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人到中年,心宽体胖,懒病发作。
  以往,想到什么事情,拉开键盘直接码字。
  如今,无论想到什么,都提不起干劲去做。

  2016年,7月
  又是一年最热的时候。
  也是学生们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上网的时候。

  有关袁崇焕的话题,又一次热了起来。
  想想也不奇怪。学生,是受金庸老师《鼻血贱》误导最厉害的一个群体。别的不说,以老六自己为例,老六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至少90%以上看过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因此,学生里头的绝大多数对《鼻血贱》里有关袁崇焕的说法深信不疑。

  可以说,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鼻血贱》及其附在后头的《袁崇焕评传》实在是毁人不倦,流毒无穷。许多人成为袁粉的时候通常没看过阎崇年老师在《百家讲坛》的表演,没接触过我犬清皇帝对袁崇焕的翻案,但绝对看过《鼻血贱》。

  第一印象的作用非常顽固,哪怕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要纠正过来恐怕都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精力。
  作为毛文龙吧的吧主,在暑假之前居然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居然没针对暑假做出充分的安排,在论坛热闹了之后才反应过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既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开始补救吧。
  虽然没有金庸老师那么优秀的文笔,但老六我自信对历史的态度比金庸老师严肃得多,尽我们袁黑最大的能力,把金庸、阎崇年老师造成的恶劣影响尽可能地消除掉,让尽可能多的网友了解真正的袁崇焕,和明末那段真正的历史。

  之后几年,老夫就一直在码字,顺利时进度很快,一天就是几个章节,卡壳的时候,几天码不出一个章节。

  渐渐地,老夫觉得不对了。
  原来,袁崇焕并没有老夫动笔时想象的那么坏,他只是明末官僚体系里的一份子,只是一个关键环节,许多在我大清时代被掩盖了的罪行,其实并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利益集团的罪恶,在袁失去利用价值后,利益集团将袁抛出去给崇祯撒气,然后把所有的罪恶都栽到袁崇焕头上。

  典型的,就是矫制谋杀毛文龙,在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是躲在幕后谋划,而是自己赤膊上阵,率领特种部队跑到东江镇控制区进行斩首作战。

  充当杀手的,能是主谋吗?显然不可能。

  袁崇焕其实并不是明王朝灭亡的元凶巨恶,他只是揭开明末诸多乱象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做的事情,尤其是矫制谋杀毛文龙的罪行,这些年来被所有的人注意到,相关史料被彻底挖掘出来,再也掩盖不住,以他为突破口,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将明末诸多乱象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

  思路理顺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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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怀旧生活 / 天南地北
1
2020-08-19 12:21:02
51楼
确实,这些毛病太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但是,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理由,老朱家的太监真正让官绅士大夫痛恨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特务机构,并且这帮特务死盯着明王朝的官绅士大夫不放,不仅防范他们造反,同样也防范他们贪污腐败结党营私。


这私货带的,好像太监就不造反,不贪污腐败结党营私。明朝太监出名可不仅仅是“死盯着明王朝的官绅士大夫不放,不仅防范他们造反,同样也防范他们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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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12:39:58
神医胡万林(作者)
52楼
引用无所谓000发表于51楼的内容
确实,这些毛病太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但是,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理由,老朱家的太监真正让官绅士大夫痛恨的...


刚开始,太监确实跟官僚关系不怎样,而到了明末,相当部分太监,已经和官僚勾结到一块去了,典型的如王安、曹化淳,真正和官僚关系糟糕的太监比如魏忠贤那样的,反倒不是主流。
也就是说,到明末,太监掌握的厂卫体系,已经丧失监控官僚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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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53楼
引用无所谓000发表于51楼的内容
确实,这些毛病太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但是,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理由,老朱家的太监真正让官绅士大夫痛恨的...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2:45 编辑


还有,是不是有些话不方便说?不要紧,我帮你说出来,袁崇焕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汉族皇帝都是和赵构一样的昏君加暴君,汉族百姓都是吃忠良肉的愚民加暴民,所以愚民啖尽忠良肉,天罚侍清三百年,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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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54楼
引用无所谓000发表于51楼的内容
确实,这些毛病太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但是,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理由,老朱家的太监真正让官绅士大夫痛恨的...


太监造反的可能性虽说不高,贪污腐败结党营私那是肯定的,但是,官僚会因为太监贪污腐败结党营私而痛恨太监么?稍微有点逻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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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楼
引用神医胡万林发表于53楼的内容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2:45 编辑 还有,是不是有些话不方便说?不...


明朝吧粉袁黑崇,新明朝吧粉崇黑袁,这是非黑即白就能分清的?袁有自己的问题,崇也有自己的问题,明灭是天数,是自己的问题,我不喜欢野猪皮,但大明气数如此。别的不说,光是南明没有袁崇的是非恩怨,不照样内斗不止,你别告诉我南明没机会翻盘啊。野猪皮没那么强大的实力。

你说“厂卫体系,已经丧失监控官僚的作用了”,敢问魏忠贤的干儿子干孙子是官僚居多还是太监居多?

“是不是有些话不方便说?不要紧,我帮你说出来,袁崇焕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汉族皇帝都是和赵构一样的昏君加暴君,汉族百姓都是吃忠良肉的愚民加暴民,所以愚民啖尽忠良肉,天罚侍清三百年,是这样的吧。”这是你自己强加的,我没你那么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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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56楼
引用无所谓000发表于55楼的内容
明朝吧粉袁黑崇,新明朝吧粉崇黑袁,这是非黑即白就能分清的?袁有自己的问题,崇也有自己的问题,明灭是天...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5:01 编辑


你也知道强加于人做得很操蛋?
话说我本来就没粉明或者黑袁,此文本来就是在分析明末官僚的各种问题。
你非要把我和新明吧扯一块,你给我打上新明吧的标签,你自己被打上袁粉满遗的标签是不是活该?
至于说明灭是天数,所谓的天数,无非就是无论官僚、将门还是太监厂卫都已经烂透了,
写此文,无非就是为了揭露官僚、将门、太监、厂卫到底烂到了怎样触目惊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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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15:26:43
神医胡万林(作者)
57楼
引用无所谓000发表于55楼的内容
明朝吧粉袁黑崇,新明朝吧粉崇黑袁,这是非黑即白就能分清的?袁有自己的问题,崇也有自己的问题,明灭是天...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5:35 编辑


此文你根本没仔细看,或者说你根本就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根本没看清楚就开始下结论。
索性我先把明末的各种势力扮演的角色、彼此关系先简单说一遍:
后金:造反者,本身实力不强,从七大恨造反开始一直到松锦之战期间,一直扮演了强盗的角色,到处抢劫,然后找走私官僚集团控制的晋商,用抢来的金银银通货购买粮食布匹铁器等各种物资。
收税的官僚集团,以户部为首,包括州府县各级主官,以及收盐茶杂税的官僚,这个体系里的官职,相当部分为东南士绅集团把持,这个集团既收税,也走私
花钱的,以兵部为首,包括各地兵备道、钱粮通判之类和将门,这些人文官吃漂没,将门吃空额
收税的和花钱的分赃不均,收税的借口民穷财尽压缩花钱的额度,而这些花钱的,就养寇自肥。

然后向后金走私的,就暗中操纵养寇自肥的,将后金放出来,让他们抢劫,然后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狠狠赚。

而毛文龙所属的阵营,是向日本走私的北地士绅集团,这个集团里已经可以确定的几个官僚,是温体仁、袁可立、杨嗣昌,这些北地海商(实际上就是几十年前的假倭)运粮食给毛文龙,支持明王朝镇压后金,换取明王朝对他们和日本做海贸的默许。
由于这种贸易处于半公开状态,而东南士绅集团通过台湾琉球向日本走私的生意就受到影响,因此两个走私集团之间也存在矛盾。

因此,东南士绅集团,既痛恨孙承宗等人花钱花得厉害,又恨不得毛文龙去死。
因此,一个叫方有度的东林党,既炮轰孙承宗的堡垒战略,又勾结阉党弹劾登莱巡抚袁可立。

至于皇权,到明末已经虚弱不堪,天启真正靠得住的,只有魏忠贤和客印月,而客魏手底下的人,根本没几个靠得住,早被各种利益集团渗透成了筛子,看似势力庞大,实际不堪一击。
而崇祯,根本就是个人形玉玺,橡皮图章。
看起来崇祯朝号称“崇祯五十相”,实际上是底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互相斗法,谁失败了,崇祯就充当刽子手的角色。
到己巳之变,后金打烂京畿,北地经济被破坏严重,原本陕西的饥荒和流民潮就更加压制不住,
而以兵部为首的那帮花钱的,就以此为借口,在辽饷之外,加派练饷、剿饷。

而向后金走私的,这时候更是和养寇的勾结在一块,用养后金的办法暗中养农民军,使得农民军怎么剿都剿不干净。

说得够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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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楼
可以出一本书了,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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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59楼
继续正文
3.袁崇焕的性格与袁崇焕的动机

  中学时代,老六学过一篇课文:《荀子•劝学篇》,当时,老师要求学生将课文背下来。

  虽然痛恨背书,可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老六头顶上,于是老六当时捏着鼻子将整篇课文背下来,如今许多学校里学的东西都陆续还给老师了,可这篇课文还能勉强背出一段: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荀子老先生写出JJYY一大堆的东西,无非是劝小盆友好好学习,要有恒心,每天都用功,积少成多,实现质变,从一个个没有基础的小盆友变成一个个和他一样的君子。

  当时能把课文背下来,仅仅是因为高考有可能考,并不是觉得荀子老先生说的有多少道理,如今突然想起这段话,也并不是老六突然想起要教育自家小孩学习要有恒心,而是突然想起袁崇焕从一个很普通的斧拜分子发展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卖国贼,其过程,也可以用《荀子•劝学篇》这篇文章里的许多句子段落来描述。

  甚至明王朝,从其兴起到灭亡,都可以用这篇文章里的许多句子段落来描述:

  朱明兴起于元末,一大帮热血男儿扯旗造反,逐步发展壮大,互相吞并,最终在和尚皇帝朱元璋的统帅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几百年下来到此刻,却把一大帮濒临饿死的饥民逼上绝路,扯旗造反……

  背叛!可耻的背叛!

