这了),迁到辽西去,由于风汛不适合、船只不够等原因,运输能力跟不上。
  三、辽东兵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兵贵土著,又忌全镇土著”。
  所以,把这一万东江兵抽调出来,拆散了分派到涿州、通州、昌平、天津等地,既能充实各地,又不用怕他们闹事。

  最后,为什么梁廷栋也打东江镇这点兵的主意呢?原因很简单,梁廷栋和他背后的商路派之前算计养寇派,把袁崇焕、祖大寿、何可纲这帮养寇派给得罪死了,袁崇焕被抓,周文郁倒戈,养寇派阵营四分五裂,祖大寿何可纲他们没想法才怪,商路派在辽西掌握的真正力量其实并不强大,刚好东江镇的兵们是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梁廷栋就把主意打到东江镇的这帮乞丐兵身上。

  经过几个月的调兵谴将,到崇祯三年五月十一日。发动四城之战前夕,除了关宁军,孙承宗还拼凑了六镇骑兵一万,步兵、民壮八九万,《后督师纪略》里的说法是:
  巳时,总理镇马世龙、宁夏镇尤世禄、延绥镇吴自勉、三屯镇杨肇基、固原镇杨麒、临洮镇王承恩相次抵滦城外。六镇合万余骑。
  东兵簇拥滦野,如雪岸云山,而六镇忽提万骑,星驰联络,于滦河之西,杂以义兵八九万,蚁聚蜂屯,遂令云山草木皆兵,即火头兵亦觉强盛可凭,无不人人欢呼,当矢石雨下,略无怖悸。

  典型的人海战术。
  十几万人,碾压阿敏的五千后金真鞑外加若干黄鞋军。

  问题是,这是孙承宗首次指挥大规模会战。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手握重兵的孙承宗压根不敢先攻打遵化,切断关内后金军的退路。
  孙阁老实在是被偷袭耀州时军队莫名其妙地崩溃坑怕了。
  那一战,打掉了孙阁老所有的自信,他不知道,当时是,是组织要他失败,所以他必然失败,如今,组织要孙阁老必胜。孙阁老的祖先——兵圣孙武说:“上下同欲者胜”!


⒓力挽狂澜()遵永大捷

  许多人都认为,孙承宗拿人海战术碾压阿敏。
  确实,孙承宗手头十几万人,光骑兵,都超过阿敏手头所有的兵。
  但你能说孙承宗耍赖么?不能,既然敢跟明王朝开战,就该想到会被人家人海碾压。
  要怪,只能怪阿敏不够狡猾,智囊团不给力,被黄台吉和周延儒联合起来算计。

  同样,孙承宗拿人海战术碾压阿敏,会让许多人怀疑孙承宗的个人能力。
  老实说,孙承宗的个人能力并不算差。
  十几万人,不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吃喝拉撒全是小问题,任何一个小问题,放大十几万倍,统统都是大问题。这十几万人的粮饷,是孙承宗到处要钱拼凑出来的。这十几万人的行军调度,是以孙承宗为首的官员们妥善安排的……
  关宁军,外加九边六镇十万人,之前互不统属,谁也不服谁,人事关系相当复杂,能让这些人凑一块不撕破脸皮,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能把无数放大十几万倍的事情安排清楚的人,能力能差么?

  同样,明王朝经历二百多年到末期,斧拜问题,早已渗透到这个帝国的所有角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此时,依旧能把十几万人的一切事情安排清楚。只要他们自己不内讧,不胡乱折腾,依旧能够碾压后金。

  这时候,阿黄该抢的,已经抢差不多了,那个阿敏,就没必要继续养了,袁崇焕这个大坏蛋已经进去了,明王朝之前接连多次惨败,再不拿点战绩出来,甭说孙承宗不好交差,你周延儒和袁崇焕又有啥区别?

  所以,孙承宗要什么,崇祯就给什么——当然,真正原因是躲在暗处的辽饷商路派全力配合。

  十二日
  克滦州。
  黎明薄城。以大寿东兵攻东面,堵杀北门之虏;以肇基、以麒攻东南角,以自勉、以世禄攻西南角,以承恩同郑一亨攻南门,堵截出入。
  而禾嘉同在东面,春之兵同在南面。以西洋等大炮冲其垛,而以锹镢刨剜其下。纳大炮于穴墙,从下击之。又以西洋炮从中击之,无一不应声而倾。
  虏闯出东门外,大寿先觉阵却月待之,出则万弩齐发,杀虏无算,遂披靡而入。
  大寿仍令大炮凭高阜及屋脊,直冲其城以东入,死西城虏无数。
  日且午,我人登陴,虏殊死战,不得上,而决战登梯登城,陨而下如贯珠,其不死者同后兵跃而上。大将促兵五六十步内,矢石着马及肩,或纷飞头顶,不为怯缩,一呼填壕,则囊沙曳柴,万众云集,而取[]以饮、取门以翳、觅镢于屯、觅梯于城,尽闾左丁男。
  于是大寿东兵倾城角楼三、角腰台三,及城垛数十,
  曹文诏以喷筒纵火焚城楼,其兵有马,不克者同黄龙兵登城,转战立一木,横矛当猬矢,杀虏五六人,了不踆踆,为万人喝采而伤。
  宁、延兵丁倾西城楼,及垛可七八十临,固兵同东兵堕角楼于东南,
  临洮兵以总理令守南门,力却虏之出南门者。
  固原兵又同宁、延兵倾角楼于西南及西南第二台。时我兵以喷筒乘风纵火,焚其悬楼,虏不得凭,而虏亦丛坏楼木,纵火焚尸,以阻我兵。
  会雨如注,料虏且乘雨逃,乃暂撤兵,令坐营襄衔枚走,所先设伏处报十一将曳戈以待,而世龙及诸将亦各以曹文诏等为伏。
  伏久而众且疲,忽大雨洗兵,精神百倍。
  夜四鼓,虏果冒雨北逃,抵山麓,伏兵四起,甲马之声,杂以风雨,山谷震摇。一虏持鎗起,黄惟正应弦毙之。虏方破胆出重围,突遇大敌,胆益落,披靡突奔,无复敢战,而四面皆兵,转辔而死相藉也。其号呼入永平,纔数十人,我兵追杀,闻永平虏接应之声而旋。

  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西洋炮真正的作用,不是对敌方人员的杀伤,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糜烂数里”,效果都有限——没错,血肉之躯经不起铅弹轰击,但是,这种炮弹没有爆炸功能,杀伤范围极其有限。
  红夷大炮真正的作用,是对敌军坚固堡垒的巨大破坏力。所以,西洋炮生来就是用来攻坚的。葡萄弹、链弹之类杀伤敌方人员的干活,不是红夷大炮的职责范围,那是口径、炮管长度各不相同的小炮的干活。

  人海碾压,坚固的堡垒在大型火炮面前没有优势。如果此时黄台吉率后金主力来和孙承宗野战,胜败还真不好说。但是,你让阿敏率领数量有限的后金军守城,而且分守四城,那完全是被动挨打,不增援,被各个击破,增援,被人家打援。
  最后,守军突围,被杀伤若干后逃入永平。

  看样子,孙承宗根本没打算打歼灭战。只要失地收复了,后金军消灭多少算多少。所以明军追杀是有的,但就是没有把后金军退路堵死。

  这一战战果是:
  公随遣官慰劳诸将士,发五十金,仍自为文于禾嘉等,以祭阵亡忠勇,而阵亡独东兵为多。
  计征辽镇斩获七百五十三级,禽东夷十一、伪官六,旗甲马匹一千三百有奇,而弓刀莫可数;
  计总理(马世龙)镇下斩获二百三级,器甲马匹五百有奇,而有伪龙饰旗甲;
  固原镇斩获一百三十九级;
  临洮镇斩获七十一级;
  延绥镇斩获一百八级;
  三屯镇斩获八十三级;
  宁夏镇斩获二百十二级;
  永平道斩获九级,禽活夷四。
  而各镇所获马匹器甲如之。

  这组斩级数据,即便去掉一半,都远远超过袁崇焕所有“大捷”斩级数的总和。
  更何况这是进攻战,是货真价实的收复失地。
  老六就奇怪了,凭啥把袁崇焕所谓的“大捷”吹那么玄,还“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注意:“阵亡独东兵为多”,这一仗,辽西军非常卖力,再无之前毛文龙所说的“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的模样。
  上下同欲者胜。
  太反常了。

  十三日
  克迁安。
  是发兵攻滦,乃令朱梅取迁安。
  梅于初四日挑汉夷亲丁,又调中前游击朱国柱,及右部副将王应晖健丁、奇武营都司张文善官丁、石门路副将张国振骑兵,总发阁部标下骁骑营游击靳国臣、招练营都司冷允登统领,而梅仍遵公之令,饬以“不上首虏、不掠难民”,惟以复城为功。
  又檄行驻建昌刘邦域统领步兵,以候入守迁安;又檄行叶时新步兵,令坐营游击王良臣统领,星赴燕河,以代刘邦域守建昌,仍于关门搜骡驼,装送炒。
  初八日,王维城、马明英、刘邦域、孙承业与靳国臣等集建昌,以轻骑哨城东,斩虏烽丁以绝其耳目。
  初九日,营蟒山,夜二更抵城下,环攻不下,然虏殊不力战,始休兵。
  建昌发哨丁、出轻骑,设伏于城西东,时近城挠扰以促之。
  十三日,再薄城,以一兵邀虏,以一兵堵各门。日且晡,虏果冒雨闯南门出,驰遯不应战。
  我兵截人畜于城,而以雨夜冈林,不穷追。
  国臣敓门入城,而虏复以精骑抵城,我兵御之,虏窜去。国臣遵公令,不妄杀一人,不妄拾民间一物,独居民赚入永平者,死无数,而迁安城无死者。

  十四日
  克永平。
  先于初七日,公以中军何可纲领握奇营中军刘抚民、山海路将申其佑、阁部标下将备岳维忠、牛允中、李平东等,率众攻永平。
  趋双望,分据鞍山各地,而乡兵四散云屯,有尽趋城下之势。
  凌晨,何可纲等逐其哨马抵城,虏已分兵东城外,以防我抚宁之兵。
  何可纲等绕城逐虏而北,斩二十级,率兵入城。
  虏所分永城南以防我攻滦之兵者,以黄惟正等大战,斩级五十九,生擒二,而且得其大旗、弓刀、甲马无算。
  公下教大寿曰:“目今虏既北去,便当大众追逐,仍以轻骑邀之。虏外不比虏尚盘踞一城,我得一城,可从容也。异日中朝以一札责成,何以应。且永平不可久盘桓也,肺腑之言,其惟听我。”
  于是大寿即发精骑追杀,而世龙即营而西,仍亦分兵蹑之。
  未几,有不闻追剿之谕至,众始服公之详审周至,然诸将已得胜回矣。
  大寿兵至冷口,斩获九十九级,擒活夷二,而世龙亦斩获九十九级于冷口。

  十六日
  克遵化。
  先是,初五日,总督张凤翼、监军吴阿衡、总理马世龙在石门,约从征诸镇议取遵化,以初十日发兵。
  而初八日,六镇同征辽镇取滦州,于是凤翼、阿衡并同顺天巡抚许如兰以宋伟同关外副将谢尚政、川湖副将邓玘等取遵化。
  随于初十之酉前进。
  以十四抵城下,虏力守而我兵亦力为攻打。
  虏复以潘家口、洪山口虏来援,我兵击退之,而谢尚政下守备向葵先登城,次三十余人拥而进即开,虏遂开北门遯。
  宋伟官兵斩获三百五十四级,生擒叛逆一、活夷一;
  谢尚政官兵斩获四百一十四级,生擒叛逆一;
  邓玘官兵斩获五百三十五级,生擒叛逆十三;
  中协副总兵李秉春于潘关、龙井、洪山等处,亦有斩获。
  而中协边口俱复。
  公又急令大寿发刘天禄、韩大勋,并孙定辽统三营兵马出关,抵红螺山为邀击。
  盖以近击之则虏有避,远击之则离边远,而乘其惰也。
  天禄等征衣未解,即杀虏无算,而得级十八颗。

  是役也,计复滦州、永平、遵化、迁安四大城,及各堡二十二座,
  转战三百余里,获级三千二百有奇,斩其孤山牛鹿者数十,获伪知府首一,生擒东夷二十二,生擒伪都堂一、伪兵道一、伪知州一、伪都督一、伪守备一、伪备御三、勾虏叛首一、受伪官为内应叛官二,马骡器弓刀无算。

  数字很辉煌。
  这是《后督师纪略》里提供的数字。
  要知道,阿敏只带了四千甲兵,步兵若干,护军没带,加一块五千左右。按《后督师纪略》的这个数字,理论上说阿敏带回辽东的后金军不会超过两千人。

  可能么?
  要知道,阿敏逃跑前,在遵化涂城,将遵化和其他逃进遵化城里的汉民屠戮一空,然后带着剩下的妇孺和财物一路逃回辽东。
  只有一个解释,一批数量不详的汉民被后金军剃了头,然后在阿敏逃跑之前被阿敏涂杀,留着猪尾巴的死难者到处都是,一部分死难者的头颅被明军收割了。
  被阿敏图杀的剃头汉民数以万计,明军要做的,只是将很小的一部分死难者的头颅收割来,拿去算战功换银子。
  所以,说明军“杀良冒功”那肯定是胡扯蛋,最多最多,也就是“毁尸冒功”。

  那么,遵永大捷的毙伤俘数字到底是多少,可就说不清楚了。俘虏没法造假,俘获后金军的数据通常都是真的,斩级数的水分没法估计。

  吧里有人说遵永大捷是“用四城明朝百姓换来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要知道,孙承宗如果没拼凑出十几万大军,用人海战术碾压阿敏,那么四城百姓死得再多,也无法把阿敏赶走。孙承宗最多也就是指挥得非常保守,救援四城百姓不力。
  在谴责孙承宗之前,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孙阁老首先是个在官场上打滚几十年的老官僚,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乌纱帽,其他事情是次要的,百姓嘛,救援是人情,不救是本分。拿现代人的标准要求这么一个官场老油条,太难为人家了。
  而且,孙承宗军事能力本来就不高,之前在偷袭耀州一战就被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势力坑了一把,仅有的一点自信早就被坑没了。这么一个有一定组织能力,却缺乏胆略和军事能力的角色担任明军主帅,能取得这种成果,已经很凑合了。

  从时间上看,从十二日攻打滦州开始,到十六日收复遵化,作战时间只有五天。
  五天收复四座城市,摧枯拉朽,铲除了一个黄台吉的政敌。
  阿敏和他的残兵败将,带着抢来的财物和妇孺,一路逃回辽东……然后妇孺和财物便宜了阿黄和所有的人,阿敏因为打了败仗,被阿黄逮捕圈禁。
  镶蓝旗的旗主换成和阿敏的同母弟弟济尔哈郎,只不过这个得了好处的济尔哈郎更象黄台吉的亲弟弟。
  遵永大捷,是明王朝的大捷,是孙承宗的大捷,是辽西诸将门的大捷,是周延儒的大捷,更是黄台吉的大捷。
  唯一的失败者,是阿敏。

  黄台吉收拾阿敏是政治上搞倒,生活上搞臭,给阿敏定了“十六大罪”:
  先把奴尔哈赤时代发生的事情都翻了出来,说他“挑唆其父(舒尔哈齐),欲离兄汗而移居黑扯木地”,然后说阿敏想占据朝鲜分裂后金。接着又说阿敏抢到女人不献给大汗自己直接收进后宫。然后把阿敏没经过黄台吉同意就嫁女儿这事也算上,更好笑的是阿敏做梦,然后说:我梦被父汗箠楚,黄蛇■卫之,此乃■我之神也。这事也算一件。
  注:从前后文来看,老六认为“■”字应当是“护”字。

  仅仅这些内容,不过是罗织罪名,但黄台吉是极厉害的角色,前面那些罪名不过是前戏,真正厉害的是阿敏放弃关内四城这事。黄台吉罗织的罪名是这样的:
  五月初十日,明兵围滦州,攻三昼夜,彼(阿敏)不亲率兵往授。
  彼统五旂()行营兵,每牛录兵二十人,八旂■军(单独成军的,应当是护军),及每牛录三人,坐守观望,是其心直欲城破兵尽。
  其既不亲往,又不发众兵,只遣一、二百人前往。
  彼愿我单弱之兵,死於敌兵之手,城陷而兵尽遂不授之矣。
  若系彼镶蓝旂兵,则必往授,决一死战。彼以三旗精兵尽,则率我旗兵回。
  故当滦州城陷於明人,我军士还,彼既不往迎之,复不待後军至。遂於滦州失陷之十三日,急欲还兵。
  时硕托台吉及众大臣谏曰:何故因失一城而弃天所赐之三城杀汗抚养之民而去耶?
  彼不从,悉诛永平,迁安官民,以财物牲畜、瘸足妇人为重,携之而归;以我兵为轻,弃之而还。
  止与其子洪阔托及部下阿尔岱、胡希布、席林、额孟格、德尔德黑商议,以伊等之言为是,以诸大臣之言为非,新局面然而归。
  汗父在时,诸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大臣商议也。今止与尔无能之子洪阔托商议。
  当汗父在时,尔洪阔托曾在何处?尔果有智略,父汗必举而任之矣!尔岂至今始成人乎?
  尔何曾得与会议之列?听尔子及部下之言而归,果明兵来攻永平城,以致失城而来乎?
  抑与野外敌兵交战,不胜而来耶?果尔,其来亦宜。未见明兵旌旂,自去未发一矢,不发汗所留之精兵往授,心怀嫉妒,故欲毁坏基业,弃天所赐四城,屠抚养之官民而还,蓄意伤残我军,此其十六也。

  原本,黄台吉让阿敏去管关内四城就没安什么好心,如今阿敏丢了关内四城,这屎盆子立刻扣到阿敏头上,成了阿敏“不发汗所留之精兵往授,心怀嫉妒,故欲毁坏基业,弃天所赐四城,屠抚养之官民而还,蓄意伤残我军”……

  这也还罢了,更恶毒的是,阿黄说阿敏“以财物牲畜、瘸足妇人为重,携之而归;以我兵为轻,弃之而还”。
  “瘸足”是什么的干活?就是裹小脚的干活,“瘸足妇人”就是小脚女人。中国的士大夫,把这当成一种“美”,天足女子,即便再漂亮,也不过就是“半截观音”。
  在明朝的时候,女人裹小脚的风俗还没能祸害到底层妇女身上,一般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才有那闲钱闲工夫让自家女儿裹小脚。
  没准物以稀为贵,正因为比较稀罕,不仅明王朝的士大夫好这一口,就连阿敏这样的少数民族贵族也被这种风气传染,把小脚女人,也就是阿黄所说的“瘸足妇人”当成稀罕物事。
  本来,阿敏身居高位,抢了“瘸足妇人”玩弄一下并不是啥大事,但此刻成了“以财物牲畜、瘸足妇人为重,以我兵为轻”,这事一旦定性,所有的八旗勇士都得唾弃阿敏,就算哪天阿黄良心发现不再囚禁阿敏,光凭“以财物牲畜、瘸足妇人为重,以我兵为轻”这一句,便不会再有人给阿敏卖命。

  至此,后金不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黄台吉还借孙承宗之手铲除了政敌阿敏。在黄台吉和他背后辽东汉奸集团组成的智囊团的经营下,野猪皮强盗集团被改造成后金强盗帝国,拥有了一个和明帝国有几分相似的国家机器。野猪皮留下的刀把子,加上黄台吉山寨过来的印把子,将后金推向加速发展的快车道,黄台吉从此再也不是辽饷斧拜集团手里头的棋子,他终于挣脱了幕后黑手的控制,成为新生的幕后黑手,在明末开始兴风作浪。

  明末各方势力的角逐,进入了一个更血腥、更凶险的新时期。


  还有一个被我们遗忘的人——王之臣。
  袁崇焕被逮,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证明王之臣当初是对的,是被冤枉的,明王朝欠王之臣一个说法。
  只不过,毛文龙都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就更甭提王之臣了。
  《崇祯长编》记载:
  崇祯三年二月四日(甲寅)
  吏部会推天津巡抚,以王之臣、石声谐、曹文衡、翟凤翀、王之采、吕维祺六人名上。
  之臣名在逆案,王永光因其闲住稍轻,故首列以觇上意,倘得点用则可渐次为翻安之计。
  帝以问大学士周延儒。
  延儒对曰:若之臣可用,诸在逆案者皆当赐环,而忠贤、呈秀亦将昭雪矣。
  帝悟,遂命凤翀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

  崇祯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庚午)
  通政使司左通政王业浩以类举边才荐王之臣。
  廷臣指其翻案藐旨,疏请罢之。
  帝谓业浩奏剖事情,朕已悉知,可安心供职,不必求去。以后荐举人才各宜慎酌,仍命所司饬行。

  掉哪妈,王之臣是“阉党”。这个所谓的“阉党”偏偏没有象阎鸣泰、袁崇焕那样给八千女鬼修生祠。

  王之臣不能复出,表面原因,是崇祯心胸不如天启魏忠贤。天启和魏忠贤发现自己错了,会把王之臣请回来,崇祯却文过饰非。更要命的是崇祯身边的亲信太监也没起好作用。
  深层次的原因,是周延儒和他背后的组织在王之臣问题上把崇祯算得死死的:
  崇祯上位后最大的“业绩”就是铲除阉党扩大化。铲除阉党在当时叫“定逆案”,阉党不过是朋党性质,“逆案”成员却是反格命性质。现在王之臣这口子一开,其他人是不是也是冤枉的?平反风一刮,等于之前崇祯定的“逆案”是冤案。到时候崇祯根本控制不住局面,所以他只能一错到底。
  所以,王之臣不能复出,关键在组织这里,连冯铨、阎鸣泰、霍维华都没法平反,王之臣这种坚决反对议和的外人就更别想了。
  ——活该,谁要你不加入组织?和毛文龙比,你算幸运了。
  之后,就没再看到有关王之臣的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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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09楼

这些内容许多地方其他帖子里发过,看过的可以跳过去。

六、后袁崇焕时代
  1.机遇与挑战

  己巳之变结束了,遵永大捷了,胜利了,罪大恶极的罪督袁崇焕进去了,该背的黑锅,袁崇焕背了,在中兴之君崇祯皇帝的英明领导下,在救火英雄周延儒的统筹部署下,军事天才孙承宗一手指挥了四城之战,一举收复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将后金残余势力赶回辽东。

  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崇祯终于找回了自信――袁崇焕算个什么东西?当初是哪个舅子把他推荐给朕的?
  如今,大明王师在孙枢辅的带领下,把建奴赶回关外,收复关内四城。
  孙枢辅虽说花钱也花得厉害,可就是比袁崇焕强。袁崇焕吹牛“五年平辽”,平台诈骗后一年多,除了谋杀毛文龙,就没见他收复过一座城市。
  如今孙阁老一出手,就收复了四座城市。
  果然神仙放屁,不同凡响。
  有周延儒在身边帮自己出谋划策,有孙阁老在外统兵,朕何苦再去受袁崇焕的窝囊气?

  所以四城之战五月中旬结束,袁崇焕八月伏法,被崇祯做成生鱼片。
  从表面现象来分析,差不多就是如此了。

  至于袁崇焕被逮后,交代了些什么东西,审讯人员见了后隐瞒了多少,或者添加了多少私货,可就不好说了。

  袁背后肯定有一个组织,袁本人不过是利益代言人。如果顺着袁的交代顺藤摸瓜,会有许多人得掉脑袋,包括周延儒。所以,怎样把袁崇焕的交代材料整理、消毒,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诬告攀咬”,需要进行仔细“甄别”,什么人有问题,得抓起来,什么人没问题,需要包庇,哦不,需要还他个清白,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所以,袁崇焕从被逮到伏法,中间时间长达八个月。
  这么长时间,袁崇焕的审讯记录几乎没有留下。

  灰熊猫在他写的《窃明》里怀疑,是钱聋将这些资料销毁的。
  现在看来,有这种动机的势力很多。

  辽饷斧拜集团商路派首当其冲。
  商路派在内讧前原本就是辽饷斧拜集团的一部分,他知道养寇派的所有底细,被打倒的养寇派当然也知道商路派的底细,袁崇焕原本就不傻,相反,他比猴还精。之前只是被暗算才会被逮。

  崇祯本人同样也有动机,袁崇焕能上位,是他同意的,袁督师蓟辽一年多,他要什么,崇祯给什么。要钱权也还罢了,关键是袁崇焕编造各种借口忽悠崇祯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的奏疏,崇祯也一一照准。毛文龙被杀后,崇祯拿袁崇焕毫无办法,只好按照袁崇焕的口径说毛文龙是坏蛋。
  这些事情当中,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性质最恶劣,就算袁被抓,这事崇祯照样抵赖不掉。而且,袁如果交代一批名单,那名单足够把崇祯吓坏。所以崇祯同样需要和袁崇焕统一口径。

  所以大家都得和袁崇焕统一一下口径,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得商量清楚。最起码,“养寇自肥”这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你袁崇焕被逮了,别人还得过日子……怎么着?不配合,你怀孕的小妾好象还在宁远,要是她被轮了大米,将来生出来的孩子可就不叫袁承志了,叫郭春海。

  所以,袁崇焕是这样交代的:
  崇祯三年九月三日己卯
  命逮去辅钱龙锡于家。
  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款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
  据崇焕所供:
  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
  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
  锦衣掌印刘侨以其言具狱上。
  帝于八月十八日召对群臣于平台,下其章决之久。
  以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密嘱情谋,互蒙不举,命九卿科道共正其欺擅之罪。
  是日,大议于中军都督府。
  会者吏部王永光、李康先等;
  户部毕自严、钱春、曹珍、康新民、崔尔进、刘重庆等;
  礼部李腾芳、李孙宸等;
  兵部梁廷栋、闵梦得、王之采、郭尚宾等;
  刑部韩策、涂国鼎等;
  工部程启南、沈演等;
  都察院张捷、高弘图等;
  通政司张绍先、王业浩、马鸣起、魏尚贤等;
  大理寺金世俊、张廷拱、叶廷祚等;
  吏科刘汉儒、祝世美、邓英、孟国祚等;
  户科玄默、许世荩、裴君锡、葛应斗等;
  礼科孙绍统、王猷、陈赞化、卢兆龙、张第元、阮震亨等;
  兵科刘懋、傅朝佑等;
  刑科李觉斯、张国维、余昌祚、刘斯琜、王家彦、常自裕、宋可久等;
  工科顾其仁、陈献明、许国荣、李春旺、赵京仕、顾光祖等;
  掌河南道福建道喻思恂、江西道袁弘勋、河南道王道纯、浙江道李玄、四川道吴尚默、山西道王政新、陕西湖广等道宋师襄等凡六十余人。
  大略谓: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意不专在诛僇可知,则杀之自属崇焕过举。
  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虽不敢担承,而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
  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
  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场安危而不能抗疏发奸,何所逃罪?
  但人在八议,宽严当断之宸衷耳。吏部条列其议以闻。
  遂遣缇骑逮之。
  《崇祯长编》卷之三十九·崇祯三年九月

  袁崇焕交代:
  “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
  “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
  斩帅是袁崇焕自作主张干的,主款更是袁崇焕自己的主张,但是,你钱龙锡和王洽两件事都知道,王洽死了,你钱龙锡没死,身为内阁的阁老,这么大的事,居然不向皇帝揭发,你的罪跑不掉的说。
  而且,许多事情明明前后矛盾,袁崇焕都说自己杀毛文龙是“效提刀之力”,意思是当特战队长,执行特种作战,显然他不是主谋,如今却说杀毛文龙是“崇焕专断杀之者也”?

  袁崇焕是最大的背锅侠,斩帅、主款两件事,光凭袁崇焕,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能量得逞?
  本来,上自首辅韩爌、阁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吏部尚书王永光、新任首辅周延儒……下至天才间谍徐敷奏、刽子手旗牌官张国柄人人有分,现在好了,所有人的罪行,都由袁崇焕来承担,袁崇焕自然成了生鱼片——牺牲我一个,幸福所有人。

  次一等的背锅侠是王洽和钱龙锡。王洽在监狱里“病死”,死无对证了。反正这二位知道这些事情,却不告诉皇帝,所以也该死。王洽反正“病死”了,钱龙锡最后没死,蹲了若干年大狱,后发配戌守定海卫,福王时复官归里——崇祯死了他都没死,连官身都恢复了,1645年病死。

  所以,袁崇焕是为了议和杀毛文龙,纵敌逼款……
  袁崇焕因为明朝跟后金议和这件事而杀毛文龙?
  carlsas007坚决不信,他说:
  明朝灭亡都不管我屁事,明朝议和不议和关我屁事?
  以一个关我屁事的事件为动机,以一件我说了压根不算的事件为动机,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左都督?地球上不存在这种逻辑。

  真正的原因,无论是商路派周延儒还是崇祯,都不会说出来,反正坏事都是袁崇焕干的,先把他做成生鱼片再说。

  所以,袁崇焕的审讯记录,基本上凶多吉少,根本轮不到钱聋去销毁。

  最后大家商量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在金殿上对台词: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宣布完袁崇焕的罪名,然后判决如下:
  “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然后,崇祯再把群臣敲打一番:“上责诸臣欺罔蒙蔽,从无一疏发奸,自今当洗心涤虑,从君国起见”。皇帝在上头气势汹汹,下面百官谁也不当真――就不信皇帝敢拿大家怎样:“诸臣皆叩首引罪,承旨起”。

  处决了袁崇焕,再把钱龙锡抓起来,坐牢、充军。
  坏事都有人背锅了,韩爌这位袁崇焕的好老师也捞够了,而且他和袁崇焕牵连太深,继续赖在现在的位置上实在不安全,所以,借着这次袁崇焕出事,韩爌辞职,走人——用比较文青的话说:不带走一片云彩。

  然后,皆大欢喜,开始瓜分胜利果实。

  周延儒当首辅;
  温体仁入阁;
  梁廷栋,原本不过是参政——和当初的袁崇焕一样,也是宁前兵备道,一场己巳之变,先是顺天巡抚,接着升为兵部尚书,升官速度比袁崇焕还快——老六可以肯定,袁崇焕被抓后,梁廷栋就是袁崇焕的替身。
  孙元化、沈棨、邱禾嘉分别当上登莱、宣府、辽东巡抚。
  孙元化和沈棨,这两位早就是周延儒的人,
  邱禾嘉是梁廷栋推荐的。
  辽饷吃得那叫一个爽。

  他们吃的,是袁崇焕的肉,喝的,是袁崇焕的血。
  这就是人吃人社会,袁崇焕吃别人,他们吃袁崇焕。

  突然想起来,孙元化和沈棨,还有那个梁廷栋全都是袁崇焕活蹦乱跳的时候,辽饷党商路派就已经在辽西走廊的官僚体系里安插的赫鲁晓夫,嗯,还有袁崇焕身边那个周文郁也是。
  也就是说,在袁崇焕“周虑猝图”谋杀毛文龙的时候,商路派同样也在“周虑猝图”算计袁崇焕。
  毛文龙死得一点都不冤。
  袁崇焕也死得一点都不冤。

  现在,后金抢劫了大量钱粮物资人口,缓过一口气了,这时候,辽饷斧拜集团就开始修堡垒,捎带瘫钨工程款了。

  商量了半天,孙承宗说要修右屯……最后邱禾嘉说要修大凌河。
  在这地方修堡垒,目的无非是在后金己巳之变的路线上设个阀门,防止后金随时绕道蒙古打北京,这种事情闹一两次可以,多了不行。

  所以黄台吉最好是也成为辽饷斧拜集团养的狼狗,需要你的时候让有如天佑般放出去咬人,打败明军。

  这时,黄台吉说:不行!
  按照黄台吉的议和条件,后金不过三岔河,明方不过大凌河,越界就是开战。
  之前,后金没粮食,对龟缩在堡垒里的明军没办法,没有足够的军粮,后金根本不具备长期围困辽西大小堡垒的实力。现在,大凌河一被围困,就是围上几个月,硬是把祖大寿变成食人魔。

  毛文龙活着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该出动难民军,去后金占领区打游击了,然后后金不得不撤军。
  只是如今毛文龙死了。
  更蛋疼的是,袁崇焕不仅谋杀了毛文龙,还把东江镇拆分了,一开头是拆分成两协,之后拆成四个部分。而且,刚从后金占领区过来的刘兴祚家族也有一份。刘兴祚活着倒还罢了,偏偏刘兴祚战死了,他弟弟刘兴治在崇祯三年四月还造反了。之后明王朝连哄带骗,把这路人马安抚下来。

  有这么一个不可控制的炸药桶存在,你还能指望东江镇在敌后打游击?
  明王朝倒也有些手段,楞是在崇祯四年三月搞掉了刘兴治集团。

  此时的东江镇,先被袁崇焕饿死无数,剩下的精兵先是被孙承宗、马世龙抽调了一万多去打四城之战,然后在内讧中被消耗掉若干,就算刘兴治集团被铲除了,东江镇的精锐还能剩多少?
  嗯,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等部还被孙元化调到登莱——怕他们抱团造反,把他们拆散了,这招还是孙阁老发明的:
  “兵贵土著,又忌全镇土著,故兵不欲间杂而营当有间杂。有间杂则各营自为固,猝有一营之变,不至土崩而不可制。”
  “今河东之兵既不能一岁即可调来,其来亦当酌缓急分发,如涿、如通、如昌平、如天津,各三四千,随其已到之数量为收练,葢三四千同居便可无离索之苦。而止三四千,又不专在蓟辽,亦可无尾大之虞。”

  结果是,当后金围困大凌河时,东江镇出身的兵们不仅没起作用,登莱干脆发生兵变。


  应该说,登莱东江的重要性,辽饷斧拜集团商路派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周延儒才会让自己的亲信孙元化去当登莱巡抚,这说明,周延儒对登莱、东江这个战略方向非常重视。

  问题是,你让一帮斧拜分子去统兵打仗……
  辽西,原本就是个斧拜窝,孙元化、黄龙等人,都是从那个斧拜窝里爬出来的。
  现在,孙元化是登莱、东江这个战略方向的文官一把手,黄龙是武将一把手。
  他们会把自己身上的歪风邪气带进一支原本单纯的军队里去。
  伴羽同志说:“档内不能有斧拜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斧拜分子的藏身之地,历史一再告诉人们,无论一支军队曾经多么强大,一旦陷入斧拜不能自拔,就会不打自垮。”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一日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言:
  ……
  然延儒则非特此也。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比之毛文龙之旧已数倍矣。
  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変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注:孔有德部)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
  ……

  在这场利益分配中,马世龙是聪明人,或者说从偷袭耀州失败到遵永大捷,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有些他知道,有些他猜都能猜到,他虽是武夫,脑袋瓜显然不笨,知道蓟辽这个圈子水是又深又浑,满桂、赵率教已经战死,祖大寿别看眼下风光,实际上和京城辽饷集团商路派大佬貌合神离,眼下不过是互相利用,迟早会卷入利益集团的斗争中。而自己这个所谓的“总理”,看起来可以指挥各路兵马,实际上是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

  所以,马世龙不愿意继续掺合进去,四城之战后,他就开始泡病号,以生病为由打辞职报告,回老家宁夏。这一病就是好几年,刚好躲过后金发动的大凌河围困战。

  马世龙可以走,孙承宗也想走,却走不了,关内局势稳定下来后,孙承宗又开始辞职。从崇祯三年十二月到崇祯四年六月半年多时间,孙承宗辞职五次,都是“优旨不允”。
  想想也不奇怪,你个老东西遵永大捷出尽了风头,王八羔子,赢了便跑?没那么便宜,大凌河围困战这种必败之仗正缺一个人背锅呢,你不背,难道我们去背?

  从《崇祯长编》的记载来看,孙承宗主张修右屯,并且谋划派水师去旅顺一带去牵制,修大凌河,是邱和嘉的主张。

  不过,区别其实不大,反正关宁“铁骑”只敢缩在堡垒里当乌龟,一旦黄台吉有了足够的粮食长期围困,只要东江镇没办法出兵袭击后金的老窝,被围在堡垒里的关宁“铁骑”就只能在龟缩在堡垒里等着断粮后投降。

  孙承宗倒是很负责,大凌河围困战期间他没再辞职,留下来背了黑锅,大凌河陷落后,孙承宗于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辞职走人。

  周延儒和温体仁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不稳固,后金发动大凌河围困战期间,正是这两位矛盾激化的时候。
  先是狠狠弹劾孙元化,拿的钱比毛文龙多几倍,效果还不如毛文龙。
  这话说得好!看看大凌河,黄台吉一围就是好几个月,毛文龙要没死后金敢围这么久?

  于是孙元化手底下的孔有德,被调去增援大凌河。一开始,采用的是毛文龙的惯用战术――海上游击战。
  只不过这种战术的执行者通常都得舍生忘死,毛文龙时代的东江军身负家仇国恨,让他们去拼命是可行的。
  如今毛文龙被杀,东江兵将不可能没想法――要死人的时候想到我们,养寇的时候就断粮斩帅――不去。

  孔有德不肯打海上游击战,借口遇上风暴,直接回去了。孙元化没办法,只好让他走陆路去增援大凌河。

  谁都知道增援大凌河凶多吉少。温体仁这伙人的谋划,应该是先把孔有德拖下水,再把孙元化拖下水。只要孔有德表现不好,就可以一路揪后台,揪出孙元化,恶心一下周延儒。

  没想到孔有德、李九成给了温体仁一个意外惊喜――丫造反了――孙元化,你完蛋了!
  温体仁胜利了,登莱打烂了。
  东江镇本来就被削弱,登莱也完蛋了。毛文龙、袁可立等人多年心血,就这么毁了。

  崇祯四年,闹出一个大凌河围困战。
  很可能,正是感觉到局势不妙,更大的可能,这就是他们精心谋划的,所以,大凌河围困战爆发前,兵部尚书梁廷栋辞职,辽东巡抚丘禾嘉辞职。
  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的太监被派出去监军。看起来,似乎是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了,其实不如说是厂卫加入辽饷的瓜分,势力扩张了。

  后金这边,黄台吉军事上、内斗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消灭了祖大寿、何可纲等部,捎带让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和明军拼了个两败俱伤,为之后吞并正蓝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阴谋诡计,从头到尾,都散发着肮脏和腐朽的气息。

  只是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新生势力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是大明朝的终结者,他们由一群群……难民组成。
  他们的数量或许庞大,可他们的力量原本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饥民四处流浪之初,几千,甚至几百大明官军,能撵着大几万饥民队伍满地乱跑。
  只不过,己巳之变,造就了数量庞大的溃兵。这些溃兵害怕明王朝严酷的军法,不敢回军队,正好赶上西北闹饥荒,大量饥民四处逃荒,形成一支支武装饥民军。
  扯蛋的是,明王朝留下的史料却说这些溃兵的来源是萨尔浒之战幸存下来的溃兵。
  萨尔浒之战是1619年的事情,现在是崇祯三年,1630年,11年啊,当初的轻壮经过这11年才跑回老家?早死得差不多了吧。
  想想也不奇怪,说他们是萨尔浒之战幸存下来的溃兵,是把责任推给昏君万历,反正那老东西不是个东西,多次触动官僚士大夫的利益,把责任栽给他是天经地义,而且当朝天子肯定不会反对。
  反过来,你说这些溃兵是己巳之变时期产生的?那不是打崇祯的脸么?更要命的,这事大家都有份,别看罪名全让袁崇焕担了,可真要深查下去,不知道多少人得掉脑袋。

  于是走投无路的溃兵们马上投降格命,把自身掌握的各种军事知识带金饥民军。他们的加入,导致原本就不缺乏兵源的饥民军战力发生质的飞跃。

  从崇祯三年开始,史料里饥民军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历史惊人地相似。
  明末,万历年明王朝抵抗倭寇的战争胜利后,没多久,野猪皮就以七大恨为由造反,然后反洞的明王朝坚持反格命立场,坚决震压我犬清,结果经济恶化,百姓起来造反。于是,明王朝处于两线作战之中,明末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反洞统治。
  民国时代,炕日战争胜利后,常凯申统帅的锅皿档坚持反格命立场,坚决震压我党,结果经济恶化,百姓起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于是,锅皿档处于两线作战之中,百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沉重打击了锅皿档的反洞统治。

  不许笑!
  ……什么,你说明王朝和后金的战争不是内战?得,我懒得跟你纠缠,直接上袁崇焕的诗《偕诸将游海岛》:
  偕诸将游海岛
  作者:袁崇焕(存疑)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看清楚了:室戈方操几时休?
  可见,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为我们汉族指定的这位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袁大将军,对明王朝震压后金的战争的定性,是室戈”——同室操戈。
  谁敢说明王朝和后金的战争不是内战?!

  对军事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两线作战有多被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国军就是因为两线作战,最终被生生拖垮。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有这么一首快板诗《筛豆子》:

  锅皿档,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咱把反洞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师,北满消灭它几个团。
  机动兵力筛完了,可筐再打歼灭战。

  可以说,崇祯二年年底后金这次入寇,给了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老朱家的反洞统治,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推翻老朱家暴政的格命战争。
  ——老朱家真可怜,又一次为反洞官僚的巧取豪夺和养寇自肥背锅。

  之后,后金又有四次入寇,每次入寇,都消灭明军若干,抢走大量钱粮物资人口。
  更巧的是,几乎每次入寇,都是在明王朝震压饥民军的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候。

  这不是巧合,此时的后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家机器,他们在明王朝统治区,已经有了无孔不入的情报体系。张家口八大蝗商,可不仅仅是向后金走私紧缺物资,更是把许多重要情报提供给后金。

  这种两线作战的局势,对明王朝非常不利。
  但是,对反洞官僚而言,则是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新的战事,就意味着新的加征,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借口向P民横征暴敛。

  与之配套的,是利益集团的新一轮发展和新生利益的瓜分。
  众所周知的明末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后两个,就出在崇祯年,出在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之后。
  袁崇焕成为伪大的民族英雄了,现在,兴风作浪的,已经不是辽饷斧拜集团,而是三饷斧拜集团



  2.销赃之路

  此文写了一年多,明朝部分已接近尾声。
  原本的计划是,写完大凌河围困战和吴桥兵变后,简单介绍一下黄台吉追杀林丹汗之战,明朝部分正式结束。

  吧里的朋友对此不大满意,认为应该继续分析崇祯年己巳之变后,后金的四次破边入寇。
  吧友“Sky海涯”说:老六分析下这几次后金入关怎么回事,包括卢象升之死。还有,辽饷利益集团和晋商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辽饷利益集团绝不会允许晋商这么一伙人瓜分他们养寇自肥的利益!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忽略的问题!晋商!

  起初老六对此并不重视,顺手回复说:王象乾,宣大总督,你说有没关系,然后,黄台吉追杀林丹汗时被林丹汗用蘑菇战术拖断粮,然后宣府巡抚沈棨和黄台吉议和。可以肯定,明末是全方位的腐烂,腐烂的,不止关宁军。

  回帖刚发出去,老六就觉得不对了。
  辽饷党,最初是从宣大、蓟镇一带发展到辽西走廊那边的,王象乾肯定是创始人之一,张家口的八大“蝗商”要想把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肯定得和宣大、蓟镇一带的文官、将门势力有勾结,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官僚势力的附庸。

  所以,晋商不仅仅是和辽饷党有联系,而且是核心成员。
  辽西那边食人魔祖大寿他们都被阿黄干掉,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最终boss,而宣大那边,专门走私物资给后金,趁机换取贼赃。一边养寇自肥,一边收贼赃狠赚。

  要知道收贼赃跟抢劫利润差不多,甚至更高。
  不仅利润高,而且更隐蔽,也更安全。
  从古至今,从来都是抢劫犯担骂名、判重罪,谁见过收赃销赃的判得比抢劫犯还重?
  人们只知道后金强盗集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是,后金抢走的金银硬通货是怎样变成各种物资的,谁从后金手里收购贼赃,消化后金根本消化不了的各种财富大发横财……这些却很少有人去注意,去研究,去挖掘。

  后金辛苦抢劫辽东和关内百姓,宣大官僚走私商轻松抢劫后金。
  所以,宣大当地的走私商人势力非常可疑。

  从宣大走私给后金,必须经过蒙古。所以,坑死林丹汗,逼降哈喇慎,怪不得。

  晋商走私销赃体系应该是这样建立的,至少在天启七年前后,他们的销赃效率还不高,蒙古哈喇慎部已投降后金,但林丹汗还没覆没。

  天启七年前后,后金的粮食和各类物资价格是这样的: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从《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晋商应该还没开始向后金走私物资,就算有,走私的规模也非常小,走私的主要物资,应该是铁器、布匹、火药、茶叶等比较容易携带的东西,而且数量很有限,毕竟口外蒙古一线又是林丹汗又是卜石兔又是哈喇慎的,人多眼杂,各种势力都有,万一哪个王八蛋把这事捅出来,晋商会很被动的。

  至于后金最缺乏的粮食,晋商更加不可能提供,粮食这东西,体积庞大,目标太大,走私粮食非常容易暴露。

  所以《满文老档》才会说“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
  看一下后金的发家史,先是“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然后是攻占辽阳、沈阳,然后攻占辽西走廊……八旗军所过之处,大抢特抢,辽东所有的硬通货,都落入八旗集团手里。
  但是,八旗集团是个强盗集团,他们只会抢劫,不会经营管理,所以,尽管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破坏了辽东大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辽东大地连年饥荒,生活物资奇缺,不仅粮食卖毒品价,八旗军甚至连穿的衣服都得到战场上去抢。许多史料都有后金军从死尸身上扒衣服的记载,刘兴祚战死后尸身上的衣服被后金军扒走,沈世魁被俘后也谴责后金军扒衣服。

  满手都是沾染了血腥的金银硬通货的八旗集团,在晋商眼里,是典型的人傻,钱多。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正常价十几倍乃至几十近百倍。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这个价格是正常价格的80倍以上。

  “良马一,值银三百两”,袁崇焕买马的价格是一匹20两左右,而蒙古人的成本价应该是一匹八两左右,也就是说,马匹的价格,是正常价格的15倍以上。
  为啥说是“以上”呢,因为马匹价格还有更低的,比如林丹汗崇祯二年卖马的时候被王象乾狠狠宰了一刀。
  林丹汗西迁后遭遇雪灾,大批牲畜冻毙,不得已之下,将大批马匹卖给王象乾主管的宣大,价格是“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此必无得好马之理。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以十之七八市马,何虑云锦不成群?而所谓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而且,考虑到“量以银两,匀搭货物” 实际上来回折算的时候又被官僚给狠狠宰了一刀。官僚很可能只花了二三两银子购买的粮食或各种货物,折算成七八两银子用来换林丹汗的一匹马,所以林丹汗的马一匹能不能卖三两都成问题。

  伟大的格命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将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利润可不是百分之三百,而是百分之三千。

  发现了晋商集团的诡异之处,回过头来,再重新分析一遍辽饷党对待蒙古各部的做法,就会发现许多地方目的性非常明显:
  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挪用插赏,变相经济制裁察哈尔,逼降哈喇慎(应该是逼迫他们投降后金),让林丹汗火并卜石兔,蒙古草原上的这帮原住民,散的散,投降的投降,这么一来,不仅黄台吉来北京二环外旅游沿途不会被袭扰,晋商将来在张家口走私各种物资给穿着“哈喇慎”马甲的后金,后金将各种物资运回辽东,一路上同样非常安全。

  然后,再看看阿黄驱逐林丹汗,本来从理论上讲得不偿失,林丹汗穷得要死,阿黄一路追杀,弄得自己军中断粮——根本没这必要,除非他是为了打通走私路线,找晋商销赃。

  还有,回过头来再看看己巳之变,放阿黄来北京二环外抢劫,根本不是为了逼迫崇祯议和,也不仅仅是为了养寇自肥,更重要的原因,是让阿黄抢个够,然后阿黄手里用不出去的金银等硬通货就只能找晋商销赃!


  至少从天启六年(很可能更早),到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愤怒的崇祯做成生鱼片,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沈棨任宣府巡抚,海陆两条走私线路都被打通。

  但是,睡在这个集团身边的赫鲁晓夫——温体仁突然爆发,他暗中操纵乱兵攻破登州,将孙元化活活坑死,紧接着,崇祯五年,在沈棨向断粮的后金军提供粮食后,又将沈棨铲除,并且将周延儒搞倒,一度重创了这个利益集团。

  之后几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政治上相对清白(是否清廉不好说,至少不是辽饷党商路派),能力较突出的官僚被提拔到各个关键岗位。镇压农民起义比较得力的几个刽子手中,除了洪承畴、傅宗龙,其他杨嗣昌等人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上位的,其中杨嗣昌更是袁可立的好友。

  在以温体仁为头子的一帮刽子手疯狂镇压之下,农民军被重创,崇祯九年,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被卢象升、孙传庭干掉,高迎祥被俘杀,崇祯十年,“闯将”李自成被打的只剩“商洛十八骑”遁入山林,同年,“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部分别“受抚”。

  那么,那个走私集团真的失败了么?未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且,温体仁集团为了镇压农民军,搞“改因粮为均输”,正是走私集团求之不得的事情,各地官僚借着“改因粮为均输”的由头,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已经破产的自耕农,将更多的人赶到李自成那里。

  所以,当饥民军被镇压了个七七八八,再让温体仁继续胡闹下去,没准农民军真要被他赶尽杀绝,到时候,练饷、剿饷啥的就得取消。于是,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的温体仁也完蛋了。

  温体仁辞职滚蛋一年后病死(天晓得是不是被病死),卢象升被陈新甲的假情报骗进清军的伏击圈战死,紧接着,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杨嗣昌不得不离开北京,亲自带兵征剿,从此离开权力中心。陈新甲升任兵部尚书。剩下个洪承畴独木难支,在松锦之战中被陈新甲算计,兵败被俘。

  再加上林丹汗病死,他的大小老婆各自改嫁给后金大小贵族,从此,张家口——蒙古草原——后金走私路线,畅通无阻。

  好手段,大手笔。

  之后,黄台吉找晋商销赃,通过晋商将己巳之变抢到的金银等硬通货换成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等钱花完了、粮食吃差不多了,就再次破口到关内去抢,抢完再找晋商销赃。



续上


  吧里Sky海涯在聊天时提出了这么个观点:
  ……
  他们发现后金快不行了,就赶紧养寇自肥,可为什么是天启六年开始,这帮人对国家战略的把握能力真那么强?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总觉得这逻辑有点牵强。而且按照原来的分析,养寇自肥主要目标是辽饷,那么辽饷利益集团怎么也得是从辽镇开始形成,可按照老六的分析,组织是从蓟镇宣大开始的,那个时候当地官员还没得到多大利益,怎么可能比辽镇先形成集团?要形成也是先辽后宣蓟,而不是先宣蓟后辽
  还有,历朝历代都有长期战争,需要在前线长期投入大笔银子这种,为什么只有辽饷会形成利益集团,别的饷不会形成?怎么奢安之乱和万历援朝就没形成这种利益集团,偏偏辽饷就能形成?仅仅是辽饷带来的利益,真的就足够驱动这些人做这么大布局?
  但是,如果假设是晋商推动,那么就能合理一些。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远远要比腐败官员这种非专业人士要灵敏得多,因而逐利性也会更强。斧拜官员战略眼光很难有多高,一般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如果驱动力是辽饷,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利益,是防守。防守自己的已有利益,一般也是使用防守性的手段,而不是进攻性,开拓性的手段。可己巳之变明显是进攻性的手段,我真的不相信,这么大手笔真的仅仅是为了保住已有的利益!
  (老六对这一段的补充是:其实,养寇自肥,未必需要搞得那么复杂,炕战时期,蝗军也干过。当时我党通过黄鞋军牵线,跟蝗军达成默契,蝗军出去“扫荡”时,我党用破旧武器换取蝗军的枪支弹药,然后蝗军上报说消灭游击队若干,缴获破烂武器若干,自身损耗子弹多少多少,枪支多少多少。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小动作,其实未必非得把毛文龙搞死,再把黄台吉放到北京二环外抢劫。)
  但是,如果能得到新的,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一系列行动!这几年的布局,完全就是一副进攻性,开拓性的布局,而不是防守性!
  如果是这样:晋商了解到后金粮食卖毒品价,觉得如果打通同后金的粮道,并且能让后金入关抢劫,去晋商那销赃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动用在朝廷中的关系,打通这条道!
  打通这条道路,需要给一部分利益给官员,而官员们也看到,打通道路,养寇自肥给他们带来的利益非常巨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如果晋商是发起者甚至总boss
  会解释清楚一些以前难以解释清楚的,比较牵强的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这么多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才行。如果不存在boss,仅仅凭这些人的分散利益联盟,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好的配合。
  我其实就是把天启六年到崇祯六年的行动,看成是晋商为打通同后金走私通道的努力,晋商为了打通这条商路,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
  这些人配合确实不能算特别完美,不过,如果己巳之变勤王成功,那么最大的受益方岂不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到时候辽西将门把控中央,派兵到山西把晋商大boss给杀了吃肉怎么办?
  我认为,辽饷党商路派是晋商集团用来对付辽饷党养寇派的工具。
  你想,要是养寇派成功政变,那这帮人手里有军队,拿晋商集团开刀怎么办?
  官僚晋商集团为了自保,不是仅仅自保,还要养袁自肥,就绝对不能让辽饷党养寇派政变成功,必须阻止他们进城。辽饷党商路派的背后,早在袁崇焕部署进京擒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辽西军渗透成了筛子,其实己巳之变的所有参与者都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
  我感觉辽西集团和晋商集团一直是联盟的关系,和袁崇焕这伙人关系特别密切,晋商集团发现辽西集团势力太大不好控制,辽西养寇,晋商打通走私路线,就玩了把进京勤王。

  一个是保卫既得利益,一个是开拓新的利益,这动机不可同日而语,
  ……boss应该是晋商集团。
  晋商集团为了让辽西那边和他们合作,给辽西画个进京勤王的大饼,要不然,辽西这边要养寇自肥,每年在辽西跟后金打假仗,每次损失若干钱粮物资给后金,就能制造一场“大捷”,捎带让后金不死不活地吊住一口气,凭啥让我们帮你们晋商打开商道?帮你们在蒙古布局,对我们关宁军有什么好处,凭什么全便宜你们晋商?

  所以晋商集团想辽西集团和他们合作,必须得假装给他们足够大的利益:进京勤王。
  要是勤王成功了,朝廷就被辽西将门控制了,这还得了,往后晋商还怎么控制这波人?
  进京勤王,圆嘟嘟被杀了吃肉这件事,应该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所谓的辽饷党商路派,应该就是晋商集团对付朝中,辽西的辽饷党养寇派的枪。
  晋商核心集团需要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进京勤王,来完成他们的布局,然后再把责任全推圆嘟嘟头上,自己在后面享受渔翁之利。

  但是,晋商集团不能真的让圆嘟嘟等朝中辽饷党和关宁军成功进京,那样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大量的政治,军事资源落入圆嘟嘟等人和辽西将门的手里,到时候这些人调关宁军去山西,对晋商开刀瓜分晋商利益,进而取代官僚晋商成为辽饷党新boss,怎么办?
  所以,要给辽饷党商路派以利益,利用他们搅黄进京勤王,这样自己的利益才能保住。


  根据Sky海涯的这段分析,老六把辽饷集团的黑历史重新整理一遍:
  辽饷是天启二年广宁惨败后,搞出来的,孙承宗是名义上的责任人。后金是天启三年粮价就是一斗一两,天启四年杀无粮人,天启五年无差别图杀汉民。
  也就是说,至少天启四年后金就露出败像。
  天启四年,袁可立就中招被调走,天启五年孙承宗中招辞职,天启四、五年,东林阉党在后金露出败仗时激烈火并。而且,组织还在魏忠贤面前挑拨说孙承宗要“清君侧”。

  袁崇焕实际上在柳河之败中也扮演了非常可耻的角色。孙承宗铁了心对后金发动进攻,结果川湖兵帮马匹要马乾,在袁崇焕面前大闹,连毛文龙、杜应魁都是随便杀的袁崇焕,拿这帮闹“马乾”的丘八没办法。
  与此同时,大批奏疏弹劾马世龙吃空额,存在经济问题。进攻发起后,觉华水师迟到。
  鲁之甲等已经过河的前锋完蛋后,后金并没有过河追杀,按照孙承宗原本计划,此乃“巡河”失败,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偏偏没过河的明军彻底崩溃,12万明军只剩下五万八千,这时候袁崇焕“力挽狂澜”,“狂呼邀截”,收拢溃兵。结果孙承宗辞职滚蛋,袁崇焕大出风头。
  闹马乾的川湖兵,就是王象乾的基本盘。

  所以,组织不是天启六年才发力,至少天启四年,组织就在部署养寇自肥行动。
  也就是说天启六年前组织没闲着,天启六年是袁崇焕爆发。
  接下来,在蒙古的布局,同样也是在天启三、四年就开始的。
  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制裁蒙古各部之前,组织就利用黄教喇叭挑拨哈喇慎各部抢劫林丹汗和明王朝贸易获得的货物,最终导致林丹汗和哈喇慎各部火并。
  而到了天启六年,后金干脆和袁崇焕配合默契,袁崇焕经济制裁蒙古各部,后金一边和袁崇焕议和,一边打炒花,打完炒花打东江镇和朝鲜,然后调头抢劫辽西,然后联合奈曼敖汉哈喇慎打败林丹汗,林丹汗西迁,哈喇慎投降后金……
  如果仅仅是养寇,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象蝗军和游击队交战那样,缴获若干破烂,损失若干枪支弹药粮食就能让后金吊住一口气不死,何苦将限制后金的各种束缚全部放开?

  从这一系列事情上可以看出,辽西和晋商有共同利益,辽西集团要保住辽饷征收的理由,不能让后金完蛋,晋商同样也得保住后金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从这些事件上来看,组织肯定是晋商集团建立的,晋商动机比辽西强,但晋商做得很隐蔽,冯铨、周延儒、温体仁、梁廷栋都不是山西人,全部是编外人员,所以一开始老六压根没怀疑到晋商身上。

  但是,老六认为,Boss应该还是官僚,而且,他们在张家口有隐蔽产业。晋商,只是他们在张家口网罗的白手套。
  模式应该是这样:商路派官僚,在张家口置办隐形产业,然后招募晋商充当明面上的经理人。
  而这些官僚,很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只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都在张家口有产业。
  而且,不一定是地方官,很可能是京官,包括冯铨、周延儒、温体仁,甚至可能还有若干太监,比如张彝宪、高起潜等。
  晋商的产业,实际上是这些商路派官僚的产业,所以他们才会对打通走私线路如此卖力。

  这时,有朋友插话说:商人当不成总boss,但是总boss一定有商人扶持,替商人代言,如果商人当总boss,官员马仔可以瞬间要他命。比方说一个尚书是晋商手下最大的马仔,那么他找个借口抄家晋商,能一次性吃饱。。。。九边将领更是容易。

  正因为官僚、将门手握暴力机器,商人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官僚完全可以一次性吃饱,所以商人只能通过人身依附的方式投靠官僚,所以,晋商对官僚的行贿,肯定也不是送钱,而是直接送产业送经理人充当家奴,人身依附。
  ——我人都是你们官僚的,我们是你们的狗奴才,你吃了我,谁给你打理产业?
  所以,明面上商号的首领是范永斗、王登库啥的,真正的董事长是韩爌、王永光、冯铨、周延儒、温体仁、张彝宪、高起潜他们。

  那么晋商背后的大boss,基本也就是这个辽饷党真正的boss了。

  所以,晋商不是总boss,他们不过是为官僚势力运转资本,他们本身是官僚势力的附庸,当然,晋商也会培养官僚充当代言人,但是代言人的规模有限。

  官僚――晋商集团才是总boss,中间关系很复杂,光凭一群商人,不可能有那么惊人的势力。在中国,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明末的官僚商人,没有官僚,资本主义或商人都成不了气候。

  晋商是“儒商”,儒门之商,光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的干活,其实当时全中国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商人其实都是“儒商”,否则根本生存不下去。
  就像民国时代,江浙财团与买办势力都扶植校长当代言人,但是,他们却没能控制住校长,反倒被校长控制。
  在中国,说到底,就如林健康所说那样,“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拥有政权又必须要有军队,正好关宁军阀。不仅得有军队。军警宪特,一个都不能少,辽西军实际上早就被渗透成筛子了,梁廷栋、孙元化、沈棨、周文郁,统统都跟养寇派不是一条心。

  然后,商人担任幕僚有一定的可能,但是,商人的手段不可能那么狡猾,真正狡猾的,是厂卫,这些人,直接审理各种案件,有完整的档案为依托,设计各种方案,比晋商更加周密歹毒。
  象袁崇焕以“用间”名义议和,再以议和名义放水,既有官场手段,又有诈骗手段,这种手段,商人是设计不出来的,只有厂卫能设计得出来。

  那么,大凌河围困战的前因后果就很复杂了。很可能,辽西军修筑大凌河本身就有阻断商路、设卡收买路钱的目的,而晋商集团则把修大凌河本身,当作一个坑,目的,是为了对原本的辽西势力来个赶尽杀绝。
  所以,祖大寿、何可纲、张存仁等人完蛋。

  至于但祖大寿又跑回来了,那是黄台吉的谋划。留着辽西走廊这个无底洞,吸干明王朝的血。

  再看看他们新扶植的吴氏将门,在增援之战中多次临战脱逃。
  大凌河围困战,吴襄多次逃跑,松锦大战,吴三桂逃跑。
  不对,洪承畴“重前权轻后守”,在镇压饥民军的时候一直都没出事,一到关外就出事,后金是怎么知道洪承畴存粮地点的,估计又是内鬼作祟,就象他们出卖满桂赵率教那样。
  事实上,这不是老六在怀疑,在明末,徐石麒反对议和的奏疏上就有这么一段:

  南京吏部尚书徐石麒,奏为矫污先帝者悖之极、欺罔盛名者奸之盛、事关封疆殷鉴、信史纪传,不得不据事验明以存实录事:
  “臣于十五日付枕次见黄耳鼎翻出陈新甲一案,谓臣杀新甲以败款局,此似耳鼎拾马绍愉之邪唾,将以颠倒成案,献媚朝廷,以为后日卖国之地,不独欲为新甲执仇起大狱已也。
  事关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处此?臣请与皇上先言款事终始。
  ……
  嗣是即陈新甲主款矣。
  新甲令石凤台与北通,而恶洪承畴挠其事,因北困锦州,急遣张若麒往催战,欲乘间杀承畴胁款,此即向者崇焕杀文龙故智也。
  不虞承畴先觉,独入松杏城死守。
  若麒计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师。
  旧辅臣谢升见边事大坏,忆督师傅宗龙临行有枢臣计专主款之语发闻,先帝遂召新甲见,切责良久,遍询诸辅,独升对曰:彼若果许款,款亦可恃。议遂安,时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
  已而遣一瞽者、一黜生,与马绍愉偕往,往义州议款。
  四月归,北不具表谢而复得嫚语。
  先帝知为所绐,大恨,而款事又败。
  ……
  且先帝之诛陈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拟新甲罪亦非决不待时也。
  先是四五月间乞款不成,沸满长安,台省恶其辱国伤体,尽发新甲前后奸罪,章满公车。
  先帝概不遽下,忽于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余本悉下法司,并下新甲于理。新甲金多党盛,为之祈生全者如市。
  及臣发诸纠疏读之,或言其卖总副镇金银累巨万,从海道运归,或言其陷辽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使圣子神孙涂炭膏血,流离无所……
  臣读至是而不胜毅然发指矣。
  越旬日,而御史台省陈昺虞、廷尉庄宪祖、臣司官韩一臣,各以谳语至,词义严确,尽与死比。
  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于都城隍庙,矢诸明神而谳之。新甲口供所陷诸城郭亲藩与所纠无以异,于是引失城塞律秋斩上。
  时旧辅臣周廷儒为新甲营解甚力,面奏谓:国法,大司马■不薄城,不斩也。
  先帝曰:他边疆即弗论,僇辱我七亲藩,不甚薄城乎?
  廷儒语塞。
  先帝尚以秋斩未蔽辜,谕臣再核。
  臣于是引居中调度,临时不能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并斩律。
  朝上,午即奉旨曰:陈新甲任职中枢,失事重大,贻祸惨毒,朦玩支解,误国负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著即会官处决。钦此。

  也就是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惨败,同样也黑幕重重,陈新甲,以及陈新甲背后的周延儒,统统有巨大的嫌疑。

  这次修大凌河城,辽西军还不得不修,明知后果很严重,很可能是个大坑,可能遭到后金的报复,依旧不得不修:
  首先,不堡垒推进,政治上说不过去。
  这是从袁崇焕“我一人足守此”,搞出塔攻战略开始,辽饷利益集团,尤其是辽西将门的原罪。
  你们的责任,不是守辽西,而是“平辽”,所以不能仅仅龟缩在乌龟壳里,得不停地向前修乌龟壳,堡垒推进。
  ——刚打完“遵永大捷”,天大的理由,辽西官僚都不敢公开说,否则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每年几百万辽饷,拿了这钱,你们敢说半个不字?不做个样子,交代不过去,组织再强大,毕竟只能存在于黑暗中,不能出现在阳光下。
  对了,商路派集团没叫你们主动出击,发起反攻,或者象毛文龙那样深入敌后,又或者移镇盖州,中心突破、两翼对进啥的,已经很照顾你们了。大凌河离锦州那么近,你还敢说不?

  但是,真正懂行的,谁都不愿意去,堡垒修到锦州,后金已经不答应了,只是当时毛文龙活蹦乱跳,黄台吉不敢出远门。如今毛文龙被谋杀,这时候再去修大凌河,只能看黄台吉心情。可上头的压力太大,又不得不做个样子。
  所以,要死一起死。
  所以,出动重兵去修,就赌阿黄不敢来。

  也就是说,这一次商路派,或者说温体仁用的是阳谋,反正真正出了事,要担责任的,是你周延儒这位首辅大人,所以温体仁暗中发力。
  而且,温阁老还通过孔有德,把孙元化拖下了水。
  这种组织自身损伤很厉害的事情,不是不能做,但必须让自己的政敌去付出,去牺牲,去倒霉。

  如此一来,既铲除了官僚晋商体系外的敌人旧辽西将门(最起码也要严重削弱),同时在内讧中恶心一下潜在的敌人。
  所以,大凌河完蛋,死那么多人,肯定是周延儒这位首辅大人担责任,所以周延儒也被算计了。
  然后,孔有德给了温体仁和周延儒一个大惊喜,吴桥兵变,孙元化完蛋。
  接着,崇祯五年,黄台吉追杀林丹汗途中断粮,跑到宣府打着“议和”的旗号敲诈勒索,沈棨私自“议和”,于是,周延儒的另一个黑干将完蛋。

  更恶心人的是黄台吉故意把祖大寿放回来,简直把商路派给恶心死。

  至于大凌河围困战中被围住的军民,最终被围断粮,修堡垒的建筑工人、商民、老弱,全部被吃掉,剩下的全是精锐。
  这些精锐,从天启二年开始吃辽饷,一直吃到崇祯四年,吃了几千万两的辽饷,经历宁远、宁锦“大捷”,跟随袁崇焕进京擒王,跟着孙承宗打出“遵永大捷”,是明王朝砸锅卖铁打造的棺材本。
  然后,他们在大凌河城里吃了几个月当年东江饿殍才能品尝到的死人肉,成了清一色的食人魔,然后直接被黄台吉编入汉军旗,和孔有德带来的造反军一起成为汉军旗的第一批主力。注意,这是汉军旗第一批真正的成员,之前的辽东汉民,几乎死绝跑光。

  也就是说,肮脏的政治,直接给后金送了大几千精壮食人魔过去,然后黄台吉招这些食人魔当种马,一品官娶诸贝勒之女,二品官娶贝勒、大臣之女,然后让这些黄鞋军官员身边的家奴嫁给各牛录下面挑选寡妇,至于一般当兵的,正好前几年己巳之变,后金从关内抢掠了大量人口,由于后金军到处三光,汉民当中男子被杀的可能性相当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尤其是阿敏四城之战失败,逃回辽东之前大肆屠城,大量汉民男丁被杀,阿敏劫掠了大量女人回去,这事还被黄台吉定性为“弃天所赐四城,屠抚养之官民而还,蓄意伤残我军”、“以财物牲畜、瘸足妇人为重,携之而归;以我兵为轻,弃之而还”。所以,后金有足够的寡妇、女人招这些食人魔当种马。
  这些事,《满文老档》是这样记载的:

  天聪六年正月
  十七日
  是日,管兵部事贝勒岳托奏书於汗曰:
  先诛辽东、广宁汉人。後复戮永平、滦州汉人。至前杀之事,纵极为辩白,人亦不信。
  如今,天与我以此众,正欲使人知我之善养人也。
  臣愚以为,若能善抚此众;即抗拒者居半,归顺者亦必居半。
  彼时再宣明前事,人亦信服矣,若谓如何抚养,
  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
  二品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妻之。
  其诸贝勒之女,由诸贝勒出财帛给之,诸大臣之女,出公帑给之。
  诸贝勒、大臣之女,若欺凌汉官者,则咎在父母也。事先告诫,犯即治罪,则安敢欺凌!
  向彼宣谕若蒙天眷,得尔地方。仍各给还家主,以养其生。彼必喜悦。即原有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
  彼既离家室孤身在此,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乃亦有名也。果尔,使其女父衣食与共,彼将忘其故土也。即有一、二异心而逃者,亦决不为怨我之词矣。若不善加抚养,则何以得天下乎?
  其再令诸贝勒各出一整屯给各官,此外,每牛录各取汉人男妇一对,牛一头,各编为二屯。
  其出人口耕牛之主,命以牛录官职偿之。
  再察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从人。夫明国之兵士,离别乡土妻孥,长年累月,戍守各城,一苦也。惧怕为我兵诛戮,又一苦也。惟光棍等,不能治生,或资钱粮以自给。有家业之人,不恋此钱粮。
  今汉兵既归降,须派贤能满汉官员,察民间汉人女子寡归,酌情给配,其馀者,察八贝勒下庄屯之殷实庄头有女者,即令其给配。若无女子,则令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耕作。征战时,仍隶戎伍。再有馀者,则令殷实商贾,逐产分给婚配。
  如此办理毕,仍各赐夜服一袭。

  ——怪不得八旗汉军战力那么强,近半骨干是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食人魔,而且还是老朱家多年下来每年几百万两银子填进去养出来的食人魔。




  续上

  现有关于晋商向我犬清走私的史料,少得令人吃惊,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只有这些: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囧卿屡蒙恩赉……”(以下专叙范氏为西北清军运粮事,文多不录)
  ——《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事实上,真正晋商“走私”并非真正的走私,而是“走官”,基本上他们压根没派人带着货物出张家口,走蒙古草原去后金,而是后金换一身马甲,以“哈喇慎”的面目来到张家口做“边贸”,
  几次都是如此,换身哈喇慎马甲,晋商直接坐地收赃。名义上是买卖各种布匹毛皮,实际上什么希奇古怪的物资都走私出口外,根本用不着辛辛苦苦地走蒙古草原。

  最早的一次,是崇祯五年。
  崇祯五年,黄台吉追杀林丹汗,被林丹汗用“蘑菇战术”拖得断粮。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六年五月
  十九日
  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
  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
  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
  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条记载来看,情况还相当严重,没粮食吃,可以打猎,然后吃猎物,关键是,不仅断粮,还断水。

  于是,黄台吉带着后金军,跑到明王朝的控制区来敲诈勒索,先是威胁明朝边军交出前往明边境投靠明王朝的察哈尔蒙古人:
  天聪六年六月
  初一
  ……
  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
  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护哨卒讯之,方已昼夜兼程遁去等语。
  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以待我往征黄河岸军。
  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
  该柏兴地方人民,原属格根汗,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
  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况且,我此来乃为两国和好。
  故遍谕尔守边各官也。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
  “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
  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我等惜之何为等语。
  言毕,即遣人往取之。”

  逼迫明边堡交出前往投靠的察哈尔蒙古人后,黄台吉向宣大官员勒索原本“市赏”给林丹汗的贸易份额:
  天聪六年六月十三日
  致书向明索取原赏与察哈尔之财物。
  书曰:
  “议和之事,详载别书。
  向者该山西路一带各边口财物,乃均由格根汗布彦黄台吉属下部民收取。
  当格根汗布彦(巴彦或伯彦)黄台吉部落被察哈尔征服後,其给与格根汗布彦黄台吉之财物为察哈尔所得。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
  我亦甚为劳苦,将何以赏我军耶?财物无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理由很强大,口外是达子家的地盘,明王朝不能干涉我们达子的内政,谁当了达子的老大,谁就有权来张家口做边贸……得到明王朝的“抚赏”,现在我把林丹汗赶跑了,所以“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这时明王朝的官员,不知道是真懦弱,还是早就与后金有勾结,直接“牛酒犒劳”:
  十四日,大军至额布尔西巴尔台驻营。
  是日,往德胜保送书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还,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
  汗赐来献牛千总牛一,遣还。

  复命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率每旗护军十人及小旗颜真一员,执书偕千总等往德胜堡。
  书曰:
  “金国汗致书於德胜堡参将、守堡:
  议和之事,我已援天为词。尔等果诚心爱民,不效辽东诸官,宜速成此事。
  倘耽搁时日,我虽欲等候,怎奈军粮耗尽,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也。
  倘尔等故意惟诿,不力成此事,乃尔好战也,其咎不在於我。
  至书中称谓尊卑且勿论,先成全此事。事成之後,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二日,
  大军次塔里雅兰地方。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爱巴、喀木图至,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并请互相通商等语。
  计给还财物数目:赵喇嘛还蟒缎二百一、補子缎五百七十五、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倭缎六十四、褐子十二、虎皮六十九、豹皮九、狐狸皮四百六十、水獭皮四千四百七十三;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水獭皮二百四十、狐狸皮二十五、虎豹皮十、各色包头二百:七十还红缎四十七、倭缎十四、各色缎十二、水獭皮八十、佛头青布一千九百、補子素缎二十六、红毡五十、布五百三十、毛毯二百七。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褐子十二、水獭皮四千七百九十三、狐狸皮四百九十五、虎皮七十九、豹皮九毛毯二百七、红毡五十。

  如果仅仅是“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这事性质还不算太过恶劣,因为“犒赏察哈尔财物”的名单里,全部是布匹和毛皮。

  但是,这个账目疑点很多,首先,林丹汗都如大同巡抚张宗衡所说的那样“疲甚、饿甚、穷甚”,怎么还不赶紧在贸易中用马匹换取粮食,而是换取了一大堆布匹和皮毛。

  其次,账目不对。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后面从“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都和前面的项目能对应得起来。
  然后,将“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去掉,前面的“计给还财物数目”里头,就只剩下:
  蟒缎二百一、
  補子缎五百七十五、
  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
  倭缎六十四、
  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
  各色包头二百七十
  还红缎四十七、
  倭缎十四、
  各色缎十二、
  補子素缎二十六、

  201+575+2227+64+576+270+47+14+12+26=4012
  但是,满文老档里,缎总计是“四千三百八十五”,和老六统计的4012疋对不上,多了373疋。

  后金是一个强盗集团没错,可是还不至于连最起码的算帐都会算错。
  那就只剩下这么一种可能:这是本假账,相当一批物资没有在账中体现出来,而是换算成373疋缎记入账中,至于这些物资,是粮食还是铁器或者其他什么的干活,可就只有天晓得了。

  如果用这373疋缎去购买粮食,当时明朝这边蟒缎的价格,大约是每疋56两,按5两估计,373*5=1865两,然后,按当时的粮食价格一两银子能购买一石以上的粮食,差不多能购得将近2000石,一石120斤,240000,以每人每天吃1斤来估计,足够6万军队吃上40天,足够断粮的后金军回沈阳了。

  这时候,估计某些人肯定要跳起来骂了:假老六!你又在发明历史!你没证据!后金的缎子的总数就是就是就是算错了!你含血喷人!

  确实,《满文老档》说得理直气壮的,是去买布匹:
  二十三日
  ……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达雅齐塔布囊即前来报消息曰,明遣人携货来张家口边门与我贸易等语。
  二十四日
  ……
  是日,遣巴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尽携诸贝勒大臣银器往明张家口贸易。
  档案原注: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渖阳,在国内贸易时,一疋蟒缎价值二百两。
  此次,以每五两六两即可易取蟒缎。

  确实,《满文老档》里的这本假帐看似滴水不漏,但是,别的记载不小心说漏嘴了:
  天聪六年七月
  十五日,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龙什复私换官价所买蟒缎,笔帖式白格依及笔帖式爱巴里以其事奏闻於汗。
  遂命尽夺阿什达尔汗、达雅齐、龙什所得财物、粮米,仍坐龙什窃盗罪,罚银百两,革职。
  卫寨桑以新附之人,免夺其财物、粮米。
  巴克什库尔禅妄自尊大,轻视同行笔帖式穆成格,向明人只报其身分,而不报穆成格。
  故尽夺巴克什库尔禅所得财物。

  这段记载不小心说漏了嘴:“明国所赎粮米财物”,而且后金人员在购买了粮米后存在贪污行为,有趣的是,后金把贪污行为都定性为“盗窃罪”,也算是他们法律的一大特色。

  主持和后金议和的宣府巡抚沈棨,结局如何呢?《国榷》的记载是:
  逮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沈棨。时插汉虎墩兔憨犯张家口求款市,棨不以闻,即答书设誓宴赉。太监王坤以闻,逮讯之。(卷92崇祯五年七月壬寅条)
  似乎皇帝玩猫盖屎,不承认他和后金议和,把后金跑来勒索说成插汉虎墩兔憨犯张家口

  但是,《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五年七月十三日(己酉)
  圣谕:宣抚沈棨擅和一事,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不胜焦劳之意。
  (沈棨)因陈:此番东兵实有精骑五六万,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声势甚重。
  插部号称四十万,且远引避之。
  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边,由西行;
  至六月初四,薄大同边,又往归化城烧绝板升;
  至六月中旬复还大同,相持数日;
  至十九日,又薄宣府;
  二十一日,东行;
  二十四日,大营聚山北,以数千骑薄张家口,索币;
  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与宰生威往还讲觧;
  至二十八日,讲成;
  二十九日,遂徙幕而去。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沈棨不过仰仗声灵,因宣辽旧赏规模,为退兵之计,其實此举原不成盟。
  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以捐俸犒劳为词,不关朝廷裁处,于天威固无损也。
  帝谓中枢调度各边,至宣大等处要害严加饬备,尤有屡旨,如何边臣全不遵依?
  遇警辄务欺擅,尔部平时既无查核,事后又不直紏,反为委曲请宽,何以严励战守,副朝廷雪耻安边之意乎?
  巡抚乏员,吏部速推知兵堪任者以闻,如所举不当,以后一体追论。

  后金追杀林丹汗后跑到张家口勒索,沈棨是这样向皇帝汇报的: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在沈棨嘴里,后金五六万大军,连林丹汗都被吓得躲避(只字不提后金被林丹汗拖断粮),偏偏赖大明皇帝“齐天之景福”,后金这次行动“临边一月”却对明王朝的边境“秋毫无犯”。
  私自和后金议和,被说成“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不关朝廷裁处”。
  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和各种物资,被说成“以捐俸犒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地方官员“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的名节应付后金,掏自己的腰包,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粮食犒劳后金,应付一下,皇上您事后都可以不认帐的,所以“于天威固无损也”。

  崇祯皇帝面子果然很大。
  只是“赖皇上齐天之景福”这话象是在抽崇祯的嘴巴子。

  沈棨被抓后是如此为自己辩护的: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任宣府就逮巡抚沈棨奏辨:
  誓书先经毁裂,所犒实系俺卜部落哈喇慎诸人,并未允其有门?身力说誓之举,葢监视内臣王坤所亲见,比其自誓,永不犯边之后,因责以掠畜之罪,即罪生事,头目尽还所掠驴牛,旋即离边而去,且所出皆其捐赔,绝不敢开销额赏,重为本朝体统,虑更为后日开端虑也。俱乞一一究明。
  帝以渎陈责之。

  从这些记载来看,后金做“边贸”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进行“贸易”。
  有趣的是,袁崇焕卖米,后金也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买米。这事,袁粉到今天依旧不认帐。

  更扯的是,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是因为“沈棨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
  注意,这是因为议和文件里的许多字句是错误的!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这事,只字不提。
  吴宗达《涣亭存稿》里记载着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
  发下宣府巡抚沈棨本,钦奉御批:明明以国号下与逆奴并列并誓,又给之金帛等物,尚敢修饰,损威辱国,专擅欺君!钦此。

  那么,看看《满文老档》里对议和是怎样描述的: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宣府都堂(沈棨)、总兵官遣张家口黄官寿、通官二守佣率十一人,同前遣往张家口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等,赍()十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两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来朝献礼。
  领兵诸贝勒、大臣各按翼序排列毕,汗御黄幄坐,令前来献礼之二守佣二通官进见汗,四人不胜恐惧,跪拜打颤,叩首而退。
  次命从人遥拜。拜毕,命坐左侧,宴之。
  宴毕,赏二守佣各马一,二通官各牛一,再其馀九人各羊一。
  科尔沁人、满洲人、汉人大市於张家口。
  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三人乃潜入明边,取其牛驴。
  遂责之曰,两国既和好贸易,尔为何违禁擅掠与国牲畜等语。
  命执三人赴明边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
  其馀二人各鞭一百,贯耳。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宣府沈都堂(沈棨)、董总兵官,身任议和,约定与满洲讲和。
  誓告天地时,大明国全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及达雅齐、龙什、卫寨桑四大臣,刑白马乌牛,及焚书誓告天地曰:
  “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
  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祐,至世世子孙,永享太平。”
  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及布一千。

  三十日
  是日,先是遣库尔禅巴克什,达雅齐塔布囊及穆成格以御马二匹回赠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以答谢其送礼之情。
  至是沈都堂、董总兵官答曰:“未奉我帝命,何敢受汗之马?”
  因辞不受,却之。
  以前来送马之礼,?库尔禅巴克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各缎三、毛青布二十二。

  现在,再来看看此次追杀林丹汗的收获: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名、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
  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后金的统计真有意思,把被俘的蒙古人和牲畜统计到一块)
  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膻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与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
  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
  总计七万五千六百八十。
  八旗新蒙古诸台吉、喇嘛、来归蒙古人等,俘获之数,均未载录。
  随汗进征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
  索诺木台吉俘获人十七,牛四十六,羊一百一十五,驴四头,共一百七十二。
  西讷布库俘获人二十四、牛三、驴三、共三十二。占俘获人四十二及牛六十七、驴四,共一百一十三。
  正蓝旗特木德赫喀兰图携来俘获人七,牛十五,驴二、羊五十,共七十四。
  寨桑扎尔固齐获人十九及牛六十四,羊一百四十二,共二百二十五。
  嘎尔玛叶儿登俘获人一百六十,牛二百七十五及羊六百九十七,驴十四,共一千一百四十六
  数噶儿珠色特尔俘获人十七,马二,驴六,牛四十六,羊四十七,共一百三十八,
  硕托台吉属下沙金俘获牛四、驴二、羊四,共十 纳穆俘获人十,牛十一,驴二,羊三十一,共五十四。
  色棱俘获人二十九、牛四十一、羊二十、驴二,一共九十二。
  巴特玛岱噶儿俘获人十四及马一、牛十五、驴二、羊一百一十,共一百四十二。
  古鲁俘获人十九,牛三十七,驴三,羊四十七,共一百六。
  乌显黄台吉俘获人二百八,牛四百,羊六百,驴三十,共一千二百三十八。
  孙杜棱贝勒俘获人八千,牛六百,羊八百,驴五十,共九千四百五十。
  伊儿都齐俘获人二百三十一,驴五十二,牛三百四十,羊五百,共一千一百二十一。

  本来,阿黄都断粮了,要是没有粮食,我看阿黄敢掳掠这么多蒙古人回去。

  如果说,这一次沈棨因为“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而被抓起来,那么,之后,后金多次顶着“哈喇慎”马甲跑张家口来做“边贸”,明王朝官员,只要不议和,就只管“边贸”,皇帝保证不会追究。

  之后,是网上一位马甲名为“温长卿”的知乎作者写的明王朝与后金做边贸的经过,原文照抄,
  ……
  据达力扎布的研究,1635年起,明朝与外喀尔喀开始了互市。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西征归化城一带,打击南下贸易的喀尔喀部,并派遣察哈尔旧部为使者到明朝,再次要求议和、互市。
  三月,明宣大总督卢象升闻讯后密报皇帝,并提出三策:
  奇着为以骑兵突袭清军;
  正着为拒绝谈判、闭关自守;
  稳着为以互市为条件,要求清军撤兵。
  (《卢象升奏牍》卷10《密报边情筹控御三著疏》)
  老六注:此处,作者“温长卿”弄错了,《卢象升奏牍》应为《卢象升疏牍》。

  兵部尚书杨嗣昌得讯后,主张达成和议,以便先平定农民军。
  (《杨嗣昌集》卷23《实剖愚忠疏》)。
  毅宗(崇祯)批示道:据报既系东奴,疋则开市何名?疋如插部旧夷能与奴携贰,或杀奴自效,准照旧例市赏。
  著该督设法密行,仍一面集兵严备,不许蒙徇,致伤国体。尔部即行驰饬。
  (《兵部奏为密奏夷情事》,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明朝档案总汇》第疋29疋册,第二一九二件。转引自达力扎布《17疋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崇祯既否定了与清国议和的说法,又表示可以与“察哈尔旧部”互市颁赏,实际上是接受了卢象升的“稳着”,与清朝操纵的蒙古部众进行合法贸易,先求稳定宣府边防,再设法离间满蒙关系。

  在此前的1634年,后金即已收服土默特部,1637年更令其旧部与明朝联络,在大同镇的杀虎口重开马市,间接与明贸易。
  这样一来,宣府、大同都有了以明蒙互市为名义、明清贸易为实质的市场。

  之后,杨嗣昌更提出了他的计划:趁达成和议之际,裁减蓟镇、宣府及北直隶各地之兵,将马匹、钱粮集中于关宁,训练骑兵五万,分属五大将,令其经常出关射猎,作为机动兵力。

  再设法通过蒙古人在辽西义州(今义县)开设市场,借此恢复义州。
  崇祯赞赏其苦心,但认为“议料处亦未尽然。且烽(此为避讳字)伏近边,还当力图实着,力修战守。”
  (《杨嗣昌集》卷23《庸材实负任使疏》)

  当年六月,清廷“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
  七月,又“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什、喇什希布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互市。”(《清太宗实录》卷42崇德三年七月壬申条。)
  清廷在察哈尔旧部之外,又想增添喀喇沁部名义的互市。

  1638年是明清第一次正式在张家口互市,双方都有官员参与主持。

  然后,那位“温长卿”说:
  这种互市,传统上是在明朝边境内举行、有明军监视的。既然清廷想通过蒙古人的老套路来交易,那么这种形式应该是不会改动的。具体到张家口,就是蒙古人进入边墙以内的来远堡互市。

  要知道,既然敢走私,各方自然会把监视的相关人员用各种手段摆平,比如送金条和子弹啥的,表面上是合法互市,实际上后金都来张家口了,晋商只要把各种违禁品走私出去,明王朝未必能觉察,就算觉察,这种事也都能用钱权摆平。
  只不过,单纯的晋商,肯定没这胆子,但如果是晋商背后的大小官僚利益集团,他们完全能做到只手遮天。
  所以,这不是晋商在卖国,而是反洞官僚借晋商之手卖国。

  之后,那位“温长卿”整理的互市内容是这样的:
  当年九月,清兵由多尔衮、岳托等人率领,第四次大举入口。
  这一次清军的确没有像崇祯七年、九年两次入口那样再从宣府侵入,而是由蓟镇攻入,转战冀鲁各地,杀掠无数,还攻破了山东省会济南。
  卢象升率军入援,战死于巨鹿。
  但这次战事并没有影响张家口明清贸易。

  1639年旧历八月,皇太极又“以张家口互市缎疋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承政、固山额真以上各官有差。”(《清太宗实录》48崇德四年八月壬子条)说明是年又举行了张家口贸易。

  1640年旧历五月,皇太极亲临义州、锦州前线巡视,决定开始围困锦州。
  七月,洪承畴援军抵达杏山,双方展开对峙。
  八月,皇太极仍“命希福、朱马喇、启心郎布丹等率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往张家口交易”。(《清太宗实录》52崇德五年八月己未条)

  之后未见互市失败记载,大概张家口贸易并没被松锦战事耽误。
  1641年旧历八月,洪承畴大军溃败,清方取得了松锦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当年张家口贸易仍在继续。

  当时原属察哈尔部的苏尼特部落马达海等三人,在张家口抓了三名明军哨兵,释放两人,藏起来一人。
  “张家口汉人,首告于达雅齐。”(《清太宗实录》58崇德六年十月甲寅条)

  达雅齐将哨兵放回,对马达海等人治罪。
  达雅齐即前述建立张家口贸易者,此时他仍在为“张家口汉人”主持公道,说明清方仍有意维护秩序,延续这一互市贸易。

  1643年清兵第五次入口后,皇太极写信向朝鲜炫耀战果,其中还提到:又鄂尔多斯济农、土默特部落格根汗所居地方,暨兴安地方以西乌朱穆秦、蒿齐忒、苏尼特等部落,及各处归附蒙古,尽欲举兵。以地处甚远,令其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清太宗实录》65崇德八年七月丁巳条)

  “举兵”之所以会和“与汉人贸易”矛盾,正因为不是走私,而是明朝官方允许的互市。倘若蒙古部落出兵参战,互市资格就会被取消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入口的确又是从蓟镇攻入,未攻击宣府、大同。如果按这里的说法,张家口贸易差不多是一直延续到明亡了。它的确保住了宣府、大同的数年平安,但丝毫不影响清军从关外和蓟镇发起攻击。

  除了卢象升所说的一个“稳”字外,明朝君臣曾有过的宏图远略,基本都落空了。

  至此,晋商“边贸”如火如茶,哦不,如火如荼,表面上看,他们做的贸易,全是“合法”贸易,有完整的手续,谁都挑不出毛病。

  事实上可就不好说了。

  最关键的一个疑点:明王朝从中原到西北各省的粮食哪去了?
  明王朝的大破灭是从陕西开始,饥民潮是从陕西开始蔓延,之后,星火燎原,甘肃、四川、河南、山西各省全部跟着倒霉,难民越滚越大,滚雪球式爆发。明王朝不是没有筹集钱粮接济、招抚过,结果是抚了叛,叛了抚。

  到得后来,洪承畴等许多反格命官僚明目张胆地提出“只剿不抚”。

  更大的可能,就是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的粮食,甚至还有部分崇祯拨过来的赈灾粮,相当部分被与官僚有勾结的晋商走私给了后金。西北、中原各省的粮食,自然就少了,当地百姓,自然就只能逃荒,并在流亡的过程中星火燎原。

  怪不得崇祯五年后饥民发展得那么快。
  ——崇祯十年后更是成几何级数发展。

  只不过,老六没证据。
  逻辑上完全吻合,证据上统统没有。

  确切地说,崇祯五年那次,沈棨向后金提供粮食这事,铁证如山!
  只要崇祯五年这次,明王朝的反洞官僚向后金出售粮食,他们的信用,就彻底破产。那么,没人敢保证,他们在之后没有向后金出售粮食。
  这,是有罪推定——老六我就是这么坚持。




续上
  从前文来看,卢象升总督宣大也是有一阵了,晋商的事情多少知道一点,很可能是不敢说,但对后金态度很不友好,尤其是崇祯十一年提出的三策中奇正两策。

  一开始,老六怀疑卢象升不干净。
  但是,卢象升是沈棨完蛋后接任的,如果他真不干净,不至于在后金第二次破边时主动冲上去和后金拼命,并且是在被人扯后腿的时候冲上去拼命。

  那么,为什么象卢象升这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猛人,都不敢对张家口存在的走私现象采取措施呢?

  第一种可能,他压根不知道。
  这不可能。卢象升是勇猛,但决不是傻瓜。能当上巡抚的,智商、手段都远超一般人,走私这种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根本瞒不过他。

  那就存在这么一种可能,边贸的事情,崇祯知道一部分,但不知道全部。
  崇祯以为,“边贸”时,布匹毛皮卖高价,能把后金抢走的一部分金银硬通货赚回来,毕竟崇祯没钱。
  所以,崇祯还把销赃集团成员当成亲信――谁能帮崇祯弄到钱,谁就是亲信。

  你想,当初沈棨被抓仅仅是因为议和求字句存在错误,向后金出售粮食反倒没事,外人眼里这不是皇帝在默许纵容么?
  如此一来,张家口的事情,到底哪些皇帝同意,哪些皇帝不同意,谁都说不清楚,并且没人敢找皇帝对质。就算卢象升找皇帝对质,皇帝也只能装傻,然后把卢象升调走,就象袁崇焕“用间”议和时,天启把反对议和的王之臣调走那样。
  如此一来,基本等于张家口后金销赃得到了崇祯的认可,销赃集团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连卢象升都不敢说破。
  更有这么一种可能:卢象升天雄军的军费开支,就是从“布匹毛皮”贸易的收入里支取的。

  所以张家口“边贸”记录和袁崇焕口供一样,刚面世就会被销毁,不可能有详细记载。

  当初袁崇焕以“用间”为由议和也是这种操作,皇帝批准“用间”,袁崇焕喇嘛吊孝,回头汇报获得多少多少情报,等下次后金派使者来议和,又可以派喇嘛去当间谍,中间的事情,到底哪些是皇帝的意思哪些是袁崇焕的私货,谁都说不清楚。

  从张家口边贸记载来看,年年都有,即便打仗的时候也不停止,皇帝不知道这事的可能性为零。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对后金态度极其不友好的卢象升,都不敢对张家口的“边贸”多嘴。

  可即便如此,卢象升依旧被后金军干掉了,中间的过程,只能等以后资料搜集得差不多了再分析。

  再把目标转回崇祯做“边贸”
  后金穿着“哈喇慎”的马甲来“边贸”,皇帝装做没认出来,他自然不方便和“哈喇慎”做“边贸”,就让下面的人去做。
  当然,派身边的太监和特务去监视,肯定是必须的。

  只不过,崇祯身边的太监厂卫,同样被销赃集团渗透,所以,皇帝派去监视“边贸”的人员,实际上是销赃集团自己监视自己,跟没监视一样。并且“合理合法”的“边贸”,所有手续,崇祯和手底下的太监厂卫都会帮你做好。

  然后下面的人,打着皇帝的旗号为所欲为,并且,皇帝还必须装傻。而且,皇帝把这种能帮自己干脏活、“解决财政问题”,并且对自己极其“忠诚”,“忠诚”到“不惜背黑锅”的“能人”当成绝对的亲信。

  但是,“亲信”和皇帝的核心利益完全不同,直到国家面临灭亡时,皇帝才会发现自己被耍了,偏偏有苦说不出,只能杀人后销毁审讯记录。

  现在,关键问题是,晋商赚得的银子能不能落入崇祯手里?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没必要,从崇祯口袋里掏银子,不就是官僚的职责么?崇祯赚钱,不就是为了支出辽饷练饷剿饷么?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龙袍只要没破得太显眼,都偷偷打补丁。

  那么,钱进入户部或者内帑,最终,都是得支付三饷,不就又是销赃集团的银子了么?所以,无论是内帑还是户部兵部,实际上就是销赃集团的银库,后金的赃银购“合法”购买了布匹毛皮后,进入明朝的库房,在库房里转了一手,这些沾满了鲜血的银子,就洗干净了,就合法了,就可以通过辽饷、练饷、剿饷……的名义,贪污成官僚的银子了。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崇祯在帮后金、明朝斧拜官僚洗钱。
  崇祯还感动得不得了——终于有钱了,终于把财政缺口填上了。

  皇帝爽了,表面上他卖出布匹毛皮,把后金从关内抢走的金银硬通货赚了一部分回来。
  然后,官僚走私集团更爽了,在“布匹毛皮边贸”的幌子下,他们不仅可以做合法生意,更可以走私各种物资,粮食、茶叶小意思,大炮其实都可以走私出去。

  到时候把账本望崇祯面前一放,压低嗓门神秘兮兮:“皇上,这是这一次的账本,卖了多少多少毛皮布匹,赚了多少多少银子,今年的财政缺口总算填平了……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臣死不足惜,家中老小还得劳烦皇上照顾一二……”
  崇祯感动得涕泪滂沱……

  至于卖大炮,我打着皇帝的旗号,外人谁敢查?至于做帐,首先,从我这里出货,后金那里进货,崇祯能到黄台吉那里查账去?其次,大炮比粮食更好做帐,直接说炸膛后回炉就行,嗯对了,造大炮的时候,把成品说成废品,直接就能做到神鬼不知。来源查不出来,去向没法找后金核对,走私大炮,比走私粮食还方便。

  至于“合法”贸易下的走私,皇帝肯定会怀疑,而官僚也压根不用隐瞒什么,直接告诉皇帝:我们抓住了若干走私禁运物资的不法商贩,查获各类物资若干……
  但是,不能因为走私的存在,就取缔“合法”贸易,不然,三饷钱从哪来啊?反正鞑子就在口外,就算停止合法贸易,也无法杜绝走私,反正我们正在努力打击走私,暂时就不影响“合法”贸易了吧。

  所以,皇帝明知走私的存在,但肯定想不到,走私各种物资的黑后台,就是“忍辱负重”,帮他操办“布匹毛皮贸易”的“铁杆亲信”,并且,他还让走私集团的总Boss负责打击走私。

  现在,销赃集团的运转流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而且,合法贸易额估计不会低于30%,毕竟后金那里许多人衣服都穿不起,辽东又极冷,布匹毛皮需求量也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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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04:01:03
神医胡万林(作者)
110楼

4.大凌河围困战()信号弹

  此刻的大明朝,已经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之中。但是,人们压根不认为明王朝要完。
  毕竟,无论是对于后金,还是对于李自成他们,大明朝都是一个庞然大物,无论大明朝打多少场败仗,即便是后金,都无法消化胜利果实,只能抢一把回家过年。
  然后用不了多久,大明朝又能拼凑出一支多达数万人乃至十来万人的炮灰军。
  套用mao主席《论持久战》的思路,大明王朝此刻虚弱不堪,却有个长处,人多,兵多。
  当然,大明朝人多,饥民军的兵源同样也多,流民队伍一路流亡过去,滚雪球一般发展壮大。
  大明朝的军队,人多,战力却低下,多次被兵力远不如他们的后金军重创。
  当然,饥民军的人更多,战力却更低下,通常几千大明官军,能撵着大几万乃至十几万的饥民军满地跑。

  所以,明王朝的主要打击,嗯嗯,塔攻对象,依旧是盘踞在辽东的后金。
  继续堡垒推进吧。

  崇祯是这么想的,孙承宗,也是这么想的。
  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了,日子还得过,辽饷还得发,堡垒还得修……蛀虫还得养。
  斧拜官僚则趁着塔攻战略实施的时候,大肆贪污军饷和修堡垒的工程款。
  老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才发现,老六严重低估了这些反洞官僚斧拜计划的庞大和复杂程度。
  这个庞大的计划前期没有任何收入,把明王朝拖得财政破产的辽饷,仅仅是为这个计划的前半部分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袁崇焕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在为辽饷走私集团打通从张家口到后金的走私路线做前期准备工作。

  到此刻,张家口和后金之间的走私路线,还没能打通。
  此时的局势是:毛文龙被谋杀,东江镇大批辽民被饿死,残存下来的辽兵被抽调了一万精锐去蓟镇打四城之战,剩下的精锐已经很少,偏偏内讧不断,先是刘兴治杀了陈继盛,然后刘兴治家族被铲除。多次内讧之后,东江镇的实力已经虚弱得厉害;
  蒙古的林丹汗被斧拜集团经济制裁多年,外加后金多次打击后还在苟延残喘,其他小一些的蒙古部族难以生存下去,便先后投降了后金。

  明王朝这边,“塔攻”已经成了既定战略,黄台吉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在京畿狠狠抢了一把,抽了明王朝一记大嘴巴,崇祯要想挽回颜面,就必须坚持既定方针——塔攻,以期有朝一日把堡垒修到沈阳城。

  只是这塔攻战略,当初就只是斧拜集团为骗取国家巨额军费编造的骗局,始作俑者自己都不当真,皇帝和孙承宗当真了又有啥用?

  反正眼下走私路线还没打通,斧拜集团还得靠辽饷……嗯,新冒出来的“剿饷”来维持组织的日常运行,那就总得堡垒推进做点样子出来,那继续往前修堡垒吧。

  起初,孙承宗又跑到辽西实地考察了一圈,回来后决定,在右屯修堡垒。
  崇祯四年正月十八日壬辰
  枢辅孙承宗以右屯为致师之地,议欲筑之,但恐敌兵来扰,欲出水师窥旅顺为欲取之状以牵之,使不得全师而来庶几筑事可就。
  章下部议。

  对于这事,梁廷栋的说法是:
  同日
  (兵部)尚书梁廷栋上言:
  蓟门单虗,辽兵出而敌入复返;而援蓟则我疲于奔命,而右屯卒不得筑。
  然欲另立大将,则又难于军资,不如从祖大寿议,分防永兵六千,留吴襄为东御计,而身领四千出关恢剿,遇有西犯仍听调援。
  然今枢辅既投袂而起,督臣兼制辽蓟,辽事亦蓟事,焉得杜门不出,不亟图自振之策,令辽虗而蓟不得实哉?
  相应一并申饬,共为保障可也。

  到底谁决策修大凌河,没说。

  清修《明史》是这么说的:
  登莱巡抚孙元化议彻岛上兵于关外,规复广宁及金、海、盖三卫;
  禾嘉议用岛兵复广宁、义州、右屯。
  廷栋虑其难,以咨承宗。
  承宗上奏曰:“广宁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陆运难。义州地偏,去广宁远,必先据右屯,聚兵积粟,乃可渐逼广宁。”
  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筑而后可守。筑之,敌必至,必复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锦州。锦州绕海而居敌,难陆运。而右屯之后即海,据此则粮可给,兵可聚,始得为发轫地。”
  奏入,廷栋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筑城之议。

  按《明史》的说法,孙承宗说要收复广宁、得先占领右屯,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部署重兵囤积足够的粮食,然后才可以逐渐逼近广宁。
  有趣的是,天启五年,孙承宗也在右屯囤积了30万石军粮,准备在毛文龙和林丹汗的策应下向后金发起进攻。
  问题是,时间过了好些年,右屯后来一直是处于真空状态,防御工事早就被后金拆除了,仓促之间跑去建立前进基地,会被后金攻打,所以,堡垒推进的距离不能太长,大凌河城离锦州不远,那就从大凌河城开始修堡垒,然后逐渐推进到右屯,再推进到广宁……

  战略是这么个战略,暗中的操作,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要知道,在走私路线打通之前,辽饷走私集团主要得靠明王朝的辽饷投入来维持组织的运转,辽西那边的文官将门天生脾气大嗓门粗,而暗中操办打通商路的官僚则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隐瞒身份,对辽西体系进行渗透,梁廷栋、孙元化、周文郁等等全是睡在辽西集团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种局面一直到袁崇焕进京擒王被上屋抽梯后才得以扭转,偏偏祖大寿还玩了一出“东溃”,迫使商路派妥协,给了祖大寿若干好处。
  但是,进京擒王失败,祖大寿显然也损失惨重,对于商路派,祖大寿显然不可能有好感——差点玩死自己,还把袁崇焕做成生鱼片,细思极恐,偏偏祖大寿吃惯了辽饷,舍不得他在辽西的富贵和基业,无论如何不肯投降后金。

  所以,明知商路派虎视眈眈,祖大寿就是不肯叛投后金,仗着手里的重兵,祖大寿集团死死咬住辽饷就是不松口。

  辽西有祖大寿等这么一帮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和组织翻脸,商路派肯定坐卧不安,眼下皇帝和孙阁老既然要继续推行塔攻,明知道这事不能当真,却也是收拾辽西旧将门的一个机会。

  什么?你祖大兽敢不去大凌河?
  兽兽啊,不是我说你,你从天启二年开始吃辽饷,吃了有十年了吧,朝廷加征辽饷,每年开支近六百万两,十年就是近六千万两。砸那么多银子进来,不是让你们缩在堡垒里当乌龟的,真要推行乌龟战略,直接缩在山海关里当乌龟就是了,了不起再修座重城,嗯,就是王在晋那只老乌龟的战略,这战略总共投入也就90万两,90万两就能解决的事,朝廷何苦花六千万?不就是为了堡垒推进,一路修到沈阳城么?