  这种背叛,正是从一点一滴的大小斧拜开始。

  明王朝走到这一天,用了二百七十多年时间。

  辽饷利益集团走到这一步,从天启二年的堡垒推进塔攻战略,吃空额喝兵血,贪污工程款发展到天启七年养寇自肥,另有商路派势力潜伏在辽饷利益集团身边,利用辽饷党放水,帮后金打通到张家口的商路,再发展到崇祯二年进京擒王,用了七八年时间。

  而袁崇焕从一个收了钱为辽饷党发贴鼓吹堡垒推进的五毛美分发展到谋款斩帅、进京擒王,几乎也和辽饷利益集团同步,七八年时间。

  在今天,许多人分析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动机,总以为是袁崇焕性格偏执、冲动、读书读傻了,当年明月道友分析袁崇焕闹出蓟州“潜越”这么一出妖蛾子,认为袁是想“诱敌深入”。几乎没有人,把袁崇焕做这些事的动机,和斧拜联系起来。

  是啊,从拿钱发贴当五毛美分,到谋款斩帅进京擒王,这跨度,好象真的大了些。

  如果仅仅是为了袁崇焕自己,袁崇焕就算再贪婪,再斧拜,他犯得着冒那么大的风险么?

  旁的不说,就说杀毛文龙,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杀人,袁崇焕虽说轻功很厉害,有“着靴上墙,如履平地”的历史记载,可走的毕竟是文官的路子,轻功再厉害,毕竟没有搏斗杀人的经验,而被杀的毛文龙,不仅是当年武举考试,相当于全国自由搏击大赛的第六名,还是深入敌后打游击,经历过生死搏斗的军人,杀毛文龙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再说进京擒王,崇祯再嫩,再没执政经验,那也是皇帝,带着两万关宁铁骑就跑到北京城下“坚请入城”,这风险,可以肯定,比杀毛文龙更大。

  如果,仅仅是因为袁崇焕个人的斧拜,袁崇焕犯得着冒那么大风险么?犯得着拿自己的命去拼么?银子虽然白花花的看着可爱,可是有命拿没命花的说。

  只不过,毛文龙虽然可怕,崇祯皇帝虽然可怕,但有些东西,比他们更加可怕。

  比毛文龙、比崇祯皇帝更加可怕的,是组织,是辽饷利益集团这个可怕的组织。

  组织能让天启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能把毕自肃弄成被自杀,你袁崇焕算老几?

  当然,袁崇焕不知道的是:有一个躲在暗处的商路派利益集团,比辽饷利益集团更加可怕。

  对了,正如吕纯如所说,袁崇焕老娘老婆都在军中,袁崇焕和他的家属在军中同生共死。

  正好,现成的人质,敢不听组织的话,家属直接死啦死啦的。当然,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没有最可怕,只有更可怕。

  据吕纯如说,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是不是真的如此不好说,反正袁崇焕屈服了。

  当然,组织也没亏待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组织也没让这次谋杀留下什么后遗症。反正崇祯皇帝压根不打算,或者说不敢追究。

  至于后来袁崇焕被杀,虽说罪名里有一条“以谋款则斩帅”,但是,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进京擒王失败了。

  这就不能怪组织了,如果进京擒王成功,袁崇焕作为计划的执行者,必定有着足够的好处。老六敢肯定,杀毛文龙,对袁崇焕个人来说是风险大利益小,袁崇焕未必愿意做,而进京擒王虽说风险更大,但利益同样大的吓人,组织虽说有胁迫的成分,但袁崇焕自己的因素肯定不会小。

  只能怪袁崇焕点背,计划失败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有好处,必然有风险,认命吧。

  只不过,有危险的干活,袁崇焕掉哪妈顶硬上,成功了,组织吃肉,分袁崇焕一根肉骨头,失败了,袁崇焕去当生鱼片——掉哪妈!

  所以,这种罪恶,决不是一两个人的罪恶。这种堕落,决不是一两代人的堕落。二百多年下来,这个官僚体系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袁崇焕固然罪该万死,可他背后的组织——辽饷利益集团,还有那个更加隐蔽的商路派集团,才真正该遗臭万年。今天的人们,仅仅为了袁崇焕争论不休,却忽略了隐藏在袁崇焕身后那看不到边际的可怕的黑暗。

  用《红楼梦》里的话说,就是“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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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楼
学习了,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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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1楼
4.空月马乾(一)

  以下是《崇祯长编》里袁崇焕从崇祯元年七月上任后到谋杀毛文龙之前这段时间的记载: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辽东督师袁崇焕以关内外缺马,请于附京各州县寄飬马匹中折给三千匹买之西边各市口,可得四千匹,计非万马不足用,并乞敕将前借六万项下速凑数万尸发马价往西收买,以济急用。从之,命兵部先拨借抚赏二万金以济。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先是,兵部尚书王在晋劾关内道张春嗜杀,一日枭十二人。春具揭辩,乡民亦疏其冤。在晋复劾其通阉克饷。旨削春籍,下法司问。至是,督师袁崇焕疏称其廉惠。不报。

  这个张春,在祖大寿被黄台吉围困在大凌河时率军增援祖大寿,和后金打了一仗,史称长山之战,这一仗,祖大寿的妹夫吴襄不顾大舅子的死活,临阵脱逃,导致张春战败被俘。老六之前还以为张春的人品比吴襄强得多,但从这记录来看,长山之战中张春和吴襄的表现可以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张春跟祖大寿的关系比吴襄和祖大寿的关系更铁,或者说张春也是辽西将门利益集团的铁杆成员,所以才会拼死解救祖大寿,反倒是吴襄获得了崇祯,或者说崇祯背后的商路派的赏识,所以巴不得祖大寿完蛋后自己取而代之。

  再看看之后吴襄临阵脱逃导致明军战败后,崇祯并没有把吴氏将门灭掉,而仅仅是摘了吴襄的官帽子,并且吴襄手里的军队是交给其子——三只乌龟吴三桂,等于吴襄什么都没损失,可见大凌河之战,很有可能是崇祯在狗头军师周延儒、温体仁的辅佐下,借后金的刀杀祖大寿。

  崇祯元年九月五日
  督师袁崇焕请速发关内外积欠七十四万金及太仆寺马价并抚赏四万金以无悞封疆,仍请敕饷司及各道悉听紏劾,以一事权。俱从之。

  注意:这条记录和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记录一样,也是袁崇焕拨借抚赏银去买马。

  崇祯元年九月十六日
  以边警预防关外听督师袁崇焕相机战守,关内古北、喜峰等路着抚臣王应豸严督三恊道将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马不入为功;总督喻安性暂住关门东西策应,俟信少平即还密镇。

  崇祯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督师袁崇焕请裁登莱抚镇,改设一恊镇、一参将、二游击,以为东江应援,有事则以山东抚臣移驻登莱。报可。

  这条记录,说明袁崇焕把登莱巡抚给撤了,本来,这个位置是管毛文龙的,即便登莱巡抚和毛文龙的关系再微妙,辽饷利益集团和毛文龙之间,好歹还有个登莱巡抚作为缓冲,登莱巡抚一撤,袁崇焕作为崇祯的大红人、封疆大吏,就可以把毛文龙玩得欲仙欲死。

  崇祯元年十月二日
  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阁臣求允发,帝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请汰兵减饷,今何仍之乎?兵部尚书王在晋曰:减汰当来岁。阁臣请发二十万金。礼部侍郎周延儒曰:关门昔防边,今且防兵。前宁远哗,即饷之;今锦州效尤,又饷之。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延儒又曰:臣非阻发帑,当求经久之策。帝称善,又责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对商榷,徒具文耳。诸臣俱愧谢。

  这一条就记录就很有意思了。宁远兵变刚平息,锦州的关宁“铁骑”又开始如法炮制,崇祯就算执政经验再不足,心里也窝火,所以周延儒帮崇祯说出了心里话:“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

  这句“关门昔防边,今且防兵。前宁远哗,即饷之;今锦州效尤,又饷之。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标志着躲在辽饷利益集团背后的商路派利益集团,正式从暗处走向明处,登上历史的舞台。

  周延儒此次出手极为阴损。他确实没把宁远“兵变”的本质——铲除辽西主战派这事揭露出来,因为商路派还需要辽饷利益集团冲在前面干自己不方便干的事:铲除东江镇、坑蒙古人、养寇自肥,所以他们暂时不会冲辽饷利益集团下死手。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提前布局,让崇祯对辽西将门产生极大的忌惮。
  所以,在周延儒的引导下,崇祯意识到,辽西将门频繁发动“兵变”是为了勒索饷银,并且开了极坏的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

  在此之前,崇祯身边的智囊和耳目,都把崇祯当傻子耍,只知道向崇祯要钱粮,没有一个象周延儒那么“体贴”,向崇祯告发官僚体系的腐朽和黑暗。此刻,崇祯才知道当“圣明天子”没那么好当,很自然的,他把周延儒当成了能够委以重任的铁杆亲信。

  所以,崇祯采纳了这句“当求经久之策”。意思就是,眼下皇帝掏内帑私房钱出来补窟窿那是没办法的事,但这种事情必须解决,免得以后九边“各仿视”。

  崇祯此刻是聋子瞎子,他的耳目——厂卫体系被他自己铲除,自然不可能知道闹饷的本质,于是以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代表的一批文官,提出:“缩兵就饷”。这个所谓的“经久之策”根本牛头不对马嘴。

  《度支奏议》的作者毕自严,是当时的户部尚书,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宁远兵变后自杀(被自杀?)的那位辽东巡抚毕自肃的亲哥哥,所以,基本可以排除他是辽饷党这个可能性。