  现在,大家没叫你到沈阳城旁边修堡垒,只叫你在锦州城旁边的大凌河城修堡垒,你要是再拒绝,那就麻烦了,朝朝堂上那帮八婆御史会把王在晋那老乌龟的战略拿出来说事的,到时候停了辽饷,重新在山海关修乌龟壳,吃亏的不还是你?

  现在,当年吹牛“我一人足守此”的袁崇焕已经被做成生鱼片了,你祖大兽作为袁崇焕的头号黑干将,掉哪妈顶硬上吧。

  所以,这大凌河城,明知后果很严重,很可能是个大坑,可能遭到后金的报复,依旧不得不修:
  不堡垒推进,政治上说不过去。
  这是从袁崇焕搞出塔攻战略开始,辽饷利益集团,尤其是辽西将门的原罪。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刚打完“遵永大捷”,天大的理由,辽西官僚都不敢公开说,否则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每年几百万辽饷,拿了这钱,你们敢说半个不字?不做个样子,交代不过去,组织再强大,毕竟只能存在于黑暗中,不能出现在阳光下。
  对了,商路派集团没叫你们主动出击,发起反攻,或者象毛文龙那样深入敌后,又或者移镇盖州,中心突破、两翼对进啥的,已经很照顾你们了。大凌河离锦州那么近,你还敢说不?

  但是,真正懂行的,谁都不愿意去。
  刘伯承元帅回忆,他当年在苏修军事学院接受培训时学了这么个理论:边境线就是实力线,军队能控制到控制到哪里,边境线就在哪里。

  典型的丛林法则。
  只是交战各方之间,能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一切可不只能凭实力说话?

  之前,黄台吉多次提出议和,要求己方以三岔河为界,明方以大凌河为界,中间为中立地带,谁都不能派兵,避免双方摩擦。
  这个提议,黄台吉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在三岔河以东,后金的占领区作战,辽西军没有半点获胜的可能。
  在大凌河以西,辽西军的地盘上作战,嗯,辽西军龟缩起来,后金攻坚相当麻烦,后勤也供应不上,用不了一个月,后勤准出问题,并且老窝有被毛文龙袭击的风险。

  现在,毛文龙死了,东江镇被削弱、拆分,黄台吉的后顾之忧没了,紧接着,阿黄又在己巳之变中狠狠抢了一票,这下后金的后勤也已经不是问题了。

  这时候再去修大凌河,只能看黄台吉心情。可上头的压力太大,又不得不做个样子。
  所以,要死一起死。
  所以,出动重兵去修,就赌阿黄不敢来。

  人真不少,一万明军守城,四万班军充当施工队,还有百姓、商人若干。

  就在大凌河围困战爆发前的崇祯四年六月下旬,“奏章咆哮公堂”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辞职滚蛋了。
  取代梁廷栋担任兵部尚书的,是南京刑部尚书熊明遇。
  崇祯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癸亥
  起熊明遇为兵部尚书。
  ——《崇祯长编》

  起初,老六以为这是因为之前梁廷栋在建议加征剿饷的时候口不择言,将官场上许多潜规则捅了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结果遭到斧拜官僚的报复,他自己的斧拜记录被人给捅了出来,结果自己灰溜溜辞职走人。
  但是,熊明遇取代他担任兵部尚书后不到四十天,黄台吉就发动了大凌河围困战,这一战的后果,是孙承宗背锅辞职,熊明遇被折腾得灰头土脸。

  所以,老六怀疑,梁廷栋被弹劾、辞职,是梁廷栋自己精心谋划的。
  清修《明史》的说法是梁廷栋野心很大,想取代王永光当上吏部尚书,这样就可以不用呆在风险很大的兵部担惊受怕。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很可能梁廷栋认为,如果能够搞倒王永光自己取而代之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失败了辞职走人也没关系,反正不能继续当兵部尚书。

  原因很简单,看看他的前任——王洽是什么样的下场。

  梁廷栋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者,他原本也是宁前兵备道,前任宁前道是已经“自杀”了的毕自肃,再前任,就是已经被做成了鱼生的袁崇焕。

  可以说,辽饷斧拜集团要做坏事,标准的配置是这样的:明面上,是兵部尚书——蓟辽督师(最起码得辽东巡抚)、蓟辽总督——宁前兵备道。躲在暗处的,是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厂卫体系。

  出了事情,或者说干了坏事之后,肯定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这时候,就需要有人背锅,平息老朱家天子、百官和草民的愤怒,这个锅,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厂卫体系不肯背,一般人又背不动,只好蓟辽督师、兵部尚书掉哪妈顶硬上。
  所以“罪枢”王洽“病死”,“罪督”袁崇焕扛下所有罪名。
  虽说兵部尚书不至于被作成鱼生,但是,就算死得不是太难看,也没人愿意死啊。
  梁廷栋先当宁前兵备道,后当兵部尚书,袁崇焕、毕自肃、王洽的业务他都非常熟悉:象毕自肃那样不听组织的,得死,象袁崇焕、王洽那样听了组织的,也得死,而袁崇焕最惨,那剐在身上的3543刀——乃一群斧拜分子的千古之痛。

  所以,和老奸巨滑的王象乾一样,几乎就是在最后一刻,老奸巨滑的梁廷栋离开了兵部尚书这个看似显贵,却极端危险的位置,把一口大黑锅甩给了钱谦益集团的黑干将熊明遇。
  在火山口上踩着岩浆跳舞,在火山喷发前的最后一刻胜利大逃亡。

  也就是说,熊明遇此刻继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也是被人给算计了。

  再来看看背锅侠熊明遇。
  此人明面上是东林出身,后台是钱谦益集团。
  看一下《崇祯长编》里有关熊明遇的记载:
  崇祯元年五月十五日乙亥
  广西道御史邹毓祚疏荐朱钦相、朱世守、熊明遇、易应昌、熊德阳、樊尚燝、邹维琏。
  令酌用。

  崇祯元年五月五日乙丑
  起升毕自严为户部尚书,李长庚为工部尚书,孙居相为户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督理京省钱法熊明遇为兵部添设右侍郎,
  贾毓祥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恊理院事,杨鹤为左佥都御史协理院事,张宗衡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

  崇祯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庚戌
  贵州道御史任赞化荐原任吏部尚书周嘉谟、工部尚书董可威、吏部侍郎陈于廷、兵部侍郎李瑾、右通政刘宗周、佥都御史熊明遇、魏云中、程正己、太仆寺卿黄龙光、给事中张鹏云、卢时泰、御史刘芳、练国事等十三人,又新城县令郑国祯以忤珰为卓迈诬陷,乞复其官。
  令酌议。

  前两条记载看不出熊明遇的底细,现在这条,可以看出熊明遇是任赞化举荐的。任赞化是钱谦益的黑干将。

  崇祯元年八月十八日丙午
  户科给事中瞿式耜言:
  徐良彦昔抚宣府,白言台吉跳梁败盟,良彦镇之以静,笼之以计,不费官家一缕而台吉贴然受罚。
  毛酋桀骜者四年,良彦至彼中不逾两月而弭首俯耳,事几就绪,實惟贼珰以上谷肘腋,用所必用之人,屡令人游说招来,良彦峻辞相拒,致崔呈秀疏参遣戍。
  夫良彦与李邦华、熊明遇均负边材,均遭痛折。邦华、明遇俱起之田间,用佐枢等矣,而良彦最熟于西北边事者,岂可不亟展其大用乎?
  旨令吏部酌用。

  瞿式耜是钱谦益的亲传弟子。

  崇祯元年十月九日丙申
  起升孟时芳为南礼部尚书;
  ……
  熊明遇为兵部右侍郎;
  ……
  方孔照起补兵部职方司郎中。

  崇祯元年十月十六日癸卯
  命兵部侍郎熊明遇署兵部事,恊理戎政,侍郎李邦华署京营总督事。

  崇祯二年二月丁亥朔
  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疏言:
  日者枚卜一事,一手握定者,东林主盟科臣许誉卿、沈惟炳与瞿式耜其人也。
  至部臣温体仁有言,文华召对,严旨处分,为臣子者正宜静听。
  而许誉卿手持一疏送沈惟炳,使同科刘斯来至臣寓,欲书臣名,未敢负心欺君,不肯应命,而诸奸切齿。
  异日誉卿向臣同邑,科臣阎可陛曰:薛掌科不肯上疏,想要翻局,你保得他心否?
  未几惟炳条陈疏中以当任不任之语暗讥臣矣。
  今南台臣袁耀然参臣之疏至矣,耀然之疏为誉卿等主使无疑,此即向者使有上疏之故智也。
  臣止知自立有品,自竖有骨,岂知不入东林遂罹东林之害哉?
  乃臣得罪东林又不止此一事。
  游士任假募兵而与胡惟宁等侵冒帑金及登莱京边银六十余万,臣为莱州推官,经臣手者一十七万余银,未经销筭,悉以充其囊橐。
  彼时科道紏参东林巨奸,熊明遇力为护庇。
  臣考选之初,为钱粮经臣之手两疏紏发士任之奸,并紏熊明遇,臣之得罪一矣。
  张凤翔巡抚真定,将姻亲吴士弘、李壮图借名镇抚俱咨兵部,推为本属守备,二弁倚势剥兵,臣疏紏二弁,指出凤翔,臣之得罪二矣。
  毕自肃任用匪人,剥军酿乱,臣奉命入辽祭告,不忍扶同,从实入告,使自肃蚤听臣言,辽可无变,而嗔目勃稽,自致杀身,因之辱国。
  当日先事而发之者,臣也。臣之得罪三矣。
  刘鸿训刚愎自用,纳贿欺君,左袒乡亲自肃,数欲加害,臣骯脏不为下,臣之得罪四矣。
  今数怨在朝,无一不思中臣杀臣,而又有誉卿、惟炳等登高而招,呼吸霆露,宜袁耀然之甘心鹰犬以紏臣也。
  且皇上亦知今日之局面乎?用人不惟其贤,先论东林之异同;处人不惟其罪,先论东林之向背。
  其借崔魏为题,参人报仇,起官植党者,殆不知其凡几。
  夫东林中虽有孤芳之粹品,而亦多比附之奸人,东林外岂无污浊之邪人而尽有匡时之贞干?
  今誉卿、惟炳之意但欲以依附东林者尽布朝端,而不顾国家之真才可惜与否,用是誉卿、惟炳等皆以东林之把把京察,而瞿式耜仍以既处之人久居城外,遥制察典,驱逐异已,有怨之人,举朝无敢言者。此局一定,只手遂欲障天。大臣徇誉卿、惟炳之面以求保其官,小臣伺誉卿、惟炳之意以求安其位。小人奔竞而如狂,君子畏祸而结舌,但见东林之有权,而谁肯为朝廷做分毫实事以分圣主之焦劳而匡国家之多难者哉?
  乞皇上立诏誉卿、惟炳与臣面质于廷,誉卿、惟炳等同为言官,事果当言,何以不自上疏而使臣上?又何以因臣不上而使人参臣?并明遇、凤翔应否党庇士任?次用姻亲剥军,究其朋比之奸,立加乱政之罪,容臣将今日欺君实迹满盘托出,恭请圣裁。仍乞罢臣,以为不入东林、不奉指使之戒。至耀然以二千金馈送刘鸿训,临时忽易,为耀然是其行贿赂而罢官,媚门户而吠正者,不足辱皇上斧钺,亦不足辱臣白简也。
  得旨:薛国观人言偶及,自有公评,不得牵引多人,挠乱察典。

  这一段就比较长,信息量也比较大:
  首先,薛国观是温体仁的人。然后,游士任、熊明遇、张凤翔、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人。当时温体仁和钱谦益火并,手底下的人自然撕得热火朝天,各自阵营的人员纷纷从暗中跳出来捉对厮杀。

  崇祯二年四月六日辛卯
  以熊明遇为兵部添注左侍郎,以程正已为兵部右侍郎。

  此时,温体仁和钱谦益还在撕,还没分出雌雄,熊明遇的行情还在涨。

  然后,黑后台钱谦益失败,熊明遇被打发去南京当刑部尚书——彻底失宠。
  崇祯二年闰四月四日己未
  以熊明遇为南京刑部尚书。
  ——《崇祯长编》

  之后近两年时间,熊明遇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一直到崇祯四年五月,之前高举反斧大旗,奏章咆哮公堂,表现得一身正气,两袖金风的梁廷栋被人弹劾存在严重的斧拜行为:
  崇祯四年五月十三日丙戌
  行人司右司副水佳胤再劾抠臣梁廷栋贪横狡险,负君谟国,不早驱除则贻祸益大。因胪列其赃款:
  一则受李国栋七千金之馈而掇与香山参将;
  一则受李犹龙千四百金之馈而拔置刘河游击;
  一则受海时行之银二千金而躐升参将。
  至于安国栋之蛊坏边务,实与廷栋表里为奸,罪大恶极,关系尤巨。
  如国栋擅发赏银十二万,为督臣魏云中所参,乃使奸委唐过时等挥金厚贿,廷栋遂压卷月余,使国栋因得幸免,复为按臣胡良机所参,有旨切责,而廷栋巧辩支餙,代为开销,而薄责其罪,国栋仍得幸免。
  此就抚按查参未尽者论也。
  若廷栋为口北道时,结连国栋、遇时及王牧民,乘抚臣毕自肃、宁前道郭光义离任后无可查对,遂将天启七年春季插赏九万金朋分,祗凭牧民手本,廷栋竟行奏缴,先后得国栋银以万计。而玄狐、人参、貂鼠之属不与焉。
  夫以国家万难凑处之金钱竟尽填奸贪之沟壑,臣实恨之。苟不早定处分,则边政日弊,国法何存?
  祈皇上将其赃款证佐一并通付研鞫。
  帝谓推用将领照前旨行,若擅侵两年抚赏,当令抚按确查辽宣收放实册及奏缴缘由,详明奏夺。国栋两参,俱得幸脱,俟勘明另议。
  ——《崇祯长编》

  然后,中间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接把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熊明遇突击提拔为兵部尚书。
  崇祯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癸亥
  起熊明遇为兵部尚书。
  ——《崇祯长编》

  瞿式耜不是说“夫()良彦与李邦华、熊明遇均负边材,均遭痛折”么?这回我们重用熊明遇,你没话是说了吧。
  一上来就碰上大凌河围困战——此乃组织对你的信任,掉哪妈,顶硬上吧。
  所以,梁廷栋把黑锅甩给熊明遇,是黄台吉发起大凌河围困战的信号弹。




4.大凌河围困战()

  崇祯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大凌河堡垒即将完工的时候,黄台吉出兵。

  七月二十七日,
  发兵征明,辰刻启程。命杜度台吉、萨哈廉台吉、豪格台吉留守都城。
  八月初一日,
  抵旧辽阳河。
  宿一日。约各路蒙古兵来会。
  ……
  蒙古诸贝勒、台吉共四十馀人。
  彼等以所携酒肴,进汗先尝。
  杀牛羊,备酒,宴蒙古诸贝勒。
  ……
  过初五日夜,於初六日辰刻,两路军俱至。
  是日,於大凌河城南,擒一汉人,讯之,曰:
  “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员,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
  是夜,围城而宿。

  初七日,汗谕诸贝勒、大臣曰:
  “我若攻城则士卒受伤,不若环城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即战之。外援若至,我即迎击。”
  计议已定,城之四面尽掘濠沟。
  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
  壕深一丈,广一丈。
  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
  於墙内五丈外掘濠,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土其上,於周围尽扎营。
  营外亦掘濠,深五尽,广有五尺。
  防守既固,因於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

  掘壕时,未令科尔沁、阿鲁尔部人参与。
  汗出阅掘濠,坐城南山岗。
  见近百骑兵出城,追我樵采人而来。汗命护军往击之,生擒明都司王延祚。
  是日,命每牛录遣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蒴及德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哨探。

  初八日,阿山生擒明步兵十人,马兵一人解至。
  明杏山守将遣蒙古一人致书祖总兵官,为我文臣乌讷格所获来献。
  其书内纳祖宜弃城而来,若不来则无粮,以何为食?若能携军即携来,若不能,可尔子身潜来等语。

  初九日,明百馀兵出城。镶白旗布颜图、塔木拜率亲随护军追之,杀三十馀人,获马二十四。
  初十日,明马步兵约五百人出城。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汉额驸率八十人击败之。并斩其五人,追射至城壕而还。
  是日,岳托贝勒遣范游击招降大凌河城西山一台,内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口,获为二、牛二十驴二十一。即付范游击养之。
  莽古尔泰贝勒遣建昌马总兵达尔古招降城南岗一台,内有张把总、男丁四十九名、妇女四口,即付马总兵官养之。

  是日,明人出城刈禾,布颜图率护军四十人追之,斩三十人。正蓝旗护军斩十八人,镶蓝旗护军暂十五人。出哨总兵官阿山於余中设 ,获七人、牛二、骡一、驴一来献。

  十一日,系书於矢,射入城内。其书云:
  天总汗曰: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
  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
  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抿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
  岂有灭绝天下人之理乎?因善养人、故人皆归附耳。
  我之善养与否,尔等未曾闻之乎?尔疑我言为诈,人可欺,天可欺乎?”
  ——《满文老档》

  之前,阿黄曾说:“西边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嗯,这话是毛文龙转述的,阿黄到底有没说这话,只有阿黄和毛文龙知道。

  只不过这一次,阿黄还真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祖大寿比黄台吉(毛文龙)估计的顽强得多,他不是被围困月余,而是被围困了四个多月。
  只不过,月余和四个多月,有差别么?

  这条记载就很有意思了:
  “是日,明人出城刈禾,布颜图率护军四十人追之……”
  黄台吉出兵的实际卡得极准,七月底八月初,明军在锦州大凌河周边种的庄稼差不多成熟,还没来得及收割,蝗军,哦不,八旗军就进村了,辽西明军如袁粉所说“野战必败”,只好各自就近缩进乌龟壳不敢出来,野外种了快一年的庄稼,全便宜了后金军。
  ——以辽人种辽米,以辽米养大清。

  一边围困,一边劝降。

  辽西将门当初和文官、厂卫勾结,养寇自肥的时候没少出力,这时候,报应来了。
  大凌河城外,阿黄如法炮制:
  计议已定,城之四面尽掘濠沟。
  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
  壕深一丈,广一丈。
  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
  於墙内五丈外掘濠,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土其上,於周围尽扎营。
  营外亦掘濠,深五尽,广有五尺。
  防守既固,因於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

  你们不是会塔攻吗?仗着堡垒工事保护,你守,我攻,你们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损失交换比,你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种烂招我也会,不就是修乌龟壳吗?你不敢野战,我都不用堡垒推进,直接把乌龟壳修到你家门口,用工事把你围死了,你出不去。
  至于这招为啥之前不用?那时候我们这边“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没那么多粮食储备跟你耗,天启七年我们抢一把就走,让你们回去报个宁锦“大捷”,如今我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了,围死你——还得感谢你们当年放水。

  塔攻战略有多荒唐,天启、八千女鬼、崇祯或许不是很清楚,祖大寿带兵多年,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种战略最大的优势,就是骗取老朱家巨额财政拨款,除此以外,一无是处——无非就是欺负后金经济崩溃,粮食储备不足,不敢以在己方堡垒外修堡垒围死自己。

  现在,望着大凌河城外那一圈似曾相识的堡垒,祖大寿知道,再不拼命,就没命可拼了。
  用几百年后“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话说:“拼,亦光,不拼,亦光,与其白光,不如拼光”。

  问题是外头阿黄不肯跟你拼命。
  按《满文老档》的记载,祖大寿应该是搞了个引蛇出洞。
  十二日,
  汗谕本旗护军纛主帅等曰:
  “杨善及巩阿岱、苏达喇立於壕边,敌若由边境冲边而前来,即接战;
  图赖、南楚哈克萨哈立两黄旗之间,若见明兵来战我樵采之人,则尔等进击之。”
  当明兵诱战时,图赖违命进击,达尔汉额驸见之亦率兵继进。
  见两黄旗进战,八旗均相继进战。
  两蓝旗兵临城下,下马步战,逼敌兵入壕,立於壕内之兵与城上兵发炮射矢,两蓝旗兵乃退。
  是役也,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图穆布鲁、备御多贝、侍卫郭哩殁於阵。
  因孟坦与侍卫郭哩死於城下,其尸未能收回。
  士卒约十人殁於阵。
  明兵堕壕死者百馀名,获马近三十。
  是役也,墨尔根戴青贝勒率兵进击。

  这一次,应该是两蓝旗的兵上当了。后金军的伤亡是“士卒约十人殁於阵”,按《满文老档》的说法,这伤亡确实不大。问题是“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图穆布鲁、备御多贝、侍卫郭哩殁於阵”除了侍卫郭哩,其他三个都是军官,阵亡三个军官,而且还有一个副将连尸体都没能抢回来。
  反倒是明军,“堕壕死者百馀名”,这伤亡交换比,看起来,似乎是后金军“大胜”。

  然后,黄台吉非常愤怒,“又曰:‘图赖虽受伤,尔诸臣勿得往视。’扬古利额驸、巩阿岱因图赖被创往视之,汗闻之,唾巩阿岱面,并责扬古利额驸曰……”:
  汗曰:“图赖尔为明兵所诱,冒昧轻进,众军见尔先进,亦各进战。墨尔根戴青若有疏失,必将生剥尔肉而食马。
  诸贝勒有不率兵进战者乎?我之兵,我岂不能用耶?我非仰赖天恩而妄自逞强也。
  城中明兵犹穴中之获,更将何往?
  我兵乃天所赐,父汗所遗,勿使劳若,欲善用之。孟坦乃旧臣,死非其地,岂不可惜。”
  又曰:“图赖虽受伤,尔诸臣勿得往视。”
  时扬古利额驸、巩阿岱因图赖被创往视之。
  汗闻之,唾巩阿岱面,并责扬古利额驸曰:……

  看起来,似乎这一仗似乎是吃了不小的亏,只不过,先看看损失的是什么人:“两蓝旗兵临城下……两蓝旗兵乃退”,损失的是两蓝旗,镶蓝的阿敏已经因为“瘸足妇人”问题倒台了,正蓝旗的莽古尔泰还在活蹦乱跳。
  这一次,显然是冲着正蓝旗的莽古尔泰去的。
  再搜索一下这次犯错误的图赖是是什么人?
  瓜尔佳·图赖(1600-1646)清初将领,满洲正黄旗人。
  明白了吧,这位“上当”的图赖,是正黄旗,阿黄的心腹,他指挥两蓝旗人马“为明兵所诱,冒昧轻进”,得到的惩罚,仅仅是“诸臣勿得往视”,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敷衍莽古尔泰。

  接下来,后金军就接二连三地拔除、招降大凌河城外各台堡:
  以红衣炮击城西南隅一台,穿一垛墙,击毙一人。
  明台兵大惧,遂降。
  内有兵二十八人,即付王总兵官养之。
  遂列车盾於其台下,以红衣炮、大将军炮攻城之南面,击毁其垛墙城部板二。四台人来降,命免徭役,加以豢养,并给劄付。
  十三日,
  阿济格台吉、墨尔根戴青遣派伟齐,招降大凌河城东隅河岸之台。
  内有男丁三十五人、妇孺三十三口、牛十八、驴十七,即付丁副将养之。
  我汉军炮攻城东面之台、台俱毁,台上六人中炮死,其馀明兵遂弃台夜遁。我兵追及尽歼之,生擒一人。
  攻该台时,朱参将中炮死。
  ……

  十五日,大凌河城北山岗一台降。内有黄把总属下男丁五十五人,妇女一口、牛一。即付高副将养之。

  是日,於正红旗下牧马取草处,遇大凌河城北二十里外明台兵出,十人被杀,失马三十五、驼十。

  大凌河城里的明军被困死,城外台堡要么被攻破要么投降。

  阿黄不仅对明军作战取得胜利,内斗中再次取得胜利:
  十二日,两蓝旗兵马吃了点亏,实力受损的莽古尔泰自然有意见,十三日,他向阿黄要回他交出去的护军,阿黄不仅不答应,还说正蓝旗的人员“凡遇差遣,均我违误”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然后,莽古尔泰“执佩刀之柄前向”:
  时莽古尔泰对汗曰:“昨日之战,我旗下诸将均被伤。我旗护军有随阿山出哨者,有编入达尔汉旗者,可取还否?”
  汗曰:“我闻尔部,凡遇差遣,均我违误。”
  贝勒曰:“我部下人,凡有差遣者每倍於人,何曾违误?”
  汗曰:“果尔,则告者诬也。我等可打赌问之,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
  言毕,怒形於色,将乘马,
  对此,莽古尔泰贝勒曰:“为汗者,宜从公闻谕,何独与我为难耶?我为汗一切承顺,仍不中意,是欲诛我也。”
  言毕,遂执佩刀之柄前向。
  时其同母弟德格类台吉言:“尔之举动,不成体统矣!”
  拳殴之,遂扬长而去。
  贝勒莽古尔泰怒詈[lì]之曰:“爹个鸟,尔为何拳殴我耶!”
  遂拔刀出鞘一扎许。其弟德格类将兄推出。
  时大贝勒代善见之恼甚,曰:
  “於其如此悖乱,不若死矣。”
  汗不语,遂不乘马,复坐之办事毕,还营。

  黄台吉看似公允,“果尔,则告者诬也。我等可打赌问之,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但稍微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此刻,黄台吉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打赌问之”这赌注极重,要么杀诬告者,要么杀“不听差遣者”。
  眼下,阿黄摆明了要对付莽古尔泰,他当然不会杀诬告者,摆明了是在诬告,阿黄却有的是手段把莽古尔泰的手下定性为“不听差遣者”。
  什么?你跟我要具体方法?参考袁崇焕给毛文龙定的“十二当斩”、参考杨国栋参毛文龙的“十大罪”,这年头,只要你干工作,总能挑出毛病。就算挑不出毛病,编都能编若干个出来。前提是,罗织罪名的人手里有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所以,别看莽古尔泰的手下摆明了是被冤枉的,但只要操作得当,阿黄却有百分百的把握把案子做成铁案。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莽古尔泰也知道自己铁定打不赢这种官司,所以愤怒到了极点,所以,他失去理智,“执佩刀之柄前向”。
  这么一来,莽古尔泰把正蓝旗阵营都搞得非常被动,所以莽古尔泰的亲弟弟德格类赶紧表态站队向阿黄表忠心:
  时其同母弟德格类台吉言:“尔之举动,不成体统矣!”
  拳殴之,遂扬长而去。

  只是莽古尔泰怒火燃烧,彻底失去理智,见亲弟弟都不支持自己,“拔刀出鞘一扎许”
  贝勒莽古尔泰怒詈之曰:“爹个鸟,尔为何拳殴我耶!”
  遂拔刀出鞘一扎许。其弟德格类将兄推出。

  从这一段来看,莽古尔泰“执佩刀之柄前向”这个动作,是冲阿黄去的,但是,“拔刀出鞘一扎许”,明显并非针对阿黄,而是针对其同母弟德格类。

  但是,他把刀拔出一截,阿黄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汗还营後,詈莽古尔泰曰:
  “尔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尔所衣食,均我所剩,得倚我为生。
  後因尔弑尔生母,邀功於父,汗父遂令附养於其末生子德格类家。尔众岂不知乎?尔何得斫我耶?尔原系肌瘦将死之人也!
  我思为汗者,虽甚英勇,亦无自矜夸之理。故惟抚育人民,勤求治道,如乘驽马,谨身自持。彼却视我为庸懦之辈也。”
  先翻旧帐揭短,把莽古尔泰的丑事——杀自己的亲娘衮代讨好野猪皮这事先翻出来恶心莽古尔泰,捎带挑拨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关系——亲哥哥杀自己的亲娘,弟弟德格类、妹妹莽古济没想法才怪,所以正蓝旗的高层本身就貌合神离。

  接下来,阿黄把莽古尔泰“御前拔刀”定性为想杀自己。
  要知道,当时是德格类殴打莽古尔泰,莽古尔泰才拔刀的,当时在场的护卫也知道莽古尔泰冲的不是黄台吉,所以没及时上前制止,这时候,阿黄大骂护卫:
  言毕,拔刀离座,指责其众侍卫曰:“我恩养尔等何用?彼手出佩刀欲斫我,时尔等何不拔刀趋立我前耶?昔姜太公云操刀必割,执斧必伐等语。彼引佩刀,欲斫我也。”
  连姜太公都搬出来了,这下莽古尔泰“御前拔刀”就只能定性为“欲斫”阿黄了。
  事情的性质,原本是正常的争吵冲突,了不起是未遂殴斗,这下,性质就变成现行反格命了。

  然后……代善带头,诸贝勒商议莽古尔泰大不敬之罪,夺去和硕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于是,阿黄通过“御前拔刀”事件,大幅度削弱了正蓝旗阵营。
  这一事件,关键就在图赖身上,可以说这次图赖“为明兵所诱”是专门针对莽古尔泰精心设计的局……问题是,我们没证据。

  现在,看一下后金的高层:
  天聪汗:黄台吉;
  大贝勒:代善,其子岳托,当时跟阿黄关系很好,也就是说,两红旗阵营被阿黄渗透得差不多了;
  二贝勒:阿敏,现在“以瘸足妇人为重”,被判处终身监禁;
  三贝勒:莽古尔泰,“御前拔刀”,降为多罗贝勒,削五牛录……
  原本的阿巴亥集团,阿巴亥被“殉葬”,剩下三个小崽子,暂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下一个目标,是大贝勒代善,不过这是松锦之战时期的事情了。

  关宁“铁骑”的精锐,被困进大凌河城,正蓝旗势力,被阿黄严重削弱,外战内斗都取得大胜,阿黄接下来接连拔除、逼降大凌河城外的多处明军堡垒。

  八月下旬,后金军将明军的第一批援军击退:
  二十三日,命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
  汗亲往指示立营、瞭哨之地而还。
  以掠获牛、驴,分与士卒杀而食之。
  二十六日,卯刻,明副将二员、参将,游击近十员,率兵六千,自锦州来攻阿济格台吉。
  当时大雾;对面不见人。及敌逼近,有青蓝光线,自天卫入明军营,雾开如门。
  於是,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兵进击时,忽然雾霁,遂击败明兵,追杀至锦州城。
  生擒游击一员。获甲胄二百一十九、马二百有六、纛十五、小旗二。
  ——《满文老档》

  明王朝这边的局势是这样的:
  之前遵永“大捷”,阿敏被赶出边墙,所以明王朝上下并不怎么害怕后金军,之前后金在京畿打砸抢这事被选择性遗忘了——那都是罪督袁崇焕太混蛋。
  所以大明朝这边皇帝和熊明遇都自我感觉良好:
  崇祯四年八月二十日辛酉
  兵部尚书熊明遇上言:
  昨闻东兵六万,谋分三股来侵,尚犹豫于海上兵船,则岛中新战之余威也。
  因有尽洗在彼辽人之说。倘有精于行间者,乘其且恨且惧之时,亦可反而用之。
  又闻辽西士民甚愤,皆欲制挺以随官兵,相应行督抚镇大为鼓劝,不论何人,有功即一体升赏可也。
  帝谓辽人既疑愤可用,尔部即与督师抚镇商确密行。
  ——《崇祯长编》

  至于这种良好的氛围,是真的,还是崇祯、熊明遇等人故作镇定,装出来稳定人心的,只有天知道。

  继续以六耳猕猴学习《通关文牒》的精神对比《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
  崇祯四年九月九日庚辰
  帝遣乾清宫管事王应朝往关宁、乾清宫牌子张国元往蓟镇东恊、王之心往蓟镇中恊、邓希诏往蓟镇西恊,监视各镇粮饷兵马及边墙抚赏。

  从崇祯当皇帝开始,厂卫势力就一直被压制,他们已经忍了很久了,这也是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完蛋的原因之一。现在好了,你们文官不争气,也该我等厂卫鹰犬露脸了。
  只不过,当年厂卫名义上的头子八千女鬼好歹还听天启的,如今的厂卫大佬——曹化淳、张彝宪、高起潜、骆养性之流,对崇祯有几分忠诚,可就只有天知道了。

  福建道试御史王绩灿上言:
  顷者大凌之筑,半月前先有传闻,而举朝预知其不可者,意敌骑之必来突也。
  已而相传果过坌河,举朝亦有预策其当备者,意必扰我版筑、夺我艾获也。
  然而无敢昌言以告者,特以密报秘抄,恐皇上诘所从知,无以应也。
  及至今日而已压凌城,举朝但相顾错愕,即欲借筹而不能,实以虚实未知,不得展其区区之心也。
  夫边关既有其形,中国何必尚讳其事,以至耳以语耳,讹以传讹,致使谣言蜂起,民心变乱,煤米价腾,逃亡载道?则何如一一发抄,使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形乎?且也邸报发抄,则嘉言罔伏,但不过参此驳彼,舍短取长,即可得捍御之策,又何必概从秘密,尽废佥谋,专恃阁臣以为心腹也?
  殊不知阁臣筹边之效,已可概见一班,如关中之以抚成纵惨杀,时闻各边之以贿成弛,虚冒倍昔,及日者出师一万而骑兵不过数百,周于谋国者固如是乎?
  今大凌已急,犹不劝皇上大出师,徒共图维挽,将驯至不可救药始呼将伯,恐已晚矣。
  且今日内外所可忧者不少,诸臣所欲告者亦多,惟皇上将边境邸报一一发抄,使抱忠怀荩者各效其愚以听睿鉴可耳。

  这份奏疏,是向崇祯要知情权呢。

  崇祯四年九月十一日壬午
  吏科给事中宋玫以敌兵久压大凌河,祖兵为所遮扼,调探不通者已及期月上言:
  榆关外控惟宁锦八城,而八城厚势,惟祖大寿一旅。
  毋论战守进退,夙将劲卒不可弃,实国家大势所关也。
  且大寿撄新造之版筑,即使其超轶绝伦,力能溃阵启行,势亦必借助外援,此又事理之必然者。
  倘文武将吏不及今并力速为声救,而漫视为可弃可存之着,俾大寿一旦力穷智索,则军声一跌,势难复振。臣恐可忧甚大,诚不可日月玩也。
  三恊诸路兵制积弛,非关外伦比,人孱法弊,势不可用,倘敌人久缀大凌,阴谋间道,祸又不在已巳下矣。
  伏祈亟批御敕,谕辽抚道将恊图退敌,保全大凌城,再谕宣蓟督抚道将各严讯地方以备未然,此目前至急之务也。
  至于抚臣丘禾嘉候代欲去,谢琏受任将来,假使敌既遁去,大寿全师而出,则琏以新略焕旧谟,同心集力,自可旦夕图功。
  苟其不然,则琏之猝莅此土,恐上下未习,信义未昭,未能遽辑其心而鼓其气,其间正须一番调剂抚绥,然后可以有济,要必使欲去者不得如弃妇捐司,将来者不得如新妇操臼,庶于疆事乃为万全耳。
  帝谓急援凌城与饬备毖防己有严旨,丘禾嘉倚任方切,当鼓励图功,谢琏到日,令暂驻关外料理,俟事平议代。

  掉哪妈!搞了半天,不仅大伥鬼梁廷栋找熊明遇当替死鬼,小伥鬼丘禾嘉也找了个叫谢琏的替死鬼。
  前面的记载是这样的:
  崇祯四年六月五日丁未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以辽抚丘禾嘉与总兵祖大寿嫌隙构难,浸成水火,恐贻误封疆,具疏劾其不顾国患,妄送己私,乞早赐处分。
  又谓山东巡抚余大成及道臣谢琏宜使之同心共事,不致以嫌隙开参商之端,并祈庙堂留意。
  帝责其浮词挑构,淆乱边计,并诘其邸报何处抄传?令自行回奏。

  可见丘禾嘉与祖大寿的关系糟糕,这很可能做给外人看的,巡抚和总兵关系糟糕,工作无法开展,所以马上有人说这样不行,要及时处理(“乞早赐处分”)

  明白了,御史果然是官场杀器,既可以收买他们攻击政敌,也可以收买他们攻击自己,然后找理由辞职离开危险岗位。

  从遵永“大捷”到大凌河围困战爆发之前,才刚满一年,从皇帝到百姓,都以为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大明朝家大业大,在当时是个超级大国,无论是兵部尚书还是辽东巡抚,都是油水大大的肥缺,坐上这两个位置,就象是大老鼠掉进了面粉罐,原本应该大捞特捞,捞个没完才是。
  现在倒好,从遵永“大捷”到崇祯四年六月,才刚满一年,梁廷栋辞职走人,丘禾嘉也找了个替死鬼。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兵部尚书梁廷栋、辽东巡抚丘禾嘉,肯定做了若干丧心病狂的事,并且这些事情的恶劣程度,很可能不下于袁崇焕在辽东巡抚、蓟辽督师位置上干的好事。

  只有把大明天朝望死里玩的家伙,才知道此时的大明天朝,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帮伥鬼帮着躲在暗处的老虎精把坏事差不多做绝了,就开始纷纷跑路,把黑锅甩给一个个继任者。

  只不过这个谢琏走了狗屎运,磨蹭了几天。
  明王朝的官场风俗,拉了谢琏一把。

  官员升职,往往得推辞一番,显得某人很谦虚。
  来回折腾一阵,个把月过去。

  问题是,小伥鬼丘禾嘉急着找替死鬼。
  谢琏一番做作——大凌河围困战开始了。

  所以说熊明遇不懂事,这货在南京坐了两年冷板凳,做梦都想复出,失去了大明朝官僚应有的矜持。

  局势就是这么诡异,一方面,商路派的几个黑干将都在谋划辞职跑路,皇帝却把一帮太监派出去监军。
  本来,厂卫就是搞情报的,局势如何,他们心里跟梁廷栋、丘禾嘉一样清楚。梁廷栋、丘禾嘉都打算跑路了,照理厂卫不该在这个时候插手辽东战事。
  当然,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前线真要出事,倒霉的应该是兵部尚书和辽东巡抚,而太监不过是去监军,所以不用担责任。

  之后的战事,和百度百科词条上说的差不多,不过还是把原始史料罗列一下吧:
  崇祯四年九月十三日甲申
  辽东巡抚丘禾嘉会同团练总兵吴襄,率副将斳国臣、游系、杨振等兵及山海总兵宋伟。率锦州兵共向大凌,离松山三十余里,与大清兵遇,大战于长山、小凌河之间,互有损伤。禾嘉遂以捷闻。

  团练总兵吴襄,和祖大寿关系不是一般的亲——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对方当小老婆,互相是对方的舅子兼妹夫。
  得亏他们没有互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象拉登和奥马尔那样,互相是对方的女婿兼岳父。

  只不过,从这一战开始,一直到最后大凌河城断粮祖大寿投降后金,吴襄都没有为自己的妹夫兼舅子祖大寿拼命。
  至于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意和后金拼命,还是本来就希望祖大寿完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然后嘛,来不及甩锅的丘禾嘉过一天算一天,反正祖大寿还没断粮、投降,先向皇帝报捷再说。

  崇祯四年九月十五日丙戌
  吏科给事中熊开元以帝遣内臣王应朝出关救援新城,一日六疏奏讨官军马匹勘合等项,皆蒙俞旨上言:
  司马法“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非徒以昭其别也。阃以外边臣任之,阃内以廷臣任之,庭除左右服勤则内官监诸臣任之,亦犹农耕于野,女蚕于室,各服其劳,各执其咎,以故责无他诿而事日以有功。
  今陛下任边臣阃外,非一朝夕矣。枢辅孙承宗、督抚丘禾嘉等未食寸报则捍城却敌,担无他卸,厚赏显戮,义不得辞。
  陛下顾释此不专其责,又特使应朝任之,岂真应朝智过孙吴、勇冠魏霍,为边臣所不逮乎?
  以谢琏之才品,突简行边,犹有虞其器手不习者,今又再遣一谢琏,使仓皇就道,为承宗、禾嘉分过,不己多耶?
  且朝廷飬士不为不厚,祖宗立法不为不周,今内兵精则用之,营兵不精而不问,内臣能则遣之,边臣不能而不问,怠王氏而涣众情,臣窃滋惧焉。
  伏乞陛下收回承命,立止内臣勿遣,以一事权,庶不至为将来边臣卸责之地也。
  帝谓遣用内员自有裁酌,不必过为疑揣。

  这段记载没啥好说的,站在崇祯的角度,你们文官不争气,先是袁崇焕坑我骗我,现在的这拨人表现也不怎样。所以我不得不重用厂卫势力。只不过,此厂卫非彼厂卫,如今的厂卫,未必就有天启朝的厂卫靠谱。
  不管靠谱不靠谱,反正,如今是厂卫势力重新抬头,光明正大地加入利益瓜分的队伍。

  崇祯四年九月十九日庚寅,
  直隶巡按王道直疏请叙录邮马山捷功,总镇祖大寿功居第一,应行升荫首功;
  副将祖大乐、祖泽润、韩大勋、游击杨振、守备柏永馥应升叙次功;
  守、参、游杨复元、曹天寿等四十七员应优叙;
  哨探、材官、把搃祖采度、刘成功等十八员、策应副参何可纲、岳维忠等三十三员应优叙;
  总兵窦承武应准赎过。
  若指授方略如宁前道陈新甲、抚臣丘禾嘉、督臣张凤翼、阁部孙承宗俱应晋秩。

  老规矩,既然是“大捷”,自然要论功行赏。祖大寿还在大凌河城里头被人轮大米,所以升荫首功,手底下和他一块被轮的祖家军大小军官各自升官,感觉跟元首将保卢斯(就是在斯大林格勒被老毛子轮大米的那位)晋升为元帅差不多。
  然后嘛,宁前道这个培训中心又出了一个斧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陈新甲。
  所以说,宁前道根本就是个培训基地,在这个位置上干过的,要么同流合污(袁崇焕、梁廷栋、陈新甲),要么被自杀(毕自肃)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壬辰
  登莱巡抚孙元化疏奏:孔有德、吴进胜于初三日驾大小沙唬等船二十二只起行赴援大凌。

  这条记载看起来不起眼,却标志着登莱之乱正式开始。

  同日
  监视太监王应朝出山海关。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癸巳
  督治昌镇兵部右侍郎侯恂发马步兵三千五十余名,遣左良玉领之,于十六日启行,前赴宁锦救援凌城。

  话说,左良玉首次出现在《崇祯长编》是宁远兵变的时候,被袁崇焕撸掉官帽子打发回家(革职回卫),如今在侯恂的提拔之下重新独当一面。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乙未
  兵科给事中周瑞豹以凌围四十余日,仅得松山一战,恐将士狃于小捷,骄怠易生,请严其责于枢辅上言:
  皇上手执尚方,特命枢辅出关,又命巡关按臣与之偕行,又发帑金、帑帛之赏,命内臣领之而往,不过欲解大凌之围,救大寿之困,非止追过小凌河,仅夸一捷而已。
  顷读枢辅疏,内有云:“抚臣业已调度详妥,方在发兵,臣骑行不便,暂住宁远”,又云“督饬兵将各依抚臣调度”,臣窃怪之:
  盖皇上之廷遣枢辅也,命之曰有功立赏,有罪立诛,是明以赏罚之权专属枢辅,则枢辅必亲历行间然后功罪无漏,赏罚不逾时。今曰暂驻宁远,似非所以仰称皇上特授尚方意也。
  况既膺督饬抚镇之专任,安有反依调度于人者?在枢辅或让前功而不居,在旁人或疑其诿后担而思卸。
  且曩时凌城之筑,枢辅曾主其议,今即不必为既往之追咎,顾安所辞于就事论事之责任哉?
  乞立刻驰谕枢辅独立担当,克期驱扫,是今日刻不容缓之着也。
  帝谓枢辅既膺专任,自宜悉心调度,速图觧围。

  别人早在大凌河围困战爆发前就已经在甩锅了,孙承宗、马世龙打完四城之战后也各自辞职过几次,马世龙倒是成功辞职走人了,孙承宗却没走成,几次都是“优旨不允”。
  但孙承宗的辞职似乎不象在甩锅,和梁廷栋、丘禾嘉不同的是,孙承宗是崇祯三年底就开始辞职,他倒真是年纪大了,而且他打完四城之战,一时间风头出尽,足够他老人家名垂青史,实在没必要在辽东战事这个是非圈子里继续冒险。
  问题是,崇祯好容易碰上个比袁崇焕靠谱,货真价实地收复失地,击退后金的绝世统帅——尽管这位边关战神岁数大了些,花钱花的确实有点厉害,但人家的战绩是实打实的,哪能就这么放走?

  问题是,满桂战死,马世龙辞职,茅元仪丢官,老孙头实际上身边一个亲信都没有。
  毛文龙早已被袁崇焕谋杀,林丹汗被斧拜集团连年经济制裁,大量马匹在雪灾中被冻毙,手下牧民大量逃亡,势力早已被严重削弱,这两位一个死了,一个半残,已经没人能够在敌后策应支援孙承宗了。
  内无人和,外无大势,他自己又是词林十九年的文人,带兵打仗不是他的专业。

  所以,这次崇祯让他出关,以往表现还算厚道的孙枢辅也开始耍滑头了,他给皇帝上疏说“抚臣业已调度详妥,方在发兵,臣骑行不便,暂住宁远”,想把责任推给丘禾嘉。

  ——本来就是梁廷栋、丘禾嘉的责任,现在战局不利,让我去背锅?

  以往,总说孙承宗主张修大凌河,可翻遍《崇祯长编》、《崇祯实录》等史料,只看到孙承宗主张修右屯。
  ——那里离海比较近,就算被后金攻击,也能得到水师的支援。
  既然无法证明孙承宗主张修大凌河,谁主张修大凌河谁负责,让孙承宗去关外指挥,本来就非常不厚道。
  ——凭啥要俺老孙背锅?

  问题是,这黑锅你不背谁背?人家熊明遇本来就是刚来,不熟悉情况,这要让丘禾嘉去背,恐怕他就得掉脑袋,而你孙枢辅有遵永“大捷”的光环护身,背锅后最多丢官,。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丙申
  太监王应朝于是日抵松山宣诏颁赏。
  监军道加太仆寺少卿张春会总兵宋伟、吴襄提兵过小凌河东五里,袭大清兵于双堡,为大凌诸将声援。大清盛兵长山以扼之,竟不得进。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丁酉,辽东巡抚丘禾嘉遣督阵官张丕振至锦州,同副将张弘谟、祖大乐、佟守道、靳国臣、孟道、游击杨振海、参代杨华征等于是日黎明出兵,与大清战于五里庄,连接二阵,大清兵分二枝,一向白云山,一向亮马山而去。
  兵部尚书熊明遇以闻。

  同日
  命司礼监大监张彛宪总理户工二部一切出入钱粮。

  看起来,太监集团的实力骤然扩大,能够“总理户工二部一切出入钱粮”了,可见崇祯对文官已经彻底绝望了。
  只是如今的厂卫,同样早已烂透了,尤其是在铲除了魏忠贤之后。
  所以,换汤不换药。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戊戌,
  援凌兵与大清战于长山,大败。
  总兵宋伟、吴襄及参将祖大乐、张邦才、靳国臣、于永绶、刘应国、赵国志、海参代、杨振、朱国仪、尤禄、李成、祁继光、祖大弼俱迯(逃)回,夷将桑昂(桑昂儿介)、那木气、七庆、归正、黑云龙、道臣张春、参将薛大湖俱被拘,其张弘谟、祖邦林等不知所往。

  这就是长山之战的记载,简单粗暴。从《崇祯长编》的记载来看,啥都看不出来。

  看下《满文老档》是怎么说的。
  从八月中旬在内斗中阴了一把莽古尔泰,将其权柄大大削弱之后,黄台吉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对明作战上来,接下来十几天的记载,大多是某个台堡被攻破或投降,多少多少人战死负伤,黄台吉慰问伤兵啥的。

  (八月)十八日,遣穆成格、叶努率每旗一人往沈阳,彼等所赍书曰:
  “汗曰,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并副将七员,参将游击六七员,其所率山海关外之所有马兵,俱在大凌河城内,均被我军围困之。讯之,言有马兵七千,步兵七千及工役三千、商贾两千等语。
  此乃我等素所期望者。
  今蒙天佑,得此良机,故我军已环城掘壕筑墙以困之,今尚难以逆料其结局如何,惟祈天以待。
  恐诸贝勒、福晋、民众人等,复似前年征北京时,肆张声势,其晓谕之。
  再闻,於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等处,各有马兵二三百,步兵一、两千等语。
  再者,尔等将家中消息缮写明白,遣晓事之人送来。
  凡朝鲜,北面及东呼尔哈诸地消息,令前往捉生者遣人来报。
  其遣来之人,复令遣还。所需炮药万斤,及驮火药用骡六十。除留彼正员外,其以私事或因病家居之官员、护军;可遣令送来。
  南北若有消息时,勿派官员传递,可遣病留护军与贝勒家人同来。”

  二十三日,命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
  汗亲往指示立营、瞭哨之地而还。

  以掠获牛、驴,分与士卒杀而食之。

  二十六日,卯刻,明副将二员、参将,游击近十员,率兵六千,自锦州来攻阿济格台吉。
  当时大雾;对面不见人。及敌逼近,有青蓝光线,自天卫入明军营,雾开如门。
  於是,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兵进击时,忽然雾霁,遂击败明兵,追杀至锦州城。
  生擒游击一员。获甲胄二百一十九、马二百有六、纛十五、小旗二。

  二十八日,有一大鹿,自东来,跃过壕边即奔入御营,遂吹杀之。

  三十日,汗出营,往阿济格台吉军驻地,时两台吉迎於一里外。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各宰一羊进宴。
  汗亲以金卮酌所携酒,饮两台吉,次饮蒙古诸贝勒。又召前出哨阿山、劳萨及图鲁什,汗亲以金卮酌之。
  汗出营後,大凌河城明兵出,围我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两红旗、两蓝旗、蒙古两旗,护军及行营兵齐进击,败之,斩千余人。

  是日,穆成格率八旗八人,赍朝鲜书自沈阳至。
  奏曰:“朝鲜使臣八月十一日至。朝鲜官员名单及所赠财帛数日,均三彼所赍书中。官员在内,共来一百九人,马七十二。汗曾致书谕我等云,勿肆张声势,唯所天以待等语。其其结局如何,我等唯听上天区处,何必张扬。恐众人张扬,故将此书偏谕汗室诸福晋及八家福晋知之,又聚众於衙门宣读之。我等愚昧无知,惟念勤勉不怠,仰副天意。至於消息,有我等喜闻者,不待自言,汗亦知之。我等何必言之也。”

  九月初三日,遣十二人往沈阳,致书曰:
  “自穆成格去後,八月二十日,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每旗护军五十人、纛额真各二、哨率二十,及阿鲁、科尔沁部全军,敖汉、奏曼部兵一百,巴林、扎鲁特部兵一百,往围锦州及松山路。

  二十六日,山海关一带各城明兵俱至,六千明兵有锦州出。选劣骑两千立於锦州城附近。
  选四千兵,由明副将二员及参将、游击六、七员率领,翌日晨来战。我阿济格台吉及硕托阿哥军击败之。杀其士卒,生擒游击一员,获甲胄二百十九,马二百有六,纛十五,小旗二。
  因离城近,获马不多。复讯所执之人等,言死、伤者有五百余等语。

  三十日,大凌河城明兵出,欲攻城南之台。营於城南面三镶白旗,乌纳格巴克什、正蓝旗、镶蓝旗、鄂本堆及镶红旗、敖汉、奈曼、明安贝勒、正红待九旗兵士击溃之,使壅集於门而掩杀之。尽获其甲胄、衣服、枪、炮。
  明兵因无马匹,皆徒行出城。承蒙天佑,我军将官及牛录额真等均安然无恙,士卒仅有负轻伤者。
  营於城北之正白旗、西乌里额附、巴林、扎鲁特、恩格德尔额驸、镶黄旗、正黄旗、土默特、喀喇沁等七旗,均未令战。
  问城内消息,言工役因绝粮欲毙,士卒军粮已尽,原马七千,饥毙四分之三,尚余四分之一,皆不堪乘,官员马匹,其堪乘者,止六十余匹等语。
  战争结局,上天作何区处,天数未定,何由知之。
  再者,由朝鲜所来之官员,仅留其三十人往此,余皆遣还。照旧赏赐。命我官员率哨卒送至江岸。
  倘有事由彼遣人来者,乘我等在此之际,连夜过十三山,我等不遣人接应。我等若由此起行,必遣人往报。”

  天聪五年九月
  初四日,塔木布率镶白、正白、正黄三旗护军各五十人,追击明兵出城取草者。杀其三人,生擒蒙古二人。此役也,达尔汉侍卫之子胡希布被创身亡。

  初六日,闻祖总兵宫殿遣一汉人往锦州,乘夜步行潜越巴林部色特尔蒙古地方,即遣人蹑其迹,该人已入台,是以,刘哈率护军八十人,乘夜设伏,执而诛之。(原注:是夜大雪,巡夜者不知其出走。)

  初八日,遣人致书谕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曰:
  “尔等切勿以敌寡而轻战。我军距城近,恐中其计。若敌兵大至,务遣人来报,我等前往觇视。如敌众前来下营,可命厮卒预备装载,似为起行之状,以观其动静。彼若退则听之;若彼乘夜冲击尔营,则命斯卒避於安全之地,选精兵击之。若彼扎营已定,则移此处火炮击之。彼若夜宿,我军当时加瞭望。”

  初九日,命两红旗、两蓝旗,每旗遣大臣二员,率每牛录甲兵一人,往攻城西五里外大路之台。尽杀其人,获马一、牛五、驴七。

  是日,遣人致书谕阿山、图鲁什曰:“汗曰:阿山、图鲁什、劳萨,尔等促生,所有解来人众,均系刈草奴仆,因何未获一晓事之人?我前曾谕尔等,勿专於侦探,何曾禁止尔等之捉生耶?凡明动兵,均被困於此城,他睡之兵,勿足为虑也。若选精骑以往,自何擒获晓事之人。而遣庸懦者前往,即擒其刈草奴仆,彼能供何消息乎?再者,明人往远取粮草,知而不报者为谁耶?命查之。”

  初十日,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携押获王游击及纛十五、小旗二至城下。命王游击绕城呼曰:
  “锺总兵官自山海关遣我尽率所部兵来援尔祖总兵官,为诸申往围锦州兵击败斩尽,我被生擒至此。”

  十二日,闻由关内增马、步兵来援锦州等语。时以阿济格台吉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扬吉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

  十六日,汗率亲随护军、额尔克楚虎尔(多铎)之亲随护军、每旗大臣三员、每牛录甲兵五人,卯时,出营向锦州进发。
  命在阿济格台吉军中之图鲁什、劳萨,率兵百人往诱锦州兵。
  时明兵七千出城逐我军,至小凌河岸汗埋伏处。
  时汗环甲毕,未及系盔。甫系盔,仅以护军二百人,遂击败之。
  追杀至锦州城,逼明兵堕入壕内。

  是役也,额尔克楚虎尔(多铎)於与敌交锋处坠马,其马逸入敌阵。时其部下有护军扎富塔者,见贝勒坠马,遂以其马乘之。
  时明步兵万余,列车、盾、炮、枪於城外,我军还营时,明兵复出,尾随而来。
  阿济格台吉兵及营兵随即至。
  汗列兵,击败明兵,追及其步营。杀其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获马约百。
  於是,收兵偃纛。汗以两次击败明兵礼,率众将拜天。
  汗将所统营兵、西鸟里额驸旗下汉军,及三甲喇红衣炮一尊,均留於阿济格台吉处。
  汗还大凌河时,止於路,凡被创者,均赐酒犒之。起行前来时,大贝勒率众台吉迎汗。
  大贝勒曰:“汗独自出征贝敌,营苦也。”
  言毕,马上叩见汗。次众台吉拜见。
  汗登大凌河城西岗坐,大贝勒以金卮酌酒跪献,汗答礼接酒饮之。

  十八日,致书祖总兵官曰:
  “金国汗致书於祖大将军: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即便获胜,岂若与妻孥於家安居之乐乎?
  屡遣使议和,而明朝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视我如乌兽,竟无一言回报,遂忿而兴师焉。
  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
  今议和既绝,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於大凌河,似有宿约。
  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好,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
  我之所以仰慕将军,因我起自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
  我曾向银柱言,安得闻暇,观尔主与我同谋等语。将军若不信,问银柱可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
  惜哉,士马亡毙殆尽。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

  十九日,汗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军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
  城内明兵见之,欲乘机出城夺我所得之台。
  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杀十七人,生擒一蒙古人。

  二十三日,遣喀木图率每牛录厮卒二人,每贝勒属下二人,每旗大臣一员,齐书赴沈阳往取兵士衣服。
  书曰:
  “汗曰:
  自遣人复,又有消息云,山海关锺总兵官、遵化吴总兵官、宁远邱都堂,副将三、四员,率山海关外马兵七千、步兵一万,悉入锦州等语。
  十六日,我往视锦州时见由锦州至杏山一带尘起,遂命图鲁什、劳萨率士率二百,先往觇之。我仅率额尔克楚虎尔亲随护军随其後。时有锦州马兵七千人,遂图鲁什等,至我军前,我等仅以所率护军击败之,追至城壕。
  初阿济格台吉军未至。待每牛录甲兵五人及我军止於中余者击败敌毕始至。
  迨我军俱至,复列阵击敌一次,败之。复讯逃来之人,言明一副将、一千总、及马兵一百五十人被斩。前後有步兵五十名被斩,其中桑阿尔寨蒙古五十人被斩,负伤者三百等语。
  以我等思之明兵死多於该逃人所言之数,逃人之言实不可信,但又未探得确实消息。
  十九日,我军发炮,佯作攻小凌河之状,以诱城内明兵。我等护军穿甲、营内厮卒执纛,为前往救援状。
  於是,城内之祖总兵官即率兵出城,来攻南台。
  仅以镶红旗、鄂本堆、明安贝勒、镶蓝旗营兵,即向前进击,明兵谴败。获其坠壕者十七人,杀之。後擒人讯之,言约四十人死等语。
  我等观敌动静,业已平复。时有明出城取草者,我军追之,不能奔皆仆。
  二十日,擒大凌河城人乃讯之,言城中粮仓半堆,以流斛计之,约有百石,原马七千,倒毙殆台,尚余二百,其堪乘者,约七十匹。夫役死者半,其存者不过以马肉为食耳!烧柴已绝,马鞍亦皆烧尽等语。
  前所以遣人取军服者,以汉人故事,有食弓弦尚且固守者。倘明兵似此死守不出,耽延时日,恐一旦下雪寒冷,恐我军劳苦,遂令往取耳。
  至於军,送军服所需骡、驴,可酌情派遣。凡从征军士,有多余马匹留於都城者,可携之来。切勿妄遣幼小及新降汉人等来,可遣额外病留大臣及护军来。
  炮药可送万斤来。镶蓝旗欠车五辆,可取八家庄屯骡、驽马及蒙古车补送。若无骡、马,遣牛来亦可。以前装载甚轻,今後宜合载之。
  再者,家中有何消息,宜遣晓事者来报。凡察哈尔逃人,无论来至何地,俱遣其本人来。若有信自家中遣人来报,则我等由此起行往内地之前,尔等照常遣人来此。”

  二十四日,明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城出。二十五日,渡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
  汗分军为二,视率其半前往,布列车盾,拟攻两日。汗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被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军还。

  二十七日,而明兵四更未起行,趋大凌河,距城十五里,哨卒见之来报。
  汗及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德格类台吉、阿济格台吉、额尔克楚虎尔、硕托阿哥,率诸申、蒙古兵,及西乌里额驸兵,共不及二万人,
  往视之,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接战。汗虑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於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
  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击震天地。铅子如电,矢如雨霰。
  左翼兵因辟敌炮矢,未从汛地迎敌冲入,亦冲右翼兵而进。故敌营有兵抵抗。
  遂破敌营,追杀其大半。
  其余少半之敌,复聚列阵。
  时我军追击敌溃军未还,汗命西乌里额驸旗,屯於明兵营东,乃发大炮火箭。
  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识,将逼我阵。

  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於是,我追敌之军还将至,天晴。
  汗观战情,不可收兵,遂亲临阵,发矢斩杀。
  刚收兵,即命列行营兵车于前,护军、蒙古兵及厮卒列於後。
  於是,营兵推战车近敌,纵马兵发矢冲击,明兵仍不动。■枪炮力战,我军又以矢攻之,矢下如雨霰,明兵不能挡,遂溃走。
  我军斩敌步兵,如捻死聚挤之虫,无一人得脱。
  敌马兵四处逃窜时,汗预知其出走之走,遂遣精兵,尽截杀之。
  斩罢收兵。生擒明统兵主将监军太仆寺卿张春和左翼副将都督张洪谟,副将三员、参将四员及游击九员、都司二员、备御七员、千总六员,共计三十三员。大获其马、驼、骡、牛、驴及甲胄、军械,收之不尽。
  时被擒诸官见汗,均跪拜,独监军道不跪。
  汗怒,援弓箭欲射之,大贝勒谏曰:“我等先前阵获三之,均予收养,即使仇人亦养之。此汉人既以死为荣,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
  遂以大捷,竖纛鸣螺,汗率诸贝勒及领兵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
  时凉风後起,大雨滂沱。酉时始雨,戌时方晴。
  是役也,确切言之,明兵四万,诸申兵一万五千,概此言无大出入。
  自征明以来,较之以前,此次杀敌明兵甚多。

  汗以所食嘉馔盛於银器,遣达海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往赐张春。
  达海巴克什曰:“汗盛德宽洪,命我等以御馔赐张老爷。”
  张春曰:“我知汗善意,欲生我而赐食耳。但我死志已决,不食汗之所赐。我性命肌肤,操於他人之手,不能自保,惟我心不属他人。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非我首创,乃古来之例也。
  汗若养其贪生者,杀其求死者,方为养也。今虽不食汗所赐之物,亦犹食之。”
  遂拒绝。达海巴克什曰:“我不明大人之心,将尔所欲言,请悉语之。”
  张春曰:“崇祯帝反执政大臣,视我如犬马,遣我送死。兹受帝命而来与尔交战,因不能挡,为尔所败,我已被擒,我若死,则我五子及三孙得生。
  尔等杀戮已甚,所获亦已富余,衣食皆足。尔用兵已十五年,不视天时,不养人民,一味杀掠,征战不已,则将一事无成矣。
  以我思之,天下四海即为一海,四海之民皆为一家。古之贤主,均养民安国。尔却以杀掠为本,不息兵,不养民,日事征战。人皆畏死,若顺尔者亦杀,不顺尔者亦杀,虽田野农夫亦将持锄镢而战矣。”
  达海巴克什曰:“我非为杀掠而兴兵也。以明国与我有七大恨,所以兴师矣,前军至北京,曾致书六、七次,意欲讲和,竟无一言回报。
  今我汗仍愿讲和。孙阁老、邱都堂在边镇,张老爷亦在此。尔等皆尔帝亲近大臣,可致书言讲和之事。”
  张春沉思曰:“彼等亦不能,我被擒,非所当言。汗先杀我,而後言和可也。”
  执意求死。时达海巴克什以生擒官员三十三人名告之,张春曰:“我本以为彼等均被杀,不想尔等亦收养之。既如此,请容我审思。”
  遂绝食三日。至二十九日,汗备食赐张春。讯问毕受而食之,是後,每日三餐,汗均亲阅而赐。

  ……

  到此,张春率领的援军完蛋。
  不管朝内大佬暗地里是怎么谋划的,反正,明面上,他们必须派出援军全力营救祖大寿,并且,援军也拼凑出来了,就是这五万人,永平兵备道张春张参政领军。
  一旦这五万大军完蛋,大明朝再想凑军队来给祖大寿解围,那就不知道是啥时候的事了。
  之前,援军和后金决战是一拖再拖,大佬之间互相扯皮,丘和嘉、孙承宗都想甩锅,起初,打了一仗,然后向皇帝“报捷”,捷是报了,只是大凌河并没能成功解围。
  丘禾嘉这次“报捷”之前,按《满文老档》的记载:
  “三十日,大凌河城明兵出……问城内消息,言工役因绝粮欲毙,士卒军粮已尽,原马七千,饥毙四分之三,尚余四分之一,皆不堪乘,官员马匹,其堪乘者,止六十余匹”。

  既然“野战必败”、铁了心“凭坚城用大炮”,花大价钱买那么多马匹做咩?
  现在倒好,铁骑守城,战马派不上用场,当初大价钱买回来的战马,如今倒成了粮食储备。
  只是这时候说啥都没用了,即便杀马吃肉,大凌河城也坚持不了多久。

  更加可疑的是,黄台吉八月初六开始围困大凌河城,大凌河城八月三十日就开始断粮,吃马肉,算算时间,24天。
  一个月都不到。
  想起什么没有?袁崇焕所谓的宁锦“大捷”,赵率教驻守的锦州被黄台吉围困的时间,也是24天。

  当时镇守的赵率教和纪用,断粮没有?没有!
  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有这么一段记载:
  (天启七年)八月
  户部题:
  都、色部落投降,督师(王之臣)疏称弱者自为食,则以阵亡缺伍之粮养一千七百之精壮而有余,无烦另措矣。至于发银米余以养十万居民,则祖宗以来无赐田租之诏。臣部即欲措发而无从。前锦州被围,连呼颗粒皆无,迨[dài]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而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师习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告,庶中外相成,兵食两足矣。

  迨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
  迨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
  迨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

  怪不得梁廷栋和丘禾嘉要金蝉脱壳,卡着时间寻找背锅侠——大凌河城的粮食储备,就是一个巨大的疑点。

  早就有人说过,兵部尚书和辽东巡抚(从宁前兵备道到蓟辽督师,只要掌握实权就行)的组合,是犯罪集团必不可缺的环节,大凌河围困战再次证明这一点。

  日子一天天过去,后金依旧以守代攻,慢慢困死你,到长山之战爆发前后,大凌河城的饥荒更加严重,“(九月)二十日,擒大凌河城人乃讯之,言城中粮仓半堆,以流斛计之,约有百石,原马七千,倒毙殆台,尚余二百,其堪乘者,约七十匹。夫役死者半,其存者不过以马肉为食耳!烧柴已绝,马鞍亦皆烧尽等语……”
  注意,马肉还剩一些,柴火没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这种远不如米值钱的东西,还排在米前面,古人这么排名,是有道理的:
  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靠的,正是熟练掌握火的使用,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吃熟食——哪怕贫富再不均,分配再不公,所有的人,都吃熟食还是能做到的。
  现在倒好,黄台吉把祖大寿直接打回洪荒时代。

  这时候再不出动援军根后金硬拼,祖大寿就真得饿死了。

  只是从实力上看,明王朝就没有获胜的可能。
  毛文龙被杀,东江镇大量军民变成饿殍,林丹汗被严重削弱。这两路人马一完蛋,黄台吉没有后顾之忧,他可以集中兵力收拾大凌河城,加上己巳之变后金抢回去大量钱粮物资,此次围困大凌河不会在受后勤限制,而且大凌河城离自己的老窝辽东也不算太远,后金的后勤线并不长。
  更扯的是黄台吉卡着秋收的点跑过来,大凌河周边种植的农作物全便宜了后金,后金可以慢慢收割。用黄台吉自己的话说,就是你能把堡垒修起来,可你能用城墙把农田都围住?
  之前四城之战,孙承宗打出一个“遵永大捷”,当时是黄台吉勾结周延儒算计阿敏,所以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是孙承宗拼凑了十万人收拾阿敏的甲兵四千,余丁和新附的黄鞋军若干。现在后金出动的是主力,而明王朝这里,头等主力关宁“铁骑”,战兵五千,班军一万被祖大寿带进大凌河凭奸臣用嘴炮,哦不,凭坚城用大炮,张春这五万援军,装备和训练比较好的,是吴襄和宋伟。之前马世龙倒是从东江镇抽调了一万人,也算有一定战力,这次,应该也被张春带来了。
  只不过,东江镇的兵,毛文龙被杀前后多次被断粮,是个人都知道他们不满,所以孙承宗怕他们闹事,将他们拆散开来,如此,这些人造反闹兵变的风险倒是降低了,但他们的战斗力,显然也被稀释了。

  收拾被黄台吉阴了的阿敏,明军都要抽调十万大军,如今对付阿黄的后金主力,祖大寿被堵在大凌河里出不来,能和后金军作战的,只有这五万人,就算明方没有居心不良的内鬼,都不大可能将大凌河解围。

  更何况,明军内部,至少吴襄是不想真为祖大寿解围的——即便他和祖大寿互为妹夫兼舅子。

  两次和后金交战,都是吴襄带头逃跑。

  清修《明史·张春传》关于长山之战的记载是这样的:
  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长山,距城十五里,大清兵以二万骑来逆战。春营被冲,诸军遂败,襄先败,春复收溃众立营。
  时风起,春命纵火,风顺,火甚炽,天忽雨反风,士卒焚死甚众。少顷雨霁,两军复鏖战,伟力不支亦走。春及参将张洪谟、杨华征,游击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
  诸人见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礼,春独植立不跪。曰:“忠臣不事二君,礼也。我若贪生,亦安用我!”令剃发,不从。居古庙,服故衣冠,迄不失臣节而死。

  如果仅仅是清修《明史》如此记载,还真有可能是在诬陷吴襄,毕竟他的儿子吴三桂先引清军入关,后来又起兵反清——是个大坏蛋,所以,对我犬清来说,吴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崇祯长编》也有类似的记载,吴襄敌前逃跑,是跑不掉的了。

  所以,吴襄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据“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理论,大凌河围困战之后,祖氏将门被严重削弱,只能缩在锦州城周边舔伤口,吴氏将门成了辽西军的杠把子。
  然后,吴三桂当了大太监高起潜的干儿子,跟辽东巡抚方一藻的儿子好得可以斩鸡头烧黄纸喝鸡血……
  可见吴襄非常能经营,和士大夫体系、厂卫体系都有很深的勾结,光凭这点,祖大寿远远不及,更甭提满桂、毛文龙之类的武夫了。
  吴襄更是把吴三桂包装成“孤胆英雄吴三桂,五十三骑破万敌”、“勇冠三军,孝闻九边”……
  几年功夫,吴氏将门便好生兴旺。

  想起那无数白花花的银子,祖大寿的心一定在滴血。
  吴襄没问题才怪。

  吴襄、宋伟全都丢官,吴襄的儿子吴三桂却掌握了吴家军——这惩罚,等于没有惩罚。
  想想张春的五万人,除掉吴襄、宋伟的辽西军,便是东江镇兵的一万多人、四城之战时从遭受兵灾的百姓里招募的丁壮,还有贵州兵若干。这些人当中,东江兵是首先要被坑死的,其他人,也都是可以牺牲的对象。
  再看看张春本人,之前被王在晋弹劾,袁崇焕却下死力保他,如今解围祖大寿、何可纲他最积极,可见他和辽饷养寇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更是商路派的眼中钉。
  再看看被后金按在大凌河城轮大米的祖大寿
  ……
  结果是,吴襄两次阵前逃跑——受了点处罚,只不过还不如别处罚;
  张春被俘;
  祖大寿将大凌河城里的百姓全部吃掉后投降后金。

  如果这些还不够,再把大凌河城诡异的粮食储备加上去。

  所以从结果反推回去,长山之战,依旧是辽饷集团商路派和黄台吉勾结,把之前的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派望死里坑。
  黄台吉还捎带收拾了莽古尔泰。
  而且,从头到尾,都设计得丝丝入扣,连背锅的,都已经早早选好,己方人员,早在战前,就已经谋划好了退路,该调动的调动,该辞职的辞职。
  只不过,商路派紧接着被黄台吉坑了一把,黄台吉既没有干掉祖大寿,也没有将他收为奴才,而是将他放回来当作附在明王朝身上吸血的蚂蟥养在锦州城,消极抗后金,积极吃辽饷,还捎带用来恶心商路派。

  先是毛文龙的东江镇、林丹汗的察哈尔部族以及哈喇慎三十六家一帮西达子;
  接着是王元雅、朱国彦、赵率教、满桂、孙祖寿、刘兴祚……
  现在轮到张春、祖大寿、何可纲他们自己;
  ……

  用德国洋和尚马丁·尼莫拉的话说,就是: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接着他们又来抓社会党人和工会会员,我没说话,因为我两者都不是;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为我说话了……

  比之“第三帝国”时代的德国佬,养寇派才真正可耻。
  ——德国佬不过是当顺民,在元首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毛文龙、林丹汗他们倒霉的时候,养寇派根本就是凶手的一部分。
  大凌河围困战&长山之战,当官的,没有一个不该死,只是几万当兵的成了陪葬。


  长山之战后,祖大寿是寡妇死儿子——彻底没指望了。
  援军覆灭,在自己吃光城里所有百姓之前,大明朝不可能再组织一拨援军来给自己解围了。
  黄台吉依旧没有攻城,只是将大凌河城死死围住。
  当初组织推行“塔攻”战略,那个逆督袁崇焕说这叫“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信守不渝,死生与共……”
  宁锦之战,赵率教纪用被围,袁崇焕就没打算派援兵,满桂、尤世禄倒是去解围了,没成功。好在当时后金粮食卖毒品价,“一金斗粮价银八两”,黄台吉后勤跟不上,只围困了24天就主动撤围。
  这一回,阿黄在己巳之变中抢了大量钱粮物资,有足够的粮食跟祖大寿耗,围困大凌河的时间,可不止24天。
  老实说,祖大寿、张春表现都不算差,祖大寿在封锁线内拼得相当凶,而长山之战中,张春在局势不利之下还能约束败兵扎营,稳住阵脚、发起火攻,偏偏祖大寿的舅子兼妹夫吴襄两次带头逃跑,果然“信守不渝,死生与共”。
  伪大的关宁锦防线,伪大的“塔攻战略”,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伪大的大明官僚集团。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大凌河城断粮。
  断粮有断粮的招数。
  之前就有案例:
  起初,东江镇把后金折腾得焦头烂额,后金那边“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最先吃死人肉的,是后金的人。
  东江镇被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断粮多次,也多次闹饥荒,东江镇的解决办法,就是学习后金,吃死人肉,乃至吃尸腐肉。
  ——报应啊,你们不破坏民族团结,把后金折腾得快散伙了,谋划养寇自肥的组织,就不会用这么歹毒的招数对付你们。
  如今大凌河城断粮,祖大寿有样学样,把大凌河城的百姓当成食物,又死撑了一段时间。
  ——报应啊。你不把东江镇折腾得几乎全部饿死,后金就没胆子长期围困你。

  等到百姓都被吃光了,大明援军还没来,祖大寿只好杀了坚决不肯投降的何可纲,率领一大群吃人吃得两眼发红的关宁食人魔向黄台吉投降。

  至于祖大寿的抵抗为啥那么坚决,祖大寿投降后为啥还要跑回来,原因之前也分析过,并不是他多么忠于大明朝,多么忠于老朱家天子,而是他对大明朝的辽饷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什么?你说投靠新主子、“从龙入关”,别逗了,当时的黄台吉,还真没这王八之气,没有足够的钱粮物资值得祖大寿他们卖身投靠,利用你干坏事可以,纵容你抢劫京畿也可以,就是不会投靠你。
  如此食人魔、吞金兽,黄台吉养不起,也不想养,干脆放回去,谁爱养,谁养着。

  尽管知道结果,但还是把《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的相关记载发出来供有兴趣的查阅,没准还能有新的发现:

  天聪五年十月
  十月初二
  ……(该记载内容为整顿军纪,略过)

  是日,命苏达喇、乌拜(可能是鳌拜)率每旗大臣各一员及每牛录护军各一人,前往锦州、松山一带捉生,杀八人,生擒九人解来。
  讯之,言吴总兵官、金副将、桑阿尔寨携百人遁去。其余众将士,均为尔等所杀。
  孙阁老、太监二王公,已由锦州逃往关内等语。

  初十日,命图尔格依、纳穆泰率兵一千,往略锦州、松山一带。
  获驼二、马十六、骡三及牛九十三、驴十三,俘守备一员及人十六而还。

  十二日,于子章台主参将王景降。携来男丁二百三十九名、妇孺三百三十九口、马三十骡九、驴十四、牛十四。
  参将王景被引见汗。汗赐貂皮■及貂皮帽,命服之。

  以红衣炮及大将军炮攻该台三日,击坏墙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人惶扰,力不能支,第四日遂降矣。
  该台既克,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以所遗粮榖,饲秣军马,约一个月。

  十三日,翟家堡降。台主把总及生员一人朝见汗毕,命擢把总为千总,赐狐皮■、貂皮帽,赐生员狐皮■。该台有男西六十名、妇孺四十口、牛三十七、驴十五。

  是日,赵都城报信之索尼,朱参将率汉军一千六百人,携朝鲜二使臣至。

  十四日,陈兴堡台把总祖邦杰来降。汗赐缎袍一,并遣往该台招降。
  台人不降,且曰:尔欲降则降,我等不降等语,掷石不容进。
  我军遂以火炮击之,尽被火药焚死。归降男丁三十四名、妇孺十一口,获牛四、驴十三,即付马总兵官养之。

  十六日,由者城来送衣服之人以牛车载所获各炮,携军中瘦马及各台归降户从还。命每旗出人领之。

  是日,遣阿鲁部蒙古兵还其原驻地。

  二十日,汗出猎十三山一带。
  是日,汗念士卒掘壕劳若,赐羊,以资杀食之。

  二十三日,大贝勒及众台吉来议莽古尔泰贝勒罪。
  时大贝勒驻御营迤西山岗。汗召众台吉,杀一牛五羊,宴之。
  宴毕,大贝勒及从台吉等,以莽古尔泰向汗挥刀,议革去兄长贝勒号,降为和硕贝勒。
  夺五牛录诸申,与弟德格类台吉。
  由牛录所得之分,亦免去,罚驮甲胄雕鞍马十,进汗,驮甲胄雕鞍马一,与大贝勒,素鞍马各一,与众合吉。
  又罚银一万两。议此罪时,汗曰:“此事与我有关,我不参与。”
  遂未参与,由大贝勒及众台吉定似之。

  是日,系书於矢,射入城内。书曰:
  “金国汗谕曰:
  诸臣众官,惜其功名,恐妻子被诛,以致牵连尔众,将殒命於此。尔等小民,死亦何名?
  今尔城内之人,皆为鬼魅,杀人而食之也。
  尔等先杀人而食,後他人不杀食尔等乎?
  恐尔等听信尔官员诳言,以为降我,亦必被杀。
  倘杀归降者,我岂不畏天乎?
  倘官员降,子孙世袭罔替。
  倘小民杀官吏来归,则量功授职;
  孑身来归,则恩养之;
  率众来归,量所携之人数,计功授职,并恩养之。
  我不食言,尔等亦勿疑。”

  二十四日,有张翼辅者,自大凌河城逃来。
  讯之,言欲於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突围,先杀工役而食,今已杀各营人食之。
  士卒断粮,惟大臣众官,各余米一、二升等语。

  二十五日,遣图鲁什、劳萨率每旗大臣各一员,兵一千人,往锦州、松山一带捉生。
  遇明管队一人,率十人执纛往宁远,击之,杀三人,生擒八人,获马十匹而还。其甲胄鞍辔[pèi]均赐与擒获者。

  是日,城内总兵官祖大寿子祖译润,系书於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来,亲与面议等语。

  二十六日,副将石廷柱、达海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原档残缺】参将宁完我等往城南台下,遣阵获千总张卫入城,城内游击韩栋率纵者一人偕张卫至。
  游击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於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
  达海巴克什曰:“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
  游击曰:“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於尔处。”
  韩游击去後,果携祖副将来时济尔哈朗台吉、
  岳托台吉自座起立,副将欲叩见,岳托台吉曰:“前我等战,则为仇敌,今已讲和,则为兄弟,请勿叩拜。”遂行抱见礼,当众台吉至,俱以次抱见。
  诸贝勒正坐,命副将祖可法、韩游击从於右侧近处。
  祖可法既来至,遂遣石副将、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宁参将往。
  石副将与祖面议,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宁参将率纵者数人,立於壕边。
  岳托台吉谓祖副将曰:“尔等死守空城何意?”
  祖副将答曰:“天与尔辽东,永平兵民,尔等若不加屠戮,则天下之民,闻尔军至,自愿归顺。因尔等屠戮天与之降民,故疑耳。”
  岳托台吉曰:“前屠杀辽东之民,乃先汗之事,当时不谙理义。
  提及此事我等追悔、若有二身,必诛其一身;若有二头,则必劈其一头矣。
  後杀永平兵民者,乃二贝勒杀之。因此,已将二贝勒治罪,幽禁牢中,尽夺其所属诸申等民。此事与汗无涉。
  我汗自即位以来,纠正恶习,更新礼义,抚养人民,爱惜士卒。不用我等相告,谅尔等亦闻之。”
  祖可法答曰:“汗於贫困者,账与衣食抚养,富裕者乃诸物秋毫无犯,宽仁爱民之德,亦曾闻之。
  然我国之人,见尔等屠戮,肝胆俱丧,虽言抚养之,而人犹不信者,乃此故也。”
  迨石副将远。祖副将言毕辞归,岳托台吉曰:“尔等守城离别妻子已久,我等亦离别妻子守尔等已久。今可以和好之礼作揖而别。”
  遂彼此作揖,令其先乘马遣之。
  祖谓石副将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
  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於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
  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匀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
  再者,祖之子又致书汗及石副将各一函。致汗书曰:“招练营副将祖泽润叩禀汗麾下:
  前遣人来议时,虽以一言立决,众官不从者居多。
  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骗我等,必仍回军等语。
  或云诱骗而屠戮等语。
  故宁死不降。我对众答:汗於前书中已言明:先曾杀人,今则施仁政,此人所共知等语。
  不信上言,惑众不降者,惟何副将(何可纲)、刘天禄、祖泽洪三人。
  何副将(何可纲)曰:汗非成大事之人。
  得永平先回宫,屠戮永平人民。
  今我等已降,即使不加屠戮,亦必回答,万不能归降等语。
  时平彝营祖泽洪挑唆蒙古人,使不降汗。
  尔处逃来人亦曰:汗於国中之人,不论贫富,均加屠戮。即顺亦死,莫若不降等语。
  所以,上下议论不一。故此事一言难决。且祖总兵官又念其在北京之次子。
  汗可遣石副将前来,凡总兵官所欲言,将悉告之。
  前石副将来时,总兵官欲相见,而众官不从。
  今我祖泽润可从中调停之,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故昨日纔系书於矢,即射出。汗可派议和这人来。
  此乃机密事。城内人对我甚疑。凡我书到时,汗仅遣议事者来,勿使泄密,将我尽宜密藏之。勿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兴我同心之副将有四人,乃不便举名,故不书。”

  致石副将书曰:
  “盟弟祖泽润顿首致书。
  弟辞仁兄已有十载。既分居两国,不便互问候。唯而烛独坐内心痴念而已。今乃蒙天佑,兄弟相见,指日可待矣。
  仁兄今已晋为副将,我亦晋为副将。
  今汗大军来此,前日兄来见总兵官时,总兵官亦欲相见。因众官议论不一,未获相会。
  其持异议之官员云:汗非成大事之人,既得永平,旋即回宫,且屠戮永平人民。今即得我等,亦必回宫。我等宁死於城中,何为使妻子罹祸也等语。
  是以一言难决。我独自一人难向众人言。以我思之,我兄与弟,不亚於同母所生,故以所欲言,告知於兄。
  今汗诚欲图大事,举兵甚是,大军继续前进,众人归降亦有光彩。
  倘汗不前进,诱诳我等,旋即回宫,众人岂不谓为我所误乎?
  望兄向我吐露实情,否则就此作罢。
  汗诚欲图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计,将在北京之二弟救出,此乃兄全我祖氏之大恩也。
  此书阅毕,即刻焚之,勿赐回音。见面再议。大事有六、七分可成。兄宜亲来与总兵官面议。”

  石副将与总兵官面议毕,来报於汗,
  汗遂复遣石副将、诸巴克什等往谕曰:
  “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
  是夜副将祖可法、张存仁、游击韩栋至,汗自座起立,叩见汗毕,即与诸贝勒行抱见礼。设馔宴之。
  彼等所言亦与告石副将者无异。汗曰:
  “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
  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
  否则尔等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
  言毕,遣之。

  二十七日,祖遣其施中军来曰:
  “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复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
  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

  二十八日,诸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均与祖总兵官合谋归降。
  唯副将何可刚拒降。祖即执之,命二人推出城,於城西壕外斩之。
  行斩时,何可刚含笑而一言不出()
  於我诸将前斩何可刚毕,祖总兵宫遂遣其属下副将四员、游击二员来誓。
  曰:“金国汗、执政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岳托等盟诸天地曰:
  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
  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及刘毓英、窦承武
  参将、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及祖邦武、施大勇、夏德胜、李一忠、刘良臣及张可范、萧永祚、韩栋等,
  率大凌河城内从官兵民归降於我。
  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後,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议,夺其纪算,使之夭折。
  凡归降将士若怀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  使之夭折。
  如能践此盟,天地垂佑寿命延长,世享太平。”
  誓毕,祖总兵官誓曰:【原档残缺】

  汗遣龙什阿哥诣祖营,与祖结为兄弟。
  盟誓天地毕,问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
  祖总兵官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即欲起行前来。
  库尔禅巴克什、龙什阿哥回奉奏於汗。
  汗复遣谕曰:“虽已盟誓,而民心未定,今晚且勿来,期以明日相见。”
  时祖不肯,曰:“事已定,毋庸置疑,我即去见汗议取锦州之策。”
  库尔禅巴克什、龙什阿哥回奏於汗。汗令之来。
  谕毕还营。诸贝勒迎於壕内一里外,行抱见礼。
  相见时,祖曰:“诸贝勒亲自来迎,何以克当。”
  於是,一鼓尽特,方至汗营,汗出行幄列火炬以迎。
  祖欲跪见,汗止之,行抱见礼。令祖先入行幄,祖推辞。遂汗与祖携手并入。命坐於汗左、设馔宴之。汗以金卮酌酒进祖,祖辞,让汗先饮。汗让大贝勒先饮,毕,次汗饮,次命祖饮。
  祖曰:“我所携之物,日久已罄,愿借汗酒,奉献汗饮,可乎!”
  於是斟酒跪献汗饮。
  汗以祖来归之礼,赐所服黑狐皮帽、貂裘、金玲珑腰带、靴、袜、雕鞍白马毕,谕曰:“若是白书,宜拜天地成礼,因暮夜不能成礼,且任野外,携物有限,不能以嘉物相赠。”
  祖答曰:“汗优待若此,我何【原当残缺】”

  辛未年闰十一月
  二十四日,金国汗致书祖大将军:我曾与张有才曰:本月初十遣人问大将军安。虽欲遣人,但不知将军信息。
  於是,为先探听消息,捕哨卒问之,知山海关外犹以将军为主师,我始宽慰,遂遣人问将军安。
  我等誓告天地,已有一月,我心唯以将军身体为忧,望多保重。天长日久,人易疏忽大意,恐有闪失。再彼处情形,相讵遥远,保以得知?将军将彼处险易,明白修书,速遣妥员,来报我等,我万兵秣马,以候将军之信息。勿以此处子弟及众兵忧虑,尽贫国之力养赡之。
  我等既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倘蒙天眷而事成,则以将军为王,国自由尔专主,倘将军骤逢灾难,体力不支,难以维持,请将军遣人约期,即遣人往迎,将军切勿眷恋锦州富贵,唯有人在,富贵即可随之而来矣。既率大凌河各官兵归降,乃我国从未有之功勋。我将将军与我诸贝勒并列,不与官员辈并列。况且【原档残缺】

  关于祖大寿的记载,连着出现三处“原档残缺”,老六认为,这明显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故意“残缺”掉的。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祖大寿留在后金那里当黄台吉的狗奴才给后金带来的好处,比跑回明王朝那里继续吃辽饷给明王朝带来的破坏小得多,从这个结果反推回去,所谓的“原档残缺”,明显是“残缺”了一些关键的史料。

  祖大寿“跑”了,留在后金的一帮副将参将游击,各自当了后金贵族的女婿,而那些从天启二年开始吃了多年辽饷,在大凌河城将百姓当成粮食尽数吃光的关宁“铁骑”,也在后金的占领区当了种马,黄台吉从各牛录网罗了一帮小寡妇,招这帮食人魔当如意郎君。

  天聪六年正月
  十七日
  是日,管兵部事贝勒岳托奏书於汗曰:
  “先诛辽东、广宁汉人。後复戮永平、滦州汉人。
  至前杀之事,纵极为辩白,人亦不信。如今,天与我以此众,正欲使人知我之善养人也。
  臣愚以为,若能善抚此众;即抗拒者居半,归顺者亦必居半。彼时再宣明前事,人亦信服矣。

  若谓如何抚养?
  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
  二品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妻之。
  其诸贝勒之女,由诸贝勒出财帛给之,诸大臣之女,出公帑给之。
  诸贝勒、大臣之女,若欺凌汉官者,则咎在父母也。事先告诫,犯即治罪,则安敢欺凌?
  向彼宣谕‘若蒙天眷,得尔地方。仍各给还家主,以养其生。’彼必喜悦。即原有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

  彼既离家室孤身在此,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乃亦有名也。
  果尔,使其女父衣食与共,彼将忘其故土也。即有一、二异心而逃者,亦决不为怨我之词矣。若不善加抚养,则何以得天下乎?

  其再令诸贝勒各出一整屯给各官,此外,每牛录各取汉人男妇一对,牛一头,各编为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主,命以牛录官职偿之。

  再察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从人。
  夫明国之兵士,离别乡土妻孥,长年累月,戍守各城,一苦也。
  惧怕为我兵诛戮,又一苦也。惟光棍等,不能治生,或资钱粮以自给。有家业之人,不恋此钱粮。
  今汉兵既归降,须派贤能满汉官员,察民间汉人女子寡归,酌情给配,其馀者,察八贝勒下庄屯之殷实庄头有女者,即令其给配。若无女子,则令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耕作。征战时,仍隶戎伍。再有馀者,则令殷实商贾,逐产分给婚配。
  如此办理毕,仍各赐夜服一袭。”

  接下来,黄台吉借口“若归公中抚养,各官必受劳苦”,将这些投降了的明军将官打散,分派到八旗中,免得他们凑到一块生出二心,而大凌河城投降的人员,则抽调一半左右分派给这些降将,老六统计了一下,不到九百人:

  天聪六年正月
  十九日
  是日,先是,大凌河城新降各官,分与各旗,每旗四员,暂行抚养。
  至是,汗与诸贝勒商议,“若归公中抚养,各官必受劳苦。”
  副将、参将、游击,不论善否,均分隶八旗,永远安插。
  至大凌河城汉人,其赐与旧官为民者,可取之半,
  分隶正黄旗
  一等副将祖可法下男丁五十人,祖泽润下男丁五十人,祖泽洪下男丁五十人;
  参将姜新下男丁十人,游击方一元下男丁十人,姜奎下男丁二人;

  分隶镶黄旗
  副将韩大勋下男丁五十人,
  参将盛忠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棍铭石下男丁十人,陈变武下男丁十人,张怀良下男丁十人;

  分隶正红旗
  副将刘天禄下男丁五十人,杨韦徵下男丁二十人,
  参将张廉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吴奉成下男丁十人,

  分隶镶红旗
  副将孙定辽下男丁五十人,
  参将段学礼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涂应乾下男丁十人,刘武元下男丁十人;

  分隶正蓝旗
  副将邓长春下男丁四十人,薛大湖下男丁二十人,
  参将吴良辅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李一洪下男丁十人;

  分隶镶蓝旗
  副将张存仁下男丁五十人,陈邦选下男丁四十人,
  参将高光辉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方献可下男丁十人;

  分隶镶白旗
  副将张洪谟下男丁五十人,李云下男丁四十人,
  参将韩栋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刘良臣下男丁十人;

  分隶正白旗
  副将曹茶诚下男丁五十人,裴国珍下男丁五十人,
  参将刘士英下男丁十五人,
  游击胡弘先下男丁十人。

  天聪六年三月
  初一日
  赏一等副将张洪谟、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曹恭诚、刘天禄、张存仁等七副将各缎十、棉绸十、佛头青布五十、以碗盘计之银一百四十两;
  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桌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

  赏二等副将韩大勋、裴国珍、孙定遼等三副将各缎八、棉绸十、佛头青布五十、以碗盘计之银一百四十两,
  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桌一。

  赏三等副将杨华徵、李云、薛大湖、陈邦选,邓长春等五副将各缎六、棉绸十、佛头青布五十、以碗盘计之银一百四十两;
  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桌一。

  赏八名参将张廉、姜新、段学礼、吴良辅及刘士英、盛忠、韩栋 高光辉等各缎五、棉绸五、佛头青布三十、以碗盘计之银一百两;
  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一、卧柜三、筷二十六双、桌一。

  赏游击杨铭石、吴奉成、李一忠、刘良臣和张怀良、方一元、涂应乾、胡弘先、陈变武及方献可、刘武元等十一游击,各缎五、棉绸佛头青布三十、以碗盘计之银一百两;
  画鞍一、平雕撒袋一、扁鞋带一、立柜一、卧柜三、筷十六双、桌一。

  十二日,
  大凌河归降副将、参将、游击诸员,以赏立柜、卧柜之礼叩谢汗。叩拜毕,杀羊二,治筵十五席筵宴。

  从几这段记载来看,这些降将的待遇,实在不怎样。一帮在明王朝那边作威作福的副将参将游击,在后金这边,得到的,只有一百多两银子,棉布、绸缎、佛头青布之类若干,家具、碗筷若干,对了,还有棉花若干……
  就这么点东西,一帮降副将、参将、游击还得“叩谢汗”。
  ——可见后金那边,某些生活物资还得统一分配,这还是高级干部才有的待遇,经济实在是有够糟糕。
  然后,杀两头羊,开席,吃一顿。
  别的缺,肉食倒真不缺。

  这时候,有人会说,明王朝这边皇帝赏赐大臣的,实际上数量也不大,也就是银子几十两,绸缎若干,不见得比黄台吉强到哪去。
  没错,老朱家天子是没钱,赏赐很薄。但是,这帮副将参将游击,有丰厚的辽饷可拿,可以理直气壮地斧拜,可以借口“养廉”把军屯土地占为己有,可以吃空额、喝兵血……
  在后金这边,阿黄可发不起辽饷,而这些降将,手底下人最多的,也就五十人,吃哪门子空额、喝哪门子兵血?
  对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本朝经济也不怎样,当时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是“一套家具,二老双亡,三转一响,四季服装,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块钱(月薪),八面玲珑,酒烟不沾,十分听话”,这帮降将此刻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真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水不如鸡。

  这样的待遇,当然留不住“人才”。
  所以,人们总说祖大寿怎么怎么忠诚,都投降了还跑回来,以此证明袁崇焕“慧眼识人”。实际上,祖大寿所效忠的,显然不是老朱家天子,而是白花花的银子。

  天聪六年
  八月初一日
  ……
  旋师以来,自大凌河携来之汉人,逃者甚多。汗遂召额驸佟养性及文馆诸巴克什谕曰:
  尔等宣谕大凌河归降各官曰围尔等三月,天以畀我。我之恩养胜於他人,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与以妻室抚养也。倘我军士似此为尔等所俘,不惟不加养赡,即其首领犹能保乎?
  当孩赤之时,养育者尔父母耳。今我给衣食养育,我即尔等之父也。
  尔等在明地乃统属万千人。今我赐与尔者,每人不过四、五十人,或二十三十人耳,有何繁多?
  尔等为何不加训饬抚养,使之逃亡耶?
  岂以此番出兵,从宣府讲和而还,恐不能与妻子相见,故如此耶?
  我既诚心议和,而彼必以重物馈我,以足我意,否则岂能够轻易与之讲和耶?
  和议若成,则国富家昌,共享安乐,岂非美乎?若不议和,察哈尔惧我,已远遁万里之外,旁无窥伺,军分四、五路攻明,可一举成事也。
  彼不思是,负我养育之恩,背逆尘土潜逃,是负天也!
  该逃人中,有者出於已意而逃,有者官兵同谋而故纵。
  若欲归家探取信息,则奏於我,明白遣去,所遣之人还与留,听其自便。否则,彼思乱不已也。”

  这段记载说得很明白了,黄台吉把这帮食人魔当成狗奴才来豢养:“当孩赤之时,养育者尔父母耳。今我给衣食养育,我即尔等之父也。”
  黄台吉的意思是:对你们来说爹亲娘亲没我这个主子亲,小时候你爹妈养你们,现在我养你们,我是你们的蝗阿蚂。
  在老朱家体制下,这帮人手下大兵编制几千上万,吃空额、喝兵血已经习惯成自然,跑到后金那边当黄台吉的狗奴才,手底下只剩下四、五十家奴,能比吗?偏偏他们还的捏着鼻子认下黄台吉这个爹
  而这四五十家奴,实际上原本都是这些将门的家丁,都是吃辽饷习惯成自然的,在后金这边,日子过得更是苦哈哈的,他们能呆得住?所以“自大凌河携来之汉人,逃者甚多”。

  后金这边关于大凌河围困战的记载,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继续发扬六耳猕猴读《通关文牒》的精神,把长山之战后《崇祯长编》的大凌河围困战相关记载也罗列一下,没准也会有意外发现:

  辛未崇祯四年十月三日癸卯
  四川道试御史吴彦芳上言:
  用兵之道,贵乎胜可长驱,败可退守,则恃有根基之能立。
  迩者大凌之困,援兵四集,文武诸臣效力,捷音旦暮且至,似无烦杞人之虑者。但聚精锐于一隅,外形之张有余而内备之实或歉;集群才于一事,谋断固足以相资,意见亦难于尽合。
  臣所以有贵立根基之说,而窃欲布诸边臣也。然则可与共固根基者何人?宁锦之土民是矣。葢民之生于宁锦者,筋骨坚强,则其力可用;狎见边情、心无畏怖,则其气足用。
  传闻凌城被围之初,宁锦聚士民歃血相誓,有助战之心,则其忠义足用。而诸臣之现在行间者,惟张春威惠并行,人心归向,此可战可守,而能立根基者也。
  是宜使之驻札宁锦,重其事权,委以联络土民,听其训练。凡土兵之成队者或颁以犒赏,或助以器械,悉许其便宜行事,而朝廷量以钱粮布帛给之,则无募兵输饷之费,而数万之乡勇集焉。鼓其保身家之心,作我保封疆之助,进则率而前驱,退则统以坚壁,此最稳之根基,今日之亟宜留意者也。
  若枢辅孙承宗飬安之习日甚,报国之念渐颓,计每阳托于万全,气已阴竭于三鼓。
  因督理无担当之力致内臣有监视之行,则为枢辅者速宜早计却敌,勉立后功,以赎前过可也。
  帝以颇见长虑,嘉纳之。

  同日
  陕西道御史李柄上言:
  顷者敌迫大凌日久,边将无敢战之气,围帅有坐困之形。
  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内臣督战,立见士气改观。
  而宣、大、山西三镇连年荒旱,斗米四钱,流离载道,储偫空虚,与辽左用兵之地不同。内臣衔命而往,地方不无稍益其供帐,边臣不无稍逊于掣肘,倘查核不即清楚,塞上或有外侮,将边臣任之乎?抑内臣任之乎?切望皇上熟虑之也。
  帝以饰词责之。

  崇祯四年十月八日戊申,
  直隶巡按王道直以长山之败疏参总兵吴襄、宋伟临阵退缩,战溃偷生,为军纪所不宥,
  乞敕部依律议处以肃军心,并乞敕速推谋勇大将星赴交代,以救危疆。

  同日
  兵科都给事中仇维祯上言:
  顷者救凌之师以轻入溃败,而关内之精卒利兵复多调发榆关以及,三协未免单弱。万一敌人乘胜思逞,守备不设,人情何以免于震惊?
  臣谓当此之时,必不可轻言战,惟有固守一法,可以敝敌而待机。
  祈皇上急敕督抚镇道、关内外诸臣,当坚壁清野,务围完固于各隘口扼塞之地,严为守御。蓟、密、永、昌之间及沿边诸处皆当倍加戒备,掘坑拒马诸事一一预设,又须远其侦探,密其烽火,鼓励人心,明严赏罚,使外虽少挫,而内不失其所以自立,庶转败为胜,因祸为福之长算犹在我也。
  至京营尤当急敕其整顿,凡内外一切守御之备,先事预具。葢匪茹狂逞,固万万必无之事,蚤使敌人闻之,亦可以慑其志而消其萌耳。

  辛未崇祯四年十月九日己酉
  以刘源清为山海挂印总兵官、鲁应奎为福建总兵官、刘嘉言为浙江总兵官、王维城为蓟镇总兵官。

  礼科给事中谢玄珧上言简用辅臣、选择将帅二事。
  谓论辅臣者,固在才品度量,而尤莫先于论心。如昔伊尹暨汤咸有一德,故天心享焉。言将师者固在技勇韬略,而尤莫先于言气,如昔郭子仪一出而敌人下马罗拜,其气有以厌之也。
今我国家正急在置辅、遣将二事,倘果得此等人而用之,将使辽人谓中国复相司马,而河阳壁垒一新之盛事复见,日又何内外之不敉宁哉?
  帝嘉纳之。

  崇祯四年十月十日庚戌
  兵科都给事中仇维祯上言:援师之败,抚臣丘禾嘉怏怏于筑凌轻进,势不自由,窥其智似在脱卸。
  夫当此新败之后,岂得犹泄泄推委若不经意者?
  禾嘉自当速急收兵,料理宁锦防守之具,令敌虽胜不能乘势直前,而后可至。
  凌河犹存,岂可竟弃不救?亦当大张虚势,多作声援以遥应大寿。敌人疑我援兵复出,不至并力攻凌,则大寿方可徐施其力,此目前急着也。
  禾嘉能承则承之,不能则当有所以处之,勿使泛泛以不进不用之身致逗漏机锋,思图脱罪也。
  帝谓禾嘉独住松城,似非卸避,但救凌事迫,所司可再行申饬。