  《度支奏议》中的《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里详细记载了所谓“经久之策”的出笼经过:
  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
  题为通查辽左缺饷之因,略陈兵马可裁之状,仰祈圣鉴,用备永图事,臣于十月一日蒙皇上于文华殿召对,面谕臣查昔年兵马几何,用饷几何,近日兵马粮饷几何,因何不足,据实奏来。
  臣因备陈新旧二饷出入不敌之数,皇上又命讲求长策,臣叩首承旨而退。除九边旧饷,另疏披陈外,廼若辽左兵马??之奴酋发难之初,辽广屡溃之??征调四出,头绪丝纷,不可以额数计也。??天启二年,山海饷司始有逐月简明册到部,而册中所报,又以各处班军往来无定数目,参差不齐。复取每年关门、津门会同预计本色疏内。所开兵马数目会??大约除班军外,额设官兵多不过十一万有奇,马骡多不满四万上下已耳。每年月饷等银即时增损,亦无大悬绝。
  天启三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馀两,
  天启四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八万三千八百馀两,
  天启五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九万七千八百馀两,
  天启六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七百馀两,
  天启七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万四千九百馀两。
  崇祯元年历过月分照该镇简明册销算,其册尚未到者,照督师近题数目约算,该银二百九十七万七百余两则大浮原额矣。
  总计关内官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
  关外官兵七万八千二百四十员名,
  通共十三万三千五百八十五员名,

  马骡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匹头,每岁月饷所费近三百万,
  加以海运召买运价用银一百三十余万,
  蓟密永津新兵月饷用银九十五万一千三百余两,
  通共该用新饷五百二十余万,此出数渐多之因也。
  以加派论,昔年额派省直新饷五百二万二千九百余两。
  年来旨蠲免北直银四十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余两、长沙潞庄九万两、淮安题减无抵银一万八千二百余两,黔蜀用兵留用湖广银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余两,四川十二万一千三百余两,广西二万两,云南一万六千一百九十馀两,毛帅岛饷并东兖新兵留用山东银五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馀两,工部分饷九万两以??
  蠲免留用实减新饷银二万九千一百馀两,而所存加派新饷遂不满三百万之数矣。
  以杂顶论,天启二年原坐派银一百八十馀万,而省直承认者仅及其半??,都完得一分即为辽左一分之用。年来恒山新兵留用北直银五万四千两,磁州新兵留用河南银七万三千六百两,黔饷留用广西银四千四百两,岛饷留用山东银十万一千二百馀两,浙江织造留用税契银四万????????(原本的字没了,被人手写了个“一而接年”)题留银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两,
  每岁所入,杂项仅六十馀万,加以新增盐课及铸息等项,大约近三十万,合之犹不满九十万之数,??总计加派新饷、杂项新饷,仅得银三百九十万。此入额渐少之因也。
  年来水旱不时,加派不无逋欠,搜括频仍,杂项亦复虚悬。固宜积至今日,遂成不可支持之世界。
  ??泰昌、天启间先后蒙恩发帑饷辽可数百万,暨我皇上两次发帑共六十万,内为关宁用者计四十万,加以赃罚等项,真令严疆恃为续命之膏。
  惟是大恩不可屡徼,缓急将何控??,臣昼夜图维,为目前计,止有速催外解,补完缺饷,以安兵心,以便裁汰之一法。为长久计,止有缩兵就饷,剂饷蓄兵,宁使饷赢于兵,毋使兵赢于饷之一法。此外至欲神连鬼输,无米巧炊,臣万万不能也。
  ??江帝制之局,冒滥全钱,近日指摘群集,业经督师酌议量裁,约可省饷二十万以补关宁之缺,
  蓟永密津从来俱称要害,各设重兵,何讵不可防边固圉而增设新兵,每岁糜饷将近百万,恐非计之得也。
  关门内外镇监新增之兵,或谓尚可裁汰以归昔年之额。
  近见津门预计本色疏内,督师议兵止以十万五千二百八十名为额,是已裁去二万八千名,所省不赀,又预计疏内开马羸共四万九千六百九十四匹。
  但虏之长技在马,我兵利用火器,率以步胜,所需于马力者,止为哨探设伏、追亡逐北,及击其惰归之用。辰下政在买补未完,则五万匹亦可量??。目今督师袁崇焕、总督喻安性、蓟抚王应豸皆能矢志忠贞,锐意清查,谅必大有裁节以副皇上霄肝之念,无俟臣赞一词者也。
  此外若真定恒山营之新兵、河南磁州营之新兵、山东东兖营之新兵,非战非守,止备应援,然亦又不征调矣。先是臣部一再请裁,??不报罢,总之将领居为奇货,各兵视为恒??而当事者徒以难于解散为辞。夫难于解散是矣。倘辽事既平,新饷停止,亦将曰解散之难而别作设处以充饷乎?
  库藏如此其匮乏也,榆关如此其疾呼也,皇上如此其焦劳也,恐诸臣亦不得坚执前说,其虚糜耗费无底止也。夫逃亡事故,何时无之?若使缺伍不补,则亦可以渐销此一策也。新兵固宜清汰,旧营亦当整饬。若使旧营缺额,即将新兵补伍,是亦一策也。第患奉行之不力耳。
  臣以驽钝误叨任使,又蒙皇上临轩俯询,故竭其狂瞽如此,然亦岂敢自谓长策哉?谨将数年关门饷额增减数目及加派杂项银两免留顼款开列奏闻,广见臣部缾垒之罄,原非无因,而诸臣裁汰之思,定不容缓矣。??无任悚息屏营之至。
  崇祯元年十月三十日具
  题十一月初三日
  奉圣旨:
  关门内外饷额年来增减数目及加派杂项银两免留项数知道了。这饷额岁该五百二十余万。岁入仅三百九十万,出浮于入,其何以支?严催外解巳有圣旨,缩兵就饷二议俱是第,恐地方要害不同,其蓟密水津及恒山等处新兵应否宜裁、关门马匹应否宜减,还着督师袁崇焕及督抚衙门酌妥具奏。又卿昨疏称王之臣关外旧兵六万续增九千八十员名,何与今数不同?织造既停,税契银何归?辽左全用新饷,向日旧饷何在?俱明白奏来,钦此。

  (注:以上文字是老六对着《度支奏议》图片版手打、断句,图片版模糊不清,请弟兄们帮着核对一下,有错字或错误断句回帖指出来,另外,分段是为了阅读几个比较关键的内容方便些,并不是正确的分段,大家凑合着看。)

  从这份奏疏以及前文引用的天启年间几份奏疏可以看出,天启年间财政的窟窿虽然已经达到七百多万两,但天启五年木匠皇帝扶植的老阉狗八千女鬼重创官僚士绅商人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扫清恢复商税的障碍后,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暂复榷税(商税),于是刮地皮刮来的“杂项”勉强缓解了这个大问题。再加上郭允厚之类的户部一帮官僚拆东墙补西墙,财政窟窿七百多万两虽然很吓人,但关宁锦防线几年下来只欠了几个月的饷。

  而到了崇祯年,由于官僚士绅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的反攻倒算,杂项(商税)收入由每年110万~120万锐减到“仅六十馀万”,于是“饷额岁该五百二十余万。岁入仅三百九十万,出浮于入”,导致崇祯年财政的困难程度远超天启年。

  杂项收入锐减,毕自严作为崇祯的管家婆难辞其咎,这货其实也是东林党,自然不肯对崇祯说真话,只说原因是“年来水旱不时,加派不无逋(逃)欠,搜括频仍,杂项亦复虚悬。固宜积至今日,遂成不可支持之世界”——反正都是不可抗力原因,反正不是我们官僚士绅利益集团干的。

  反正税收不上来,钱就这么多,养不活关宁“铁骑”和九边大军——当然,东江镇这种乞丐兵就更甭提了,然后鼻子眼,哦不,毕自严理直气壮地说:“为目前计,止有速催外解,补完缺饷,以安兵心,以便裁汰之一法。为长久计,止有缩兵就饷,剂饷蓄兵,宁使饷赢于兵,毋使兵赢于饷之一法。”

  怎样“缩兵就饷”呢?毕自严把各路军队挨个点名过去:次要一些的军队“真定恒山营之新兵、河南磁州营之新兵、山东东兖营之新兵”他搞不定,向皇帝告状;蓟(州)永(平)密(云)(天)津,这些守卫北京城的要害,他说“每岁糜饷将近百万,恐非计之得也”;而袁崇焕眼前红得发紫,他本来不敢惹,眼下狗急跳墙,把主意打到袁崇焕买马银子上来:

  “但虏之长技在马,我兵利用火器,率以步胜,所需于马力者,止为哨探设伏、追亡逐北,及击其惰归之用。辰下政在买补未完,则五万匹亦可量??。目今督师袁崇焕、总督喻安性、蓟抚王应豸皆能矢志忠贞,锐意清查,谅必大有裁节以副皇上霄肝之念,无俟臣赞一词者也。”

  毕自严的意思是:反正我们大明官军“利用火器,率以步胜”,骑兵的作用有限,你袁崇焕既然把士兵裁掉两万八千,干脆再辛苦一下,买马的银子也少花点吧。

  而袁崇焕是一口答应,把辽饷压缩到“合筭四镇不过四百八十万”,把毕自严感动得涕泪滂沱。

  只不过,掉进袁崇焕及其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嘴巴里的肉,是那么容易吐出来的吗?