  辛未崇祯四年十月十二日壬子
  河南道试御史傅永淳上言:
  大凌之围两月未觧,长山之败损将溃师,皆由兵不用命,以致师老无功。
  且敌人蓄谋深诈,去来犹如风雨,今日之计,凌围之觧固不容迟,而北口之防亦宜预备。
  葢以先年深入,未尝一由山海,皆从马兰、喜峰诸口,今倘外张声势,潜图内向,能不寒心?此北口之防宜预也。
  是当选择精兵猛将与附近诸卫官军,使增防各边诸要口,与山海宁锦相为犄角,复严申号令,密为盘诘,使兵无可逃,奸无可入,与关门如左右手之相,使可为横冲直突之用,一举而三善备焉,皇上何不敕部相机为之也?
  至滦州知州柏之焕欲救凌围,业下部酌议,似此忠义之举,足以激劝豪杰之气,亟当奖赏遣行以鼓义勇。
  帝报闻。

  崇祯四年十月十四日甲寅,
  长山之败,监军道太仆寺少卿张春督阵被执,守正不屈。帝嘉其忠义,遥授右副都御史,赏恤其家。

  崇祯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丙寅
  刑科给事中常自裕上言:
  自长山败绩,人心披靡,而议者咸欲为悬城固守、坚壁清野之计,是将置大凌于广外而坐视祖帅之困毙,臣窃不取也。
  葢敌人素所畏忌者,惟大寿一人,辽左半壁实倚赖之。若弃而不救,是自坏长城也。
  况祖帅而外尚有孙定辽、祖可法、何可冈等战将,不可惜乎?
  五千之精锐、万余之班军,不可念乎?奈何因一战之溃败遂不谋觧围之长策?恇怯委顿至此,极也。

臣因筹目前援凌大计,惟在选将练兵。
  葢将者,师中之长子,三军之司命,虽不能如赫赫之南仲、壮猷之方叔,但有久履行间、素着勋绩,如克复遵永时之曹文诏、王承恩、黄龙辈,不可置之远塞海岛,如在籍之刘超、徐镇都、杨大烈辈不可使之家居,诚举此数人布列关畿,必能缓急有济,何至如宋伟之一败而束手乎?
  至于兵贵精而不贵多。昔谢玄以五千兵破符坚投鞭断流之众,今敌亦以五百骑溃我二万五千人,岂非劲怯之不敌欤?
  今欲择天下之劲兵而抽调之,以臣所闻,则有四川之白杆兵、湖广之辰兵与臣乡之毛兵,此皆勇猛过人而不以生死为念者。倘团练得法,一可当百,置之宁锦间,使为前矛,而复以大炮助其威,以辽兵随其后,固宜振我胆气,鼓行无前也。
  设曰凌围已几三月,望救不啻燃眉,而顾为是选将调兵之谋,迂而无济,亦思病久蓄艾,执热求濯,为谋有不可不豫乎?
  假令天不悔祸,敌势愈炽,则凌围久迫于沸鼎,关城复危于累卵,钟??虚八?之震惊可虞,京畿之防守当备,则此选将调兵之计,容可漫视也?
  帝谓援凌乃目前要务,宁得坐视?所举废将及川辰等兵所司确酌以闻。

  同日
  兵科给事中李梦辰上言:
  长山一败之后,凌围至今未解,而各镇所调之精壮尽皆挫衄,所余无几,不可孟浪复战。
  然凌河烟火照常,尚可支持,无容轻弃。
  则严守以为战乃今日第一事,是无如坚壁清野,使其一无所掠,而又仿先臣叶旺旧制,藏钉板于沙中,设陷马阱于平地,浇冰城、埋地雷以阻其冲突,然后设伏于冲要,出其不意以击其惰归,捣其巢穴,则凌围可不攻自觧。
  不宁惟是,即关宁、蓟镇、通昌、天津等处无不当守,葢以各镇额兵自抽调之后在在空虚,在今日当深思熟计,于各镇中应撤者撤回,应补者募补,庶有备无患。倘不思为预备,或敌人乘隙西犯,则黄花渤海一带果何恃以无恐乎?
  臣见迩来边备全虗,一隅有事即东抽西调,竭全力以应之,不过曰敌人用兵从不肯分力以扰我,我得以一意堵截。假使以一枝缀我而复以一枝犯我,我之策应者不几襟捉肘露耶?
  又或敌既犯抢于东而插复垂涎于西,如近日挟赏,诡诈无常,我之内备又何可不周至乎?
  乞严敕当事诸臣无事而思有事之防,一隅而为全局之虑,庶调度有方,缓急得济,战与守可随机应之,又何忧凌围之不解乎?
  帝报闻。

  辛未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丁卯,
  直隶巡按王道直疏奏
  长山师溃,监军道张春被执,其妻翟氏绝食自缢,春乃偷生异地,不能以死报国,且远寄揭帖,反为代言款事,不但羞朝廷,而辱士类,亦难免伊妻九泉之殛,此真葢载所不容者。
  至于凌围未觧,援兵疑畏不前,乞敕边臣鼓励将士,镇定人心,不使三军之众因此懈念,斯为救时急策。

  崇祯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戊辰,
  陕西道御史谢三宾上言救凌三策:
  一当直走沈阳,捣巢穴以牵制其师;
  一当间诱叛人,使相疑贰以乘其机;
  次之则募死士千人,多赍干糒,迂道绕出敌后,乘间入凌,令坚守以待其食尽引去。此皆救凌之上计也。
  至于登莱总兵张可大方逃兵失事被参,何遽推升南京善地?此明系营谋卸担,不可不为查核以杜避事之端。
  帝谓救凌之策久久有谕旨,何未悉心奉行?其张可大推升事所司明白回奏。

  四川道御史吴彦芳上言:
  长山一溃之后不能再战,情屈势穷,致彼以议和为招,请俟返兵归国,信使往来,方以隆庆间之故事待之,今则断断未可轻许。
  帝谓此议已经严拒,何复引隆庆间事?彦芳所言殊属不伦。

  祖大寿投降后逃回,编故事说突围后军溃只身逃回。
  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己巳
  辽东巡抚丘禾嘉及内臣李明臣、高起潜、总兵吴襄等发兵夜袭敌营。
  适祖大寿亦以是日率兵一万三千溃围南出,大清兵循环攻击,诸军奔溃星散,大寿仅以三人匿白云山,竟日,赖雾罩获免,至戍时始潜赴禾嘉军。
  禾嘉以其事闻。
  初,未溃前一日,凌城食尽,副总兵何可纲语大寿曰:
  子可出慰阁部,我当死此,自为文以祭,遂死之。
  至是,大清兵毁屋铲城而去。

  崇祯四年十一月三日壬申
  前锋总兵官祖大寿自大凌城突围而还,疏奏被围将及三月,城中食尽,杀人相食,势难保守,
  遂于十月二十九日亥时破釜沉舟,率领标下都司等官祖尧勇、施大勇、祖泽远、崔士杰、史明显、刘成功、卜全胜、赵邦宁、郭进道等弃城杀出,得夺白云山,赖雾罩不为追及,已于本月初一日二更进锦,
  余官俱在围中杀散,尚未集齐。

  崇祯四年十一月九日戊寅
  登莱巡抚孙元化疏报裁减岛兵之数
  言原额三万三千,今拟每千裁去二百。
  除旅顺地连敌境,原不可减,广鹿、长山、石城已共调五百在旅贴防,不容更减,
  则皮、獐、鹿三岛共兵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七名,七月为始,应减三千一百九名,
  合之正月先减三千名,今岁应扣还户部饷银米折共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两有奇,俟岛饷发完总册汇奏。
  帝命所司确议以闻。

  崇祯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壬午
  诚意伯刘孔昭以张春失身陷围,既不能以死报国,反蒙耻为之请和,实罪不容诛,乞削其遥授宪职以为不忠之戒。
  若辽抚刘宇烈任事已久,不能鼓励一战以解凌围,则关门虗实可见,是当令其早焕新猷而伸国威也。
  帝谓张春姑俟确查,关门备御仍令实心整饬。

  兵科掌科事右给事中祝世羙疏劾辽抚丘禾嘉,
  初既报称外兵出奇,适与内兵闯围同日,以故祖帅得出,居然以用奇居功,似乎祖帅出而凌师可全。
  后复称祖帅自去会憨保全众兵,质其养子祖泽润,以疏远二十七人随行赴锦,是凌城精锐俱作叛卒,禾嘉之出奇安在哉?
  夫祖大寿世受国恩,邀圣天子非常宠遇,自当效死戮力,将功赎罪,以策桑榆,而禾嘉与祖帅面会且不能先得一实语以入告,尚望其能得彼中消息乎?
  伏乞天语严敕禾嘉,嗣后步步当以实闻,使内廷得以调度,毋徒付于不可知以一死塞责也。
  帝以禾嘉前后矛盾,所司即行严饬。

  崇祯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甲申
  直隶巡按王道直疏奏
  祖大寿以计出围,凌城将卒尚在围中,仍欲以计赚脱。观其前后用心亦自良苦,第在凌诸将不能心大寿之心而行大寿之事。
  据抚臣丘禾嘉所称,则彼刘天禄、祖可法、张存仁、祖泽洪、韩大勋等不惟不能就计自脱,而张存仁反对敌谓大祖寿心变,其余将卒亦皆抟颡愿降。何帅一死而诸将瓦解,若此,可纲一身之所系何其重乎?
  至孙定辽、裴国珍,差官见之摇手毋问,谅亦可为何可纲之续,化碧流丹,照曜千古矣。
  夫死敌以报国与赚敌以图功,事虽不可,用心则一,固可并行不悖。
  然大寿脱围之后既亟称砺兵秣马,矢力图功,是亦卧薪尝胆,不遑朝食之时。大寿当何如努力也?
  且敌远出四月,粮草不继,谅已窘乏,大寿却敌有心,正当乘此一奋以浅被围丧师之忿,以报朝廷笃念之恩,宁待再计而决?
  臣以是拭目俟之。
  帝谓大寿脱围,可纲死难,俱已有旨。其协计防剿道直当悉心鼓励,凌城将士存亡去留情形仍详查具奏。

  崇祯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
  登莱巡抚孙元化奏发援宁兵三千二百名,令孔有德、白登庸、王弘基三将统之,于十月二十九日鼓行而西。
  帝报闻。

  孙承宗辞职
  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壬辰,枢辅孙承宗以病请罢。帝优旨许之,仍赐路费一百两、纻丝四表里,驰驿回籍。
  承宗上言:
  国家经制蓟辽,设两抚,以一总督节制,极得提衡大略。
  祗缘辽患突发,遂添经略,及臣视师,因易经略为督师,其任与总督同,而不问八郡之官评,独多登东(登莱、东江)之节制,
  于是蓟辽有两人为之督,而蓟辽两抚俱辖山海,其督师与抚同体,而督师苦于隔抚以督镇道,抚苦于候督师以令镇道,其间反多牵制,捍隔之病,臣向言之。
  今议辽东仍专设巡抚,自中前所以东辖之,不辖关门。
  其在关门当去督师径设山海巡抚,以永平一府属之,不辖辽东,其遵化巡抚止以顺天一府属之,不辖永平,仍以蓟辽总督节制三抚,独职其大。
  至互相应援,则总督为调度,葢关门不可无节钺弹压,而易经督为巡抚,则料理既亲,弹压亦重,官不增减,权不纷杂,是法之甚便者。
  帝以所言关切边计,命吏兵二部酌覆。

  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己亥
  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上言:
  赏罚者,朝廷之大柄,赏不遗贱,罚不遗贵者,军政之善经。
  今阁部孙承宗凌城一筑,不能逆料敌人之争,毫无预备,川将秦翼明以初五日降敌,即以初六日围城,是失机也;
  抚臣丘禾嘉与总兵祖大寿不能相应,任其水火,是坐视也;
  行军无律,约束不灵,长山一战,宋伟、吴襄等抱头先窜,丘禾嘉一筹莫措,精兵利器,丧失殆尽,是败军辱国也。
  荷皇上宽恩,令各将戴罪剿杀自赎,
  迨其粮尽退去,而卒不敢一矢加遗。
  甚至凌城已破,将卒被掳,而禾嘉等犹然以二十九日遣兵劫营,敌众惊乱,祖大寿得领一万二千人出城,向非水落石出,再吐情形,又一大奇捷矣!
  自有边警以来,日事欺罔,诸将不足诛,不意承宗大臣而出此也。
  承宗已经白简,未蒙处分,且叨承恩赐,温纶有加,边臣其何惮焉?
  即皇上俯恤重臣以存国体,宜暴其欺罔败军之罪于天下,必不可令丧师辱国之臣位极品、享富贵而懈边臣之心,沮忠愤之气也。

  辛未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庚子朔
  吏部尚书闵洪学、兵部尚书熊明遇等疏覆枢辅孙承宗裁督师、设巡抚一疏:
  议以辽东巡抚驻宁远,专管关外九城,不辖关门;
  其关内裁去督师衙门,径设山永巡抚,驻山海,兼辖永平一府,不辖辽东;
  顺天巡抚驻遵化,以顺天一府属之,不辖永平;
  惟蓟辽总督则于关内外无所不辖,令三巡抚悉听节制调度,庶几信地专而操柄一,法无善于此者。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六日乙巳
  陕西道试御史周堪赓上言:
  总兵宋伟、吴襄不能奋身遏敌,徒惜身命,致长山之役丧师辱国。
  且其时朝廷特遣内臣,赐枢辅以上方之剑,明旨何等森严,谁敢亵越?而今犹或觧任听勘,或仍膺虎牙,则臣之所不解者。
  若总兵祖大寿不能以一死报国,计脱而归,想其欲得当以报之心宜何如奋励以图自赎也?
  副将何可冈抗节不从,群锋交碎,一腔忠义,千古凛烈,优恤之典不妨偏厚以风天下。
  帝是其言,且谓朕当自有鉴裁。

  崇祯四年十二月九日丁丑
  帝以孙承宗等筑凌召衅、辱国丧师,命加罪罚,承宗冠带闲住,并夺宁远叙功、锦衣世袭;祖大寿削少傅、左都督,以都督同知照旧管事,夺宁远百户世袭;丘禾嘉降二级,照旧管事;陈新甲削籍为民;吴襄革任,与宋伟并行勘夺。余官令兵部分别议处。


  崇祯五年三月八日乙巳
  直隶巡按王道直奏拟宋伟、吴襄罪案。
  谓襄溃于马兵之始乱,伟溃于药炮之既燃。律以奔溃之罪即拟重辟。
  何辞?乃松、锦两战,伟部将靳国臣、张继绂等因其鼓励,克奏奇功,伟似可邀一线之生路。
  襄于松、锦之战发纵指示,着功独最,长山阵上对阵负伤,业蒙圣鉴,与伟情事较殊,似当令图功自赎者。政明旨所谓前劳难泯,后效可期也。
  帝谓伟、襄国法当诛,但念其劳绩,姑免死革职,发戍边卫。道直勘奏游移,殊失委任之意,着饬行。

  崇祯五年四月十七日甲申
  直隶巡按王道直奉旨覆核喜峰及洪山斩获功级,言总兵之宜叙者有张国振、邓玘、王威、吴襄等四人;
  蓟镇将领之宜加升者有李秉春、王定、王朴等十三人,宜优叙者有王根子等八人;
  永镇将领之宜优叙者有吴襄、邓长春、孙定辽等八人。
  查邓长春、孙定辽、姜新、李三蓁长山大凌相继失事,吴襄拟戍,俱应免议。
  同知袁国栋未入戍行,确系冒滥,应削之。
  张国振、王威、邓玘例应叙录,除王威以辽西脱逃,抚驭无方,功不胜罪;张国振以偾辕裂守被参去任,又觉罪浮于功,俱应免叙。
  其邓玘自愿赴登剿叛,愈见雄风,所当优异示酬者也。

  ……
  登贼劫抚报至,举朝大骇,始议调关外夷汉丁以剿之。
  初,抚议之兴,人皆知其不成,独刘宇烈与各帅信之,本兵熊明遇遂坚主其说,一时莫与之抗者。
  至是,事势决裂,明遇惶惧不知所措,廷议以贼皆辽人,曾临大敌,多谋敢战,内地兵脆弱不能当,必调关外兵往乃可成功。
  职方郎中李继贞力赞其决,明遇遣人询之关抚方一藻,亦以为然,遂上请。得旨调各部夷汉丁四千八百余人,以监视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而以副将靳国臣、刘邦域、参将祖大弼、祖宽、张韬、游击柏永馥等各领所部隶焉,原任总兵吴襄亦随军立功。
  帝以夷丁未尝入内地,虑有驿骚,令兵部檄所过郡县有司先期整设次舍,储备刍粮,立标识以待兵至,即遣人导送其处,更豊其饮犒,俾所至如归,于是夷丁一路相安,无犯法者。

  至此,不过几个月功夫,吴襄就“立功”了,从此青云直上

  ……
  孔有德率马兵千余从西北二门夹道出,五百余从南门出,其余步兵各持火箭蜂拥而前。
  总兵吴襄、陈洪范、杨御蕃、刘泽清、副将靳国臣、丘磊等分头迎敌,直砍至西北城下,杀贼无数。
  贼从夹道奔逃入城,副将丁思信、王之纲等五员阵亡,吴襄身带一箭。太监高起潜以闻。


  壬申崇祯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戌
  帝念围登将士暴露良苦,命赐皮衣及胖袄等物,仍先叙觧莱复黄功以鼓舞之。
  于是朱大典擢右副都御史,仍巡抚;
  谢三宾候京堂推用;
  金国奇擢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千户;
  吴襄复原职;
  陈洪范加太子大傅;
  邓玘、刘泽清、斳国臣、祖大弼、张韬、祖宽、金良栋俱擢都督同知佥事有差。
  余俱分别升赏。

  崇祯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癸亥
  是月,援剿登州统领辽兵总兵官都督同知金国奇病卒。
  命以吴襄代之。

  资料罗列到这里,现在对几个人物进行分析。
  先说张春:
  按《满文老档》的说法,张春被俘后要死要活的,还绝食自杀,经过黄台吉、达海等人耐心的说服教育,最终没死,但也没投降,然后,张春的伙食,由黄台吉亲自过问。
  果真如此,此人的气节当远在洪承畴之上。

  有趣的是,《满文老档》还借张春这位“忠贞之士”之口,狠狠唾了崇祯一脸:
  达海巴克什曰:“我不明大人之心,将尔所欲言,请悉语之。”
  张春曰:“崇祯帝反执政大臣,视我如犬马,遣我送死。兹受帝命而来与尔交战,因不能挡,为尔所败,我已被擒,我若死,则我五子及三孙得生……”

  在这条记载里,张春说崇祯“视我如犬马”,然后,自己要死要活,也不是因为圣贤书教导他要“成功成仁”,而是跟网络政治笑话“老婆孩子”苏修版本里勃烈日涅夫的保镖伊万、潮癣版本里金二代的保镖李明万差不多,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去“成功成仁”。

  但是,《崇祯长编》的记载里,说张春帮着黄台吉代言议和。
  皇帝先是下结论,说他“督阵被执,守正不屈”,然后提前给他烈士待遇,“遥授右副都御史,赏恤其家”。
  张春的夫人翟氏是个烈性女子,丈夫死了,翟氏绝食、自缢。

  半个月工夫不到,张春既没成功,也没成仁的消息传回来。而且,还帮黄台吉代言议和。
  这一下,把崇祯搞得很没面子。名义上,张春倒是没投降阿黄,只是他以明朝官员的身份给黄台吉代言议和,比他投降后金后作为后金的外交人员来议和更为方便,当然,也更让崇祯恶心。
  只不过,之前崇祯已经下了圣旨,把张春当烈士处理,并且其妻已经追先夫于地下,这事情要是翻转,崇祯得出个大洋相。所以崇祯只好捏着鼻子把事情往后拖,处理意见是“张春姑俟确查”。

  这些八卦先放一边,分析一下张春为后金代言议和这事。
  张春不象是被胁迫的。从己巳之变到长山之战,被俘、投降的文官武将不少,但真正代言议和的,真的不多,除了主动帮阿黄议和的袁崇焕,就只有咱们这位张春了,嗯,还有两个太监,但那两个太监只是被释放作为信使,并不是为议和代言。
  所以,议和,明显是张春自己自觉自愿的——和袁崇焕一样。
  也就是说,《满文老档》里头的记载说他要死要活,是在为张春遮丑,捎带抹黑崇祯。
  换句话说,这再次证明,张春根本就是袁崇焕、祖大寿这帮人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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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11楼

  再说吴氏将门:
  创始人:吴襄,扬州高邮人,商人出身。
  这个时代,商人的日子,比之平头百姓会好过许多。只是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难处,生意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一定会被官僚、黑白道盘剥。这时候要还想有所发展,就必须获得权力,或者依附权力,毕竟在中国,有权就有一切。

  依附权力很简单,把自己的产业明里暗里投献到官僚、将门、太监名下,著名的张家口八大蝗商,实际上统统都是辽饷集团商路派官僚放在明面上的利益代言人,有些实际上干脆就是家奴。
  只是如此一来,便任人宰割,如果不是别无选择,哪个白痴好好的人不做,非得去当家奴?

  依附权力的日子不好过,那就只有获得权力。
  “正途”是科举,分文举和武举。

  武举一般不被看好,明朝从土木堡之变后,武官地位便大幅度降低,一直到明末,官军和后金、饥民军打生打死,朝廷发不出粮饷,军队通过抢劫地方获得给养的时候,武将的地位才有所上升,嗯,应该说是失控了。
  嗯,就是本文所分析的这个时代。

  文举就甭提了,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文举还是武举,实际上都得有人带你玩。不然你连边都摸不到。
  士子获得一定的功名后,就得四出交游,参加各种活动,吟诗作对,拉帮结派,实际上就是参加各种供需见面会,这对拼爹拼不过别人的寒门子弟尤其重要——真以为这些活动是吟诗作对的高雅活动?高雅的背后,是卖身投靠、充当利益代言人,必要的时候,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嫁给高门大户,比如钱龙锡就和徐阶的孙子徐本高联姻……要想得到,就必须付出,不然,别人凭啥带你玩,提供人脉,为你铺路?真以为你才学动人?有才学的多了去,能混出头的有几个?

  对寒门子弟来说,这条路真的很难,很耻辱,得自己削尖脑袋,出卖肉体凑上去、钻进去。
  而对于高门大户来说,相对简单一些,只要你学习成绩过得去,家族会动用各种资源把你捧红。典型的,就如前文提到的“好大一棵树”——王象乾所在的王氏家族,数一数,这个家族进士举人出了多少?

  商人子弟袁崇焕走的也是这条路。
  袁崇焕才学如何,从公务员考试成绩来看,同进士出身,比之周延儒之流,是差了老鼻子,但同进士出身,在当时也很了不得了。
  可惜颜值明显不高,形如小猱,按钱龙锡的说法——“貌寝”,他就算想把自己嫁过去,人家还未必肯娶他。所以他的路注定要比钱龙锡坎坷许多。
  这条路,真不好走,首先,你的考试成绩得过得去,其次,你得有钱,没钱,你的颜值得高,还得愿意把自己嫁出去。四个条件,缺一就很艰难,缺二……

  吴襄,相貌如何,不知道,但吴三桂却是个大帅哥,连大才子吴伟业,都说他“白皙通候最少年”,儿子高颜值,他老子的颜值也不会低到哪去。

  吴襄高颜值、有钱。
  从吴襄肯跟祖大寿互相当舅子兼妹夫、吴三桂自己的老婆张氏也是“貌寝”、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嫁给建宁公主来看,吴氏家族的男子,敢于,也善于把自己嫁出去,这三条,吴襄都具备。
  别笑,这一条真的非常重要,即便是几百年后的校长,够牛吧,依旧得把自己嫁给买办集团。

  吴襄缺的,仅仅是学习成绩。
  这一条最要命,学习成绩不行,说明你受的洗脑程度还不够,你凭啥说自己是儒门子弟?

  吴襄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怎样。
  吴三桂的学习成绩,其实也不怎样。

  要知道,吴三桂的老师,是当时的著名书画大家董其昌。
  这个圈子,非常的高大上,书法、绘画,多么高雅,事实上,没钱,你根本进不去。
  看看现在的孩子,学钢琴,学古筝,学这个,学那个……入门容易,想登堂入室?哼哼。
  与之类似,郑芝龙的儿子郑森(就是后来的郑成功),是钱谦益的学生。

  老子舍得砸钱,老师是当代大家,吴三桂却没走文举这条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丫根本没好好读书。
  文举这条路,低颜值的袁崇焕勉强走通了,高颜值,敢于牺牲色相的吴襄、吴三桂却没走通。
  高颜值的钱龙锡,出卖的是自己子女的肉体,跟徐阶的孙子徐本高结为亲家,二次投胎投了个好胎,徐氏家族动用各种资源为他铺路,帮他跑部钱进,从一开始,就把他作为下棋人来培养,就算下棋输了,一般结局也不会太难看。
  低颜值的袁崇焕,颜值不值钱,只好出卖自己的灵魂,从一开始,他就是别人的棋子,危险的干活,袁崇焕掉哪妈顶硬上,享受成果的时候,他被人抛弃,去背锅,被千刀万剐。
  这就是棋子的宿命,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任人宰割。
  这也是袁崇焕的人生大起大落,最终粉身碎骨的真正原因。

  说真的,这条路真够难为人的,又要接受洗脑,把圣贤书读出花来,钻进字缝里,玩出各种希奇古怪的花样,心得体会层出不穷,写出的文章花团锦簇,可真到做事的时候,又得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当作放屁,出卖自己的肉体、灵魂,和魔鬼做交易……
  连着转了两次弯,而且两次都是急转弯,一般人,真的很难转过弯来。
  能转过弯来的,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既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的狠角色,你跟他讲国家、民族……
  他能说得比你还要正气凛然——只是没一句真的。
  这是职业官僚的基本素质。

  文举太艰难,而且体制森严,控制得极为严密,可操作的空间其实非常小。
  不知道是学习成绩太差,还是觉察到味道不对,反正吴襄、吴三桂父子退缩了,他们走了武举这条路。

  写到这里,一般人都以为,吴氏将门集团是吴三桂一手发扬光大,吴三桂武力值爆表,而吴襄只是个足够狡猾,生财有道的商人,武力值偏低。
  实际上,吴氏将门集团是吴襄一手设计、缔造的,吴三桂之所以给人们一副武力强大的印象,真正原因是吴襄擅长炒作,编了个闯阵救父、“五十三骑破万敌”的神话。
  并且,这个故事设计得异常巧妙,不仅突出了吴三桂的骁勇,更突出了吴三桂“孝心”。可以说,“孝”这么个东西,比“骁勇”更加重要,于是吴三桂“勇冠三军,孝闻九边”,大明朝无数将帅都黯然失色。
  吴三桂果真有这个故事说的那么“孝”么?当李自成将吴襄抓来作人质威胁吴三桂的时候,吴三桂既不见得有多“孝”,也不见得有多勇,反正他并没有再上演一出闯阵救父,“五十三骑破万敌”的神话。

  而作为吴氏将门集团的缔造者,吴襄虽说是商人出身,实际上武力值并不低。
  想想看,他一个扬州高邮人,大老远的能跑到辽西,说明这个生意人一路上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即便在现代,一些地方还出车匪路霸,在明朝,穷山恶水间到处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土匪,做生意就不可能太平到哪去,不掌握足够的武力,没有小规模作战的能力,生意根本没法做。
  别笑,这种商团,和真正的军队自然没法比。但在明末,真正的军队有几支?许多将门,豢养的家丁,还真不一定有吴氏商团的护卫多,未必有人家装备好,战力强。
  至于他们的作战目标——后金八旗,实际上不过是明末将门的少数民族版本,直到黄台吉继承了汗位,才将这个山寨版的将门逐步改造成一个国家机器。
  所以,商团和将门,业务上差别实际上并不大,吴襄弃商从军,就象是把一件衣服翻过来换一面穿一样容易。

  吴襄商人出身,他舍得花钱,也擅长挥舞着银子编制关系网,吴三桂学习成绩不好不要紧,只要维持住和董其昌的“师生关系”,许多事情就可以轻松操作。
  而且,吴三桂可不仅仅是董其昌的学生,他还是大太监高起潜的干儿子、和辽东巡抚方一藻的儿子方光琛好得可以斩鸡头烧黄纸喝鸡血。

  想想看:
  一个高颜值的大小伙子,给一个太监当干儿子,这绝对是一个天才的操作——对一个断子绝孙的太监来说,根本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一个高颜值的大小伙子,给人当学生,虽说学习成绩不怎样,却足够机灵,有眼色,会来事,当老师的,怎么可能不喜欢?
  一个高颜值的大小伙子,给别人的儿子当闺蜜,看着两个半大的小子两小无猜,出壮,哦不,茁壮成长,当老子的,怎么可能不高兴?

  《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商人出身的吴襄,把一切能想到的、能用到的资源,都用来编织关系网。社会上所谓的“干儿子”、“干女儿”、“门生”之类,吴襄玩得异常纯熟,不仅牺牲自己的色相和祖大寿互相当舅子兼妹夫,更是牺牲儿子的色相,让儿子当别人的干儿子、学生、闺蜜……

  别以为二代三代,都是象天一居士那样惹事生非的坑爹纨绔,其实那些都是被淘汰了,让他们混吃等死的残次品,实际上这个圈子里藏龙卧虎,象吴三桂这种又狡猾又凶狠却看似人畜无害的角色层出不穷。他们邪恶、腐朽,但他们决不是纨绔,草包。

  这就是“门风”、“家风”,吴三桂成为吴氏将门、辽西将门集团的总瓢把子之后,将这个门风家风发扬光大。

  对内,吴氏将门豢养家丁干儿子干孙子,把将门特有的主子&奴才制发挥到了极至,关宁铁骑,普通的大头兵或许得跟其他军镇一样喝西北风,三千家丁家奴却是吴襄、吴三桂的亲儿子,儿子的亲兄弟,家主吴襄号称“所食者粗粝”、“所衣者布褐”,三千家丁家奴却是 “皆细酒肥羊”、“纨罗纻[zhù]绮”。
  对外,勾结一切能勾结的官僚、将门、太监,以及一切能用到的儒门子弟。

  吴三桂当了我犬清的平xi王之后,前明三边总督傅宗龙早已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吴三桂把他的儿子傅汝如召至云南,供养在府中,待他如自己的亲兄弟。王府门禁很严,傅汝如随便出入,门卫不敢盘问。

  可以说,投降我犬清后,吴三桂做得更加直接,他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当人质,吴三桂干脆让自己的长子牺牲色相和婚姻,嫁给了顺治的妹妹建宁公主(就象校长嫁给买办集团那样),吴三桂还让自己的狗头军师胡心水(女婿胡国柱的叔叔,一说是胡国柱的父亲)留在北京,名为照顾吴应熊,实际上是当驻京办主任,一边跑部钱进,一边搜集情报。

  吴三桂年轻时有一个姓王的同僚,因为关系亲近,吴三桂就答应有女儿就嫁给同僚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王永宁,后来吴三桂得势,而王永宁家道中落,父亲也已过世,三十岁了还没娶上了老婆,无意中在父亲遗物里找了吴三桂当年立下的婚书,就壮着胆子一路要饭来到云南,也不敢要求吴三桂真把女儿嫁给自己,只求吴三桂能稍微周济一下自己。王永宁做梦没有想到的是,吴三桂看到婚书之后,竟然立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了一大笔嫁妆,另外又在王永宁的老家苏州买下著名园林拙政园送给女儿女婿居住,王永宁也凭此脱贫致富,摇身一变成为苏州一霸。

  在一般人眼里,吴三桂绝对是“很重信义”,不象《女驸马》、《再生缘》、《追鱼》之类话本里的势利老丈人那样令人恶心,实际上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多事情非常可怕:
  首先,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都已经嫁给我犬清的建宁公主了,他连清妖皇帝都能攀上亲戚,他还有必要让自己的女儿全都去攀龙附凤?至于说嫌贫爱富啥的,吴三桂每年经手的钱粮物资都是天文数字,他缺钱?
  吴三桂缺什么?缺势力,缺人脉,那东西永远不怕多,永远不嫌够,有个所谓的“女婿”在苏州,吴三桂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苏州建立、发展势力,那个所谓的“女婿”王永宁,实际上是他安插在苏州的势力名义上的主子,事实上的傀儡。

  值得注意的,是吴氏将门集团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他们有自己的幕僚班子、行政体系和财政来源。早在辽西时期,吴氏将门就网罗了大量文人组建幕僚团,到吴三桂当了我犬清平xi王的时候,这个幕僚班子已经异常庞大,因为吴三桂是尽可能将云南的官僚士大夫收买为自己的家奴。

  身为一代枭雄,吴三桂还真知道人才,哦不,奴才的重要性,《庭闻录》记载:在云南,手下文武官员到任时,吴三桂都要接触一下,满意的都要想方设法让对方签卖身契,价格万把两银子到几万两不等,卖身者全都要“师事胡国柱”,也就是拜师胡国柱,有趣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卖身契弄成个不伦不类的“卖身婚书”,后署“媒人胡国柱”,这就是传说中的“云中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

  这个幕僚班子,不仅为吴三桂出谋划策,实际上还是吴氏将门集团的文武官员培训学校,可想而知这个幕僚集团的好“老师”、吴三桂的好女婿胡国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多大。

  更加可怕的,是吴氏将门集团有自己的商人团队,这种商团,叫“藩商”,不仅平xi王府有,三顺王,也就是后来的平南王、靖南王府也有,这些人,实际上和张家口八大蝗商差不多,也是卖身投献权贵的商人,八大蝗商依附的是辽饷利益集团的商路派,而“藩商”依附的,是平xi王、平南王、靖南王三藩。

  老祖宗吴襄自己就是商人出身,吴氏将门集团搞这些东西自然是轻车熟路,经过威逼利诱,投献过来的商人什么行业都有,吴氏将门集团也生熟不忌,大小通吃,什么活都敢接,什么生意都敢做,盐、铁、茶、马、粮、布……兼收并蓄,吴氏将门集团就象一只大章鱼,把无数根触手伸向中华大地各行各业每一个角落,跟西藏的喇嘛都有生意上的往来(马匹贸易)

  没错,在明末,明王朝财政破产,对将门失去了控制,这是天时。
  但是,真正能做大的将门,没几个,祖大寿被玩得灰头土脸,不得不投降后金,满桂、赵率教、曹文诏曹变蛟叔侄在内战外战中战死,毛文龙干脆被袁崇焕谋杀……

  生存下来的,都是官僚士大夫一手扶植起来,和官僚太监组成的利益集团勾结得异常紧密的货色,比如吴三桂、左良玉之流。
  吴氏将门,实际上是辽饷集团商路派一手扶植起来的,商路派的官僚和太监是吴氏将门集团黑后台,而吴氏将门集团则是商路派的爪牙、打手,专门为他们做不方便做的事,铲除不方便铲除的人。

  商路派为啥敢玩火,敢养寇自肥,敢跟后金做外贸,帮后金销赃?说穿了,就是他们手里既有印把子,又掌握了吴氏将门这个刀把子,即便把明王朝搞垮了,他们手握吴氏将门集团,既可以入股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可以入股我犬清——无论入股哪个政权,他们都是股东。

  所以,不知不觉间,吴襄已经有资格和祖大寿互相成为对方的妹夫兼舅子,而到了大凌河围困战期间,更是把祖氏将门坑得投降了后金,祖大寿倒是跑回来了,但也只能龟缩在锦州这个老巢里舔伤口,既要防范后金这个明面上的敌人,也得提防己方阵营里射来的暗箭。

  没错,大凌河之战惨败,该惩罚的,崇祯似乎一个都没放过:
  之前四城之战出尽风头的孙承宗背锅。好在有之前的功劳垫底,孙枢辅的下场不算难看,“冠带闲住,并夺宁远叙功、锦衣世袭”。
  主要责任孙承宗担了,对丘禾嘉的处罚接近没有:“降二级,照旧管事”。
  对陈新甲的处罚倒是很重:“削籍为民”,陈新甲后来却成了兵部尚书。
  ——也就是说,崇祯不过是表面上的皇帝,被崇祯处罚,没啥大不了,只要有组织在背后力挺,要出头以后有的是机会,被组织记恨上,那可真死定了。

  两次阵前逃跑,导致大凌河之战惨败,为组织立下大功的吴襄,这一次没跑掉,“革任,与宋伟并行勘夺”,之后的处理是“免死革职,发戍边卫”。

  看起来,处罚得挺重,但组织赏罚分明,不会忘了吴襄的好。才几个月工夫,吴桥兵变爆发,紧接着是登州之变,有组织在背后推手,之前受了委屈的吴襄,自然屡建“奇功”,步步高升:
  崇祯五年四月十七日甲申
  直隶巡按王道直奉旨覆核喜峰及洪山斩获功级,言总兵之宜叙者有张国振、邓玘、王威、吴襄等四人;
  ……
  原任总兵吴襄亦随军立功
  ……
  吴襄身带一箭。太监高起潜以闻。
  ……
  崇祯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戌
  ……
  吴襄复原职;
  ……
  崇祯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癸亥
  ……
  是月,援剿登州统领辽兵总兵官都督同知金国奇病卒。
  命以吴襄代之。

  袁崇焕被片。
  张春被俘。
  祖大寿率军投降后金,只身逃回,缩在锦州当乌龟。
  至此,商路派彻底干掉之前的养寇派,真正控制了辽西。
  而吴氏将门,也彻底取代祖氏将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了一系列肮脏丑恶的表演。
  这已经是袁崇焕被片后两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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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12楼

5.登州之变

  文章写到这里,老夫卡文了,原因是登州之变里许多事件老夫分析不出来,卡了好久,最终决定硬着头皮写出来,解释不通的地方,留给读者,毕竟一大群人的脑袋,总比我一个人的脑袋好用。

  几个主要人物:
  孙元化:大科学家徐光启的衣钵弟子,大科学家,基督徒。《崇祯长编》里,有关他的记载如下:
  崇祯元年三月五日丙寅
  吏部尚书房壮丽奉旨查考满典试条议请告荐举等项,被斥各官准复原官,并补给应得诰命,遇缺即行铨补。
  ……
  荐举被处官九员:陕西道御史石三畏……兵部主事孙元化。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戊申)
  升孙元化为山东宁前道参政。

  ——又是宁前道,这个位置几乎就是专门用来培养巴图鲁的,袁崇焕、梁廷栋、孙元化……真正干净的,只有毕自肃。

  崇祯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庚戌)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臣于本月十二日登舟出海(实际上是去谋杀毛文龙),文龙数年欲试之奇,与东江将吏投距之气,臣将一往收之。
  臣初以扁舟水上,不必剑印随行,而臣门下士周锡圭谓皇上声灵赫濯,正当令东江将吏重睹威仪,于是奉剑印以行。
  若地方战守机宜,悉委之赵率教、祖大寿、梁廷楝、孙元化、何可纲矣。
  疏入报闻。

  这个时间段,就是袁崇焕离开宁远去东江镇谋杀毛文龙之前。可以看出,孙元化在组织里的地位不低,梁廷栋后面就是他了。

  崇祯三年正月十三日(癸巳)
  自正月初三日,辽东总兵官祖大寿带领马步官兵三万有余入关。
  ……
  山海守城官兵凡一万三千余名,大学士孙承宗与兵备孙元化、王楫、部差陈瑾、王四聪、刁化神、总兵官朱梅等悉心调度,城头四周设红衣炮五十余具,灭卤炮二千余具,城内掌号静街,鸣锣送饭,布置甚严整。
  ……

  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己酉)
  以深入敌营功加孙元化为山东按察副使。

  崇祯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壬申)
  ……升孙元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等处;丘禾嘉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山海关等处。

  崇祯三年七月九日(丙戌)
  孙元化以病废辞巡抚登莱新命,疏曰:
  六月二十八日,接邸报,忽有登抚之命。
  臣叩头流涕,伏念此地何地?此官何官也?
  以臣备就之器甲、练就之营伍、安就之土民、修就之城堡,统此战必胜、守必固、攻必克之将卒,朝廷咫尺,呼吸易通,邮驿通行,本折俱近。
  臣又曾为皇上三次发援,恢复数城,斩馘无算,且独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之边,凡七阅月,东西二敌、数万饥兵、百万饥民,加以民噪兵归两大変,自谓险难历尽,轻熟渐来,尚不敢以病躯悞事。
  今登莱与金复隔海,军机缓急,风汛难凭,接済调发,俱不可必。
  向者敌在蓟门内,部即以异域视关宁,缺饷五月,千辛万苦,告语无人。
  今乃为东省之赘抚抚辽地之赘岛,无一城可据,无一事可因,将知领兵而不知备器,兵知领饷而不知对敌,飬済院中之孤独,长安道上之乞儿,合为一人。而强者则窝纵掘参,把持开市,明知内治不及,兔窟可营,此刘兴治之所以飬夷八百,造甲制铳,便四顾无忌,小霸自雄也。
  葢内廷向以登莱为虗抚,东岛为虗兵,今欲以臣实其虗,而户部不给全饷,工部不给军需,兵部不给马匹,则兵仍虗。兵虗而援恢亦虗,援恢虗而抚亦虗,则是欲以臣实东之虗,而无乃以东虗臣之实。
  且勿论岛将之反侧、戎索又未易言已。臣即不病尚不可承,况病而且甚,不能跨鞍,不能捉笔者乎?
  敌未退而言,为惜身;敌退而不言,为窃位。新命复临,事更难而悞更大,伏冀圣明洞鉴。登抚之设,无益于国,以责病臣,更有损于国。
  即以登莱海防仍归东抚,以四卫恢复仍归辽抚,鉴臣积瘁,允臣生还,庶边事无悞而中兴之治更有光矣。
  帝以元化关宁着劳,特兹超擢,何得辄以病请?可速遵旨到任。

  看得出来,孙元化对登莱巡抚的任命并不满意,他原本是宁前道,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他来当辽东巡抚,如今坐上这个位置的,是丘禾嘉,而且丘禾嘉不仅巡抚辽东,还巡抚山海关。
  所以孙元化说他“叩头流涕,伏念此地何地?此官何官也”。
  先是自我评功摆好一通,先是他准备了武器盔甲、建设部队、安置百姓、修堡垒(养蛀虫)、练兵……
  然后他三次出兵援助、恢复城池、斩杀敌人,还“独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之边”,而且经过七个多月时间,东西两边都是敌人(东边后金西边蒙古),几万饥兵,百万饥民(意思是朝廷几个月没发饷),于是百姓鼓噪外加祖大寿东溃,他摆平那么多事,功劳大大的。
  我那么多功劳,就给了我这么个没实权的巡抚糊弄我?
  接二连三的牢骚怪话,先说后金进了长城,关宁“铁骑”就五个月拿不到饷,接着说让山东累赘巡抚(登莱是山东的累赘)去巡抚辽东累赘的各岛(东江镇是辽东的累赘)——好可怜,没有一座城池可以据守,没有一点有利条件,将领只有兵没有武器装备,兵只知道吃饷没有战斗欲望(连续断粮多次,兵们不绝望才怪)东江镇简直就是养老院的孤寡老人和京城道路上的乞丐合一块,当地豪强网罗难民挖参,欺行霸市……刘兴治之类的黑恶势力豢养少数民族家丁,造盔甲、制火铳,肆无忌惮,成了称雄一方的土霸王……
  吐槽完东江镇现状,孙元化接着吐槽朝廷政策,他说以往朝廷就没给登莱实权(虚抚),没给东江镇足够的粮饷加强军队(虚兵),现在要我去加强那鬼地方,户部不给全部粮饷,工部不给军需,兵部不给马匹,那么东江镇的兵依旧还是虚兵。军队虚弱,援助就还是虚弱,援助虚弱则巡抚依旧是虚弱,反正罗嗦了半天就是我干不了,不仅干不了,还耽误国家大事,所以我积劳成疾,我得了政治病,我要辞职。
  至于这个登莱巡抚,原本就被袁崇焕撤消了,就算现在恢复这个位置,我也不想干,登莱的海防干脆让山东巡抚去管,至于恢复辽东四卫这事让辽东巡抚——也就是那个丘禾嘉管去,别找我罗嗦。
  崇祯皇帝说:看你在关宁操劳辛苦,特地提拔,你怎么能泡病号?赶紧给我去上任。

  崇祯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丙子)
  登莱巡抚孙元化疏奏:
  臣奉命恢辽,先图戢岛。
  不与以应得之食,何以收民心而散其群?何以昭皇恩而革其面?
  六月大飓,岛粮尽伤,臣预借四年之春,而不意岛中所收尚不及三年之夏,其间总为运官舡户通同耗匿,先之以折干盗卖,继之以搀土和水,再继之以假实收、假失风,不特病兵,且官民交累。
  每赴州县收粮,则抗衡有司,抑勒纳户,每斗有加耗,每石有使费,不如其欲者不听交收。是皇上甚费,小民甚苦,外岛甚饥,而运委独享其利。
  臣是以誓裁新委,严核旧委,已先拘曹其位、崔彪、毕应宿、杨世科等领运数人,监究查算,俟查算既明,臣当择其尤者示以军法,另疏报闻。
  但既裁运委,则内当专责于州县,外当分领于岛营,而定为征收本色,佐贰押运,总交登仓,岛营赴领四法以为料理登粮之计。
  至于米价之贵贱,不可不酌。查登土米价一两五钱七分,今仅以七钱七分与之,抑勒殊甚。
  莫若量加为一两,仍责令招商纳米,填执印票,赴登领银可耳。

  从孙元化的这份奏疏来看,东江镇的粮食供应渠道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
  孙元化的说法是:
  “其间总为运官舡户通同耗匿,先之以折干盗卖,继之以搀土和水,再继之以假实收、假失风,不特病兵,且官民交累。
  每赴州县收粮,则抗衡有司,抑勒纳户,每斗有加耗,每石有使费,不如其欲者不听交收。是皇上甚费,小民甚苦,外岛甚饥,而运委独享其利。”
  看起来,似乎孙元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是,史料接触得多了,大家就会知道,那年头,没几个官僚干净,他们反腐败的原因,是各单位,各部门存在利益冲突,于是,互相侵轧的时候,往往互相指责对方腐败。上司和下属之间争夺的时候,上司更是可以自己腐败,然后把责任栽给下属,再然后铲除异己,扶植亲信上位。
  老夫这个说法似乎有“莫须有”的味道。
  但之后《崇祯长编》的记载已经说明孙元化不干净:

  崇祯五年正月己亥朔
  登岛总兵黄龙疏奏:
  去年四月,巡获通洋船二只,搜出黄蟒胡丝诸物,讯其来历,则登州委官
王舜臣、李梅所为也。
  舜臣为抚标中军王廷臣之兄,李梅则抚标游击耿仲明之心腹,二犯口供诸货皆出自廷臣仲明。
  臣即收贮以俟审明正法,不虞仲明胞弟都司耿仲裕密受廷臣仲明主使,窥衅而起。
  十月二十七日卯刻,鼓其本营兵丁围臣公署,以索饷为名,率把总杨世勋爪牙王三喇子、刘八、孙绍绪、陈都等竟入卧内,夺取敕印,搜获蟒缎胡丝,乘势将兵器文卷、书籍衣服席卷一空,仍拥臣至演武场,欲肆凶逆。赖众将理谕而散。
  次日,仲裕令其党将二货船伐鼓扬帆飘然去矣。
  至十一月十三日,臣访知仲裕之同谋者为都司谢太平、游击张捷,仲裕心怀疑畏,遂与千总王应元谋为乱,欲杀将领为贽,招致敌人,以兵士不从遂縳应元出首,仲裕之势渐孤。
  臣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分遣参游等官沈世魁、王良臣、龚正祥、李惟鸾、尚可喜等分兵擒获仲裕及同谋诸人,鞫之,葢专为黄蟒、胡丝一节受廷臣唆使而然也。
  遂将仲裕及应元、世勋、绍绪、捷都、三喇子、李安、李化龙等同时正法,乞敕兵部将廷臣、仲明、太平、李梅、舜臣等主使仲裕反叛情由立穷颠末,并治臣招尤辱命之罪,庶海外知朝廷之有法,岛人安而臣之死可瞑矣。
  帝命抚按察核以闻。

  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甲午
  登莱巡抚孙元化疏报:
  皮岛总兵黄龙隐没兵士赏功银,又扣克春夏月饷,致众兵哗噪,拷折龙腿,割去耳鼻,岛中扰乱未定,不可不亟为安戢。己令原任副总兵毛承禄往查致変情由,随宜安抚,或因而用之,或遣官为代,俱听圣裁。
  帝以目前安插事宜命孙元化相机料理,其更置任将所司即与确酌。

  对比这两条记载,基本可以确定孙元化不干净了。
  李梅,是耿仲明的人,而登州委官王舜臣,是抚标中军王廷臣之兄,“抚标”是什么的干活?是“抚”是巡抚,“标”是标营,合一块——巡抚标营,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亲自掌握的军队,抚标中军王廷臣,是孙元化的绝对亲信。
  然后,孙元化倒打一耙,说黄龙“隐没兵士赏功银,又扣克春夏月饷”,导致军队哗变,黄龙被毁容、打断腿。这份奏疏在今天被许多人片面采信,以致黄龙被当成一个腐败分子。

  从奏疏的时间来看,又是孙元化抢在黄龙之前上疏,来个恶人先告状,并且获得了崇祯的授权:” 帝以目前安插事宜命孙元化相机料理”——让主谋去审理案件,保护帮凶——跟天启让袁崇焕处理徐敷奏策反东江辽兵辽民案一个路数。

  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龙跟孙元化撕破脸皮,可在崇祯三年的时候,孙元化是把黄龙当成自己的绝对心腹。
  崇祯三年十一月二日丁丑
  尚书梁廷栋上言曰:
  登抚孙元化职任恢复,更定营制,有众八千,合以海外,三万有余,隐然可成一军。
  查黄龙攻泺功第一,为孙元化素所倚任,请加总兵衔,充度辽将军,专以恢复四卫事委之最为合宜。
  登州旧有副将防海,张可大仍以总兵官管登州海防事,为他日渡旅后劲可也。
  帝谓登州营制既定,统领宜一,黄龙准以总兵官专理恢剿,余如议行。越数日,龙奉命赴皮岛受事。

  可见黄龙绝对是睡在孙元化身边的赫鲁晓夫。

  商路派让周文郁睡在袁崇焕身边当赫鲁晓夫。
  温体仁让黄龙睡在孙元化身边当赫鲁晓夫。

  这就意味着,从崇祯三年到崇祯五年,辽饷利益集团商路派,在东江镇和宣府打通了水陆两条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的商路。
  负责东江镇商路的,是登莱巡抚孙元化,负责宣府商路的,是宣大总督张宗衡、宣府巡抚沈棨。
  但是,从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商路派的走私进程,被接下来的登州之变生生打乱:
  先是黄龙逮捕王舜臣、李梅,跟孙元化翻脸,然后,黄台吉围困大凌河,温体仁利以增援大凌河为理由,逼迫孙元化出兵,把孙元化拖下水。

  孙元化的应对,是软磨硬泡,让孔有德等人借口遇到“风汛”,率军返回。

  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壬辰
  登莱巡抚孙元化疏奏:
  孔有德、吴进胜于初三日驾大小沙唬等船二十二只起行赴援大凌。

  然后,孔有德遇到“风暴”返回这事被栽给他的上司、孙元化的亲信张焘:

  《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乙酉
  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上言:
  登兵劫掠陵县、临邑,破城缚官,罄库放狱,士民被害,惨不忍言。
  领兵官孔有德等启萌始祸,自有常刑。
  而抚臣孙元化實司调度,乃任其流毒内地,威令不行,节制无法,是酿乱也。
  张焘援凌,无一人一骑至者,为之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是欺君也。
  岛帅黄龙、张可大等或剥军致変,或营求内调,而犹欲留镇岛兵,领节东海,是庇奸误国也。
  元化坐拥节钺,身负数罪,顾悠悠忽忽,安危利灾,国事其何赖焉?
  乞立正其失律欺罔之罪,庶军政肃而人心知警,封疆幸甚。

  “张焘援凌,无一人一骑至者,为之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是欺君也。”

  然后,孙元化让孔有德走陆路,一路磨洋工,走走停停。
  崇祯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
  登莱巡抚孙元化奏发援宁兵三千二百名,令孔有德、白登庸、王弘基三将统之,于十月二十九日鼓行而西。
  帝报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因为东林大佬王象春的家奴养的一只鸡,这支增援大凌河的明军被生生逼反,闹出一场“吴桥兵变”。

  只不过,以往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或者被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些事:

  吴桥兵变爆发前,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耿仲裕受王廷臣、耿仲明的指使,借口“索饷”发动兵变,将黄龙打残、毁容,抢走被黄龙截获的赃物,并将赃物运走。
  十一月十三日,耿仲裕做贼心虚,和千总王应元作乱,无奈东江镇辽兵始终和后金有死仇,不肯参与这种脏事,反倒抓了王应元出首,耿仲裕的势力被严重削弱。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龙召集沈世魁、王良臣、龚正祥、李惟鸾、尚可喜等人出兵,抓获耿仲裕,并将耿仲裕、王应元、杨世勋、孙绍绪……王三喇子、李安、李化龙等参与兵变的大小头目处死,并要求兵部处理王廷臣、耿仲明等人。

  至此,耿仲裕兵变被镇压下去,紧接着是吴桥兵变: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戊辰
  登州援凌游击孔有德叛。
  是夕,率众千余攻陵县,入自西门,抢掠官民马骡二百余匹、县库钱粮七万余两、监囚七名,并劫乡绅士庶财物无算。山东巡按王道纯以闻。
  先是,兵部以大凌之役檄登抚孙元化发兵赴关宁听调,元化以辽卒千人付游击孔有德、千总李应元率之以行。
  有德故毛文龙部曲也,骄悍不法,初无往意,沿途覌望。至二十七日次吴桥县,县民以官兵屡过驿骚,闭户拒之。兵无所得食,皆怨。
  适部卒以攫鸡与王生员相争,有德次其卒,众遂哗然,以为吾等方前斗赴死,而行粮已尽,市买无所,不如回登请粮再图进止。
  二十八日清晨,应元遂与其父九成缚有德于演武场,首倡反谋,有德从之,回戈东指,大肆抢掠,是日遂陷陵县。

  孔有德走陆路,一路磨洋工,走走停停。这明显符合孙元化的利益,援军一路拖延,“初无往意,沿途观望”,拖到祖大寿完蛋,孙元化和孔有德他们就没责任了。

  结果是,孔有德的援军,被沿途官府当作敌军,一路被坚壁清野,“闭户拒之”,然后,饿肚子的兵偷了东林大佬王象春家奴养的一只鸡,家奴不依不挠,孔有德只好将偷鸡的兵“插箭游营”——把箭枝插在耳朵上游街——比蚊格时代戴高帽子、挂破鞋游街更狠,结果是兵们被激怒。

  仅仅如此,孔有德倒还能镇得住场面——拖延观望、兵们偷鸡没啥大不了的,可是一旦造反,孙元化就完蛋了。
  关键时刻,关键人物李九成上场。

  李九成,曾用名毛有功,在毛文龙的干子干孙的辈分里,比孔有德(毛永诗)还要高,不知怎么搞的,并没有掌握实权。这货是个烂赌鬼,在赌场里花光了孙元化让他买马的银子,走投无路之下,和儿子李应元一起煽动孔有德的手下造反。

  ——这一下,给了孙元化一个大惊喜。

  如果说辽兵偷鸡、李九成赌博输钱,导致吴桥兵变是偶然事件,那么变兵一路打到登州城下,孙元化多次招抚失败、耿仲明充当内应,导致登州城被攻破,就绝对不是偶然。

  原因很简单,李九成、孔有德造反,孙元化的乌纱帽丢定了,但未必掉脑袋,并且绝对不会牵扯到周延儒。而丢掉登州城,孙元化就死定了,并且周延儒肯定要在朝堂上大大失分。

  所以,李九成赌场输钱,十有捌玖是温体仁让人在赌场设局,毕竟朝廷那么大笔的买马银子,天底下有几个黑射汇操办的赌场敢一口黑掉?

  至于耿仲明,肯定也是因为向后金走私、耿仲裕兵变而走投无路,眼看李九成等人打到登州城下,孙元化必定倒台,耿仲明自知必死,不得不背叛孙元化,充当变兵的内应,打开登州城,把孙元化推上绝路。

  更大的可能,耿仲裕兵变,本来就是温体仁的人在推波助澜,让耿仲裕认为自己胜利在握,等耿仲裕发动兵变后,温体仁的人再来个上屋抽梯,就象韩爌、周延儒算计袁崇焕那样,等耿仲裕发动兵变再无退路后再将兵变镇压下去。
  那么,“沈世魁、王良臣、龚正祥、李惟鸾、尚可喜”这一串名单中,肯定有温体仁的人,一开始表面支持耿仲裕,等兵变发起后突然倒戈。

  那么,孙元化多次招抚失败,明显也是变兵中有人暗中阻挠,毕竟一旦招抚成功,孙元化的脑袋基本上就保住了,而李九成、耿仲明,掉脑袋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耿仲明,必死。

  所以,这路变兵,是多次接受“招抚”,多次诈降,把明廷多名官员骗出去扣押、处死。

  以往,老夫非常不理解,这伙变兵为啥把事情做那么绝,毕竟有句话叫“杀人放火受招安”,在明王朝出现崩溃迹象之前,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叛军,几乎没人能抵挡招安的诱惑,区别只是招安条件的优惠程度,很少有人多次诈降。

  现在,把耿仲裕兵变等各种因素考虑进去,答案就非常明显了,至少,耿仲明别无选择,李九成也差不多。

  与之配合的,是朝中的御史余应桂多次弹劾孙元化和周延儒。
  耿仲裕兵变被镇压之后,余应桂就弹劾周延儒、孙元化的腐败问题,以及周延儒和周文郁的关系,还把毕自严也给捎带上了。而且是不管有用没用,不管有没证据,一股脑儿地开炮猛轰。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一日庚戌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言:
  阁臣周延儒赋性极其贪邪而更饶机警,行事最无忌惮而独善揣摩。今天下有三大事……

  夫皇上最急者兵饷,使延儒真欲为皇上查兵查饷,何不慎择其人,乃竟委之冥顽昏眊之毕自严?败露无余而终不听其去,臣之前疏以延儒为于泰报德,恋恋不割者,当为不诬。然延儒则非特此也。
  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比之毛文龙之旧已数倍矣。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変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则以同乡入幕,参貂白镪每月一至耳。
  然臣非无据也之言也,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杀刘兴治之功侈及文郁,隔海叙功,不敢遗其家奴,其謟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延儒家奴冒功可至副将,欲使其明赏罚以鼓将士之用命,其可得乎?何怪边帅之囊朱提闯延儒之闼者如流水也?
  ……

  帝谓延儒清贞任事,不树私交,应桂何得诬诋?切责之。

  这份奏疏自然被崇祯驳回,“切责之”。

  而这个史余应不屈不挠,当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吴桥兵变爆发前没几天,又贴出一张大字报,向周延儒、毕自严、孙元化等人猛烈开火: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癸亥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言:
  臣见辅臣周延儒欺贪无忌,于初八日具疏直紏,业蒙圣明洞悉,使延儒良心未昧,自宜束身席槁以俟皇上之斧钺,乃一疏再疏,诡辨不已,然窥其两疏所辨之词,虽泼口仍张,亦以臣所列之款甚真甚确,业已心悸舌咋,情见乎词矣。
  臣请得就其中再剖之。夫臣前疏所指者,家奴冒副将、亲兄冒锦衣,其人凿凿,而延儒辨疏中不能措一语。
  夫人臣之罪,有大于冒边功、坏祖制者乎?
  而延儒犹谓非应淂之罪乎?
  臣前疏内所指毕自严、孙元化、杨鹤、周京四事,辨疏亦以为自严不副委任,而何为挽其去?则陈于泰之嘱托不已明明自认乎?又谓元化不副委任而何为庇护不休?则参貂白镪之入不已明明自认乎?至受贿以主神一魁之降,遣仆以索巡抚之赂,其事彰彰,谁人能掩?何烦捏说?
  今延儒词虽支餙,意實招承。
  ……
  伏望皇上垂听,将延儒立赐重处以谢天下。
  帝以其挟私求胜,渎扰不休切责之。

  可惜崇祯对周延儒真不是一般的信任,“以其挟私求胜,渎扰不休切责之”。

  等到吴桥兵变爆发,登州城被攻破,这一下余应桂更有理由翻旧账了:
  崇祯五年二月四日壬申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言:
  臣前劾首辅延儒,首指其受参貂白镪,坚护不休者,则登抚孙元化也。
  今观元化所为竟何如?
  七邑屠矣,登州陷矣,黄县又见告矣,为文为献,化作青磷,小东大东,鞠为茂草。
  举国家岁费九十九万之民膏悉以付之逝波,谁实致之?
  近见按臣王道纯之揭,元化已为孔有德所拥戴,隐然以朱泚自居矣。
  试问平日谁为主持,使元化得久安要地?
  谁为掩饰,俾有德得包藏祸心?
  能不痛恨于延儒乎?
  臣不论其他,即延儒票拟一端而言,元化前后章疏,每多子虗魍魉,何以屡邀俞旨,卒不见稍为查驳,俾自悛改?
  诸臣前后紏元化之章疏明揭其贪污欺诈,何以屡下温旨,卒不见稍为裁抑,俾有忌惮?
  元化每进一番论列,延儒辄多一番回护,不独视贼作子,抑且过则归君,忠爱良心荡然尽矣。
  无怪乎闻之者无不色変神摇,裂眦切齿也。今兖、济、徐、沛之间一旦梗塞,久无只骑往返,莲孽贫民蠢然四起,且声闻东人亦将乘瑕思逞,而延儒犹若聋若瞽,全然不顾,则主登兵之叛逆者非孔有德乃孙元化也;
  成有德之叛逆者,非孙元化乃周延儒也。
  诸疏见在,票拟见存,皇上试一简阅,延儒即喙长三尺,亦何辞于参貂白镪之贻哉?夫首揆何官?平章何事?乃一味贪戾,致边腹溃裂至此?
  臣愿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击,勿为再待也。
  帝以其恣意诋诬,亵语混渎,镌秩三级,照旧管事。

  到这时候,余应桂的弹劾虽说依旧没生效,不过,内行人都知道孙元化死定了。

  孙元化必死,周延儒必定要被削弱。
  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得到的好处最大?
  ——显然是温体仁。

  老夫的长辈,史无前例的无铲街极蚊化大格命期间在北京读书,当时他们眼见许多学生领袖政治觉悟极高,批判谁,谁就果真有问题,没几天,被批判的就被打倒,心里是异常佩服,同样是大学生,为啥人家如此敏锐,自己却如此迟钝?若干年后发现,诀窍不值一提,无非是人家是一帮头顶上长着天线的天线宝宝。

  把吴桥兵变等事件的发生时间,和余应桂几次贴大字报的时间对比一下,就知道余应桂是天线宝宝的明末版。

  那么,幕后黑手也就很明显了:
  ——除了温体仁,没别人。

  那么,我们来梳理一下:
  相关人员及所属派系:
  黄龙,现在可以确定,是温体仁的人,是睡在孙元化身边的赫鲁晓夫。
  周文郁,周延儒的人。
  孙元化,周延儒的人。
  张焘,孙元化的人。
  孔有德,孙元化的人,被逼反
  尚可喜,黄龙的人。
  沈世魁,无党派人员
  李九成,孙元化的人,被设局,走投无路下造反。
  耿仲明、耿仲裕兄弟,孙元化的人,走私,被黄龙查获,耿仲裕发动兵变被镇压,耿仲明走投无路下造反。

  经过:黄龙扣押孙元化走私给后金的货物,牵扯出李梅、王舜臣,继而导致耿仲明、耿仲裕兄弟、王廷臣暴露,孙元化被牵扯了出来。
  周延儒、梁廷栋合伙算计祖大寿、何可纲、张春,大凌河被围困,由于被算计的是辽饷党商路派成员,温体仁推波助澜,并且顺势让兵部下令登莱辽兵增援大凌河城(正常情况下东江登莱体系应该去敌后打游击,而不是直接去大凌河增援)。
  孔有德出兵,先走海路,遇上“风暴”回来,又不得不走陆路。
  耿仲裕在东江镇发动兵变,打残并将黄龙毁容。
  黄龙召集尚可喜、沈世魁等人镇压兵变,耿仲裕被杀。
  孙元化倒打一耙,反诬黄龙贪污军饷。
  温体仁设局让李九成将买马银子输光。
  温体仁设局沿途坚壁清野,导致增援大凌河的辽兵偷鸡。
  王象春很可能也是温体仁的人,所以他的家奴不依不挠,逼迫孔有德将偷鸡的兵“插箭游营”。
  李九成和儿子李应元煽动兵变。
  耿仲明充当内应,使得变兵攻破登州。
  变兵不接受“招抚”,多次诈降。

  这场叛乱,持续了18个月。
  期间,东江镇的陈有时、毛承禄等部加入叛乱。

  之后的事情,百度百科“吴桥兵变”词条说得很详细,老夫就简单说一下:

  登莱被打烂,明廷抽调九边大军镇压,此时变兵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温体仁没有继续暗中帮忙。崇祯五年八月底,变兵在攻打莱州失败,李九成集结变兵主力在黄县和明军决战。结果是,变兵惨败,不得不转入守势,困守登州城。
  此时变兵守城,并非当乌龟,凭奸臣用嘴炮,哦不,凭坚城用大炮,而是时不时出城发起反突击,使得战局一直呈胶着状态。十二月初三日,变兵主帅李九成出战时战死,变兵士气大跌。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高起潜在挂榜山(今蓬莱市城南)新筑铳城,并用红夷大炮轰击城内,变兵彻底陷入被动,直至接近断粮。孔有德乃于崇祯六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后的耿仲明和毛承禄则于十六日潜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军被俘者千余人,自缢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明军完全收复山东。

  根据《平叛记》的记载:
  叛军突围后,起初打算在东江镇建立自己的势力,因此向旅顺发起进攻。结果是,周文郁率水师赶来增援黄龙,二月十六日叛军老营被攻破,十八日,毛承禄被俘。

  所以,毛承禄此时的身份是叛军,他是造反者,造了明王朝的反。但是,毛承禄并没有投降后金,没有象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那样当汉奸,袁粉诬蔑毛承禄汉奸,是在发明历史,血口喷人。

  在旅顺、东江诸岛无法立足,孔有德、耿仲明等叛军残部走投无路,投降后金。

  至此,袁可立、毛文龙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登莱、东江体系被打烂,登莱破败,东江镇诸将或叛,或各自投奔朝中各派大佬,并互相火并。之后沈世魁和尚可喜火并,尚可喜失败后,投奔后金。

  那么,怎么评价幕后黑手温体仁?

  起初,老夫一直认为,温体仁也是辽饷党商路派重要成员,他和周延儒之间的争斗是商路派内部的火并。

  但是,到分析吴桥兵变,尤其是登州被攻破的时候,老夫发现以往对温体仁的猜测无法解释许多事情。
  那就是,孙元化、沈棨两员商路派黑干将都是被温体仁干掉的,并且之后宣府的商路是在温体仁下台(温体仁下台后第二年病死)两年多,宣大总督卢象升率军入援、战死后才真正打通,这就意味着温体仁绝不是商路派,正相反,是温体仁一度重创了商路派,他是崇祯朝唯一一个比较干净的首辅!――不仅政治上干净,经济上也干净,连政敌都无法在经济上抓到他的把柄。

  那么在大凌河围困战、东江兵变、吴桥兵变、登州陷落一系列事件中,明王朝的得失如何呢?
  得到的,首先是辽饷党养寇派残余势力祖大寿、何可纲、张春等人被彻底清算,再无翻身机会。
  其次,辽饷党商路派被重创,孙元化、沈棨先后被杀,商路派向后金走私的水陆两条走私路线都被温体仁切断。

  成绩极大,损失同样异常惨重。
  首先,登莱被彻底打烂,除了莱州,登州黄县等地彻底残破,再难有力支援东江镇,袁可立的心血彻底完蛋。
  其次,东江诸将大量叛变造反,毛承禄、陈有时、王子登等人加入叛军,东江镇骨干力量在乱局中大量损失,并且相当部分最终叛投后金。
  第三,叛投后金的叛军中相当部分懂得水师建设,后金因此拥有了水师,东江镇的独门绝活海上游击战彻底丧失效果。更要命的,是后金水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已经可以对东江镇产生威胁,没多久,后金水师搭载鳌拜等人率领的八旗军对东江镇发起进攻,黄龙、沈世魁等人先后战死。毛文龙多年心血,彻底完蛋。
  第四,在宣府那边,沈棨是被干掉了,但是林丹汗也彻底没指望了。要知道林丹汗崇祯五年对付黄台吉是超水平发挥,在蒙古高原到处乱跑,生生将黄台吉拖断粮,这是明王朝重创后金的最后一个机会。关键时刻,沈棨牺牲自己,向已经断粮的后金军提供粮食物资,在后金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后金军。等到崇祯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黄台吉早已原地满血复活,率领已经缓过一口气的后金军返回辽东老窝了。

所以,温体仁尽管重创了辽饷党商路派,但是明王朝的损失相当大。
  可以看出,温体仁官场手段极其歹毒、狡猾,不输于韩爌、冯铨、周延儒,比袁崇焕之流更是高明了无数倍,崇祯有他的10%,都不会变成亡国之君。

  根据《明史》的说法,袁崇焕刚完蛋,温体仁崇祯三年就打算让王之臣复出,这事让周延儒给搅了。
  温体仁崇祯六年六月任首辅,他当权的那几年,明王朝的局势是有所改善的,首先是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政治上相对清白(是否清廉不好说,至少不是辽饷党商路派),能力较突出的官僚被提拔到各个关键岗位。镇压农民起义比较得力的文武官员中,除了洪承畴、傅宗龙,其他杨嗣昌等人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上位的,其中杨嗣昌更是袁可立的好友,傅宗龙则是坐冷板凳多年后被杨嗣昌推荐来接替自己。说温体仁“媚上”、“碌碌无为”非常不公平。
  注:杨嗣昌崇祯七年任宣大山西三镇总督;卢象升崇祯八年任湖广巡抚;孙传庭崇祯九年三月任陕西巡抚,这几个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都是在温体仁任首辅时期升任督、抚职位的。

  可以说,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上,温体仁、杨嗣昌是非常成功的,如果说有什么毛病,那就是崇祯九年杨嗣昌“改因粮为均输”,这个政策被各级腐败官僚恶性利用,其效果相当于武侠小说中的“天魔解体大法”,导致明王朝原本就异常尖锐的阶级矛盾彻底恶化。

  但是,“改因粮为均输”暂时爆发出来的威力也是巨大的,崇祯九年,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被卢象升、孙传庭干掉,高迎祥被俘杀,崇祯十年,“闯将”李自成被打的只剩“商洛十八骑”遁入山林,同年,“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部分别“受抚”。
  就是这一年,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的温体仁也完蛋了。

  温体仁在国家根本政策上就很一般了。
  东江镇的海上游击战丧失作用,温体仁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没有海上游击战,根本无法真正拖垮后金的经济。
  仅仅如此也还罢了,关键是明王朝并没有终止“修堡垒、养蛀虫”这种极端错误的战略,在商路派被重创后,堡垒照修,辽饷照征,蛀虫照养,还继续加征练饷剿饷,明王朝只是暂时脱离崩溃的危险,却始终无法真正扭转局面,勉强撑了五六年,温体仁一倒台,没几年局势就彻底恶化。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老夫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比温体仁做得更好。
  登莱东江方向,登莱是辽饷党重灾区,袁可立走人后就没一个靠得住的,毛文龙活着的时候,东江镇就已经有人被辽饷党收买,暗中背叛了毛文龙,所以袁崇焕谋杀毛文龙才会那么容易。毛文龙死后手下诸将更是四分五裂,相当部分被渗透,这种情况下温体仁能算死孙元化已经是奇迹,要想保全被渗透成筛子的东江诸将,很不现实。
  宣大,历来就是商路派的基本盘,能够将沈棨搞倒已经很不容易了,真没法苛责温体仁。
  至于辽饷练饷剿饷,要废除会触动太多人的利益,温体仁没那本事。

  能在那么复杂的局势下重创势力盘根错节的商路派,不得不说是官场斗争的一大奇迹,比崇祯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温体仁尽力了。他不是奸臣,他够狡猾,够歹毒,能审时度势,会取舍、妥协,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是大明朝最后一个政治家――可惜生错了时代。

  温体仁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没能彻底干掉钱谦益,钱谦益走投无路之下投靠曹化淳、冯铨,曹化淳瞅准机会在崇祯面前揭发说温体仁结党营私。具体原因可就天晓得了。估计更大的可能是薛国观和范复粹暗中反水。

  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请辞获批,第二年在家中病死。

  接下来的历史进程大致是这样的:

  接任首辅的是张至发,崇祯十年六月任,至崇祯十一年四月罢;
  下一任是孔贞运,崇祯十一年四月任,崇祯十一年六月罢;
  下一任刘宇亮,崇祯十一年六月任,崇祯十二年二月罢;

  就是在刘宇亮任上,卢象升战死。

  这段历史,老夫了解的不多,倒是本吧道友Sky海涯专门查阅明兵部档案,从里头发现了真相:

  原本宣大总督卢象升回师增援,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援兵。战死,当时的兵部尚书,是杨嗣昌,而接替卢象升任宣大总督的,是陈新甲,就是他提供了假情报,导致明军作出错误部署,结果是卢象升全军覆没。

  陈新甲的假情报内容:
  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宣大总督陈新甲题称:
  臣护陵月余,于十一月二十二三等日屡阅塘报,有奴营尚在真定,前哨已至获鹿,井陉,苗头系奔固关,出山西等语。
  当二十三日,据分守冀北道朱家仕塘报,据山阴县知县张奇蕴禀报,据监生吴以敬亲禀:奴夷已过龙泉关,至花晏岭等语,恰与军前塘报相符。臣驰以报部……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31册《兵部为夷情变换请旨定夺事行稿》
  有兴趣的,搜索百度地图或者其他网上地理信息工具,用测距工具测一下龙泉关和固关的距离,就知道陈新甲的作用何等恶劣。

  陈新甲捅出这么大一个漏子,他是怎么过关的?

  当时的首辅,是刘宇亮,但可以确定的,是刘宇亮没多少责任,他是背黑锅的,后金入寇时,他“自请督察军情”,结果被摆了一道,“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就象现代“炒股炒成股东”那样,刘宇亮是“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这货立刻下了软蛋“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最后卢象升留用,“宇亮仍往督察”。

  “督察”之后,刘宇亮就没再回权力中枢,而是被薛国观整了下去,由薛国观接任首辅。
  所以,尽管刘宇亮不是什么好鸟,但是他已经离开了权力中枢。

  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薛国观。而这个薛国观,是天启年间鼓吹东江“移镇”、崇祯初年推荐袁崇焕复出的老牌辽饷党,他将陈新甲用假情报害死卢象升这事掩盖过去的嫌疑极大。

  卢象升率并入援,接任宣大总督的,是商路派重点培养的巴图鲁陈新甲,这就标志着赶走温体仁之后,经过两年周密部署,商路派从宣大向后金走私的商路正式打通。

  紧接着,已经“受抚”两年多的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再次向反洞腐朽的明王朝开战。
  杨嗣昌不得不离开权力中枢,亲自督师镇压张献忠,临走的时候推荐傅宗龙接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这一去,是和好基友崇祯永别,他被张献忠牵着鼻子一路武装游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终病死。
  傅宗龙杨嗣昌信得过,但是他手段显然不如杨嗣昌圆滑,并且他不象杨嗣昌那样深受崇祯信任,他在崇祯面前象香港罗家英版的唐僧那样JJYY,崇祯一个头两个大,就让他改任兵部侍郎,接替丁启睿任三边总督,傅宗龙最后被李自成击败,俘虏、处死。老夫还记得多年前看过一本小人书《智擒傅宗龙》。

  跟罗版唐僧一样罗嗦的傅宗龙滚蛋了,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
  没啥好说的,温体仁滚蛋、杨嗣昌一去不回,洪承畴没了依靠,后来被陈新甲坑死也就不奇怪了。

  下一任首辅,薛国观,崇祯十二年二月任,崇祯十三年六月致仕;
  下一任首辅,范复粹,崇祯十三年六月任,崇祯十四年五月罢;

  这个范复粹也是老熟人,董懋中向崇祯推荐毛文龙、揭露袁崇焕天启年和后金议和,就是这个范复粹弹劾董懋中。并且,崇祯初年闹“东江移镇”的时候,也是这个范复粹说辽人有“日本之心”。

  在范复粹任上,松锦大战爆发。
  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清军筑义州城(今义县义州镇),六月,清军兵临锦州,开始围城,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
  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洪承畴从北京出发前往增援,他不敢冒进,驻扎宁远。
  就在洪承畴被陈新甲逼迫出兵之前不到两个月,范复粹辞职走人,换上新任背锅侠首辅张四知。

  下一任首辅,张四知,崇祯十四年五月任,崇祯十四年九月降;
  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十三万人,七月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明清双方在乳峰山战事胶着,清朝的兵马,死伤甚多。
  崇祯十四年八月,黄台吉带病急援锦州。
  中间经过,不详
  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结果,明军突围失败,只有吴三桂、王朴二总兵成功突围,曹变蛟不得已,夜袭黄台吉的指挥部,差一点点让他上演一场明朝版《奇袭白虎团》……
  其实,洪承畴松锦之战惨败,中间经过,并不是不详,同样也是辽饷党商路派在暗中破坏,本吧道友Sky海涯专门搜集、查阅多个史料后已经有了研究成果,只是他文章还没发表,老夫不便透露别人的成果。请大家期待Sky海涯道友的新成果。

  八月下旬出了这么大的事,明显是背锅侠的张四知九月丢官滚蛋,下一任首辅——周延儒!

  下一任首辅,周延儒,崇祯十四年九月任,崇祯十六年五月罢;
  ……

  至此,明王朝的局势,彻底无可挽回。

  温体仁任首辅的这四年多时间,是明王朝的回光返照。

  现在,泼在温体仁身上的脏水,基本上算是洗清了,只是大凌河围困战、吴桥兵变、登州陷落等一系列事件中死去的无辜?又有谁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

  大凌河围困战,祖大寿、何可纲、张春等人固然不是什么好鸟,但大凌河城里七千明军难道个个该死?更何况数万被活活吃掉的班军和百姓。
  吴桥兵变,孔有德等人固然站错阵营,但他们显然不是商路派核心成员,更加无辜的是被逼造反的辽兵,至于无数在兵灾中无辜被屠的山东百姓……
  为了他的大计,死多少无辜,温体仁都在所不惜,他显然是一个极端狡诈、凶狠、冷血的旧式官僚。

  只不过,
  王化贞,兵败,被处死;
  王之臣,丢官;
  董懋中,丢官;
  袁可立,丢官;
  高第,丢官;
  毕自肃,被自杀;
  满桂,战死;
  赵率教,战死;
  刘兴祚,战死;
  朱由校,被病死、成了“折心皇帝”;
  魏忠贤,自杀;
  毛文龙,被谋杀;
  ……

  偏偏只有温体仁战绩最好。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题外话:
  现在看来,孙元化明显也是组织的人,而且不干净。
  孙元化不干净,他的恩师徐光启又能干净到哪去?
  想想也是。袁崇焕在辽西凭奸臣,用嘴炮,哦不,凭坚城,用大炮,那些大炮,不少都是徐光启、孙元化张罗的,无论是之前从红毛鬼子那里购买,还是后来孙元化自己造,都是肥缺。

  所谓的宁远“大捷”,斩首二百多,徐光启的说法是“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自家张罗的事,当然死命地吹。

  没错,徐光启是大科学家。
  只不过,科学家只是他的第二职业。
  徐光启的第一职业,是大萌朝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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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13楼

6.蒙古帝国的最后荣光

  其实,这一章节的内容,都是以前就已经提到过的,并且写得还相当详细,没什么新东西,不过,既然写到这里了,善始善终吧。

  大凌河围困战,原本是商路派算计养寇派的余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商路派被温体仁这只黄雀狠狠阴了一把。
  商路派是被重创了,只是登莱也被打烂了。
  这场战事前后持续了一年半,那边黄台吉收拾完大凌河城里的关宁“铁骑”,并没打算继续为难辽西,而是调兵谴将,准备收拾林丹汗。

  此时的林丹汗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明王朝说是恢复了对他的“抚赏”,但是每年的拨款八万两连着两年被袁崇焕挪用,崇祯二年,毕自严把崇祯三年的“抚赏”挪过来补崇祯二年的窟窿,王象乾用这笔银子狠狠宰了林丹汗一刀,用白菜价买走林丹汗滞销好几年的马匹。

  当时,林丹汗不敢炸刺,一来王象乾对付蒙古人很有些手段,他并不是彻底停“抚赏”,而是严格控制贸易规模,让林丹汗饿得半死不活,却不敢翻脸开战,还得领王象乾的人情,一口一个“军门太师”如何如何。
  二是满桂当时还是大同总兵。这货原本就凶名卓著,跟后金都能野战,收拾蒙古人就更没心理压力。
  己巳之变后,满桂虽说战死了,换上来的马世龙打后金战绩虽说不怎样,对付蒙古人却是熟门熟路。

  林丹汗确实是虎落平阳,实力大损,但黄台吉发动己巳之变后,他还是“助兵”切断了黄台吉的后路,使得后金没能原路返回,而是在关宁“铁骑”的眼皮底下出董家口返回辽东。

  留着林丹汗,始终是个威胁,更何况孙元化向后金走私物资的商路,被切断了。
  原本,东江镇那边,刘兴治向后金走私物资,结果是刘兴治被沈世魁等人干掉。接着黄龙突然跟孙元化翻脸,把孙元化手下负责走私物资的王舜臣和李梅给抓了。接下来登莱打得天崩地裂,东江各将也四分五裂,实力大损,但是,海上商路一时半会显然通不了。
  实际上,李九成等人的叛乱持续了一年半,即便被镇压下去,登州和周边各县也毁于战火,就没法再向后金走私物资了。
  更何况,后金海上力量不行,想想看,一帮八旗诸申开着海船跑到登州来做贸易……那难度,和让他们直接把海船开到美洲大陆或者干脆环游世界没有区别。
  所以黄台吉没办法,就决定打通宣府到后金的陆上走私路线。
  宣府的屁股后面是大同,大同以北,盘踞着一个叫林丹汗的家伙,这货赶走卜失兔后抢了卜失兔的地盘,盘踞大同以北吃抚赏。
  要是别人也还罢了,关键林丹汗跟后金仇结得还挺深,后金跑到宣府购买物资,林丹汗会过来抢劫的。所以,必须把林丹汗解决掉。

  
崇祯五年四月初一,黄台吉出兵攻打察哈尔。
  现在,让我们再次发扬六耳猕猴学习《通关文牒》的精神,先把《满文老档》的相关记载摘录出来再分析。

  第五十一册 天聪六年三月至四月
  天聪六年
  四月初一日
  大军起行往征察哈尔。
  时命阿巴泰台吉、杜度台吉、扬古利总兵官、伊尔登副将及驸马总兵官佟养性等率众守城兵留守之。
  巳时,汗及诸贝勒谒堂子毕,率大军出西门,及至蒲河驻营。
  是日,库图克图喇嘛以汗出征,即前来送行,汗于途中下马赐茶饮毕,喇嘛进马一。
  汗曰:“剌嘛等之马不当受。”遂命却之。
  管兵部事贝勒岳托曰:“喇嘛既进,马当纳之。日後计价偿还可也。”
  汗遂纳其马。于驻营地,杀羊二,设宴宴喇嘛。

  (四月)初二日
  卯时,大军启行,至辽河。
  值辽河水涨,每旗给船二只,汗与诸贝勒于午时渡河,至养息牧河驻营。
  是日,汗之精选护军布达西以驰逐兔????,不计数鞭责之。

  (四月)初三日
  出征营兵于巳时尽渡辽河。
  是日,时汗次养息牧地方,以候营兵至。
  苏布迪杜棱之子古鲁斯喜布,携四羊之肉及酒两疹壶来见汗。以所携酒肉,献汗尝毕,汗命杀羊二,宴苏布迪杜棱之子及噶尔珠色特尔济浓额驸。
  是日,多诺依衮济之夫巴拜,携酒二背壶来见汗,以所携酒献汗饮。

  (四月)初四日
  大军至都尔鼻地方驻营。
  是日,喀喇沁诸贝勒来报所率兵数:万丹兵二百,马齐兵五十,小阿玉喜兵四十,阿苏特兵一百八十,叶布舒兵三十,多洛坎库列兵四十五,拜珲岱兵三十,鄂木布兵四十,霍恩兵二十,西兰图兵四十,庚格儿兵七十,沙木巴兵一百,阿济鼐兵一百三十。(总计975)

  (四月)初五日
  大军至冈干地方驻营。是日,苏布迪之子古鲁斯喜布,进汗牛一、羊五、一猪之肉、一牛之肉、一羊之肉及茶几封。汗纳其牛肉、猪肉、羊一、茶九封,其馀活牛羊,尽却之。

  (四月)初六日
  大军至喀喇和硕地方驻营。
  于驻营地,汗命杀牛一、羊二,集本旗众护军、护军纛额真、旗额真、诸蒙古台吉及大凌河新降汉官等宴之。
  于驻营地,汗颁书谕喀喇沁蒙古诸贝勒曰:
  “尖兵自家起行,勿忘法度,严加管束。每二十人,设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一人。不许喧哗。若喧哗,则将固山额真、牧主、火主及二十人头目治罪,至喧哗者,依法鞭责。
  起行之时,其离纛一、二人私行者,执送本固山额真,罚银三两。
  防水火时,务遣五人以上偕行。有失火者,即治以死罪。
  自甲兵以下,亲丁以上,一应物件,均书字号。马须印烙,鬃尾须击字牌。
  若有盗取马辔及笼头者,则裂其嘴;有盗鞍者,杖裂其背,有盗马绊者,割其足筋。若有驰逐雉、兔者,富有罚银十两,穷者即鞭责。”
  镶红旗达扬阿家之大凌河蒙古一人自驻营地逃去。

  四月初六,黄台吉宴请后金八旗高级干部、蒙古各部的贵族,然后宣布行军方面的纪律若干。
  之后的记载,连篇累牍的都是若干蒙古贵族朝见黄台吉,进献驼、马若干,黄台吉一般是赐饮酒茶然后将他们打发(“遣之”)。有空的时候则摆开宴席,和蒙古各部的贵族们吃吃喝喝加深感情,至于进献的驼、马,大部分是“却之”,偶尔收下一两匹,一般情况下,黄台吉就算收了礼品,也会想办法回礼,因此多有赏赐若干物品的记载,如盔甲、马鞍、腰刀、布匹、烟之类。
  黄台吉拒收礼物并不是虚伪、装逼,而是不想开这个头,加重蒙古各部的负担。毕竟他要是敲诈勒索,其他级别比他低不了多少的代善之流(阿敏已被囚禁,莽古尔泰已被削弱),也会如法炮制,代善可以,多尔衮、阿济格、济尔哈郎凭啥不行?到时候,蒙古各部哭都哭不出来。
  果真如此,蒙古各部和后金也会离心离德,老谋深算的黄台吉自然不肯出这种差错。

  除了行军、接待蒙古各部贵族、收礼或回礼(赏赐物品)、摆宴,还有些业务活动:捉生,也就是抢掠人口。蒙古人,在马背上生长,生活习惯和后金诸申接近,所以直接抢掠过来就能补进八旗,当战兵或许还需要训练,当民户已经够用了。

  到四月十三日,后金、蒙古各部集结了总计十万军队,“于是日,各路兵汇齐,内外之兵,共有十万”,《满文老档》还特意强调“恐後人以为伪”,赫赫,有没十万不好说,收拾林丹汗应该够用了。

  四月十六日,黄台吉点名批评蒙古各部贵族里头几个表现不好的,尤其是从察哈尔投靠过来的阿鲁部诸贝勒:
  ……
  又谕阿鲁部诸贝勒曰:
  “尔等为察哈尔所逐,自从投我以来,屡论尔等当移营近地,乃不遵我言,仍于远处放收,复为察哈尔抢掠。察哈尔心所掠物献于明,诳称:诸申兵进攻之後,我入诸申地方所得之物等语。
  是彼指我名,谓侵夺诸申国而得之,以诳告于明也。
  属国被掠,我岂不恨之耶?尔等诸物为察哈尔劫之去,尔等自恨之,岂不思仗汗恩以报仇者?为何不散给马匹,不多发兵耶?
  尔等之罪,俟我班师後察之。
  ……

  然后,黄台吉继续强调后金高层要遵守的纪律:
  曾见我夺人美妇乎?曾不问其主强夺良马乎?曾见有贤能人,令彼离其贝勒而从我乎?果存此心,我岂不畏天乎?我本顺天意而行,此不待我言,尔等当亦自知之矣。
  我所忧者,惟恐我八旗诸贝勒,不令我知,或强取尔等良马美物耳。若尔等两者之间自愿联姻缔好,相互馈赠则可,不愿则勿与,若有恃威恐哧者,则告知于我。

  接下来几天的记载依旧是继续行军、摆宴吃喝联络感情,接收或拒收礼品之类,四月二十三日,黄台吉收到线报,他攻打林丹汗的情报泄露了,林丹汗已经在部署坚壁清野。
  (四月)二十二日
  大军越兴安岭,次大儿湖之公七里河。
  是夜,遣每旗大臣一员:正黄旗鄂贝及镶黄旗哈甯阿、正红旗刘哈、镶红旗伊勒木及正蓝旗乌赖、镶蓝旗巴都里,正白旗阿山、镶白旗星讷率每旗小旗额真一员,每小旗护军一人往援前行图鲁什、劳萨。
  大儿湖方圆约八十里,东西三河注入,湖水碱不能饮。距沈阳约一千二百里。此次因出征兵众,日行四、五十里。

  (四月)二十三日
  大军次都勒河。都勒者,马镫也。
  是日,乃遣每旗一人,每贝勒下拨给马二匹,乘马前往捉生、蹑踪。
  所遣人名:正黄旗郎赛、镶黄旗图吉、正红旗博堆、镶红旗伯布赫、正蓝旗多多惠、镶蓝旗布岱、正白旗伯尔和泰、镶白旗绰尔齐、喀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通晓地理之蒙古人一,共九人往。
  是日,合围直抵都勒地方。此次,汗殪黄羊五。
  是日,有一蒙古人,乃有察哈尔步行逃至,讯之,答曰:
  “有二逃人驰六骑往察哈尔,告以天聪汗举兵来征。察哈尔汗大惧,其部在柏兴(板升,也就是呼和浩特一带)地方有二牛以上可以携带之人尽携之,遁往库黑得勒苏地方。自大儿湖往,月末可至。”

  林丹汗此次坚壁清野做得比较绝,稍微有点家产的都全部迁移走(“其部在柏兴地方有二牛以上可以携带之人尽携之”)

  如此一来,黄台吉就被动了。此时的后金军“马疲粮尽”,林丹汗不和他正面交战,“我追彼,彼即向外逃”,所以黄台吉决定,占领林丹汗部驻地板升后就算完事,“如今赴柏兴可也”。
  (四月)二十四日
  大军次都勒河。
  是日,噶尔珠色特尔进汗马二,汗览毕,纳一却一。
  是日,命八旗哈山、乌拜率每甲喇二人往调前行图鲁什、劳萨、阿山还。
  其缘由:察哈尔断不能抵挡我军,我追彼,彼即向外逃,且我马疲粮尽,如今赴柏兴可也。
  遂遣人调之还。

  大凌河围困战,黄台吉帮助商路派和温体仁铲除了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自己也伤了元气,倒不是说军队损失了多少,而是由于他采用长期围困大凌河城的战略,大凌河城里头所有粮食都被守军吃光,连班军带百姓数万人都被关宁铁骑当成口粮吃掉,整个大凌河城自然是一座鬼城,后金没能在那里缴获一粒粮食,而且后金军围困大凌河城四个月,本身也是要消耗大量军粮的。
  所以,此次攻打林丹汗,黄台吉携带的军粮本来就不多,估计还想从林丹汗那里狠狠抢一把。
  结果却是消息泄露,林丹汗直接坚壁清野,可以说打中了黄台吉的短板。

  于是,尽管林丹汗坚壁清野,黄台吉依旧捏着鼻子向林丹汗的老窝板升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黄台吉宣布对待平民的纪律:投降的收编,不投降的三光。同时宣布处罚措施,然后,处理了一批违反纪律的人员。
  (四月)二十八日
  驻跸,集诸申、蒙古、汉人众军诸贝勒、大臣及军士等,宣谕曰:
  “汗曰:进兵之地,有拒敌、败走者杀之,不拒敌者勿杀之。
  再者,勿离散人夫妇,分赏俘虏之前,勿淫妇女。如有离人夫妇及淫妇女者,论死。杀不拒敌者及掠其衣服者,则夺其所俘,赏与首告之人,仍照例鞭责。
  除豚鸡可宰食外,羊及膻羊以上,不许擅宰,宰则亦夺其所俘,赏与首告之人,仍照例鞭责。
  勿毁庙宇,勿犯庙中为祭祀所设之一切物件,违者论死。勿扰害庙内僧众,勿取其财物,可开载僧众数目来报。若人畜逃入庙中,则听俘获。勿屯住庙中。
  即照此文缮成蒙文,颁发科尔沁、扎鲁特、阿鲁、敖汉、奈曼、喀喇沁、扎赖特等各族之主各一函。
  于是日,镶蓝旗奈格牛录下佟色执一来其妻之母家贸易之锡伯人携至,为厮养卒。
  因其锡伯人盗米,杀之。佟色坐擅带新人罪,鞭一百,穿耳鼻。
  镶红旗赖珠牛录下拜赛、康喀赖牛录下希福、奈曼部班金台吉下多铎、拉巴希喜、布拉克泰五人,夺取图鲁什、劳萨前行招用蒙古人之锅七、狼皮一、狐皮十,为蒙古人告发多铎。
  拜赛为首犯,杀之;拉巴希喜、希福各鞭一百,贯耳鼻;布拉克泰鞭一百,以其父有功,免贯耳鼻。将失查之甲喇额真博尔善、赖珠、康喀赖,并照例罚赎。
  正黄旗塔海牛录下阿布纳,宁古钦牛录下费的色二人,盗土谢图额驸部下蒙古马辔,失主认之,告于法司,将二人割嘴。
  正白旗喀克都里牛录下绰纳、考托及特琐,盗土谢图额附部下蒙古马绊,为蒙古所执,告于法司,拟将以小刀割破三人足筋。凡所获遗物自马绊、笼头、马辔、碗、匙以上,具收集,令各失主认领。
  是日,前遣图鲁什、劳萨获察哈尔人三、马七、驼一。先令布哈塔布囊携所获一人来报汗,讯毕杀之。其人言,察哈尔部左界与喀拉莽鼐之境相接等语。遂定议,罢征明之师,往征察哈尔。

  从之后几天的记载来看,黄台吉吃吃喝喝明显少了很多,每天都是到某地,捉生(抢掠人口)之类。
  可以看出,林丹汗对付后金,采用的是历代游牧民族天生战略,我打不过你,我跑,反正我的根基是牛羊驮马,我天生逐水草而居,牲畜吃水草,我吃牲口的奶、肉,有本事你就追,看谁耗得过谁。

  对付这种战略,朱元璋、朱棣的办法是大量收编蒙古雇佣军,让蒙古人去收拾蒙古人,大家都是蒙古人,都生活在马背上,你跑,我追,看谁玩死谁。
  所以从明王朝建立之日起,明军里就有大量蒙古人,所以对于蒙古人,明王朝说不上歧视,而且,文官武将里,都有蒙古人存在,只不过起了个汉人名字,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典型的,如东林党缪昌期,就是弓虽女干冯铨的那位,就是蒙古人。

  所以黄台吉也收编了大批蒙古人。只不过,这些蒙古人战力有限,让他们单独和林丹汗作战,肯定不是对手,主力还得八旗来担任。
  问题是,八旗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将门的少数民族版本,每天都得大量消耗粮食。
  所以,面对林丹汗的蘑菇战术,后金同样没招。

  五月初六,黄台吉宣布作战纪律,并再次重申对待平民的政策,投降的收入八旗,不投降的三光。
  (五月)初六日
  次胡喇户地方。
  ……
  是日,颁书谕外蒙古诸贝勒曰:
  “汗曰:凡遇敌列阵,未奉我言,勿得轻进。应进之处,由我指示。
  若违指示,临阵退缩,若系贝勒,尽夺其民;兵丁处死,妻子为奴。
  若敌人乘夜劫营,勿得喧哗,勿离汛地,就地战之。
  若至边境纵掠,勿杀降人,勿分散人妻子诸物,勿夺人衣服。
  倘遇抗拒之敌,则奋力杀之。未奉命令,不许举火。举火则敌人知觉也。出师万里,人与疲顿,若为敌人知觉,徒手而归,岂不可憾耶?
  若违令举火,其该管首领贝勒,并罚马。
  颁书谕我十旗曰:
  “汗曰:我军所到之地,蒙天眷佑,有拒敌败走者杀之,不拒敌者勿杀,乃收为俘虏,勿离散人夫妇,勿掠取人衣服,勿犯降人诸物。若入其家,勿取其物件。凡归降头目二、三人,令原招降主将率之而行,其馀令各领其家口而行。
  在分赏俘虏前,勿奸淫妇女;勿宰牲畜。若离散人夫妻及淫妇女者,论死。倘杀不拒敌之人,掠取其衣服、杀其牲畜及掠降人诸物者,则拿其所俘给与首告之人。并且照例鞭责。
  凡奔逃诸贝勒大臣等所遗家产及牲畜、财帛等诸物,各主将即拨主守之人登记收贮。至于追敌,勿至昏暮,日未落即止;追敌己及,将何往?俟再议而追之可也。
  若不奉诸大臣大令,擅自前往,驮载毡裘者,即夺其所俘。若诸大臣有令,方准驮载。凡针线以上,皆收集均分之。”

  之后几日的记载里,出现了后金军和察哈尔部的小规模接触战记载:
  (五月)初九日,仍次布龙图布拉地方,
  是日,命乌拜、塔哈布率每旗小旗额真一员、护军十人,前行。
  前遣劳萨,于喀拉莽鼐地方,见察哈尔人四名,追至益图地方,杀一人,三人出逃。
  时有敌兵近百人,曾分翼图困前遣刘哈。劳萨见之,即率七人呐喊进击,其近百敌兵遂败走。将此消息,由昂鼐来报。

  (五月)初十日
  前行劳萨遣人来报,言未见踪迹,察哈尔已遁去等语。
  是日,自布龙图还,于枯囊地方驻营。

  可以看出,林丹汗的能力并不低,他的主力虽说转进,但还是部署了部分尖兵和后金军保持接触,有机会就咬一口,没机会就果断撤退。
  所以,后金军没能抓住察哈尔部的主力,“前行劳萨遣人来报,言未见踪迹,察哈尔已遁去等语”。

  五月十一日,后金军高层开会讨论后作出决策,先占领林丹汗放弃掉的老窝板升,将那里三光,然后去明王朝统治区,也就是去宣府捞一票:
  (五月)十一日
  先遣劳萨至枯橐地方与大军会。
  是日,大军次枯橐地方。
  是日,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及诸贝勒会于汗处。召集八旗蒙、汉诸大臣,汗谕之曰:
  “我等原为征察哈尔而来,察哈尔不能御而遁走而追之无及。今我兵马疲惫,引军还沈阳,以俟再举为佳乎?抑先往蒙古柏兴地方,复入明境为善耶?二者孰便,尔诸臣定议以奏。”
  于是,乃诸臣集议,答曰:“此来已近明境,即赴柏兴地方,复入明境,以图大事为善也。”
  于是,定议征明。遣孟阿图率纳海、奇图伦、博尔堆、达扬阿、精古勒达、董阿审、温泰珠、每旗甲兵十人,选肥壮马匹还沈阳报信,寄谕曰:
  “达尔汉额驸属下人潜逃,先往察哈尔告密。察哈尔觉而逃去,追之无及。
  因还兵入蒙古柏兴地方,焚其卢舍,复入明境。将我方所留粮米,移贮辽河,掘壕,严加守卫。
  再命扬古利额驸及巴布泰阿哥,自驻守地撤回沈阳守城。曾令喀喇沁人入法库山耕种。今耕种完毕则已。倘耕种未完,则令其尽耕,仍加意防守。”

  五月十三日,出现黄台吉狩猎的记载,而且是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蒙古原羚)。看样子,后金军已经接近断粮,所以黄台吉出去打猎,考察猎杀蒙古原羚应急的可行性。
  断粮的原因,从五月十一日的记载“将我方所留粮米,移贮辽河,掘壕,严加守卫”来看,并不是后金军粮食没带够,而是后金得到林丹汗转进的消息后急行军追赶,导致军队与运输队脱节。
  结果是,没追到林丹汗,自己断粮了。
  (五月)十三日
  达哈布率每旗一人往追之。
  是日,出猎黄羊,时有二黄羊并行,汗一矢贯之。
  是夜,次西里地方。

  之后几天时不时出现蒙古人携带马匹逃跑的记载,这应该不是蒙古人的自发行为,这些人很可能是林丹汗安插在蒙古各部和后金军中的间谍,逃跑是跑到林丹汗那里传递情报的。比如,五月十五日的记载是这样的:
  (五月)十五日,次朱儿格图地方。
  是日,往追逃人之索尼塔布囊遣一人来,言逃人向察哈尔奔去,获其所弃马六匹。我等仍追之等语。

  到五月十九日,后金军干脆断粮了,所以黄台吉部署后金军围猎,猎杀蒙古原羚一万多头:
  (五月)十九日
  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
  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
  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
  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满文老档》中所说的黄羊,老夫一开始搜索到的结果是“普氏原羚”,那东西都快灭绝了,现在只有青海湖周边才有,全部种群只有二百多头。后来才查到是蒙古原羚,全部种群二十多万头,也是保护动物,黄台吉当年猎杀一万多头,这要在现代够吃花生米了。

  猎杀到一万多头黄羊,后金军断粮问题暂时缓解,但是比断粮更麻烦的是断水。《满文老档》说“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这话主语是谁,不知道,宾语是谁,也没有,主语如果是黄台吉,对他这个全军主帅来说饮用水根本不是问题,对于底层八旗士兵来说,那可就有点扯了。尤其林丹汗坚壁清野,附近稍微有点产业的蒙古人都跑光了,八旗士兵们找谁换饮用水?