  至此,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没听说过,也弄不明白的名词——“空月马乾”闪亮登场。

4.空月马乾(二) 肉体是鸡,灵魂是处

  正文开始前,先得感谢一下已经消失了几年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吧大吧主“吾乃马之甲”道友,是他最先从《度支奏议》中把袁崇焕“空月马乾”的干活翻出来。要知道网络上《度支奏议》的文字版很少见,吾乃马之甲道友用的也是图片版,里头许多字都是模糊不清,从这么一大堆图片里找出袁崇焕瘫钨斧拜的铁证,马之甲道友花的心血也就可想而知。要知道,马之甲道友虽说没有把全部史料手打出来,只打出奏疏名和有关文字,老六根据奏疏名再去找出来手打,都费了好几天工夫。

  话说,袁崇焕哭着喊着要把辽饷压缩到“合筭四镇不过四百八十万”,袁粉也使出吃奶的劲哭着喊着宣传袁崇焕“把辽饷压缩到480万两”这一伪大功绩。老六我起初将信将疑,直到把五六年前马之甲道友提到的“空月马乾”前因后果弄了个明白,才知道“把辽饷压缩到480万两”是什么的干活——原来是袁崇焕在做假账,而且还制造了更多的财务上的窟窿。

  “空月马乾”是什么的干活?首先,这个“乾”不是“乾坤”的“乾”,而是“饼干”的“干”,“马乾”就是马吃的草料。

  这事原本没啥可说的,只要是骑兵,就得养战马,就离不开“马乾”这东西,而且数量庞大。只不过,一件原本平常到不起眼的事,被袁崇焕玩出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崇祯三年九月,毕自严在《覆兵部议关宁旷银买马疏》中揭发:
  “原无所谓马乾买马之说也,即有空月兵饷,草料银两例应照数按月清查报部还官。此各镇相沿之定也。关宁空月马乾之数,创于袁崇焕。臣部初亦谓其即能灭奴,姑不争执,以鼓恢复之志,不虞荏苒经年而马匹尚未完,马乾尚日支也。”

  马都还没买,却支取“马乾”,而且还是支取银子,而不是支取草料豆料,这事摆哪里都没道理,所以袁崇焕说要用“马乾”银子去买马。崇祯三年十二月,毕自严在《覆节旷尽扣买马压欠终无补期疏》里揭发说:

  “先是,罪督袁崇焕初定关宁经制,议以虚悬马骡,预支实在料草以为买马价值之用。是其所层纍而积者,俱臣部库发之额饷也……”

  对此,马之甲道友一步步揭开了袁崇焕故意制造的财务漏洞:

  “空月马乾,也就是马其实还没有,就先预支了草料。由于袁崇焕那里也没什么审核,那么马究竟什么时候买到,谁也不知道(后面还会谈到缺马的问题)。而只要定制了马的数量(这只是纸上的数字而已),就能源源不绝地领马料。哪怕要清查,只要最后补上就行,之前的马料就是白拿。另外,骑兵的兵饷比步兵高,定制了马数,其实也定制了骑兵数,而马还没买的时候,就不用先设置这么多骑兵,那么这部分兵饷呢?”

  关于步兵吃骑兵饷可不是马之甲道友的恶意揣测,而是崇祯三年九月毕自严在《题请酌定蓟永兵饷经制疏》里揭发的:

  “若夫关宁二镇,袁崇焕亦定有经制,但无马而开空月之马乾。步兵而食马兵之厚饷,所费不赀,总属乱政。今阁部(孙承宗)以元老而坐镇严关,旌旗一新,亦当另立经制清册,稍祛关宁之浮以补蓟永之匮……”

  至此,袁崇焕已经制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财务大漏洞:把步兵编制变成“骑兵”编制。要知道,骑兵得军饷比步兵高,马匹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买到,编制改了,实际上还是步兵,然后“步兵而食马兵之厚饷”,这骑兵和步兵军饷的差额,就直接光明正大地被瘫钨走了,并且事后还根本没法追究。

  “俺们来整理一下:纸上的马数——先预支草料——草(料)用银子的方式发——(说是用来买马)——既然缺马,银子是拿去买马的,自然不需要用这些银子去民众那里买草(料),而只能等马都买好之后才能——有名义上的马的骑兵,实际上还是步兵。所有的一切,只有在完成纸上的马数后,才能说达到预期,而只要马不够,就大有文章可做。而买马总是要有时间的,在买齐之间,咳咳,大家懂的。”

  光“步兵而食马兵之厚饷”这个漏洞,袁崇焕,或者说袁崇焕背后的黑暗组织还不满足,还不主意打到名义上用来买马的“马乾”银子上头。

  《崇祯长编》里有这么一条记载:
  崇祯三年八月六日
  山东道御史史??(注:这个字上范下土,字库里没这字)疏:“……当龙锡出都,细软数万,皆崇焕马价寄之伊亲锦衣卫指挥徐本高家,巧为钻营,使皇上法不得伸……”

  这个“锦衣卫指挥徐本高”,是嘉靖时代的首辅徐阶的孙子。史学界对徐阶评价很高,说他保护了触怒嘉靖的海瑞,打倒了大奸臣严嵩。事实上徐阶的家族在老家就是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嘉靖死后海瑞复出,此时徐阶已退休,海瑞对徐阶兼并土地的不法行为非常不满,看在当年救过自己的情分上,海瑞让徐阶退出一半兼并的土地,徐阶坚决不干。

  祖宗如此,后代也是如此,并且通过联姻等各种方式编制成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看起来这个“锦衣卫指挥徐本高”不是什么厉害人物,却和当朝阁老钱龙锡是亲戚,帮钱龙锡洗钱。而钱龙锡这位阁老,实际上不过是一帮反洞官僚士绅商人的利益代言人,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本质。

  说这些“马乾银子”全部都被袁崇焕瘫钨了去贿赂钱龙锡,那肯定是冤枉的。

  首先,这笔银子肯定得用来买一部分马,不可能将马骡的缺额补齐,好歹得做个样子。

  然后,马匹缺额在那里,钱哪去了,就没办法查,就算钱拿到北京城去跑部钱进,之后照样可以向国家领取经费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财务上就是一笔烂帐查都没法查。

  第三,这钱,袁崇焕,嗯,加上钱龙锡根本吃不下,能把事情做成,需要袁崇焕背后的黑暗组织从上到下一起配合,所以,黑下来的银子自然不可能让袁崇焕和钱龙锡他们吃独食,黑暗组织人人有份,而经手这笔银子的户部,还有那尚书毕自严大人恐怕也干净不到哪去。最后,袁崇焕和钱龙锡完蛋了,所以把事情望他们二位头上一推,事情就算过去了。

  “空月马乾”折腾了半天,关宁军到底有多少马呢?袁崇焕上任前,度支奏议倒是有记载,说关宁两镇马骡加在一起两万头左右。而到己巳之变爆发,关宁军分两路赶回来勤王(不知道是不是擒王),一路是赵率教率四千骑兵,在三屯营中了后金埋伏,全军覆没,而另一路是袁崇焕带的两万军队,其中九千骑兵。

  也就是说,关内关外调回来勤王的关宁“铁骑”,总共带了1.3万匹战马。别的什么都只能随便袁粉自己说,什么驮马、骡子多少,没带出来的战马多少……反正真正确实可靠的,只有这1.3万匹战马。

  实际上,“空月马乾”并不是袁崇焕凭空发明的。在袁崇焕天启六年升任辽东巡抚之前,关宁二镇的马匹和马料的管理方面就异常混乱,天启六年八月,忍无可忍的户部上了篇大骂王之臣、阎鸣泰申请马价、犒赏的奏疏:
  天启六年八月庚申(二十一日)
  户部覆山海经略王之臣、总督阎鸣泰等请给马价及犒赏银两,
  言旧年阁部清汰兵马,而后计关外实在马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臣部料豆马乾俱照此数给发。
  今疏称关外马见在只二万八百八十四匹,较原额少一万九百六十八匹,今年十个月该剩折乾银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五两,该剩料豆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余石。
  平日增不闻曰马少也,而马乾可省发料豆可省支又不报,曰还官,应有若干。
  及议战守,则曰马无矣,应买矣,应给价矣,何请马乾之时与请马价之实数马以对不相照应也?
  赏罚明,则军令肃,而士气奋,行伍如法之将、射打命中之兵,诚不可以不赏。
  惟是,临敌之时,又须元宝一锭,然后用命。则此兵也,似不为平日训练节制之兵,而为临时贿赂雇请之兵,无论国家无如许金钱,恐亦非司马法也。
  况犒赏银两,除钦赏外,犹有枢辅经略积存银十万,又新库发银三万。今疏中只言钦赏十万,而不言此项,将此项归于何处?作为何用?
  且钦赏银十万,解赴宁城者,仅止四万,其余又解到何处?犒发何人?
  乞敕下督抚诸臣逐一查出还官,以为犒赏、买马之需,庶钱粮不至侵渔,而兵饷不苦凑处矣。
  上是部议

  路人皆知辽西走廊是个斧拜窝,兵额、马额和实际兵马数有很大的缺口,以便吃空饷和马料缺额。
  并且这帮斧拜分子猖狂到了极点,到了买马或招兵的时候,他们会把真实的兵、马数量给报上去,理直气壮地告诉户部缺多少马(或者多少兵),也就是说,仅仅根据他们上报的奏疏,就能查出他们瘫钨斧拜的具体账目。天启六年这次,估计户部也是忍无可忍,揪住这个小辫子狠狠打脸。

  老六估计当时这事闹得很大,但是相关责任人都没吃什么苦头,山海经略王之臣是刚刚上任,对情况不熟悉,被阎鸣泰给拖下了水。而阎鸣泰则后台极硬,人家是铁杆阉党,所以这事到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这句“何请马乾之时与请马价之实数马以对不相照应也”已经闹得路人皆知。
  所以,袁崇焕搞出来的这个“空月马乾”就是专门针对这句“何请马乾之时与请马价之实数马以对不相照应也”来的。
  ——没错,我这里实际马匹数量和编制上的马匹数量就是对不上号,我就是要多领草料银子,但是,我没有斧拜,我多领的这些银子,是用来买马的!!!

  这话看起来,跟一只鸡说她“肉体是鸡,灵魂是处”一样扯弹,崇祯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你为什么不能把账做清楚,申请专门的经费去买马?用多领的“马乾银子”去“买马”,将来账怎么做?把账做得如此混乱,你说你不斧拜,谁信?

  这种跟“肉体是鸡,灵魂是处”差不多的段子,骗过崇祯这种纯情小男生是有可能的,可如果这种段子骗过了在官场上打滚N年的资深朴客鼻子眼,哦不,毕自严,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毕自严收了袁崇焕的黑钱。

  于是,在“空月马乾”这个跟“肉体是鸡,灵魂是处”一样扯弹的借口掩盖之下,大明王朝各部门的反洞官僚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一笔笔“马乾银子”以“买马”为借口源源不断地消失了。

  若干年后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毕自严把“空月马乾”的事情望袁崇焕头上一推……
  ——所有人身上的污点,都洗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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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17:34:08
神医胡万林(作者)
62楼
4.空月马乾(三) 假账

  大致弄清楚了“空月马乾”,就该知道袁崇焕根本不可能把六百万辽饷压缩到480万。但袁粉却将这事作为袁崇焕的“功绩”到处宣传。

  要知道,辽西那地方就是个斧拜窝,文官武将都干净不到哪去,那里传统的节目就是吃空额,之前高第就曾开地图炮告状说关内关外只剩下关宁“铁骑”五万八千,然后孙阁老说八千零头不要了,让户部按五万发饷,把高第吓得直接下了软蛋,承认自己数错了。

  而袁崇焕此次督师蓟辽,根本没象之前一刀宰掉杜应魁那样在辽西杀几个斧拜分子,照理辽西那边的辽饷就不可能裁减掉多少,眼下又大张旗鼓地把许多部队的步兵编制改为骑兵编制到处买马,如果这些开支都算在辽饷里,那么辽饷就只会超出原本的五百多万,根本不可能压缩到480万。

  那么,480万两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只有一种可能:做假账。

  之前老六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虽然严重怀疑袁崇焕做假账,但就是无法反驳袁粉宣传的袁崇焕“压缩辽饷至480万”这个谎言,如今,总算在《崇祯长编》和《度支奏议》里找到铁证了:

  《崇祯长编》里有多条记录证明,袁崇焕用来买马的银子(或者说“马乾”银子,老六说不清楚),有相当部分根本不是从辽饷里支取的,而是从插赏里头支取。本小节之前摘录了《崇祯长编》里崇祯元年七月、九月分别从插赏里头支取银子二万两、四万两。

  之后也是如此,到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之前,他到底支走多少插赏呢,《崇祯长编》里有这么一条记录:

  崇祯三年正月九日
  职方司署郎中主事周梦尹上言:
  自天启二年辽抚王化贞冀借插以御东,遂有抚赏之议,岁额三十四万,取之兵部者二十二万有奇,取之户部者一十二万有奇,此定数也。
  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
  崇祯元年,袁崇焕经略辽东,借以买马,皇上特允所请,敕发四十九万。
  其时户部所输一十三万八千余金,兵部所输二十七万余金。
  明年插款既成,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并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
  经督臣王象乾通算从前旧赏,至乙巳冬季,应银四十七万两,约以崇祯三年正月间尽数完给,立蕃汉合符以识之。
  后督臣魏云中接任,臣搜查历年未觧抚赏银,户兵两部仅余一十三万六千余金,凡缺三十三万四千有奇。原应崇焕偿还,今崇焕被罪,辽饷方缺,何能立责其偿……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插赏是毛文龙的老上司王化贞出来的,这货的战略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至少他提拔起来的毛文龙和用插赏收买的蒙古林丹汗以及哈剌慎各部给后金制造了不少麻烦。

  毛文龙前文提到过,而林丹汗前文说得很少,在这里专门分析一下:

  林丹汗(1592年-1634年),孛儿只斤氏,名林丹巴图尔(注:巴特尔、巴图尔在蒙语里是一回事,意思是“英雄”),汗号为呼图克图汗(注:蒙语“呼图克图”意思是“活佛”,明方史料将此汗号音译为“虎敦兔憨”,简称“虎酋”,有时干脆简称“虎”),是蒙古帝国第35任大汗(1604年-1634年在位),一般认为是蒙古末代大汗,而明方文件档案里称他为“插酋”、“虎敦兔”、“虎酋”、“虎”。

  这位蒙古末代大汗一心想恢复蒙古的统一,成为当代的成吉思汗,就其志向而言,和崇祯差不多。

  只是蒙古的部族模式本身就松散,即便是成吉思汗时代都有无数缺陷,几百年下来,蒙古各部族早已人心涣散,林丹汗也没有成吉思汗那本事,加上采取了将门模式的后金虽说经济一塌糊涂,但军队战力远在蒙古部族之上,所以无论野猪皮还是黄台吉,都是一直压着林丹汗打。

  只不过,游牧民族有个天赋技能,根本不需要固定的根据地,只要有水草,他们就能快速恢复元气。这个天赋技能被转化成一种令所有敌人非常头疼的天赋战术——蘑菇战术。

  没错,三年解放战争,彭德怀用的也是这种战术,以两万没有多少重武器的PLA,拖着胡宗南的23万精锐国军在黄土高原上到处乱跑,时不时回过头来狠狠咬一口,每次六七千,而且一次比一次狠,最狠的一次宜川战役,干掉国军两万多近三万。

  林丹汗没彭德怀回过头来狠狠咬一口的本事,其实绝大多数游牧民族首领都没这本事,回头咬一口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军队和政权建设上的严密架构,首先是强有力的基层震权才能有效地组织坚壁清野,其次是准确而快速的情报支持,外加极高的军队机动力才能使得军队及时获得情报并迅速部署伏击,别说林丹汗做不到这些,和本朝同时代的蒋校长的国民震斧都做不到。

  但游牧民族的天赋战略已经足够用了,他们不需要坚壁清野,贫瘠的蒙古草原有的只是沙土和水草,水草嘛,那是畜生吃的,人吃不了。所以,追击他们的敌军就算没被时不时的咬上一口,数量庞大的军队每天消耗的粮食就是个天文数字,缓慢的后勤运输速度使得农耕民族的敌军根本跟不上不需要后勤,只需要水草地的游牧民族。即便敌军勉强追击,通常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断粮。


续上
  也正是因为这个天赋战略,将门模式的后金强盗集团即便战力强过林丹汗的牧民集团,却始终拿林丹汗没办法——没办法,后金根本不是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吹嘘的“游牧民族”,所以,每次讨伐林丹汗,后金都能“大获全胜”——其实也就是把林丹汗赶得满地乱跑,林丹汗虽说没后金那么穷,可也富得极其有限,后金每次战胜林丹汗,其实都是得不偿失——和之前农耕民族占优势时一模一样。

  所以,林丹汗虽说不可能把后金弄死,却总能把野猪皮黄台吉恶心死,你追杀他,他满地乱跑,每次追杀都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花费大量钱粮物资,成果仅仅是……把他赶跑。你退兵了,他又跑回来继续折腾你。就象明初蒙古残军把朱元璋、朱棣恶心死那样。要知道,明军曾经追着蒙古残军打到捕鱼儿海(贝加尔湖),可那又如何,根本呆不下去,只能灰溜溜撤回来,如抽刀断水。

  所以,农耕民族尽管多数时候都能把游牧民族撵出富饶的中原大地,赶回贫瘠的蒙古草原重操旧业,但中原王朝偏偏就没办法将这些死对头赶尽杀绝。游牧民族只要拖着占据了全面优势的敌军在草原上兜若干个圈子,就能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所以,农耕民族只能捏着鼻子在农耕区域和放牧区域的交界处,修一道长城,而长城的作用,也不是作为防御堡垒,事实上那么长的防线摆多少军队都不够用。长城的第一个作用,实际上是一系列暸望哨加烽火台,既然没法将游牧民族赶尽杀绝,只好采取守势,在长城沿线布置若干哨兵,发现游牧民族跑来抢劫了,就点起烽火报警,让内地军队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所以,我犬清康麻子对长城的贬低,根本是无耻的污蔑。

  再然后,中原王朝,确切地说,是明王朝采取外交措施,又拉又打,听话的,互相贸易,甚至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不听话的,联合听话的部族出兵剿灭,让他们没有足够的劲头跑到农耕区域捣蛋。
  和没有马匹产地的宋朝不同,明王朝把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各部族压制得死死的,四分五裂的蒙古人没法象契丹、女真、党项对宋王朝禁售战马那样,控制对明王朝的战马输出,正相反,经济落后,生产结构单一的蒙古人不得不充当马贩子,时不时自称“达子”,低三下四地找明王朝“进贡”战马换取明王朝的“市赏”,并且这明王朝还很吊,你要是不听话,抢劫,我还不接受“进贡”。

  眼下,尽管林丹汗和明王朝关系不怎样,明王朝也从来没把林丹汗当自己人,往来文件里直接称其为“插酋”,更是把蒙古草原上的各蒙古部族称为“西虏”、“西达子”,但这些“西达子”闹得再凶,了不起也就是突破长城跑来抢劫。

  相比之下,反倒是已经将门化,建立了政权的后金对明王朝威胁更大,和抢一把就走的“西达子”不同,后金不仅抢钱抢粮抢人口,更是直接抢土地,建立奴化统治,所以,后金的威胁,明显比那些“西达子”大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化贞一面派出毛文龙去鸭绿江附近打游击,一面花钱支持林丹汗和一帮西达子恶心后金。所以,尽管王化贞指挥的辽西明军在广宁惨败,但东江镇、西达子却始终在发挥作用,将后金占领区折腾得鸡飞狗跳。

  在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这段话,就不能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明王朝官僚瘫钨斧拜,很可能停插赏的真正原因,是辽饷利益集团在养寇自肥,为了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故意削弱林丹汗和后金周边的西达子,和他们“移镇”、派出天才间谍徐敷奏策反东江镇辽兵辽民等等根本就是同一个战略下的配套行动。

  插赏被停,发出去的插赏多为官吏瘫钨,但是,还有不少“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朽个头啊,银子又不会发霉腐烂,只会在仓库里头落灰。再加上崇祯上台后,重新启动插赏,每年额度是八万两银子,前后加起来,根据王象乾的统计崇祯二年冬,总计四十七万两,也是为数不少的一笔钱。