  接下来几天的记载就异常血腥了。
  (五月)二十五日
  右翼济尔哈朗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左翼德格类贝勒、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豪格贝勒,拣选军中壮马,按翼分旗往取蒙古柏兴地方。
  汗、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率赢马兵士继进。
  是日,大军次喀喇章地方。


  (五月)二十六日
  次博多克地方。
  是日,命车尔格依察哈喇,率每牛录兵二人,往黄河夺舟。
  是日,前行诸贝勒遣图鲁什、劳萨往捉生乃获扎喀寨蒙古人一名,与贝勒同往之六名差役送之前来,讯之云察哈尔知我兵进征消息,将其财畜运往黄河,馀者少,运者多。
  于柏与地方家家有人等语。于是,前遣兵乘夜进发,二十七日,攻取柏与地方。
  是日,汗至格根汗之归化城驻营。军遂分入各村收聚人畜。


  (五月)二十八日
  命右翼镶蓝,镶红,明安贝勒及鄂奔堆等四旗,各遣差役二人传谕曰:“调往黄河一带之兵力少,诸申二旗、蒙古二旗,四旗可选精骑,调赴彼处,以助兵力。若于黄河俘获者多,可携由携之。不能尽携,则听前往之诸将自便。
  至诸贝勒掠获俘虏,即于俘获之地,酌留羸马之兵守之。仍往其境纵
掠之。俟还军时,尽焚其庐舍粮糗。”
  每旗遣差役二人传谕左翼四旗,曰:“仍往其境纵掠之。俟还军之时,尽焚其庐舍粮糗。汗驻归化城以待。”谕华遣之。
  是日,归化城诸喇嘛乌水布来朝见汗,杀羊一,赐茶饮华,遣之。

  前面黄台吉宣布纪律,总强调投降的蒙古人必须收编,不能杀、不能侮辱女性亲属、不许抢劫……好象我大清王师多么仁义似的。实际上,我大清王师从来都是最反洞、最残忍、最没人性的军队。黄台吉命令,一般人只强调“不拒敌者勿杀”,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之前关键的这句“有拒敌败走者杀之”。

  这个有拒敌败走者杀之”是什么的干活?看看我大清王师五月二十六日的行为和黄台吉五月二十八日下达的三光令:
  (五月)二十六日
  次博多克地方。
  是日,命车尔格依察哈喇,率每牛录兵二人,往黄河夺舟。
  是日,前行诸贝勒遣图鲁什、劳萨往捉生乃获扎喀寨蒙古人一名,与贝勒同往之六名差役送之前来,讯之云察哈尔知我兵进征消息,将其财畜运往黄河,馀者少,运者多。
  于柏与地方家家有人等语。于是,前遣兵乘夜进发,二十七日,攻取柏兴地方。
  是日,汗至格根汗之归化城驻营。军遂分入各村收聚人畜。


  (五月)二十八日
  命右翼镶蓝,镶红,明安贝勒及鄂奔堆等四旗,各遣差役二人传谕曰:“调往黄河一带之兵力少,诸申二旗、蒙古二旗,四旗可选精骑,调赴彼处,以助兵力。若于黄河俘获者多,可携由携之。不能尽携,则听前往之诸将自便。
  至诸贝勒掠获俘虏,即于俘获之地,酌留羸马之兵守之。仍往其境纵
掠之。俟还军时,尽焚其庐舍粮糗。”
  每旗遣差役二人传谕左翼四旗,曰:“仍往其境纵掠之。俟还军之时,尽焚其庐舍粮糗。汗驻归化城以待。”谕华遣之。
  是日,归化城诸喇嘛乌水布来朝见汗,杀羊一,赐茶饮华,遣之。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发表的《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满文原档>为中心》里对我大清王师这段黑历史做了揭露,摘录如下:
  ……
  二、占领库库和屯(归化城,也就是呼和浩特),大肆掳掠周边地区
  五月二十六日夜,爱新国大军从大青山北口博多克隘口突入库库和屯,开始了对库库和屯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掳掠。
  《满文原档》第八册,“地字档”170-172页载:
  ……(省略部分为满文和汉文逐字对译,反正我也看不懂)
  汉译:
  (五月)二十六日
  于博多克驻跸。
  是日,车尔格、察哈喇每牛录各选二名披甲,前往黄河夺取船只。
  是日,前行之诸贝勒遣图鲁什、劳萨捉拿舌头,从扎喀村捉得一名蒙古人,与诸贝勒一同行走之六位差人将其送来,审问该蒙古人,称察哈尔那边闻知我军前来之消息,将财货牲畜运往黄河,留存者绝少,运走者为多。板升里每户家中都有人。前锋军彻夜行进,于二十七日驰占了板升。
  是日,汗于格根汗之库库和屯驻跸。按各自所进之村庄,将其人畜掳掠之。

  ……
  (省略部分为注解)

  关于以上史实,《满文原档》第八册,“满附二”422-423页载:
  ……(省略部分为满文和汉文逐字对译,反正我也看不懂)
  汉译:前行兵进入博多克隘口,二十六日连夜驰入。是夜连夜进入时,前遣图鲁什、劳萨生擒蒙古一人送至汗处,讯之云,察哈尔汗闻(爱新)[满州]兵入板升,已将板升之财货、牲畜运渡黄河,留存者少,运去者多,也有遗留之贫民。
  是日午时,汗至库库和屯立营。由此,(爱新之)[满州之]兵一日之间急驰七百里,西至(黄河)[喀屯之]河、木纳汉之山,东至宣府。自库库和屯往南及至汉人边境,所居百姓悉俘之,杀其男子,俘其妇孺,将降附者编入户口(毁其城池,焚其房舍,蹂躏其粮糗)

  从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论文相关部分可以看出,《满文老档》二十六日的记载不全,倒是“满附二”422-423页里的记载比较完整。除了这段记,《满文老档》二十八日的记载还保留了黄台吉对左、右两翼军队分别下达的三光令:
  “仍往其境纵掠之。俟还军时,尽焚其庐舍粮糗。”

  那么大曰本蝗军,哦不,我大清王师到底杀了多少察哈尔牧民呢?
  老夫查到这么个记载:
  (六月)三十日
  ……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名、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
  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膻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与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
  ……

  根据这个记载,我大清八旗加蒙古旗总计屠杀了男丁11380人,而蒙古仆从军屠杀的人数没有记载。所以我大清王师到至少屠杀了11380个察哈尔牧民。

  一般来说,弩尔哈齐所在的建州女真,说是女真,实际上跟蒙古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根本就是同个民族,在蒙古草原就是蒙古人,在东北山林里就是女真,连语言都是相通的,更是多年来互相联姻,各部首领之间往往都是亲戚。

  即便大家亲得不能再亲,我大清王师作战的时候,手段依旧和几百年后的大曰本蝗军差不多,遇到抵抗,直接三光。

  需要注意的,就是只要抵抗者搞坚壁清野,进攻者与之对应的手段,统统都是三光政策。
  土地格命时期,何健就对国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大曰本蝗军的“三光”政策在今天妇孺皆知。
  很少有人知道我大清王师不比任何人差,同样也有“杀其男子,俘其妇孺……毁其城池,焚其房舍,蹂躏其粮糗”的干活,杀的,不是汉人,而是和他们语言相同,血脉接近的蒙古人。

  所以,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民族矛盾,其本质是阶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通常都是反洞统治者,然后,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

  林丹汗转进了,板升一带稍微有点产业的蒙古人跟着跑了,剩下的穷光蛋被黄台吉三光。
  值得注意的,不是穷光蛋被大曰本蝗军,哦不,我大清王师三光,而是黄台吉对穷光蛋们掌握的有限粮糗(干粮)根本不感兴趣,直接“蹂躏其粮糗”,这就非常不正常了。

  要知道,后金军五月十九日前后可是断粮了的,林丹汗又坚壁清野,后金在板升一带就没能抢到多少粮食、牲畜。这时候对板升一带贫苦牧民手里有限的粮食如此糟蹋、毁坏,黄台吉就不怕后金军再次断粮?

  从《满文老档》之后的记载可以看出黄台吉的底气是什么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是明末最无耻,最肮脏的一幕——商路派黑干将,大明朝的宣府巡抚沈棨赤膊上阵,直接放水,以“议和”为名,向后金提供粮食和各种物资。

  六月初一,黄台吉向杀虎口(当时叫“杀胡口”,这个“胡”犯了我大清的忌讳,被篡改成“虎”)进军。我大清王师对林丹汗手下的蒙古人进行三光,幸存的蒙古人逃到明王朝统治区躲避。于是黄台吉给沙河堡的明王朝官员写了封信,大意是说:
  板升一带的人民,原本是格根汗的,被察哈尔征服了,就是察哈尔的,现在我占领了那,那些人就是我的。你们把我的人取走了,那是不行的。
  我们边外的内政,你们(中原王朝)不得干涉。这事情你们皇帝不知道,是你们边境官员干的好事。你们又不是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涉我们边外叶赫部的事情,自讨苦吃,你们要是不遣返那些蒙古人,和辽东官员有什么区别?
  况且,我这次来,是为了两国的友好而来,所以向你们这些边境官员发个通知。

第五十四册 天聪六年六月
  (六月)初一日
  往略明杀虎口一带。蒙古柏兴地方之达雅齐塔布囊、科尔沁部乌克善、满珠习礼等遣人奏报彼处蒙古人逃入明境内杀虎城等语。
  于是,即遣纛额真扬善游击率御前护军六十人,偕察哈尔汗属下通事顾鲁古,赍书往乌克善、满珠习礼、达雅齐塔布囊处,命招降之。
  书曰:“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
  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护哨卒讯之,方已昼夜兼程遁去等语。
  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以待我往征黄河岸军。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
  该柏兴地方人民,原属格根汗。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
  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
  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况且,我此来乃为两国和好。故遍谕尔守边各官也。”遂赍书往。

  刚开始,黄台吉是向明王朝边境官员讨要投奔过去的蒙古人,守边的副将立刻下了软蛋,将跑去投奔的蒙古人遣返,还将蒙古人的财物、牲畜等全部送还。
  (六月)初四日
  杨善遣从来报:
  “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
  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我等惜之何为等语。言毕,即遣人往取之。”

  六月初六,黄台吉将八旗抢到的东西集中起来,打算分给大家,但不够分,只好分给八家,让他们分配给各旗的穷苦人。
  分配的物资,包括各类布匹毛皮、人口、各类牲畜。数量看起来很多:人口18915人,驮18头,马骡42头,牛5941头,驴797头,羊及膻羊11965头,牲畜总计18755头。看起来很多,可黄台吉此次带来十万人,这点缴获就不够分了。

  (六月)初六日
  以八旗所获诸物,收于汗所,欲分与众人,但不敷分,遂分给八家,命分给各旗人穷苦者。
  所分财帛数目:
  毛青布三百一十七,蟒缎皮袄十三,镶沿貂灰鼠皮袄二十二,素缎披头蟒缎长褂四十四,庄金八根,蟒缎十缎八十一,豹皮九,灰鼠皮■三,狼皮、貂皮帽七,貂獭一,水獭五十,狐皮七十一,花氆氇三,青氆氇二,红氆氇一,银一千六百两,狐皮■三,沙狐狸皮十六,灰鼠皮三百八十,绿妆缎一,云闪缎二,猞狸狲皮四,貂皮十七,海獭皮一,狸猫皮二十一,红褐一及豹皮马韂一,红毡一,缎褥六,狸皮■一,帽前金佛二,帽後金花三,男用金耳环一对。
  是日,十旗所分仍获数目:
  人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五,驼十八,马骡四十二,牛五千九百四十一,驴七百九十七,羊及膻羊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五,牲畜数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五。
  共计人畜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
  该项俘获中选其优者献汗与诸贝勒,每旗各取牛十、羊一百。
  又取八旗公中羊一千,赏永平及大凌河新附众汉官:
  建昌马总兵官牛六、羊百,
  麻总兵官牛四、驴二、羊八十,
  副将祖可法、祖泽洪、祖泽润及韩大勋、张存仁、孙定辽、王总兵官、刘副将之子、曹恭诚、裴国珍等十员各牛四、驴二、羊八十,
  李云、邓长春、陈邦选、薛大湖四员,乃各牛三、驴二、羊六十,
  马游击羊四十、驴二十,
  张洪谟牛四、羊八十,
  孟副将、丁副将及杨副将三员各牛三、羊六十。
  以上四员,因在家并未从征,故未给驴,仅赏牛羊。
  再诸申有职之臣,以备御计,每备御赐羊一。其馀牛羊,各旗按甲士分之。
  军中马毙步行甲士,命各旗贝勒以牛酌赏之。
  其馀羊及膻羊,俱按甲士均分,令煮肉汤食之。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后金此次攻打林丹汗,依旧是得不偿失,林丹汗跑了,手底下资产两头牛以上的蒙古人也跟着跑了,留下的全是穷光蛋,后金军总共抢了不到两万头牲畜,嗯,差点忘了投降后金的近两万人虽说是包衣阿哈,可也是近两万张嘴巴,也得消耗粮食。

  现在,我们来估计一下后金还能剩多少粮食:五月十九日,后金猎杀到万余蒙古原羚。十万后金军,每10人可以分到一头蒙古原羚。蒙古原羚,通称黄羊。体长100-150厘米;肩高54-84厘米;重量20-39千克。去掉皮毛骨头,肉和内脏按一半来估计,每个后金士兵可以分到2-4斤黄羊肉,到五月底六月初他们占领板升的时候,黄羊肉差不多该吃完了。
  那好,他们现在能吃的,只能是两万多头牛羊肉。
  六月初六,他们有羊及膻羊11965头,驼18,马骡42,牛5941,驴797
  十万后金军外加近二万俘虏,近12万人来分这些牲口。
  首先是羊,12万人分1.2万羊,差不多每10人能分到一头羊。
  按我国绵羊品种中最优秀的品种,被国内外养羊专家评为“万能型”、誉为“中华国宝”小尾寒羊来估计重量:
  小尾寒羊体重6月龄可达40千克,周岁时可达88千克,成年羊可达100120千克。
  全部按成年羊来估计,去掉毛皮骨头和一些不能食用的下水,肉按体重一半来估计,每人可以分到1012斤的羊肉,平均一下,按每人11斤来估计。
  牛近六千头,12万人每20人能分到一头牛。
  蒙古人养的牛是蒙古牛,属于黄牛的干活,搜索了一下,“体重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有差异,自250500千克不等”。
  全部按成年牛来估计,去掉毛皮骨头和一些不能食用的下水,肉按体重一半来估计,每人可以分到1325斤的牛肉,平均一下,按每人19斤来估计。
  合一块,每人差不多能分到30斤牛羊肉。
  至于饮用水,考虑到他们获得了牛羊,沿途行军时可以靠饮用牛羊奶来对付一下,不另外考虑。
  至于说行军干粮啥的(粮糗),由于林丹汗坚壁清野,板升一带稍微有点财产的蒙古人都跑了,留在当地的都是穷光蛋,口粮本来就有限,再加上我大清王师“蹂躏其粮糗”、“尽焚其庐舍粮糗”之类的干活,能缴获的粮食就更少,够不够近二万俘虏吃还两说。
  那好,这三十斤牛羊肉能对付多久呢?考虑到行军打仗不必平时,由于所有人都要行军,后金军体能消耗大。别告诉我骑兵怎么着,不打仗的时候,骑兵也必须下马步行,保证马匹有足够的体力作战。人只要行军,就会变成大肚汉,每天吃掉的,不会少于2斤。这30斤牛羊肉,能不能对付半个月还两说。
  嗯对了,这种计算方法,是根据苏修刚建立时搞的那种“军事共产主义”来估计的,此时的后金军,根本不会玩这招,事实上,黄台吉的命令是:“选其优者献汗与诸贝勒,每旗各取牛十、羊一百”、黄鞋军,哦不,汉军官员分掉若干,然后“再诸申有职之臣,以备御计,每备御赐羊一”当官的还要根据官职高低分一部分,官越大分得越多(后金八旗制每个官职都能折算成若干个“前程”),剩下的再分给大头兵,分到大头兵手上的牛羊肉能不能对付十天都不好说。

  所以,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黄台吉能不能把这十几万张嘴巴带回辽东都是个问题。

  六月初十,就象西方授予戈地图、曼德拉、雪山大京巴、三百年殖民地补课波、还有那个昂山素机诺贝尔和平奖那样,黄台吉这位友邦人士表扬了大明朝沙河堡的官员,表彰他们为金明亲善、共存共荣做出的突出贡献:
  你们将逃进明朝占领区的蒙古人送出来还给我,哟西,我将去大同、阳和、宣府议和,途经贵地,如果没有一句话表达感谢,怕你们会见怪,所以派人给你们一封信。
  然后是沙河堡官员送还的人员、牲畜数量:男丁160人,妇孺158口,驮马骡牛五百,羊940
  更恶劣的是,这些商路派官员将原本用来抚赏林丹汗的货物送出来“归还”黄台吉,共计缎3811匹,毛青布2674匹。
  要知道,林丹汗低三下四地跑来“讲詟”,说好每年八万两冒头的贸易额度,连续两年被袁崇焕挪用,最后毕自严挪用第三年的插赏给王象乾,王象乾还狠狠宰了林丹汗一刀。这会倒好,黄台吉一匹马没给,原本“抚赏”林丹汗的货物就“归还”给了黄台吉——到底谁才是大萌朝的敌人?
  《满文老档》原文:
  (六月)初十日
  大军次虎湖斯河。
  是日,往招降入明境蒙古人之杨善、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及科尔沁部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率归降头目处察哈尔逐去,将来与等议和。
  “尔等将逃入蒙古送出,给还于我,甚善,我将往大同、阳和、宣府议和,途经贵地,若无一言相报,恐尔见怪,故遣人至书。”
  沙河堡官员赠送书大臣诺恩特木尔、■第侍卫巴克什、色陈毕车齐三人还,报归降男丁一百六十人、妇孺一百五十八口,驼、马、骡、牛五百。察哈尔汗之羊及降户之羊,共九百四十。凡蒙古户口及未及进献察哈尔汗财物,沙河官员俱送出,归还于我,共计缎三千八百一十一,毛青布二千六百七十四。将此项财物分为五分,赐科尔沁部乌克善舅舅及满珠习礼一分。其馀四分,分给八旗,公中存贮。

  更肮脏的还在后面。

  六月十一日,后金又给沙河堡明王朝官员写了封议和书信,内容是:我愿意议和,多次和辽东官员说这事,辽东官员和我结大仇,不听我的话。然后我向宣大官员送礼物若干,宣大官员派了17个人来见黄台吉,并进献礼品若干,黄台吉赐给为首三人各一头牛,其他十四人各一头羊。
  (六月)十一日
  大军至布里渡地方驻营。
  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归降蒙古诺恩特木尔、通事二人偕纛额真苏达喇、喀朱、杜雷、孔果以及正黄、正红、正白旗护军各五十人,镶黄旗护军三十人,赍书往明沙河堡官员处。
  所赍书曰:“我愿议和,屡与辽东各官言之。而辽东各官与我结大仇,不听我言。
  故我等将此羊一,烧酒黄酒各一大笸萝、饼两水盘,以资食用。
  复遣十七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羊八及缎四、馒头一千、烧饼一千、枣子四金斗、葡萄十斤、白糖四十封、茶百封,烧酒黄酒各一大笸萝。
  汗赐十七人中为首三人各牛一,其馀十四人各羊一。”

  六月十三日,黄台吉又给明边境官员去了一封信,大意是:
  我兴兵,不是为了夺龙位得天下,是因为辽东官员多坏多坏,造成“七大恨”,我多次上奏疏向你们皇帝告状,辽东官员和我结仇将我的书信截在半路不转奏你们皇帝,我始终得不到回音。
  我所以兴兵,是要向你们皇帝询问缘由,所以征讨抚顺,当时俘获13省的商人,全部释放,命令他们携带我的书信转呈你们皇帝,还担心不能转达到,又令他们转交各省官员,之后也没有回音。
  此后,多次征战,每攻下一地,都要驻营很久,以等待你们皇帝察问,不断征战,就成了这种局面。
  古人说过下情上达,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下情堵塞,天下没有不乱的这些话,现在之所以不能议和,征战不断就是因为皇帝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不断征战,人民死于战争,老天会喜欢这样吗?如今我开诚相告,我小国人民,只希望两国和平,人民富有,互相贸易,各自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啊。
  如果我言不由衷,老天能不知道吗?你们明明不愿意和平,却装作不相信我,把战争的责任赖我头上,你们以为老天会不知道吗?
  以前,我军入边境,攻破许多地方,多次给你们写信,互相书信往来里头用词很不友好,这是战争时期的正常现象,对此大家不要介意。
  在你们中原什么样的贤能没有?所以你们一不定要以古代和谈时互相逛骗的事情为鉴,因而怀疑我的诚意。如果能快点决断,促成此次和谈,那实在是两国的福分。
  我将在这里驻扎十天,以等待回音,请千万不要拖延。
  黄台吉的这封信,根本就是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真实目的,就是毛文龙奏疏里揭露的那句“只人民缺食,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信里只有一句话是真的,那就是“我将驻此十日,以待回音”,原因很简单,正如他十四日给德胜堡官员的那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倘耽搁时日,我虽欲等候,怎奈军粮耗尽,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也”,他的军粮快耗尽了,只能等十天。
  老夫之前的估计,是行军状态下,后金的军粮只够吃十天,不过军队驻扎下来,全军活动量减少,消耗的军食会少得多,等上十天,还能剩下些肉食,虽说不可能够返回辽东,但对付几天的肉食还是有的,足以支持后金军跑到明王朝占领区狠狠抢一把。
  正因为所谓的议和只是幌子,目的是“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所以,除了议和书信,黄台吉还另外发了封“讨赏信”,向明王朝边境官员讨要购买林丹汗货物的财物,大意是:
  议和的事情,在别的书信里详细说明。
  以往山西路一带各边贸榷场的财物,都是由格根汗巴彦黄台吉(此人也叫黄台吉)属下少民收取的(别人都是“进贡”马匹等牲畜换取明王朝“市赏”的,黄台吉装傻,把边贸说成“收取”)
  当格根汗巴彦黄台吉部落被察哈尔征服后,你们给予格根汗巴彦黄台吉的财物就被察哈尔林丹汗所得。
  如今我已将察哈尔赶走,你们理应将给予察哈尔的财物给我(没说后金要向明王朝“进贡”,只是单方面讨要财物)
  察哈尔是边境外的国家,我也是边境外的国家,而且我军远道而来,怎么能让我们空手回去呢?我们作战也很辛苦,你们拿什么来犒赏我们呢?那些财物无论给谁,都是赏赐,没必要以阿堵物耽误议和这件事。
  这个地方的人,和我从无仇恨,我只和辽东人是敌人罢了,和你们有啥关系,我和大明两国的友谊,只有你们才能说合……啊!

  德胜堡的明朝官员,节操比沙河堡的官员强一些,六月十四日,他们倒也向黄台吉送了些礼物,“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却没有将“抚赏”林丹汗的钱粮物资“赏”给黄台吉,黄台吉只得到一些打发叫花子的礼物,没得到想要的“抚赏”,大失所望,捏着鼻子“不纳,悉却之”。
  然后,黄台吉给德胜堡使者的赏赐明显比赏给沙河堡使者的赏赐差了很多。沙河堡使者是为首三人各一头牛,其他十四人各一头羊,德胜堡使者只得到一头牛——互相打发叫花子。
  再然后,黄台吉又给德胜堡的官员送去一封信,大意是:
  议和的事,我已经以老天的名义写信给你们了,你们要真诚心爱民,不象辽东那些官员们那样,就赶快促成这事,如果耽搁时日,我虽然想等候,无奈军粮耗尽,所以约定十天,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们故意推诿拖延,不尽力促成这事,就是你们好战,战争责任就不在我这。至于书信中的称谓,尊卑啥的不重要,先促成议和这事,一旦达成和平协议,我自然会让我国低于你们大国,你们只要把我摆在察哈尔之上就行了。

  如果说黄台吉的“议和”信是鬼话连篇,那么他的“索币”信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典范。要知道,林丹汗和明王朝是盟友,而后金却是明王朝的死敌,他黄台吉赶走了林丹汗,却跑来向明王朝的官员勒索“赏赐”……这性质,相当于联合国军占领北韩后向还要新中国勒索“帮助中国解放北韩”的军费——这种扯蛋的说法,即便当年的联合国军都说不出口,稍微正常一点的中国官员,要做的,就是卷起袖子,干人也女良。
  所以,正常情况下,宣大的明军要做的,就是象林丹汗那样,立刻动员起来坚壁清野,让后金在宣大境内抢不到粮食。实际上,宣大不象蓟镇那样虚弱。蓟镇是被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腐败官僚多次暗中削弱的,而宣大一直是对抗()蒙古的第一线,尤其是林丹汗西迁过来后,辽饷党把满桂、侯世禄等战将抽调过来专门对付林丹汗,宣大一带的明军,战力其实不比关宁军差多少,坚壁清野,然后守住若干堡垒几个月的把握还是有的,足够坚持到后金粮尽,或者说后金根本不敢在坚固的堡垒前呆太久。
  换句话说,此时的后金已经处于绝境,只要宣大明军坚壁清野,守住少数几个堡垒十来天,后金就得一路打猎回去——之前已经猎杀了一万多只蒙古原羚,不知道回去的路上还有没有那么多蒙古原羚让黄台吉去猎杀。
  果真如此,后金不死也得脱层皮,要知道,十万后金军出击作战几个月,如果不抢到足够的粮食物资回去,这几个月就白干了,要知道耗时四个多月的大凌河围困战已经是白干了,此次攻打林丹汗,留守老窝沈阳的老弱妇孺们就等着十万主力抢回足够的东西好过日子呢,十万大军此次抢林丹汗,抢到的牛羊肉都不够回去路上吃,要是在宣府没有收获,带回沈阳老窝的,就只能是沿途猎杀到的蒙古原羚——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只不过,明末有正常情况么?
  其实只要明王朝的官僚体系稍微正常点,后金早就完蛋不知道多少次了。

  《满文老档》六月十三、十四日记载:
  (六月)十三日
  大军营于阿鲁西巴尔台地方。
  是日,阿济格贝勒以所俘获及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即再行开列,遣佣御朝哈尔来报。
  是日,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执书七函,送往德胜堡,命德胜堡官员转致大同、阳和城各官,并命每营遣臣一员率每旗护军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人、每营兵五十人偕往。
  是日,遣爱巴里、达雅齐塔布囊、喀木图赍书五函,诸阿济格贝勒处,命将此书转送张家口,由张家口官员转致宣府城各官,时遣朝哈尔与彼等同还。致两边门议和书曰:
  “金国汗致书于明边各官:
  我之兴师,非欲取龙位得天下也。
  乃因尔辽东各官,不按中原处律从公审事,贪黩财货,不顾是非,援助边外叶赫,遣兵驻守,专意与我搆怨,无故欺陵,遂酿成七恨。
  我曾屡次奏书尔帝以告,辽东官员与我结仇乃将我书雍于半途,不转奏尔帝,终不闻其回音。
  我之所以兴兵者,欲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时获十三省商贾人,俱行释放,命携我书转呈尔帝,恐不能径达尔帝,又令其转交尔各省官员。其後亦後无回音。
  此後,屡次征战之,每攻下一地,驻营日久,以待尔帝察问。征战不已,以至于此。
  古语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等语。今所以不议和,征战不已,皆下情上壅之故也。苍天亦欲人生也。若征战不已,民死于战争,天岂乐此事乎?
  今我开诚相告,我小国人民,惟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狩猎放鹰,以永享太平也。倘我言不同衷,天岂不知耶?尔等不愿讲和,又佯作不信状,天岂不知尔事乎?
  前者,兵入边境,屡有攻取,屡致书词,彼此以疾怨之言相轻慢者,此皆兵家之常,不以此言介意也。于尔中原,何贤不有?勿以古昔修和弃好,互相诓骗之事为鉴,因而致疑于我。
  倘能速行决断,以成此举,实为两国之福矣。
  我将驻此十日,以待回音,切勿迟延。”
  致书向明索取原赏与察哈尔之财物。
  书曰:“议和之事,详载别书。
  向者该山西路一带各边口财物,乃均由格根汗布彦黄台吉属下部民收取。
  当格根汗布彦黄台吉部落被察哈尔征服後,其给与格根汗布彦黄台吉之财物为察哈尔所得。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我亦甚为劳苦,将何以赏我军耶?财物无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六月)十四日
  大军至额布尔西巴尔台驻营。
  是日,往德胜堡送书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还,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
  汗赐来献牛千总牛一,遣还。
  复命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率每旗护军十人及小旗颜真一员,执书偕千总等往德胜堡。
  书曰:“金国汗致书于德胜堡参将、守堡:议和之事,我已援天为词。尔等果诚心爱民,不效辽东诸官,宜速成此事。倘耽搁时日,我虽欲等候,怎奈军粮耗尽,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也。
  倘尔等故意惟诿,不力成此事,乃尔好战也,其咎不在于我。至书中称谓尊卑且勿论,先成全此事。事成之後,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六月十六日,德胜堡的官员估计黄台吉不高兴了,便派了翻译官、千总及随从总计27人,又送来一批礼物打发叫花子,这一次,礼比上次重了许多:主要是茶叶184包、面白糖39包比较厉害。阿黄没办法,于次日赏了翻译官一头牛,其他人员各赏一头羊。
  (六月)十六日,汗赏从征向导,巴特玛牛十五、羊四十;阿鲁部乌巴西牛十、羊四十;布哈塔布囊牛十、羊三十;希福巴克什牛十、羊三十;及巴赖山津牛十、羊三十,古鲁古泰牛五、羊二十;土谢图额驸部下卓儿毕牛五、羊二十;纳木泰牛三、羊十。
  是日,遣龙什、白格依、卫寨桑及新降蒙古通事二人,率每旗护军二人,往阿济格贝勒处。时遣布颜图偕还。
  是日,德胜堡官员遣通官一员、千总一员,率领二十七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羊八、缎四、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面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葡萄十九包、麦面三柳,枣一金斗、稻米三金斗、烧酒二大瓶、黄酒二大瓶、奶油三罐、斗一筐。
  是日,大贝勒以其旗人所获牛二十、羊二百来献汗。汗纳其羊二,馀悉却之。

  (六月)十七日
  赏自德胜堡来朝献牛羊之通官牛一;千总羊一;馀二十七人各羊一,遣还。
  库尔禅巴克什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各五十人往送。去後,沿明边查寻我逃人踪迹,不得而还。次巴延呼钦地方。

  接下来几天,黄台吉也知道德胜堡榨不出多少油水了,便开始武装大游行。
  到二十二日,黄台吉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于我,并请互相通商等语。”

  (六月)二十二日
  大军次塔里雅兰地方。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爱巴、喀木图至,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于我,并请互相通商等语。
  计给还财物数目:赵喇嘛还蟒缎二百一、補子缎五百七十五、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倭缎六十四、褐子十二、虎皮六十九、豹皮九、狐狸皮四百六十、水獭皮四千四百七十三;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水獭皮二百四十、狐狸皮二十五、虎豹皮十、各色包头二百:七十还红缎四十七、倭缎十四、各色缎十二、水獭皮八十、佛头青布一千九百、補子素缎二十六、红毡五十、布五百三十、毛毯二百七。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褐子十二、水獭皮四千七百九十三、狐狸皮四百九十五、虎皮七十九、豹皮九毛毯二百七、红毡五十。

  如果仅仅是“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于我”,这事性质还不算太过恶劣,因为“犒赏察哈尔财物”的名单里,全部是布匹和毛皮。

  但是,这个账目疑点很多,首先,林丹汗都如大同巡抚张宗衡所说的那样“疲甚、饿甚、穷甚”,怎么还不赶紧在贸易中用马匹换取粮食,而是换取了一大堆布匹和皮毛。

  其次,账目不对。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后面从“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都和前面的项目能对应得起来。
  然后,将“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去掉,前面的“计给还财物数目”里头,就只剩下:
  蟒缎二百一、
  補子缎五百七十五、
  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
  倭缎六十四、
  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
  各色包头二百七十
  还红缎四十七、
  倭缎十四、
  各色缎十二、
  補子素缎二十六、

  201+575+2227+64+576+270+47+14+12+26=4012
  但是,满文老档里,缎总计是“四千三百八十五”,和老六统计的4012()对不上,多了373疋。

  后金是一个强盗集团没错,可是还不至于连最起码的算帐都会算错。
  那就只剩下这么一种可能:这是本假账,相当一批物资没有在账中体现出来,而是换算成373疋缎记入账中,至于这些物资,是粮食还是铁器或者其他什么的干活,可就只有天晓得了。

  如果用这373疋缎去购买粮食,当时明朝这边蟒缎的价格,大约是每疋56两,按5两估计,373*5=1865两,然后,按当时的粮食价格一两银子能购买一石以上的粮食,差不多能购得将近2000石,一石120斤,二十四万斤,不多,以每人每天吃2斤来估计,差不多够12万人吃上十天。

  看起来,粮食的数量是不多,但是,这还仅仅是从“抚赏”林丹汗的货物里开支出去的粮食,黄台吉还另外派人携带银器到张家口贸易,采购粮食和各种物资。

  这时候,估计某些人肯定要跳起来骂了:假老六!你又在发明历史!你没证据!后金的缎子的总数就是就是就是算错了!你含血喷人!

  确实,《满文老档》说得理直气壮的,是去买布匹:
  二十三日
  ……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达雅齐塔布囊即前来报消息曰,明遣人携货来张家口边门与我贸易等语。
  二十四日
  ……
  是日,遣巴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尽携诸贝勒大臣银器往明张家口贸易。
  档案原注: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沈阳,在国内贸易时,一疋蟒缎价值二百两。
  此次,以每五两六两即可易取蟒缎。

  确实,《满文老档》里的这本假帐看似滴水不漏,但是,别的记载不小心说漏嘴了:
  天聪六年七月
  十五日,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龙什复私换官价所买蟒缎,笔帖式白格依及笔帖式爱巴里以其事奏闻于汗。
  遂命尽夺阿什达尔汗、达雅齐、龙什所得财物、粮米,仍坐龙什窃盗罪,罚银百两,革职。
  卫寨桑以新附之人,免夺其财物、粮米。
  巴克什库尔禅妄自尊大,轻视同行笔帖式穆成格,向明人只报其身分,而不报穆成格。
  故尽夺巴克什库尔禅所得财物。

  这段记载不小心说漏了嘴:“明国所赎粮米财物”,而且后金人员在购买了粮米后存在贪污行为,有趣的是,后金把贪污行为都定性为“盗窃罪”,一开始,老夫还以为这是他们法律的一大特色,后来才知道,古代就没贪污一说,官员的贪污,都是当做“盗窃”来处理的。

  之前发此章节时,手头史料很少,只能根据《满文老档》1990年译本里我犬清说漏嘴的部分,分析出商路派向后金提供粮食。一不留神,又过了几个月,本吧道友Sky海涯在《旧满州档·谕删秘要全译》里找到了宣府巡抚沈棨向断粮后靠打猎维持的后金军提供粮食的铁证。

  掉哪妈,原来这些东西《满文老档》里有记载,在乾隆朝被我犬清阉割掉了,只是原稿里头涂掉的墨迹不是很浓,勉强能看出来,后人将这些东西整理成《旧满州档·谕删秘要全译》。这下可以把沈棨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前面是加圈点满文音转写的罗马字,老六看不懂,也就没法手打,估计也没几个人懂,就算ocr识别出来,也是一堆错字,就不上罗马字的txt版了,直接上译文:

  378379页:
  译文:
  <天聪六年七月初五日>
  是日,谴赛穆哈、穆虎二臣率[每牛录披甲三十二名赍书往沈阳报信并迎接粮米。
  其所携书日:
  孟阿图自去处起行赴柏兴地方。第十五日进略。
  进略时,以阿济格阿哥为帅.
  率随身摆牙喇、乌讷格巴克希兵及土谢图额驸、扎赉特、杜尔伯特、孔果尔老人之子等兵赴宣府;
  谴扎鲁特兵赴兴讷地方,鞑癞(避雪山大京巴的讳)楚虎尔、四子部、土默特兵赴毕东齐地方,恩格德尔额驸、巴林、喀喇沁兵往伊齐里地方,
  舅吴克善、伊尔都齐率兵往杀虎口,
  我八旗、俄本堆旗、汉军旗、敖汉、奈曼、孙杜棱等合兵进略博多克隘口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地方,
  宣府以西、黄河以东之间七百里,一日之内尽克之。
  其察哈尔汗诸物留于格根汗归化城者,尽携之渡黄阿以去,其余部民,牲畜,财物俱在。时察哈尔汗财物存于明杀虎口。鄂米特穆尔,巴克希甘迪侍卫、色臣毕车齐三大臣率户三百进入明国。谴御前摆牙喇兵一百同舅吴克善兵及达雅齐,卫斋桑往议,尽取之。其存于宣府张家口之商上之财,亦尽议取之。
  其后,欲与明国仪和,谴阿希达尔汉,达雅齐、龙希(《满文老档》1990年译本译作龙什),卫斋桑等四人往张家口议和、贸易,留住七日。与宣府都堂(宣府巡抚沈棨)往来议毕,刑白马乌牛,明国都司四员与我议和四大臣发誓。
  宣府都堂言:其馈遗大礼,率辽东地方官员后议。今所取额甚多,宜报上以闻。若俟下文,则尔等急需粮糗。和议既成,宜馈以接济。等语。
  遂以银五百两、金五十两、蟒缎五百匹、缎五百匹、布千匹来献。
  来接米、炒面时,每旗谴大臣各一员,以贤能大臣一员统领。每甲喇派章京各一员,其在牛录随驴牛前来之人米及炒面,著公驮速迎。
  所谓公驮送来者,即恐贫独之人米面不得以送来。
  至于接迎诸贝勒大臣,听各主自便。其新汉官之米,著各旗公驮送来。
  至于接迎新蒙古喇嘛之人,由贝勒等督派可信者,编队与前来之官员同行,著前来官员妥加管束,沿养息牧河北岸而来。
  等语。

  是日,阿济格台吉来与汗会,择献牲畜之教:马二十二匹、骡一匹、牛四百二十六头、驴十头、羊一千三百二十五只。
  以上性畜,以羊百只留入旗公用,其余八旗分取之。]
  (《旧满州档》册8·页3824·)

  “宣府都堂(即宣府巡抚沈棨)言:……今所取额甚多,宜报上以闻。若俟下文,则尔等急需粮糗。和议既成,宜馈以接济。”
  宣府巡抚沈棨的意思是:现在支取的额度比较大,应该报上去给皇帝知道(崇祯不知道) ,你们急需军粮,如果等到上面批下来(皇帝不可能批下来),会发生严重的后果。既然现在议和成功了,就应该接济一下你们(意思就是这件是我先拍板,不用等皇帝同意,实际上皇帝也不可能同意)
  “遂以银五百两、金五十两、蟒缎五百匹、缎五百匹、布千匹来献。
  来接米、炒面时,每旗谴大臣各一员,以贤能大臣一员统领。每甲喇派章京各一员,其在牛录随驴牛前来之人米及炒面,著公驮速迎。”
  根据这段记载,名义上是给了后金金银、各类布匹若干,实际上是将米、炒面之类的军粮折算成金银布匹,所以,后金获得了军粮若干。

  现在,我们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黄台吉和商路派官员早就有直接的勾结,并且二者之间的勾结,比外人所知道的要密切得多,几乎到了配合默契的程度。所以,在发现己方军队断粮之后,黄台吉马上就和商路派官员联系,向他们求助,要求他们立刻提供粮食,而黄台吉这边做的,就是打出旗号“议和”、“索币”,让商路派以此为遮羞布搪塞崇祯,同时明目张胆地放水。

  正因为这段记载太过肮脏无耻,我大清为了保住以沈棨为代表的商路派汉奸官僚的节操,专门篡改原始资料,将《满文老档》里的原始记载删除。只不过没涂抹干净,被后人勉强识别出来。

  这一幕,可以说是辽饷党商路派在明末最直接、最肮脏、最无耻、最丑陋的表演:
  六月二十三日,明方商路派官员派人携带货物到张家口和后金贸易。
  六月二十四日,后金派巴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带上诸贝勒大臣所有银器往明张家口贸易。另外,派归降蒙古嫩特木尔属下人中有银两的,命叶努率领往张家口贸易。
  六月二十七日,宣府都堂(沈棨)、总兵官派张家口黄官寿、翻译官两名,率十一人,同前遣往张家口的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等送()十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两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来朝献礼。

  六月二十八日——记住这个伪大的时刻,商路派的黑干将、宣府巡抚沈棨和、宣府董总兵官和后金议和、盟誓。

  这段历史实在太过肮脏,所以将《满文老档》这几天的相关记载全部摘录:
  (六月)二十二日
  大军次塔里雅兰地方。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爱巴、喀木图至,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于我,并请互相通商等语。
  计给还财物数目:赵喇嘛还蟒缎二百一、補子缎五百七十五、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倭缎六十四、褐子十二、虎皮六十九、豹皮九、狐狸皮四百六十、水獭皮四千四百七十三;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水獭皮二百四十、狐狸皮二十五、虎豹皮十、各色包头二百:七十还红缎四十七、倭缎十四、各色缎十二、水獭皮八十、佛头青布一千九百、補子素缎二十六、红毡五十、布五百三十、毛毯二百七.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褐子十二、水獭皮四千七百九十三、狐狸皮四百九十五、虎皮七十九、豹皮九毛毯二百七、红毡五十。

  (六月)二十三日
  大军次豁儿托地方。
  是日,遣爱巴里、喀木图往阿济格贝勒处。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达雅齐塔布囊即前来报消息曰,明遣人携货来张家口边门与我贸易等语。

  (六月)二十四日
  大军至张家口边外喀喇巴儿噶孙地方,列营掘壕。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龙什、白格依还。
  是日,遣巴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尽携诸贝勒大臣银器往明张家口贸易。
  档案原注: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沈阳,在国内贸易时,一疋蟒缎价值二百两。此次,以每五两六两即可易取蟒缎是日,遣往张家口这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卫寨桑前来报信。
  是日,至距明边二十里外喀喇巴儿噶孙旧城河地方,列营三十,掘壕三十。壕宽深各一丈。
  是日,于距明边十五里外地方,列我所推携炮演试之。
  是日,遣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还张家口。
  命将根度尔、海色、寨桑及特木尔金等四台吉治罪,夺其所乘之马。前颁禁约云,不得擅离旗纛乱行等语。因违禁擅离旗纛乱行,遂夺根度尔、海色、寨桑、特木尔金待所乘鞍马,其馀随从各鞭二十七、贯耳也。
  是日,遣归降蒙古嫩特木尔属下人中有银两者,命叶努率领往张家口贸易。
  是日,遣往张家口之爱巴里、喀木图还。

  (六月)二十六日
  遣库尔禅巴克什、罗硕往张家口,是日申时还。
  是日,遣往张家口之达雅齐塔布囊、白格依前来报信。
  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白格依还。
  是日,复遣库尔禅巴克什、罗硕赴张家口。

  (六月)二十七日
  宣府都堂、总兵官遣张家口黄官寿、通官二守佣率十一人,同前遣往张家口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等赍十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两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来朝献礼。
  领兵诸贝勒、大臣各按翼序排列毕,汗御黄幄坐,令前来献礼之二守佣二通官进见汗,四人不胜恐惧,跪拜打颤,叩首而退。
  次命从人遥拜。拜毕,命坐左侧,宴之。
  宴毕,赏二守佣各马一,二通官各牛一,再其馀九人各羊一。
  科尔沁人、满洲人、汉人大市于张家口。
  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三人乃潜入明边,取其牛驴。遂责之曰,两国既和好贸易,尔为何违禁擅掠与国牲畜等语,命执三人赴明边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其馀二人各鞭一百,贯耳。

  (六月)二十八日
  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身任议和,约定与满洲讲和。
  誓告天地时,大明国全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及达雅齐、龙什、卫寨桑四大臣,刑白马乌牛,及焚书誓告天地曰:
  “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祐,至世世子孙,永享太平。”
  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及布一千。

  (六月)二十九日
  明国使臣还。遣笔帖式祁充格率差役八人送之。
  是日,其在张家口所得财物,分为五分,一分赏土谢图额驸。其馀四分及阿济格贝勒所得财物、沙河堡所获财物、俱赏与领兵诸将。
  赐五备御总兵官扬古利、和硕图额驸、乌讷格各头等蟒缎一、倭缎一、缎一、水獭皮二;
  一等总兵官冷格里蟒缎一、倭缎一、水獭皮二;
  ……(省略一部分)
  守城各官减半给之。
  副将萨克达属下舒赛、金砺及石国柱、孙得功、高鸿中、金王和等六副将各赐蟒缎一、每二人合给水獭皮一;
  ……(省略一部分)
  因病未从征及因私事居家之官员均未赏赐。
  奉汗命留部办事各大臣等,均行赏赐。
  此次行赏时,恩格德尔额驸及该旗大臣等均免赏。
  免赏缘由:去寻察哈尔汗库中财物,未龙尽数收回,反使之流散。故拟罪免赏。
  明安贝勒、鄂本堆及该旗大臣等免赏。
  免赏缘由:将其掠获之马、牛、羊、膻羊等,均未交公,私行隐匿,杀而食之,任意奢侈。故免赏。
  以上三旗官员,有在汗,贝勒前任事,或因为公事留家者,均行赏赐。
  诸申获罪大臣等均免赏赐,俟还沈阳后议罪。
  所献豹皮、虎皮、红毡,八家分取之。其馀缎,水獭皮、毛青、布等诸物,尽赐与众军士,按甲分之。
  是日,白格依、希福、达雅齐塔布囊、罗硕、自张家口来报信,言已与明国盟誓和好。
  是日,晋封汗之子豪格贝勒为和硕贝勒。

  至此,后金军彻底摆脱了断粮的困境,原地满血复活,踏上了返回老窝沈阳的征程。而辽饷利益集团商路派的官僚们,则在这一刻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中国人民永远的谴责。

  《满文老档》之后个把月的记载摘录如下:
  (六月)三十日
  送明二守备之祁充格还。
  因去送行,赠祁充格及从者八人缎十、毛青四十四。
  是日,先是遣库尔禅巴克什,达雅齐塔布囊及穆成格以御马二匹回赠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以答谢其送礼之情。
  至是,沈都堂、董总兵官答曰:“未奉我帝命,何敢受汗之马?”因辞不受,却之。
  以前来送马之礼,赐库尔禅巴克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各缎三、毛青布二十二。
  是日,以议和礼成,赐阿什达尔汉、龙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客缎九、缎衣一、毛青布七十。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名、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
  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膻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与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
  总计七万五千六百八十。
  八旗新蒙古诸台吉、喇嘛、来归蒙古人等,俘获之数,均未载录。
  随汗进征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
  索诺木台吉俘获人十七,牛四十六,羊一百一十五,驴四头,共一百七十二。
  ……(省略一部分)
  伊儿都齐俘获人二百三十一,驴五十二,牛三百四十,羊五百,共一千一百二十一。
  是日,西唐阿、乌巴海往追我逃人,遇察哈尔哨探蒙古人五名,俱杀之。获马十六,送来。以所获马二之一,赐西唐阿、乌巴海。
  所得张家口犒赏财物:蟒缎十八、大立蟒缎六、牛犊蟒缎二百三十一、倭缎一百五十、石青素缎十九、彭缎四十八、红褐子十二、细子十九、缎四千六百九、衣服四百六十七、葛布七百八十、佛头青布一千九百一十八、布一千六百三十七、毡一百四十二、毛毯二百一十五及水獭皮四千五百五十三、狐狸皮七百八十六及豹皮十五、虎皮七十七。蟒缎、倭缎、缎、葛布及衣服共六千三百五十九。佛头青布及布三千五百五十五。毡毯三百五十七,水獭皮、狐狸皮、豹皮、虎皮共五千四百五十三。
  阿济格贝勒所取库中财物:
  倭缎十一、美纶缎七十九及红缎二百、葛布四十八、衣服五十二、妆缎面羊皮袄一、狼皮■一、狼皮四、水獭皮四、布六千一百五十、毡七十五、赤金五两七钱。
  ……(省略一部分)
  色棱额驸交来数:豹皮二及水獭皮三十六、缎四十五、金、虎皮尽得、水獭皮一千四百三十七、豹皮一百二、缎三百二十、葛布二、布四十四。
  未得之数:水獭皮七百八十六、豹皮四十二、缎二十、布六百五十六。

  仔细核对了一下,“所得张家口犒赏财物”又是一笔假账:
  满文老档说:“蟒缎、倭缎、缎、葛布及衣服共六千三百五十九”
  老夫核对了一下:18+6+231+150+19+48+12+19+4690+467+780=6440
  这账又没对上,真正获得的布匹衣服,比满文老档记载的总数,多出81匹,估计又是购买了若干粮食,换算成81匹某种绸缎记到账上。

  (七月)初四日
  大军至上都河驻营。
  明国以和好之礼,馈赠财物。诸贝勒选蟒缎十、缎十、倭缎十、金五十两、琥珀素珠二进汗,汗阅毕,纳蟒缎十、缎十,其倭缎十、金五十两、琥珀素珠俱却之。
  又蟒缎三百十一、缎一百二十、妆缎十六、绿斜皮五十六、佛头青布二千五百及茶一千七百色,分给八旗诸贝勒。

  不多说了,三个字,掉哪妈。

  (七月)初五日
  各路投降蒙古诸贝勒,辞别归家时,汗赐孙杜棱、达拉海、乌克善舅舅、僧格及伊儿都齐、穆章、敖汉等七路诸贝勒各蟒缎十、细二十;
  穆寨及图梅之子拉玛斯喜二台吉各蟒缎四、细六;
  ……(省略一部分)
  阿鲁四子部贝勒各蟒缎五、缎六。
  蒙古诸贝勒以赏赍礼叩谢汗。
  是日,命赛木洽、穆虎二大臣率兵八十人先还沈阳报收服察哈尔归化城等处人民消息,兼令迎军粮。
  (就是这一天的记载被删改)

  之后几天,后金军都在回沈阳的路上,由于军粮还是不大够,黄台吉多次打猎,但是,记载出现了多次“无兽”,一次“甚少”。
  从七月六日启程开始,打猎就没收获,只有初八那天的记载是“甚少”。
  七月十四,黄台吉在打猎的时候还发了脾气,鞭责将打猎秩序搞乱的人员,并且说了几句实话:军中又开始缺粮了:“何以乱行?昔日行猎,岂如是乎?今并非好行猎也,乃因军中无粮,欲得行粮也”……
  一直到七月十五,才有一次还算有些收获的记载:“是日,行猎。猎得盘羊、母盘羊。”
  但是,这次打猎的结果,显然说明周边野兽有限,无法组织军队大规模围猎,象上次那样猎杀上万猎物。
  之后打猎一次,还是“无兽”。不过好在快到沈阳了。
  不仅打猎没有收获,更有天气寒冷的记载,蒙古高原,也是小冰河时代的重灾区,七月初九的记载,不仅是“行猎,无兽”,而且还冻死了二三百被俘的察哈尔贫苦牧民:“是日,甚冷,俘获人中衣单薄者,冻死二、三百人”、“山上峡谷间冰犹在”。
  要知道,这时候已经是七月上旬了,就算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差不多了,山地峡谷间的冰还没有化。
  一直到七月二十四日,黄台吉返回沈阳,后金军此次攻打林丹汗,胜利结束。

  《满文老档》每一处“无兽”、“甚少”的记载,都是对辽饷党商路派无声的揭露。以袁崇焕、沈棨、孙元化为代表的辽饷利益集团各派腐败官僚,在明末这段疯狂的历史时期,犯下的罪行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可以说,明王朝虽说已经开始腐朽,但远远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就是被这帮腐败官僚活活折腾散架的。

  《满文老档》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七月)初六日
  以出征礼,封八牛祭纛。
  是日,起程行猎,一无所获。
  次额尔登河。

  (七月)初七日
  行猎,无兽。
  ……

  (七月)初八日
  行猎,杀死猪、鹿甚少。
  ……

  (七月)初九日
  行猎,无兽。
  ……
  是日,甚冷,俘获人中衣单薄者,冻死二、三百人。
  山上峡谷间冰犹在。

  (七月)十二日
  率每牛录甲兵五人行猎,无兽。
  ……

  (七月)十四日
  率每牛录甲兵八人行猎时,汗及大贝勒亲约人马曰:“何以乱行?昔日行猎,岂如是乎?今并非好行猎也,乃因军中无粮,欲得行粮也。”
  遂将乱行者鞭责之。
  ……

  (七月)十五日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龙什复私换官价所买蟒缎,笔帖式白格依及笔帖式爱巴里以其事奏闻于汗。
  遂命尽夺阿什达尔汗、达雅齐、龙什所得财物、粮米,仍坐龙什窃盗罪,罚银百两,革职。
  卫寨桑以新附之人,免夺其财物、粮米。
  巴克什库尔禅妄自尊大,轻视同行笔帖式穆成格,向明人只报其身分,而不报穆成格。故尽夺巴克什库尔禅所得财物。
  是日,遣夸色、僧格率每旗一人传书谕曰:“治疗土谢图额驸之药,命西乌里额驸,速寻送往。中途所留粮米已耗尽,将所运粮米,速来迎接。”
  是日,行猎。猎得盘羊、母盘羊。
  是日,大军次辽河。

  (七月)十七日
  汗与诸贝勒率每牛录护军五人前行。
  留兵托贝勒、阿济格台吉及八旗各主将率众军士。
  是日,土谢图额驸、扎鲁特、巴林、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诸贝勒未先归,随汗同行,乃至辽河辞归。所留粮米,今已运至,次古尔班杜尔噶地方。

  (七月)十九日
  行猎,无兽。
  ……
  天聪汗率诸贝勒统精兵前行至旧辽阳。复自辽阳起行。
  时遇自沈阳运粮来迎之英古尔岱等,英古尔岱报曰:“六月十二日,发大水,各路近水田禾淹没者半,其嘉禾间有为虫食者。”
  昔明辛卯年大涝,山为之崩,人亦漂去。据耆老等云,今壬申年之大水远不及辛印年等语。此次大水,沈阳南关外民舍淹没颇多,野兽蛇蟒亦漂去。

  (七月)二十三日
  天聪汗渡辽河,次边外二里之处。

  (七月)二十四日
  进沈阳城之前,于距城十里外处,留守杜度,阿巴泰二贝勒、总兵官扬古利额驸、佟养性及诸臣来迎,叩见汗。午时,汗谒堂子毕,入宫。

  那么,以和后金“议和”为名暗中放水,向后金提供粮食和各种物资的宣府巡抚沈棨,结局如何呢?
  《国榷》的记载是:
  逮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沈棨。时插汉虎墩兔憨犯张家口求款市,棨不以闻,即答书设誓宴赉。太监王坤以闻,逮讯之。(卷92崇祯五年七月壬寅条)
  似乎皇帝玩猫盖屎,不承认他和后金议和,把后金跑来勒索说成插汉虎墩兔憨(察哈尔呼图克图汗,也就是林丹汗)犯张家口

  但是,《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五年七月十三日(己酉)
  圣谕:宣抚沈棨擅和一事,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不胜焦劳之意。
  (沈棨)因陈:此番东兵实有精骑五六万,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声势甚重。
  插部号称四十万,且远引避之。
  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边,由西行;
  至六月初四,薄大同边,又往归化城烧绝板升;
  至六月中旬复还大同,相持数日;
  至十九日,又薄宣府;
  二十一日,东行;
  二十四日,大营聚山北,以数千骑薄张家口,索币;
  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与宰生威往还讲觧;
  至二十八日,讲成;
  二十九日,遂徙幕而去。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沈棨不过仰仗声灵,因宣辽旧赏规模,为退兵之计,其實此举原不成盟。
  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以捐俸犒劳为词,不关朝廷裁处,于天威固无损也。
  帝谓中枢调度各边,至宣大等处要害严加饬备,尤有屡旨,如何边臣全不遵依?
  遇警辄务欺擅,尔部平时既无查核,事后又不直紏,反为委曲请宽,何以严励战守,副朝廷雪耻安边之意乎?
  巡抚乏员,吏部速推知兵堪任者以闻,如所举不当,以后一体追论。

  后金追杀林丹汗后跑到张家口勒索,沈棨是这样向皇帝汇报的: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在沈棨嘴里,后金五六万大军,连林丹汗四十万大军都被吓得躲避(只字不提后金被林丹汗拖断粮),偏偏赖大明皇帝“齐天之景福”,后金这次行动“临边一月”却对明王朝的边境“秋毫无犯”。
  私自和后金议和,被说成“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不关朝廷裁处”。
  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和各种物资,被说成“以捐俸犒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地方官员“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的名节应付后金,掏自己的腰包,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粮食犒劳后金,应付一下,皇上您事后都可以不认帐的,所以“于天威固无损也”。

  崇祯皇帝面子果然很大。
  只是“赖皇上齐天之景福”这话根本就是在抽崇祯的嘴巴子。

  沈棨被抓后是如此为自己辩护的: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任宣府就逮巡抚沈棨奏辨:
  誓书先经毁裂,所犒实系俺卜部落哈喇慎诸人,并未允其有门??身力说誓之举,葢监视内臣王坤所亲见,比其自誓,永不犯边之后,因责以掠畜之罪,即罪生事,头目尽还所掠驴牛,旋即离边而去,且所出皆其捐赔,绝不敢开销额赏,重为本朝体统,虑更为后日开端虑也。俱乞一一究明。
  帝以渎陈责之。

  从这些记载来看,后金做“边贸”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进行“贸易”。
  有趣的是,袁崇焕卖米,后金也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买米。袁崇焕市米资盗这事,袁粉到今天依旧不认帐。

  更扯的是,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是因为“沈棨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
  注意,这是因为议和文件里的许多字句是错误的!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这事,只字不提。
  吴宗达《涣亭存稿》里记载着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
  发下宣府巡抚沈棨本,钦奉御批:明明以国号下与逆奴并列并誓,又给之金帛等物,尚敢修饰,损威辱国,专擅欺君!钦此。

  那么,看看《满文老档》里对议和是怎样描述的: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宣府都堂(沈棨)、总兵官遣张家口黄官寿、通官二守佣率十一人,同前遣往张家口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等,赍()十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两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来朝献礼。
  领兵诸贝勒、大臣各按翼序排列毕,汗御黄幄坐,令前来献礼之二守佣二通官进见汗,四人不胜恐惧,跪拜打颤,叩首而退。
  次命从人遥拜。拜毕,命坐左侧,宴之。
  宴毕,赏二守佣各马一,二通官各牛一,再其馀九人各羊一。
  科尔沁人、满洲人、汉人大市于张家口。
  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三人乃潜入明边,取其牛驴。
  遂责之曰,两国既和好贸易,尔为何违禁擅掠与国牲畜等语。
  命执三人赴明边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
  其馀二人各鞭一百,贯耳。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宣府沈都堂(沈棨)、董总兵官,身任议和,约定与满洲讲和。
  誓告天地时,大明国全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及达雅齐、龙什、卫寨桑四大臣,刑白马乌牛,及焚书誓告天地曰:
  “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
  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祐,至世世子孙,永享太平。”
  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及布一千。

  三十日
  是日,先是遣库尔禅巴克什,达雅齐塔布囊及穆成格以御马二匹回赠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以答谢其送礼之情。
  至是沈都堂、董总兵官答曰:“未奉我帝命,何敢受汗之马?”
  因辞不受,却之。
  以前来送马之礼,?库尔禅巴克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各缎三、毛青布二十二。

  现在,再来看看此次追杀林丹汗的收获: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名、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
  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后金的统计真有意思,把被俘的蒙古人和牲畜统计到一块)
  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膻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与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
  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
  总计七万五千六百八十。
  八旗新蒙古诸台吉、喇嘛、来归蒙古人等,俘获之数,均未载录。
  随汗进征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
  索诺木台吉俘获人十七,牛四十六,羊一百一十五,驴四头,共一百七十二。
  ……(省略一部分)
  伊儿都齐俘获人二百三十一,驴五十二,牛三百四十,羊五百,共一千一百二十一。

  本来,阿黄都断粮了,要是没有粮食,我看阿黄敢掳掠这么多蒙古人回去。

  如果说,这一次沈棨因为“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而被抓起来,那么,之后,后金多次顶着“哈喇慎”马甲跑张家口来做“边贸”,明王朝官员,只要不议和,就只管“边贸”,皇帝保证不会追究。

  此次沈棨议和,之后总算没能继续把持宣府,而是掉了脑袋,至此,商路派在登莱、宣大布置的两员黑干将孙元化、沈棨,全部被温体仁集团铲除,商路派向后金走私的水陆两条路线全部被温体仁切断。

  只不过,明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干掉后金的最后机会,让后金原地满血复活,全身而退——这是林丹汗以牺牲板升一带,搞坚壁清野争取到的机会。

  黄台吉拍拍屁股走人了,林丹汗惨了,板升一带没跟随他撤走的几万牧民,被我大清王师屠戮了一万多不愿意被奴役的强壮男子,剩下投降者外加老弱妇孺两万多近三万人被黄台吉掳为奴隶,他主动放弃的板升,在黄台吉三光之下成了一片白地。

  更让林丹汗愤怒的,是明王朝原本用来和林丹汗进行边境贸易的“抚赏”,被沈棨拿去“赏”给了后金,林丹汗原本就损失惨重,和明王朝的贸易又被切断,小冰河时代,蒙古高原也是重灾区,1633年,原本就损失惨重的察哈尔部陷入了饥荒。走投无路的林丹汗绝望之下,跟明王朝彻底撕破脸皮,五次攻掠明边抢夺粮食,次年连续在三、四、五月出兵,闰八月甚至和洪承畴干了一仗。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

  林丹汗到底是个坚韧不拔的枭雄,到了这个地步,他依旧没有放弃,仗着黄金家族惊人的名望,他又网罗了漠北外喀尔喀的绰克图台吉(却图汗)、西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月顿多吉结成“反黄教联盟”,意图东山再起。
  只是多年奔波之下,林丹汗身体垮了,1634年夏秋之际,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林丹汗得了天花,没能扛过去,见长生天去了。

  更要命的是,林丹汗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长子额哲才12岁,次子阿布奈干脆就是遗腹子,整个察哈尔部族的权力,是掌握在他那一帮大小老婆手里,那些囊囊(娘娘)大福晋、伯奇福晋们每人手握一个“斡尔朵”控制若干牧民和军队,林丹汗活着的时候他的大小老婆们因为和他的肉体关系而言听计从,林丹汗一死,长子未成年,没有自己的部族和军队,光凭亲妈囊囊(娘娘)大福晋苏泰掌握的一个斡尔朵,根本镇不住自己的一帮小妈,一帮大小寡妇们仗着各自掌握的斡尔朵谁都不服谁,原本就被辽饷利益集团严重削弱的察哈尔部,干脆成了一盘散沙。

  1635年二月,黄台吉派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率军一万多远征察哈尔余部。此时的额哲与母亲囊囊大福晋苏泰掌握的,只有自己的一个斡尔朵,额哲的其他小妈们掌握的那些斡尔朵,这对孤儿寡母根本指挥不动。
  四月二十八日,后金军趁着大雾包围了额哲营帐,走投无路的苏泰、额哲母子,在苏泰之弟南楚劝降下,放弃了抵抗。

  然后,一帮囊囊(娘娘)大福晋、伯奇福晋们纷纷改嫁给黄台吉和八旗的其他贵族。

  从此,牵制后金的两大支柱之一察哈尔部彻底成为历史;蒙古帝国的回光返照,在这一刻彻底湮灭;从宋金时代开始就拥有强大战力,灭金、灭西夏、灭南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即便被朱明王朝推翻,却依旧从明王朝建立之日起,就对明王朝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现在,这个黄祸终于被我大萌朝无数腐败官僚勾结我犬清王师胜利镇压下去;他们的战绩、他们的荣耀、他们的杀戮、他们和中原王朝的恩怨情仇,永远成为历史;草原上的雄鹰,从此折断了翅膀;白鹿苍狼的子孙,和汉家百姓一块,坠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从朱元璋、朱棣开始,老朱家历代皇帝都没能实现的遗愿,在韩爌、冯铨、王体乾、周延儒、王永光、王象乾、曹化淳、王洽、霍维华、阎鸣泰、薛国观、吕纯如、范复粹、张宗衡、梁廷栋、陈新甲、袁崇焕、沈棨、丘禾嘉、孙元化……等等几代腐败官僚前赴后继之下终于实现了……对于这前所未有的疯功伪绩,老夫只有三个字,掉哪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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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114楼

吃人的世道——写在明朝部分最后的话

  袁崇焕罪恶的一生,在崇祯三年八月就结束了。
  到此刻,已经是蒙古帝国的回光返照彻底湮灭。

  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派、商路派做的事情,到此也分析了一部分,开了一个头,再往后分析下去,工作量更大,需要搜集整理的史料更多,需要分析的疑点也更多,已经远远超出了老夫的能力范围,只能希望网友们继续这项艰巨的工作,老夫只能在此书完本后再继续这个未完成的工作。

  回顾袁崇焕可耻的一生,回顾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商路派惊人的罪恶,感想很多,但老六不愿意多加评论,尤其不愿意劝人们说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啥的,因为,袁崇焕的同伙,尤其是他背后的黑后台,绝大多数都是躲在阴影里遥控袁崇焕,他们有没有受到明王朝的惩罚和天道的清算,谁也不知道,袁崇焕只是他们放在明面上的棋子,有危险的任务,袁崇焕掉哪妈顶硬上;袁崇焕掉哪妈顶硬上捞回来的好处,自己未必能享受多少。

  这种现象别说在人类社会,即便在动物世界都很常见,狮群里,若干头雄师里最凶猛强壮的一头将其他雄狮打败后驱逐出狮群,然后自己在狮群里充当狮王,然后所有捕猎任务全由母狮去完成,母狮捕来的猎物狮王优先享用……狮王就是这样心安理得地吃软饭,有事母狮干,没事干母狮……直到有一天,另一只雄狮足够凶猛强壮,将原先的狮王打败、杀死或驱逐出狮群,然后取而代之。

  天地为局,众生为棋。

  袁崇焕、霍维华、阎鸣泰、薛国观、王永光、梁廷栋、陈新甲乃至周延儒……等等等等,扮演的,都是母狮这个角色。他们已经处于食物链的高层,几乎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差那么一点点。

  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他们一个个都在杀劫下化为灰灰。

  这也还罢了,关键是,这些寄生虫,让他们寄生的宿主——明王朝在杀劫下化为灰灰。

  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乱世杀劫之中,芸芸众生,争的,就是那么一线生机。

  所以,老六码了大几十万字,目的,并不是对人们进行说教,宣传什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啥的,让人们别走袁崇焕走过的邪路,落得跟袁崇焕一样的下场。

  因为,袁崇焕即便已经爬得很高,可依旧是天地之间的一个棋子,杀劫之中,一线生机是那么的渺茫,袁崇焕即便犯下滔天罪行依旧无法超脱。

  杀劫之下,善恶、因果、道德、法律……

  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老六码的这大几十万字,仅仅是以孔方兄的钱眼作为放大镜,以和袁崇焕有关的史料作为突破口,将那段被劫灰层层掩埋的历史揭开一角,争取看清楚历代反洞势力伪造袁崇焕“民族英雄”光环到底要掩盖什么东西。

  然后,老六发现,袁崇焕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
  他只是杀劫之下一个的棋子,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可耻、可恨、又可怜的寄生虫。

  棋子,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力,几乎不能避免化为灰灰,似乎唯一可以选择的,仅仅是选择怎样去死。

  袁崇焕“民族英雄”光环掩盖的,就是这么个吃人的世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疯狂,都在吃人,都在被吃,就算偶有几个爬到了食物链的最顶层,得意不了几天照样会摔得粉身碎骨。

  那个夺走了袁崇焕的一切,只给袁崇焕留了个“民族英雄”称号的周延儒周玉绳,最终也没能逃过命运的锁链,落了个“先赐玉,后赐绳”的结局。

  那个本文中始终无法确定的辽饷党终极Boss,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儒门。

  他们尊孔老二为精神领袖。

  所以,史无前例的无铲街级蚊化大格命时期,本朝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

  只不过,老六现在不想冲孔老二开炮,尽管孔老二不是圣人,甚至不是完人,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他成为儒门精神领袖,是他死了几百年后的事情,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孔老二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老六必须把儒门的利益分配格局分析清楚:

  分析儒门的重点,不是被他们捧到天上去的儒家典籍,不是“四书五经”,甚至不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梁效”他们口诛笔伐的“封建糟粕”,而是儒门建立起来的利益分配模式!!!

  网络小说家蛇吞鲸(外号“烂尾鲸”)讽刺说:没有千年王朝,却有千年世家。
  以往,本朝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的四大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构筑起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体系,实际上,政权并不是铁板一块,至高无上的君权并不能有效控制帝国的每一个底层百姓,真正控制底层百姓的,是官僚和世家、宗族。君王最多只能控制官僚,至于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老六只能呵呵。

  而官僚、世家和宗族之外,还有一个庞然大物,存在了不止千年,而是存在了超过两千年,那就是儒门。

  几乎所有的世家和宗族,读的都是“圣贤书”,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是儒门子弟,注意,不仅文官是儒门子弟,武将也必须是。不信?看看“关老爷夜读春秋”那幅画。

  也就是说,皇帝的来源很复杂,可以是无赖(刘邦),可以是底层的草根(朱元璋),甚至可以是异族强盗(野猪皮家族、黄金家族),儒门甚至可以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刘邦比较特殊,他当皇帝的时候,儒门还没得势并建立秩序,儒门得势是汉武帝的时候,而且官员的选拔是“举孝廉”,实际上这种权力把持在世家大族手里。至于科举制,那是唐朝以后的事情了。

  唐宋以后,儒门真正成了庞然大物,所有的官僚,统统都得是儒门子弟。

  官僚的选拔,是儒门把持的科举。

  儒门,实际上根本不是儒家,他们不是学术团体,他们是一整个阶级,和地主官僚士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他们打着孔老二的招牌,披着儒生的长袍,做着撒旦的勾当。
  ——儒门,和孔老二的儒家是两回事。
  ——尽管孔老二和他拉扯起来的儒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儒门的锅,不全该孔老二去背。

  知道为什么元朝为啥倒得那么快么?
  本来,儒门已经选择倒向蒙元帝国了,蒙古帝国的军队里,有相当数量的“新附军”——也就是黄鞋军,北方金、夏等国的汉族人以及南宋那边成建制叛投过来的都有,这些“新附军”起的作用,不比我犬清绿营的作用小,宋朝的小皇帝,就是被一个叫张弘范的汉奸逼得跳海。

  只是儒门子弟在蒙古帝国的地位不高,通常都只能充当各级贵族官员的幕僚,也就是狗头军师,有些连狗头军师都不够格,只能充当帮闲。没有官位带来的权力,他们就无法在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经商等经营上获得优势。

  尤其是放高利贷,背后肯定得有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背后肯定是权力,没有权力做后盾,高利贷屁都不是。

  所以,白莲教起义将蒙元帝国的统治冲击得摇摇欲坠时,儒门、各路士绅宗族马上对各路起义军进行渗透,其中朱元璋的那路军队就是被儒门渗透的典型,李善长、刘基、朱升、胡惟庸都是儒门子弟。

  朱元璋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不仅他顺利当皇帝,他的二十几个儿子顺利封王。
  朱元璋皇帝当得顺心么?
  很不顺心。
  没当多久皇帝,朱元璋就发现手底下的官僚斧拜得厉害。
  所以朱元璋杀人。
  可斧败案并不是个案,而是窝案。
  朱元璋只好疯狂地杀人。
  朱元璋不妥协,所以胡惟庸谋反。
  老六敢保证,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肯定不会自己当皇帝,而是从朱元璋的后代里选一个容易操纵的扶上龙椅当傀儡。
  可惜胡惟庸失败了,于是朱元璋杀得更加疯狂。
  ……
  似乎安静了一段时间。
  朱元璋死后,再过若干年,一切,又回去了。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如此痛恨斧败,老六起初以为朱元璋草根出身,从小被贪官污吏欺负得厉害,形成了极深的仇恨,仔细一想,这个理由不充分。

  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是皇帝,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的私产,人民是我的子民。官僚斧败,触动的是我的利益。

  想想看,我发迹之前,你们欺负我,我当皇帝了,你们挖我的墙角,老子抽出刀子宰了你!

  只不过,利益分配体系,就是如此,你皇帝牛逼?能牛得过儒门?当所有的手下都是儒门的时候,到底是皇帝说了算,还是儒门说了算?就算你有本事把人都杀光,还有谁帮你干活?

  吴老狼网络小说《祸害大清》里的主角卢一峰卢胖子说:“陈胜吴广我们做,刘邦项羽他们当”。

  史无前例的无铲街级蚊化大格命时期,学生领锈谭厚兰带了一群造反派去山东曲阜造孔老二的反,砸了孔庙,挖开孔坟,发现里头一无所有——估计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并不得志,墓里头就没啥象样的陪葬品,也可能那只是个衣冠冢。

  坟都挖开了,孔子的墓碑自然被他们用大锤砸碎。

  但是,当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墓被挖开时,造反派们终于有了意外收获——陪葬品真不少。

  今天,谭厚兰当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蚊革结束以来几十年,去参观孔庙、孔府、孔林的人,经常会听到解说员这样讲:是谭厚兰带着红卫兵来把孔庙砸了,哪座碑曾被谭厚兰砸碎,哪个文物曾被谭厚兰捣毁……

  至于那些“衍圣公”墓里头被挖走的陪葬品……呵呵,今天天气真好。

  本来,那么多陪葬品莫名其妙地丢失,这是一笔烂帐,谭厚兰作为带头者难辞其咎,当地解说员更应该在这件事上严厉谴责谭厚兰。可能是因为那些陪葬品来历似乎有些不大光彩……所以……今天天气真好。

  除了儒门,还有佛门,百姓当中,有一大半信观音姐姐、如来佛祖之类的佛家神明,所有的名山大川,几乎都有和尚庙,一大帮光头党塑起佛像收香油钱,掌管佛像的佛门,比之儒门,就算有差距,能差到哪去?

  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玩“天兄下凡”,和洪秀全有这么一段对话:
  洪秀全:“天兄,孔丘在天如何?”
  天兄:“尔升高天时,孔丘被天父发令捆绑鞭打,他还在天父面前及朕面前跪得少么?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
  洪秀全:“观音是好人否乎?”
  天兄:“她是好人,她今在高天享福,亦不准她下凡矣。”
  洪秀全:“观音在高天享福,天兄呼她为何乎?”
  天兄:“我呼她为妹。”
  洪秀全:“我呼她为何乎?”
  天兄:“亦是呼她为妹。”

  好笑吧,仔细想一想,所有的官僚,全是儒门子弟,百姓中至少一大半,是佛门信徒,剩下的,有些被道教、白莲教以及会道门之类大小野鸡宗教甚至鞋教势力瓜分,从明末开始,西方的鸡毒教也来参与瓜分,泰西和尚艾儒略,自称“西来孔子”。

  也正是因为儒门、佛门的可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从一开始就对儒门、佛门极其警惕,太平军所过之处要做的头件事是杀“清妖”,接着就是砸孔庙。

  也正是因为洪秀全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儒门势力知道就算他们投机太平天国,也别想从太平天国的政权体系里获得权力,于是儒门毫不犹豫地坚决支持政权早已腐朽的我犬清,甚至不惜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将太平天国残酷震压下去。

  金庸老师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影射了好几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洪秀全。
  金庸老师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六大派的名门正派不顾民族大义,放着蒙古帝国不管,集中一切力量攻打和蒙古帝国作对的明教老窝光明顶。
  之后少林不顾反元大局,召开“屠狮大会”,用屠龙刀引诱各派互相殴斗,最后摆出一个“金刚伏魔大阵”……
  这看起来是小说,不知道是不是在讽刺现实中儒门子弟放着我大清不管,反倒勾结我大清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残酷镇压“长毛发匪”。

  “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打倒孔家店”,就是因为儒门实在猖狂到了极点。

  儒门掌握了所有的官职,进而掌握了政权,获得了权力,然后权力和商业、海贸、开矿、兼并土地等勾结,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

  其实,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好,真的很勤劳,也真的很听话,不把他们逼上绝路,他们宁可苦一点,也会让自己不被饿死,而只要不被饿死,他们就不会造反。
  所以,即便如此邪恶到如此程度,朝廷实际上依旧能够维持下去。
  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人说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会灭亡。
  偏偏统治阶级还不满足,还要养寇自肥,更有手段高明的,干脆无视国家利益打通和敌人的商路,获取沾满了血腥的利润。
  更无耻的是,他们还把屎盆子扣到绝望的反抗者头上——“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官僚无耻,士绅无耻,商人无耻,官僚、士绅、商人勾结一块,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耻。

  今天的新儒家子弟,从来不承认这些无耻是孔老二教的,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留下的“圣贤书”里,也确实从来没有传授教儒门子弟这些无耻的秩序、规则、手段。

  但是,儒门所代表的世道,就是如此。

  并且,这种无耻,从一开始,就深入儒门的骨髓深处。

  本来,孔老二建立儒家,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让世人在这种秩序下正常运转,这种秩序,叫做“礼”,孔老二一辈子都在“复周礼”,批林批孔的文章里说孔老二自称“我不会打仗,我只会行礼”(原文是: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更雷人的是这句: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

  可以说,这话是儒门建立起分配规则的灵魂所在,皇权的责任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后,国家按他孔老二理想中的“礼”来运转。

  只是这个“礼”到底是个什么的干活?有用么?

  这玩意的基础,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尤其是,“孝悌”,简直是重中之重。
  《论语》说: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就以袁崇焕来说,他既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兄长,家族培养他当官,他当官后“家无余赀五千两”,对其母也算孝顺,杀毛文龙之前,专门把其母送回老家,说穿了,就是他充当杀手杀毛文龙,作为交换,组织不再让其母充当人质。

  所以,《论语》的这个理论,套到普通百姓头上,那是真理,普通人能做到孝悌,就没几个会犯上乃至作乱。

  但是官僚不同。

  官僚是有原罪的,而这个原罪,就是“孝悌”本身。

  要知道,一个白丁,要通过儒门制订的科举体系进入官场,是需要成本的,并且这成本还不小。

  说穿了,就是儒门和官僚士绅对文字进行了不着痕迹的垄断:
  历史上的中国,尽管儒家学说根深蒂固,孔老二也自称“有教无类”,可历史上的中国几乎所有时期识文断字的人,真心不多。注意,“断字”很重要,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不能断字,比不识字睁眼瞎强不了多少,不能断句,会被嘲笑为“不识句读”,翻开史料,很多原始史料是没有断句的,那史料读的那叫一个吃力,掉哪妈!老六每次都是复制一段下来,专门断句、分段半天才能看明白。可以说,识字是对文字的第一层垄断,故意不使用标点符号,是对文字的第二层垄断。

  《西游记》里阿傩伽叶二尊者向唐僧索hui,不成后故意刁难传“无字真经”,孙猴子把官司打到如来佛面前,如来说:“……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ci经在舍wei国赵长zhe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本朝太zu耄看到有人写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时工字转两个弯,人字加三撇,便在他的文章《反对党八股》里骂得非常难听,说写标语的人是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中学时代老六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莫名其妙,很小的一件事,耄干嘛小题大做,如今明白了,耄的火其实不是冲写标语的人发的,而是冲那个世道发的,写标语的人躺着中枪。

  正因为利益集团对文化进行了垄断,真正寒门子弟要想出头,非常艰难,投入成本,大到难以想象。

  首先是金钱成本,这个不用多说。
  更要命的是人力成本。
  要知道,通过科举体系成为官僚,不仅仅是投入金钱(那是买官),还得选一个聪明、健康、有悟性的男丁十年寒窗。要知道,在古代,这么一个劳动力,而且是最聪明健康的劳动力,不事生产,专门苦读圣贤书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这么一个全家最聪明能干的男丁,家族不仅不能从他身上获利,亻也女马的还得反过来投入大量的财力,这货要是没能通过科举成为官僚,家族没话说,就当那么多钱粮都喂了狗,咒骂几句后该干嘛干嘛,可这人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官僚的这一刻,就是他对家族履行责任,实践儒门“孝悌”奥义的时候。

  ——家族培养你成为官僚,可不是让你学孔繁森当海瑞的。你可以装 “两袖清风”,私底下至少得一袖金风。

  更何况,人读书不可能只为了家族,更得为自己,真正象周en来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估计不多,所以,就连宋真宗,都淫了这么一手湿: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不许笑,这可是宋真宗都同意的标准待遇!一个两个官僚如此“孝悌”,国家负担得起,一个帝国,所有的官僚都如此,并且他们本身向往的,是“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积累在一块,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这个数字,国家不可能负担得起。

  知道了这些,人们就应该明白,今天的本朝推行的义务教育理念是何等可贵,那些打着“教育改革”的旗号搞“教育产业化”的政客是何等可耻。

  最基础的环节就出了问题,建立起来的帝国跟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楼没有区别,不出问题才怪。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留下的圣贤书,先不说里头存在若干缺陷,就算他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孔老二理念中的“礼”,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打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旗号的斧败帝国,并且斧败还会逐渐积累升级质变,从经济上的斧败,发展到组织上、制度上、军事上、政治上的斧败,养寇自肥乃至谋款斩帅,最后干脆搞政变。

  翻一下和明王朝有关史料,可以看出,政变恐怕不是一次两次,有些政变失败了,而有些政变成功后,胜利会找个朱姓皇族子弟放到龙座上“恭己正南面”,外人不知道罢了。

  所以,挖掘分析出来的这些罪恶,如果全算到袁崇焕一个人头上,对袁崇焕来说,还真是千古奇冤,他犯下的罪行,其实并不多,剐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六百多刀,至少有三千五百刀应该剐在袁崇焕的同伙身上。

  这就是吃人的世道,所有的人都在犯罪,都在吃人,而且吃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每个人的罪恶再大也大不到哪去,偏偏他们毁掉了一个曾经朝气蓬勃的汉家帝国。

  从中学课本里的课文——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里的内容来看,鲁迅先生只是深入分析了儒门的秩序在吃人,但是,鲁迅先生没有亲眼见识到明末——这是真正的吃人,比儒门的秩序吃人更疯狂、更血腥。

  一开始,是后金占领区经济崩溃,粮食卖毒品价,“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然后“民中有食人肉者”:
  《满文老档》原文: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这是货真价实的吃人,鲁迅先生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眼看着后金就要崩溃,回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以袁崇焕为利益代言人的辽饷党开始养寇自肥,这时候毛文龙的东江镇横在中间碍手碍脚,于是被这群腐败利益集团多次切断粮食供应。没有了粮食的辽兵辽民,被饿死了无数。
  从天启六年开始,东江镇多次被组织切断粮食供应。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了毛文龙的控诉:
  ……至六年分,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直至科院两使臣详阅复命,方得催粮出海,而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本年收过京登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有余,津登杂粮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有余,给济死剩南北官兵十三万二千八百余员名。臣时痛怜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忧心如焚矣……

  “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
  “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

  到崇祯元年七月开始到崇祯二年闰四月,东江镇再次被切断粮食供应。然后,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王洽就任兵部尚书当天,袁崇焕勾结王洽禁海,给了东江镇“拦喉一刀”
  ……
  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
  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
  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来。
  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飧,不得不苦,不得不哭。
  ……
  结果是,袁崇焕谋杀毛文龙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岛上白骨如莽”。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谋杀毛文龙,本来,毛文龙死了,饥荒该结束了吧。然后崇祯二年九月到十一月开始,东江镇再次被切断粮食供应,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三年二月,这事才被刚复出的孙承宗发现。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其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
  ……

  我大清终于缓过一口气了,开历史倒车,破坏我大清统一战争的东江镇遭了报应,饿死无数辽兵辽民。
  倒是没有人吃人的记载被发现,姑且当作没有这事。

  接下来,黄台吉跑到北京城二环外旅游,大肆抢掠、剃发、捉生,抢了大量人口、钱粮、物资出关,有了足够的粮食,黄台吉奢侈地发动大凌河围困战,将大凌河城用壕沟堡垒围死,切断内外联系,硬是将大凌河城守军围困到断粮,将城中数万班军百姓全部吃光。
  《满文老档》:
  ……
  二十四日,有张翼辅者,自大凌河城逃来。
  讯之,言欲於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突围,先杀工役而食,今已杀各营人食之。
  士卒断粮,惟大臣众官,各余米一、二升等语。
  ……
  ——这是货真价实的吃人,鲁迅先生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然后,就是陕西、中原大饥荒,粮食卖毒品价,一石粮食价格上涨到12两以上,民间出现人吃人。

  再然后,三边总督傅宗龙率领的大明官军在和闯曹联军的交战中战败,被闯曹联军围困在项城附近的孟家庄,断粮,先杀骡马,再吃战死义军的尸体。

  ——这是货真价实的吃人,鲁迅先生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再之后,清初新会围困战,南明“老本贼”李定国开历史倒车、抗拒我大清统一中国的战争、兴兵作乱,围困我大清占领的城市新会,我大清军队断粮,守将由云龙和城中的儒门士绅组织部署军队和民壮吃人,将老弱妇孺吃了个七七八八,逼得“老本贼”李定国不得不解围撤军。

  ——这是货真价实的吃人,鲁迅先生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更是绝对想象不到。

  真以为治理国家那么容易?放个傀儡“恭己正南面而已”就能做到?方便儒门子弟滩污斧败斩帅擒王倒是差不多。

  北宋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起来荡气回肠,实际上,无非就是建立这种吃人的秩序。
  “为天地立心”,天地之间的规则,他们说了算;
  “为生民立命”,生民的命运,他们说了算;
  “为往圣继绝学”,以往的圣贤说过的没说过的,该怎么解释,该怎么补充,他们说了算;
  “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建立起来的秩序,就是“太平盛世”,而且不是一世两世,而是万世。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儒门标榜“仁义礼智信”建立起来的秩序——世道,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人吃人,逐步积累到货真价实的吃人。

  在这个吃人的世道之下,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推波助澜乃至浑水摸鱼,也有那么一些人,奋起抗争。

  正是那么一群棋子,宁可化为灰灰,也不肯屈服。
  他们的抗争,是那么的迷茫,那么的无望,那么的渺小。
  偏偏就是这些渺小的棋子不断地化为灰灰,若干年下来,终于撬动了天道大势,使得亿万生灵,获得了一线生机。

  另,现在有一群“新儒家”,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新”解,先不说理论性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可执行程度到底有多少,其实说穿了,还是利益分配,压缩现有的教育考试体系里的其他科目,尤其是英语,然后增加所谓的“国学”,闹得最凶的,就是向小学生灌输“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然后把手伸向考试体系,考试也得考“国学”,一旦让他们得逞,教育体系原本的利益分配就得重新洗牌。

  明朝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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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04:29:17
神医胡万林(作者)
115楼

从罪人到民族英雄

  到本文的明朝部分写到这里,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了,毕竟袁崇焕已经被做成生鱼片好几年了。再写下去,工作量太大,不仅要搜集整理的资料更多,要分析的历史事件也更多,笔者既不是学历史的,也没搞过刑侦,更要命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史料缺失得厉害,而要分析的,却是一大群当时最狡诈最凶狠的罪犯犯下的罪行。

  到崇祯五年,大明朝依旧家大业大,两个主要的敌人:后金和饥民军实际上并不足以对大明朝构成致命的威胁。
  后金看起来异常凶猛,实际上攻打林丹汗“大获全胜”之后回师路上粮食都差点不够吃,为此黄台吉沿途到处打猎,只不过,不要说没能发现象金庸老师《书剑恩仇录》里说的那种几万条狼规模的大兵团,连出征时那种黄羊群都没发现,一路行猎过去,都是“无兽”、“甚少”,没有沈棨暗中放水提供的粮食,后金军根本回不了沈阳。

  至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反抗者,无论是领导层还是底层,都很弱,领导层不懂得“农村包围城市”这个终极造反战略,没学过马列主义耄某某思想邓某某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底层草民不仅清一色文盲,而且只能草根树皮果腹……崇祯五年的时候,几千大明官军可以撵着大几万农民起义军满地跑。

  而且,到崇祯六年,辽饷党养寇派被重创,在文官里头的势力已经被铲除干净,只剩下祖大寿缩在锦州城苟延残喘。而商路派也被温体仁集团重创,孙元化、沈棨被杀,明面上的杠把子周延儒于崇祯六年六月辞职滚蛋,暗中的杠把子冯铨顶着个阉党的臭名无法复出。商路派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在内廷,真正掌握权力的,只有曹化淳。

  温体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任首辅期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一批刽子手爬上高位,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到崇祯十年前后,闯王高迎祥被俘杀,闯将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商洛十八骑”潜伏于商洛山,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几股规模较大的起义军先后“就抚”。

  照理说,大明朝根本不至于灭亡。

  但大明朝依旧还是灭亡了,原因,无非就是腐败。这种腐败,明显已经深入大明朝的骨髓,连老奸巨猾的温体仁都无能为力。最终温体仁辞职滚蛋,一年后病死,不知道是真病死还是被病死。

  正如伴羽同志说的那样:“档内不能有斧拜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斧拜分子的藏身之地,历史一再告诉人们,无论一支军队曾经多么强大,一旦陷入斧拜不能自拔,就会不打自垮。”

  没错,就是“不打自垮”。
  萨尔浒之战、辽阳沈阳陷落、广宁惨败、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己巳之变、大凌河围困战、松锦之战……统统如此。

  也就是大明朝家底厚实,折腾了二十几年才被彻底折腾垮。

  1644年,大曰本蝗军,哦不,我大清王师占领北京城,挽救了中国的电视剧事业。

  有诗赞曰:
  残阳何意照荒丘,冢中衣冠泪空流。
  圣皇一日昭奇雪,英雄忠名耀千秋。

  正是我大清“圣皇”的一番操作,使得袁崇焕咸鱼翻身,最终被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指定为汉族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死后152年,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为他“平反”。在《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钱聋可以说是最早对袁崇焕作出正面评价的统治者。从崇祯开始到南明的诸多短命王朝,对袁崇焕的评价都不怎样,清王朝的顺治、康麻子对袁的评价老夫没印象,袁崇焕活着的时候,黄台吉对他的评价不怎样,说他“自古以来,皆因尔辈文臣,如秀在闺,徒好狂言,招致损兵折将而虐害国民,以毁帝业。”对于袁崇焕修堡垒养蛀虫的战略,黄台吉的说法是“纵能加固数城,而其所有城池及田禾,能尽坚固乎?”

  之前所谓的“南明给袁崇焕平反”,是根据全祖望的发明得出的结论。
  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外编·跋明史袁崇焕传》是这么说的:
  “后南都巳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

  全祖望什么时代的人?搜索了一下: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生,雍正七年(1729年)贡生,乾隆元年(1736年)举荐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

  再看看他写的虾米文章:“跋明史袁崇焕传”,也就是说,和《明史·袁崇焕传》是同时期的货色。

  再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
  “太宗档子”是什么的干活?正是著名的“反间计陷害满桂”,摆明了是事后伪造篡改的。
  所以,全祖望所谓的“会北来者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肯定是在我犬清篡改《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全祖望是在乾隆年间发明南明时期的历史。

  至于全祖望为啥要发明历史呢?让我们看看这个钱聋皇帝是个什么的干活:
  他做得最出名的两件事,一是当了六十多年皇帝期间搞了二百多起蚊字狱,二是打着修《四库全书》的旗号禁毁、篡改了中国无数典籍。

  历史学家吴晗(这一位是真的历史学家,所以没打引号)对这事的评价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岳飞的《满江红》经过我大清的消毒,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清粉抵赖说“意思还在”。只不过,这么一消毒,岳飞成了打内战、开历史倒车、阻碍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千古罪人。

  更扯的是,乾隆的蝗阿蚂雍正编的书《大义觉迷录》也被乾隆给禁毁了。
  这么个诚信度为零,个人信用早已破产的皇帝,他说的话可靠程度是多少?

  禁毁典籍,针对的是书籍,而二百多场文字狱,砍的是人头,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当时人们是生活在恐怖之中,更让人恶心的是,许多受害人并不是公开表示对我犬清不满,而是歌功颂德的时候马屁拍歪引来杀身之祸。
  比如一个叫智天豹的,编了本万年历讨好乾隆。不料,乾隆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认为丫变着法子咒自己早死……

  巧了,这个全祖望也是马屁拍到马腿上,差点惹来杀身之祸,丫在《皇雅篇》里大拍我犬清的马屁,虾米“三组二宗之丰功,非笔札所能尽其扬纥。自来馆阁大臣大都随一时一事而述之,而未有兼综五朝之备者”……
  遗憾的是那年头文字狱成风,朋党间互相倾轧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对方的文章里挑骨头,全祖望的文章也经不起折腾,被人挑出了这么个玩意——“为我讨贼清乾坤”@_@

  乍一看,没啥,讨贼……清乾坤,没问题啊,了不起也就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
  但是,换一种解读:为我讨“贼清”……

  全祖望!你想干嘛?!
  全祖望命大,朝中有人为他说话,他躲过一劫,只是吓出一身冷汗。

  所以,网上搜索到的结果是他“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后以知县任用,遂愤辞官返故里,专心著述,不复出仕”,更大的可能是被吓了个半死,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只好辞官避开政治旋涡。

  在当时,钱聋说袁崇焕“深可悯恻”,清修《明史》说袁崇焕“天下冤之”,《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编排“反间计”,已经因为“贼清”成了惊弓之鸟的全祖望敢唱反调?

  实际上,袁崇焕什么的干活,钱聋心里大大的明白:
  “毛文龙虽慓悍不驯,初未显然跋扈。 崇焕辄行诱杀,其专擅之罪较张浚杀曲端为更甚!”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14

  这话虾米时候说的涅?搜索“通鉴辑览”,说是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编年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而下诏说袁崇焕“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啥啥的,是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的事情。

  也就是说,钱聋是明知袁崇焕“专擅之罪较张浚杀曲端为更甚”,却偏要说袁崇焕“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他安的什么心?
  可以说钱聋这一出,相当于曰本天蝗说汪精卫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那好,钱聋是不是看了清修明史后才做这事的涅?
  先来看看清修《明史》是怎么说的:

  ……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闻,即督大寿、可刚等入卫。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城,皆留兵守。帝闻其至,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
  俄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尽,大清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上范下土)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上范下土)、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说来说去,都是袁崇焕多好多好,崇祯多坏多坏,这种说法流传了几百年,到今天,只要提到明朝皇帝怎么怎么坏,汉人王朝怎么怎么黑暗腐朽,有两个人是必定要提到的,那就是袁崇焕、熊廷弼。

  而到了最近几年,骂“粪青”、“爱囯贼”、“义和团”开始流行起来,于是因为“议和消息泄露”被杀的陈新甲,也成了批判“粪青”、“爱囯贼”、“义和团”的工具。

  偏偏这三位,全都是腐败官僚集团一手培养起来,然后在抛弃掉,丢给皇帝撒气的巴图鲁、背锅侠。

  钱聋说,他是看了《明史》才知道袁崇焕“深可悯恻”,实际上,清修《明史》前后编了九十多年,说穿了,就是根据爱新觉罗家族的要求精益求精地发明历史。
  从《明史·袁崇焕传》来看,相关内容被他们编辑整理得几乎滴水不漏。比如,谋杀毛文龙这事,是历史发明者无论如何掩盖不过去的,即便我犬清官僚体系,也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钱聋明确指示“专擅之罪较张浚杀曲端为更甚”,于是一帮文人就说“崇焕妄杀文龙”,将这事轻描淡写地含糊过去,然后就把崇祯处决“逆督”说成“帝误杀崇焕”。

  与之配套的,是《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里关于“反间计”的记载。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这样的:
  天聪三年十一月
  ……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清太宗实录》里的记载是这样的:
  戊申,上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散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看起来,清修《明史》里的内容,和《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能对得上号。实际上,《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破绽百出。

  《清太宗实录》里,所谓的高鸿中、鲍承先向太监“故作耳语”说“上单骑向敌”说错了地点,当时黄台吉是率领后金军主力和大同总兵满桂率领的宣大军在德胜门附近交战,而和袁崇焕的辽西军在广渠门交战的,是莽古尔泰率领的后金军偏师。所谓的黄台吉“单骑向敌”,陷害的,只能是满桂,所以,《清太宗实录》里所谓的“反间计”记载,显然是多年以后伪造的。

  《满文老档》的“反间计”记载虽说没有出现“反间计陷害满桂”这样的神奇情节,但同样破绽百出,也是伪造的。
  注意这条记载的时间:十一月的二十九日。

  假如“反间计”这事是真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后金方面能做的,也就是“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后面“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这事,或许可以根据猜测写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记载,但是,“遂执袁都堂”这事,是十二月一日才发生,不可能在十一月的二十九日那天写进《满文老档》。

  更重要的,是“磔之”二字。要知道,袁崇焕是在八个月后才被愤怒的崇祯撕成碎片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磔之”二字,是不能出现在《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的二十九日的记载中的,要出现,也得出现在天聪四年(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伏法之后。

  最要命的,是《满文老档》里天聪四年(崇祯三年)八月后的记载里就没有崇祯中“反间计”杀袁崇焕的记载。

  所以,天聪三年十一月的二十九日的记载,最多只能出现“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出现“遂执袁都堂”和“磔之”,并且天聪四年(崇祯三年)八月后的记载里只字不提“反间计”,那是摆明了告诉大家,这条记录,肯定是事后写进《满文老档》里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一样,是被篡改过的。所谓的“反间计”记载,全都是事后伪造的。

  也就是说,根本不是钱聋看了清修《明史》之后才觉得袁崇焕“深可悯恻”,而是野猪皮家族早就做了周密部署,根据“深可悯恻”这个要求,对《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进行篡改的同时,在清修《明史》里发明历史。

  然后,钱聋翻阅根据他们的要求前后修了九十年的清修《明史》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深可悯恻”。

  钱聋为啥要这么干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要把“胡”、“虏”……之类的字眼消毒,也有人说他们干掉了明王朝,所以要抹黑老朱家皇帝……

  表面上的原因,确实是在抹黑明王朝的百姓和崇祯皇帝,把崇祯说成是昏君加暴君,把汉家百姓说成是愚民加暴民。

  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捧袁崇焕、抹黑崇祯和京城百姓只是这个系统工程里的一部分。

  不仅仅有关袁崇焕的的记载被篡改,熊廷弼、沈棨、李成梁……许多人物的记载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钱聋对熊廷弼的定性是这样的:
  “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抒诚效命,所奏诸疏具见忠鲠。而其时主暗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转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熊廷弼系湖北江夏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舒常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似曾相识,对吧,没错,钱聋说袁崇焕的那段话,和这段大同小异: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都是“主暗政昏”、“身罹重辟,深可悯恻”、“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掉哪吗,同一个模板做出来的东西。

  沈棨更是被洗干净了,《满文老档》里他向黄台吉提供粮食的记载被涂抹删除,只是涂抹得不是很干净,后人勉强能看出来。

  说穿了,就是要让后人弄不清我犬清是怎样发迹、怎样征服中国的。
  真要让后人知道,后金八旗实际上辽东官僚士绅手头的棋子;真要让后人知道,八旗的形成过程是八旗负责抢劫,大明朝官僚控制的商人负责销赃;真要让后人知道,后金能度过饥荒是因为明王朝的腐败官僚集团在养寇自肥、暗中走私……怎么得了?

  意大利童话作家姜尼·罗大里在他的童话故事《假话国历险记》里塑造了这么一个假话国,说是一群海盗占领了一个国家,为了便于通知,他们将这个国家的语言彻底篡改:

  贾科蒙还立下法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尊称他为“国王陛下”,有不依者就要割舌头。为了百分之百地保证大家说不清他的老底,他命令他那些大臣修改字典。
  “要把所有字眼的意思都改过,”他说,“比方说,‘海盗’这个字眼要解释为好人。这样,有人说我是海盗,在新的语言里,就是说我是个正人君子。”
  “我们对所有见过我们打接舷战的鲸鱼起誓,这是个了不起的好主意!”兴高采烈的大臣们叫起来,“这个主意值得用金字写下来。”
  “大家都明白了吗?”贾科蒙继续说,“现在就动手!把所有东西、所有动物和所有人的名称都改过!作为开始,‘早上好’必须改说‘晚安’。这样,我那些顺民在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说假话了。自然,到了睡觉时候得说‘早上好’。”
  “了不起!”有一个大臣大叫,“要跟谁说‘您的气色好极了’就得说成‘您怎么一脸晦气’。”
  字典改了以后又颁布一个法令,规定说假话是人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
  有一个小学生用《一个大晴天》做题目写了一篇作文,获了伪金奖章,文章是这样的:
  “昨天下雨。啊,在冰凉的大雨下散步是多么快活啊!人们到底可以把雨伞和雨衣留在家里,不穿上衣,光穿衬衫在外面走了。我不喜欢出太阳,因为出太阳只好坐在家里,免得变成落汤鸡,还要通宵瞧着太阳光掠过门上的瓦片。”
  要正确评价这篇作文,诸位得懂得,“门上的瓦片”在他们的语言里就是“窗上的玻璃”。
  ……
  不仅如此,在假话国里连动物也要说假话。狗要喵喵叫,猫要汪汪吠,马要哞哞喊,连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也要吱吱叫,因为耗子规定要狮吼。”

  别以为猫学狗叫,狗学猫叫,马要哞哞喊,狮子要吱吱叫……是童话作家在瞎编,一部《明史》,修了九十多年,《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多处被篡改,中国的大量典籍被禁毁篡改、文字狱疯狂迫害……所有人,都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假话,自然就弄不清楚我大清的真正底细。

  猫学狗叫,狗学猫叫,一片歌功颂德声之下,掩盖的,是这样一个假话国:
  在我犬清,反洞的,不仅仅是野猪皮家族,更有蒙古的反洞贵族和汉族的反洞官僚士绅。掌握了君权的是野猪皮家族,而负责愚民洗脑的,是儒门、喇叭教……喇叭教负责对蒙古人进行精神阉割外加变相减丁,而负责愚化加奴化满汉二族的,正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儒门子弟。

  在我犬清时代,挥舞屠刀的是野猪皮家族,而人血馒头,汉族的反洞官僚士绅没少吃。
  《明史》案,首告是反洞士绅查伊璜(字继佐)——就是在小说《鹿鼎记》里被金庸老师说成能和文坛领袖黄宗羲、顾炎武平起平坐的那位。
  从庄家抄出来的财物,咱们这位伪大的文坛领锈查伊璜先生收得心安理得。
  事实上,野猪皮家族文化程度是有限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全国几亿人口,识文断字的少说几十万,那么多诗词文稿,野猪皮家族看得过来?文字狱搞得人人自危,官僚士绅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禁毁典籍,同样有一大帮反洞官僚士绅配合。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官帽子,是我犬清发的,他们要参加的,是我犬清的科举,我犬清如果是坏蛋,他们能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他们的主子钱聋爷说“伪明”是“主昏政暗”,他们必须随声附和,他们的主子爷要禁毁中华文化的典籍,抹除说他们坏话的内容,一帮狗奴才们必须举双手赞成——否则,他们统统都是汉奸。

  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以少林、武当、华山、峨眉、昆仑、崆峒为代表的一帮“名门正派”,不顾民族大义,勾结起来攻打“魔教”老窝光明顶,这是小说里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上,以“千古第一完人”、“官场楷模”曾国藩为代表的儒门子弟勾结我犬清和西方殖民强盗将一帮和自己血脉相同的“长毛发匪”残酷镇压下去,其手段之血腥,可以和大曰本蝗军相媲美。

  早在明末,官僚士绅就已经是当时历史上最邪恶、最反洞的势力,到他们勾结后金、蒙古贵族集团建立我犬清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格命。

  从此,形成这么一个格局:
  野猪皮家族掌握皇权;
  野猪皮家族通过满、蒙贵族掌握满蒙八旗,控制部分军权;
  野猪皮家族通过满、蒙贵族掌握部分绿营,控制部分军权。对满蒙八旗进行牵制;
  儒门子弟(汉族官僚士绅的另一个身份)为我犬清提供所有文官,对汉、满等族进行愚民洗脑;
  佛门、道门、回教、喇叭教以及部分鸡毒教等各种宗教瓜分百姓的信仰;
  汉族官僚士绅用从秦朝就已经成熟的保甲连坐制钳制汉族百姓;
  ……

  这个格局稳定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这个格局下,我犬清的人口从明末的一亿左右一直发展到清末的四亿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