  而袁崇焕买马的银子,是从这笔“插赏”里支走的:
  “崇祯元年,袁崇焕经略辽东,借以买马,皇上特允所请,敕发四十九万。其时户部所输一十三万八千余金,兵部所输二十七万余金”;
  “明年插款既成,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并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

  最后,周梦尹统计历年留下的插赏,户兵两部只剩下13.6万两,和王象乾统计的47万两差了33.4万两,这笔银子,就是被袁崇焕先后支取去买马的。

  最后,周梦尹说“原应崇焕偿还”这钱如果是袁崇焕个人来偿还,把袁崇焕做成生鱼片一片卖一两银子都补不平,只能说明袁崇焕当时说好买马钱先从插赏里头挪用,以后再从所谓的额度为“480万两”的辽饷里头扣出来补回插赏里头。然后这一句“今崇焕被罪,辽饷方缺”意思就很明显了,袁崇焕根本就没打算从辽饷里扣出银子来补回插赏的亏空。

  也就是说,“把辽饷从600万两压缩到480万两”根本就是个谎言,其实质是袁崇焕做假账,把若干本应在480万两辽饷里的开支的帐做到480万两辽饷之外,至少有33.4万两买马(买“马乾”)的银子是从插赏里支取的,其他的,老六正在翻史料做进一步调查。



4.空月马乾(四)还是假账

  正是因为所谓的“把辽饷从600万两压缩到480万两”不过是在做假账,尽管帐面上做得很漂亮,从来不当家的崇祯皇帝很高兴,但假的就是假的,每一笔钱粮物资都得从崇祯的管家婆毕自严手底下走。到了崇祯二年九月,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多过去,用于辽东战事上的开支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肯定瞒不过毕自严,结果是,崇祯的这位管家婆叫苦连天,并罗列了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糊涂帐。

  《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
  题为兵马钱粮更制已周,谨根实造册奏闻,以成整练只实在,以践恢复之期事,专理新饷山东清吏司案呈。
  崇祯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師尚书袁崇焕題前事等因
  本年八月二十六日,
  奉圣旨:这督属各镇兵马钱粮更制画一具见综严明效,览奏,谋同断独实干真图,卿既殚力肩承,中外诸臣协新共济,兵精饷足,奏功可期,其各镇措置事宜,并东江仍名河东镇,俱依议行,该部知道,钦此。
  又先该督师上述袁崇焕题为制正东江兵马钱粮以收实用事等因。
  奉圣旨:览奏,东江马步营兵分协统领事宜,具见调度兵减饷增,务收实用,本折照数预措并添设粮厅,悉如议,该部各与覆行,钦此。

  钦遵通抄到部,通送到司,案呈到部,该臣等看得东事不结繇兵处也。兵不严实,饷亦多糜,繇权纷也,督师袁崇焕一手握定,经之纬之,举四镇而总括经制册中,釐然备矣。
  蒙皇上论以中外诸臣协心共济,臣部敢弗黾勉支应,以襄成绩。惟是臣与督师同舟共济,甘苦相关,事属钱粮,宁详无略,有不得不住复商榷者。

  昨臣部钦奉明旨,具有辽饷出额一疏,除天津截漕米二万石,东江截漕米八万石,临、德二仓米五万九百石不用价外,岁额本折实共支银五百一十三万八百八十六两九钱六厘。非臣臆说也。关宁两镇照督师前次经制册蓟、密、永照督抚裁汰兵饷册,天津照津郡所汰之数,东江照臣部题准之数与臣部此时见发额数丝毫不差者也。

  至于本折支银五百一十三万有奇之内,有米豆价一项,约用一百二十一万五千有奇,则就督师前次经制,米七十一万一干九百二十五石四斗,豆八十万九千四百六十七石二斗之数计之,而东江米不与焉,虽云所约价值如科臣解学龙议,姑从其昂者以留馀地。然灾祲时闻,积昂成剩,恐亦无几何也。

  今据督师疏内数目一一通筭,每岁令关宁东江用本色米八十万二千九百四十五石四斗,实比臣前奏出额省米七万六千九百八十石。督师所谓米减于昔,则诚减矣,折色廪饷草乾船租银三百五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七两九钱,实比臣前奏出额省银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九两六钱六分一厘。

  督师所谓草束尽行改折以苏近关凋疗之民诚大有裨益矣。至干料用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八十三石二斗,比督师前次经制册所开豆八十万九千四百六十七石二斗实增豆三十六万五千六百一十六石矣。

  臣部今岁召买豆数原繇去岁,照督师各内见在马驴之数而预讨之,连闰止买豆六十七万八百一十五石。昨具出额一疏,计及来岁豆数,应增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五十二石二斗方足八十万九千四百六十七石二斗之数。离议以今岁米价之盈,闰月之备补来岁豆价之缩差足相当,而民穷力尽在在告困,尚不知采买于何方、搬运以何法?今复增额外豆三十六万五千六百一十六石,来岁比今岁实该多买豆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八石二斗,真不知计所从出也。

  在督师彼有所增则此有所减,末始不周详哀益,在臣部即以不敢不委曲通融。觉督师减银一十四万有奇,减米七万右有奇,仅足敷所增三十六万之豆价,而运价之所需尚不赀也。天津、永平或可就便继买,无烦运价,至于河东饷司之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五十二石若运之登莱,脚价稍省,而河东民力恐不能乘舟楫,恐难卒办。若运之天津,脚价照例每右四钱一分,该银七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二分,运价几与买价相埒矣。

  说者谓海岛渺茫之乡,与关宁兵卒安危有间,额饷正不妨低昂,骑兵每名每月可减二三钱也,步兵每名每月可减三四钱也,又谓督师制正东江疏内原欲用岛兵于陆,故为之设马设料但买马既艰,航海不易,岛兵移陆尚未有期,而料豆先自劳扰。不如俟有次弟而后运科未晚也。盖事关封疆,臣何敢以揣摩恭末议,亦惟是供督师商榷,以求至当以副皇上中外诸臣协心共济之旨而已。

  督师初至关门,业已约略辽饷以四百八十万为额,今渐次清楚务践前言,可谓极苦极锐,然今岁所费则犹然,臣部前奏出额之数盖关宁蓟密永之月饷,连发如故,即津门汰兵以后,津部督臣移书及臣,亦谆谆以兵难骤散,饷难顿减为言,尚不知何日方得扣除四百八十万之额,何日方得恰符也。臣草疏巳????接蓟辽督臣刘策分属新旧粮银一揭,内称蓟镇新兵除督师经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之外,再选七千八百十员名驻劄西协,俱支新饷。若照例支给,则每年经制之外,又应增饷十三四万。额入有限,岂能环中四应?且督师经制册内尚有支新饷而未附入者。如通粮厅兵饷银五千八百七十三两,名日道丁,甚为无谓,累行驳议,竟无以应,断断应裁无疑,又在京新兵饷银八千两,虽亦兼支本色,然两月米折实隶在新饷,应否留用,合听兵部酌妥,否则,新饷出额且溢于臣部前奏五百一十三万八百有奇之外,督师四百八十万之夙愿又成空谭,不亦负皇上出人平等之睿思哉?

  伏乞敕下臣部移文督师,河东马步兵饷应否量裁,河东新增料豆应否计马买运,徐俟移兵就陆之日再议,并移文兵部酌议,在京各卫新兵应否留用,移文蓟辽督抚同督师酌议,选留西协新兵七千馀名,所用月饷应否增入督师经制之内,并移文蓟抚即行该道将昌饷道丁设法解散姑俟覆酌妥确之日,臣另具出额,细数以闻,则经制不患于溢额,而新饷不苦于捉襟矣。臣无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祯二年九月初三日具
  题本月初九日

  奉圣旨:这奏饷料增减事宜,还咨督师恭合各部疏再加商订具奏,新兵一万二千外,选留西协七千馀名应否尽支新饷,着该督抚确议,并粮厅员饷,道丁查复具奏。津兵巳汰,饷犹未减,如谓骤难遣散,王从义前散德兵何独帖然?崔尔进尊前旨行,在京新兵兵部酌妥具奏,该衙门知道,钦此。

  此奏疏为老六对着《度支奏议》图片版手打,图片版许多地方字迹模糊,所以麻烦大家帮我核对一下,有错字或错误断句回帖指出。另外,在下面的地址里,跟贴里头有吧友huajilong翻译的白话文,
  http://tieba.baidu.com/p/4943344606

  袁崇焕告诉崇祯,他把辽饷压缩到480万两,而毕自严在这份奏疏里告诉皇帝,辽饷是“岁额本折实共支银五百一十三万八百八十六两九钱六厘”——513.8万两。这两个数据是有差距的,毕自严的数据比袁崇焕的数据多出33.8万两。

  看出什么来没有?袁崇焕之前把买马银子的帐做在辽饷之外,毕自严不答应了,把那33.4万两买马银子的帐做回去,重新算到辽饷里头,所以毕自严算出来的辽饷是513.8万两,还有四千两左右估计是袁崇焕原本辽饷的零头。

  然后,毕自严说,和去年相比,有些款项确实减少了,有些却增多了。老六摘录一下:
  关宁东江用本色米:省米76980石
  折色廪饷草乾船租银:省银142809.661两
  草料改折成银子,增豆料365616石
  今年增额外豆365616石,来年比今年多买豆504268.2石,毕自严说“真不知计所从出也”
  所以,袁崇焕减米7.7万石,减银14.3万两,只够抵消36.6万石豆子的价钱,豆料的运费,袁崇焕没计进去——古代可没有铁路公路,船运也要有运费。

  所以,毕自严说:“天津、永平或可就便继买,无烦运价,至于河东饷司之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五十二石若运之登莱,脚价稍省,而河东民力恐不能乘舟楫,恐难卒办。若运之天津,脚价照例每右四钱一分,该银七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二分,运价几与买价相埒矣。”
  也就是说,运到东江镇的豆辽最让人蛋疼,光运到天津就要银子75748.32两,运到东江镇,再翻若干倍上去。

  嗯,“漂没”毕自严没好意思说出来,所以老六也还没算进去。
  也可能是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的吃相太难看了,光顾自己吃独食,连“漂没”都没给文官留下。

  更操蛋的是,袁崇焕他们天天说毛毛虫“糜饷”,袁崇焕谋杀毛文龙之后,东江镇的军饷不仅没减少,反倒增加了,原因是,袁崇焕把东江各岛的部分岛兵也改成了骑兵编制——人还在岛上就改成骑兵编制,岛兵骑大乌龟还能水陆两栖作战,骑马打什么仗?摆明了是在制造财务漏洞。所以毕自严揭发说“航海不易,岛兵移陆尚未有期,而料豆先自劳扰”。

  然后,毕自严又罗列了一批袁崇焕没有计入辽饷的款项:
  蓟镇新兵除袁崇焕经制12190名之外,再选7810名驻劄(扎)西协,俱支新饷。如果照例支给,则每年经制之外,又应增饷十三四万;
  经制册内尚有支新饷而未附入者。如通粮厅兵饷银5873两,名日道丁,甚为无谓,累行驳议,竟无以应,断断应裁无疑,
  又在京新兵饷银八千两,虽亦兼支本色,然两月米折实隶在新饷

  好,现在几笔开支来历已经说清楚了,现在开始进行统计:
  买豆的钱和减银减米省下来的钱抵消,就不算了。
  运费嘛,运到天津都要7.5万运到东江镇,老六戴表船运公司压低运费,运费按运到天津的价格翻一倍,算厚道了,按15万估计,“漂没”嘛,老六戴表毕自严打击斧拜,不要了;
  蓟镇军队开支13到14万,加上杂七杂八的银子,计15万;

  以上这些513.8万两之外的开支,还是毕自严查出来的,就已经达到30万两,没查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袁崇焕从插赏里支取的银子33.4万两,那是抵赖不掉的,所以毕自严把这33.4万两和袁崇焕的480万两辽饷加一块,总计辽饷513.8万两。

  也就是说,袁崇焕至少做了63万两银子的假账,才把辽饷做成帐面上的480万两,袁崇焕真正的辽饷开支,至少是543.8万两,比之之前的584万两(袁崇焕把584万两四舍五入,说成600万两),节省了大约40万两。

  所以,毕自严说:“督师(袁崇焕)四百八十万之夙愿又成空谭,不亦负皇上出人平等之睿思哉?”

  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崇祯年财政恶化的原因是什么了:辽饷利益集团巴不得明廷财政上的开支大一些,而且要尽量向他们倾斜,而官僚士绅商人集团却巴不得老朱家皇帝啥税都少收,甚至别收。

  要想解决财政困难,说穿了就是要开源节流,现在好了,辽饷利益集团要开流,官僚士绅商人集团是先断源,然后要皇帝节流,两边谁都不肯让步,财政窟窿自然越来越大。

  可怜了没经过岗位培训就上岗的崇祯皇帝,只能拿自己的内帑补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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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3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8:57 编辑

4.空月马乾(五)袁崇焕和孟姜女不得不说的故事

  前文说到袁崇焕自称把600万两辽饷(实际上是584万两,袁崇焕将其四舍五入,弄成600万两)压缩到480万两,然后被毕自严揭穿,从毕自严揭露的数据来看,袁崇焕上任后,最多把辽饷压缩到543.8万两,大约裁减了40万两。

  起初,老六怀疑,连这40万两都有水分,因为之前的63.4万两根本是在做假账骗崇祯,袁崇焕的个人信用已经破产,所以剩下的40万两被怀疑那是活该。

  只不过,有句话叫做,人被狗咬了,难道还能去狠狠咬狗一口吗?即便袁崇焕的个人信用再烂,再不可靠,分析他做过的事,也不能根据他那惨不忍睹的人品想当然。所以,老六决定,对这40万两继续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分析,最终发现,“裁减辽饷40万两”这个数据,确实没什么水分了。

  也就是说,袁崇焕在压缩辽饷这个干活上头,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他自称裁减了120万两当然是在做假账骗皇帝,但他好歹做了一些工作,把辽饷裁减了40万两左右。

  首先,他自称关宁“铁骑”被他裁去二万八千名:
  崇祯元年十月《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里说:
  “近见津门预计本色疏内,督师议兵止以十万五千二百八十名为额,是已裁去二万八千名,所省不赀”;

  只不过袁崇焕裁减兵额省下来的钱粮,和他增加骑兵编制后买豆子多出来的钱粮相当,因此一年后毕自严核算的时候将两笔帐抵消:“觉督师减银一十四万有奇,减米七万右有奇,仅足敷所增三十六万之豆价”

  也就是说,袁崇焕在辽西走廊裁减辽饷,是把银子从自己左边口袋拿出来,就算裁减了三四十万两银子,至于转手把这笔银子放进自己右边口袋他就不算进480万两银子之内了——这不就是做假账嘛。嗯,还要从别人口袋(插赏)里掏了一把银子,嗯,还让老朱家多出一笔运输费,这些全都故意没算进去。

  那么,裁减下来的40万两,是从哪里压缩出来的涅?

  首先是天津的兵被裁了:
  崇祯二年九月《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里说:
  “津门汰兵以后,津部督臣移书及臣,亦谆谆以兵难骤散,饷难顿减为言……”

  袁崇焕主持裁减辽饷工作,天津的兵被裁掉,还留了个尾巴,天津那边的督臣表示不服:“兵难骤散,饷难顿减”,然后毕自严向崇祯告状,崇祯下旨批驳:“津兵巳汰,饷犹未减,如谓骤难遣散,王从义前散德兵何独帖然?”

  所以,天津裁兵,还算是裁得比较干净的,只是具体数额查不到。

  另一项,就是袁崇焕把蓟密永三协的新兵编制给压缩了:
  崇祯二年八月《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里说:
  今关臣谓(蓟密永三协)旧兵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新兵仅有三万三千三百有奇,若以新数而补旧数,数适相当,良为有见。至督师则欲以新兵一万二千为额,兵部又欲以新兵一万八千为额,统候圣明裁定归一,臣部惟有照数措发,按期给发而已。

  这事,当时崇祯没有批复,最后的处理结果,倒是在崇祯二年九月毕自严的《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里找到了:
  “接蓟辽督臣刘策分属新旧粮银一揭,内称蓟镇新兵除督师经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之外,再选七千八百十员名驻劄西协,俱支新饷。若照例支给,则每年经制之外,又应增饷十三四万。”

  也就是说,蓟密永三协新兵的编制被袁崇焕压缩到12190名,这1.2万新兵的军饷,袁崇焕认帐。而被压缩掉的2.1万名蓟密永三协新兵的军饷就被裁掉了。

  然后,袁崇焕又从480万辽饷之外狠狠捞了一笔:另外选7810名调去驻扎西协助,这多出来近八千人的军饷,没在袁崇焕所谓的480万辽饷里开支,被毕自严查了出来,所以毕自严说“若照例支给,则每年经制之外,又应增饷十三四万。”

  也就是说,袁崇焕压缩兵额,是在别人管的地方压缩别人的军队编制,也就是在蓟密永三协和天津搞改革——别人死儿子不心疼,赫赫。

  那好,蓟密永三协新兵的编制原本是33300名,被袁崇焕压缩到12190名,裁掉的2.1万人省出来的军饷,加上天津裁兵省出来的军饷,就是袁崇焕节省出来的辽饷。

  更操蛋的是,袁崇焕把在蓟密永三协裁掉的2.1万人省出来的军饷作为自己压缩辽饷的功绩上报,却把从蓟密永三协抽调的近八千人所要花费的辽饷算在480万辽饷之外,还被毕自严查出来了。

  那么,裁掉蓟密永三协2.1万人省出来的军饷到底是多少呢?按当时辽西大兵月饷1.5两,每年12个月估计:21000*1.5*12=378000两。

  37.8万两。

  那好,先看看袁崇焕480万辽饷是怎么算出来的:原本辽饷是584万两,扣掉他在辽西裁兵33.4万两(这笔钱又被他从插赏里捞了回去)
  584-33.4=543.6(万两)

  再扣除蓟密永三协裁兵2.1万人省出来的军饷37.8万两:
  543.6-37.8=505.8(万两)

  那么,再扣掉天津还有其他哪个角落裁掉的兵若干,省出军饷x万两,最终压缩到480万两:
  505.8-480=25.8(万两)

  那么,天津以及其他地方,比如东江等地,被压缩的军饷大约是25.8万两。

  这倒是有可能的,当时的士兵按每人每月1.5两计算,年饷是18两,大约被压缩掉1.43万人。

  要知道,袁崇焕把东江镇的兵额从2.8万人压缩到2.2万,天津和其他地方被压缩掉八千多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把之前袁崇焕故意漏算,被毕自严查出来的30万两算回去,袁崇焕“压缩辽饷40万两”,还真没有什么水分了。

  只不过,蓟密永三协原本兵力就空虚,原本的 “旧兵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 (估计是卫所军不停地逃亡),而新兵原本有33300人,被袁崇焕压缩到12190人。

  之前袁崇焕压缩蓟密永三协编制这事,一些袁粉一直不认帐,说袁崇焕压缩的是“关内兵”,也就是山海关以内袁崇焕管的地方,确实,袁崇焕把山海关和宁远两镇的兵给压缩了一部分,然后刚好也抽调了一万多关内兵去关外。

  现在,铁证如山,还敢抵赖?!

  也正是因为袁崇焕压缩蓟密永三协编制,吾乃马之甲道友说:
  “说到裁兵,就不得不提蓟镇,因为己巳后金入口,就是走的蓟镇的路子。虽然袁崇焕名为蓟辽督师,倒的确管不了多少蓟镇的事情。有人总是用袁崇焕提醒蓟镇空虚来证明袁崇焕的英明,但俺不以为然。”
  ……
  “从这里可以看出,蓟镇缺兵三万多,而新兵数量差不多,正好补缺。不过袁崇焕却要减掉三分之二的新兵(为了完成480万那个许诺),根本不顾蓟镇缺兵的实际情况——这只能说明,袁崇焕担忧蓟镇空虚,不过是口头说说,甚至可能有其他目的。”

  当时的蓟镇,连年欠饷,实力已经被削弱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崇祯长编》里有这么条记载:
  崇祯三年五月十六日乙未
  吏科给事中祝世羙(同“美”)以敌兵出境,四城俱复,捷胜之后当急修乘时之策,因陈四事,曰:
  大安、龙井、洪山、罗文、鲇鱼诸口尽已拆坏,急宜募难民以图补葺,则修筑之中可寓赈济之意。
  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赏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预吾布置。
  昨闻茅元仪激変,岛中兵马散而归敌,东江既无牵制,则从海口窥天津,势所必至,宜令关宁将士分布海口,天津抚镇多练浙兵以备不虞。
  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人民残杀之后,地土抛荒甚多,如叛贼白飬粹、崔及第、李致和等皆彼中巨室,其地不下数十万顷,速宜募人屯种以为储饷之用,否则奸猾隐占,将士虗冒,将不可问矣。
  章下所司行之。

  这句“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告诉我们,整个蓟镇的瞭望台上的兵,都被裁掉了,也就是说,大明朝在蓟镇一带根本就是聋子瞎子。

  当时,袁崇焕已经被天启和八千女鬼辞职,打发回老家吃荔枝。而蓟镇连年欠饷,顺天巡抚王应豸就把瞭望台上的兵给裁了。
  《崇祯长编》是这么记载的:
  崇祯三年正月十日(庚寅)
  翰林院庶吉士觧胤樾上言:
  国家设立九边,以一镇之屯飬一镇之兵,不足则佐以塩法。
  初无所谓京运也,自塩法坏而屯政荒,京运遂不可缺。然军丁有占役、老弱有充数、月粮有克扣、修筑有破冒,忧时之臣见户部措饷之难,条陈节省,葢欲为国家省无名之浮饷,非为封疆裁有用之实兵也。
  乃枢臣不筹边防利害,以减汰责边臣,边臣弗量时势缓急,以减汰为能事,腹里汰,冲边亦汰;客兵汰,主兵亦汰;守兵汰,战兵、哨兵亦汰。
  督抚止听报数于将领,将领仅以文书应故事,于是占役者未必归伍,精壮者或反落籍,克扣者如故也而饷仍未果军之腹,破冒者如故也而边仍不得饷之用,节省之名虽甚羙而空虚之实遂中于各边矣。
  往年戚继光总兵蓟门,修险设防,筑台远探,纤微无所不周。
  即以哨探言之,有直哨、有横哨。
  直哨者分班迭出,直入敌营,与之为市,其粮最厚;
  横哨者驻于边口,待直哨有信,分道飞传以便策应,其粮次之。
  是以敌之动静我得预知而为之防。
  自王应豸为巡抚,务为节省,将哨兵汰其大半,人少则不敢分班出入,粮簿则不肯往临死城,而所汰台哨诸兵骤革钱粮,资身无策,相率而为盗。前日既为鼓噪之倡,近日更肆勾引之毒。
  谋国者见小遗大,顾利忘害,使百年来豢飬之兵不侦敌而反为敌用,岂不深可痛哉?以至遵化雕残,京师危困,援兵四调,广支行粮且勿论,生灵涂炭,国势震惊,但以前日所省与今日所费校之,已不啻百千万倍之不侔矣,甚矣!节省之名不可信,而减汰之害深可忧也。
  遵化势已燎原,各边渐成厝火,惩前毖后,正惟此时。臣谓使一饷实练一兵,一兵实饱一饷,即不必加饷增兵,自可令封疆无意外之费,又曷俟减汰额内,徒以隳军实而贻后灾乎?
  乞将遵化台哨等兵即为查复,以克扣责之将领,以破冒责之督抚,仍谕各镇督抚道将振起精神,破除情面,实修屯田,兼理塩政,权本镇之事宜而举行其必可效者,于以规复国初之法,待所入渐充,即京运亦可逓减矣。
  部复从之。

  “自王应豸为巡抚,务为节省,将哨兵汰其大半,人少则不敢分班出入,粮簿则不肯往临死城,而所汰台哨诸兵骤革钱粮,资身无策,相率而为盗。前日既为鼓噪之倡,近日更肆勾引之毒。”

  话说,袁崇焕据说“知兵”,七年时间从兵备道爬到蓟辽督师位置上,哨探的重要性他怎么可能不懂?要真不懂,他也该把辽西走廊的哨探给裁掉。

  眼下蓟镇兵力空虚,他不仅不加强,还补上一刀,把原本的三万多编制压缩到一万两千,他安的什么心,也就可想而知。

  等到后金从蓟镇破口,跑到北京二环外旅游了,事后诸葛觧胤樾才痛心疾首地说“以前日所省与今日所费校之,已不啻百千万倍之不侔矣,甚矣!节省之名不可信,而减汰之害深可忧也”。

  然后呢?没然后了,直接责任人王应豸早就因为蓟镇兵变应对不力被处死了,坏事都是王应豸干的,了不起再加上个袁崇焕,反正他也死定了,不在乎多剐几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是中原王朝放在游牧民族家门口的眼睛,中国人对长城是又爱又恨,爱其宏伟,爱其尽职尽责,恨其工程巨大,恨其花费惊人,因此有“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传说。

  可即便是孟姜女哭长城哭得惊天动地,也不过是哭倒长城八百里。如今王应豸、袁崇焕之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蓟镇的长城,就丧失了其应有的预警功能。

附图: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jpg

  裁撤瞭望台上的台兵,仅仅是腐败官僚集团一系列慢动作中不起眼的一个,事实上,大到经济制裁蒙古各部族、谋杀毛文龙,小到瞭望台这么个极不起眼的细节,官僚利益集团都要做手脚,可见放后金突破长城,去北京二环外旅游,是早有预谋的,并且有极其周密的计划。

  这种小事崇祯肯定不知道,估计是当时的督抚配合的。
  这事的确在便宜行事职权范围内,不需要上奏疏。

  人类社会发展到明末,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一旦成为封疆大吏,掌握了一定的权限,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便全部体现在这种地方:
  在这个机器的各个部位做各种手脚,把许多关键部位弄得千疮百孔。
  偏偏外面看起来似乎还好好的,不仅外行人压根看不出来,内行人都不一定能及时发现。
  若干年后由于资料缺失,许多事情都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眼下已发现的都触目惊心,没发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零零碎碎的,都在“便宜行事”职权范围内的,这些崇祯不知情的坏事。每一件坏事可能都未必会造成大的危害,但是一旦叠加,效果堪比谋款斩帅。

  并且,这绝对是团伙作案,打着“汰兵”的旗号大肆破坏蓟镇原本的防御体系,不仅将精壮裁撤,而且直接将蓟镇的眼睛弄瞎,谁敢说半个不字,就拿出皇帝要求减饷的旨意来压人,最后出了事,张三赖李四,李四赖王五,最后全赖给皇帝。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袁崇焕,这货一边说蓟镇危险,派谢尚政去遵化,一边继续压缩蓟镇兵额,这明显是故意的。提醒蓟州防御明显是给崇祯放烟雾弹,让崇祯误以为袁崇焕很负责,同时也给事后推卸责任做了铺垫。袁崇焕每次犯罪前,都事先做铺垫。

  之后的己巳之变,大家都知道,本吧道友IU__ready有诗赞曰:

  朝辞石门彩云间,
  百里三河一日翻。
  蓟州猿声啼不尽,
  神马飞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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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4楼
4.空月马乾(六)史料背后的猜测

  好了,现在,明面上的史料罗列得差不多了,“空月马乾”、做假账做出“480万两”辽饷、削弱蓟永密三协几件事也分析得很清楚了。

  只是Carlsas007道友很不满意:“空月马乾”这事,明显从财务上讲是胡扯弹,这么扯的事情,崇祯怎么能同意?!

  是啊,这事是怎样经过皇帝同意的,又是怎么在国家各部门得到通过的?

  史料根本没记载这些东西,老六只能根据网络上官场小说里学来的那点可怜的、没有经过官场检验的所谓“官场经验”来揣测一下:

  崇祯好办,你要五年平辽,我就用不着向你塞钱。
  事实上,袁崇焕上任之初,就已经明说了要买马,崇祯也答应,先从插赏里头支付。史料见《崇祯长编》里崇祯元年七月、九月的记录,当时就支取了两笔银子,一笔两万,后一笔四万。

  平台诈骗时,袁崇焕说“所有方略,已具疏中”,因为史料缺失,当时只能进行一些猜测,现在看来,买马建设骑兵,也是“所有方略,已具疏中”里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从宋朝到明朝,就算火器有长足的发展,步兵就算发挥得再好,依旧只能正面击败骑兵,却没法做到追歼,骑兵正面无法破敌,了不起敌前撤退,重新集结寻找你排兵布阵的弱点然后继续袭击你,让你防不胜防,实在不行,还能破坏你的后勤。

  所以,果真要想“五年平辽”,在野战打败敌军骑兵后,必须有己方骑兵出阵追击,无论是衔尾追杀、平行追击还是超越追击,明军都必须组建骑兵。所以袁崇焕组建骑兵的理由是完全能够说得通的,崇祯也确实没法拒绝。

  但是,明王朝财政已经破产,户部没钱,崇祯的内帑也够呛。那就只好分期付款。

  但有件事说不通,买马就是买马,挪用插赏买马也能说通,可怎么弄成“马乾”银子玩“空月马乾”呢?

  这事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放任何时代都不能摆到桌面上说。

  事实上,《崇祯长编》的记载里都是挪用插赏买马,“空月马乾”这事,老六估计,袁崇焕被抓之前,崇祯是真不知道,是在户部这样做帐的。

  那就只能是四个字——“跑部钱进”。

  首先,袁崇焕拉大旗,做虎皮,买马这事,皇帝同意的,当然,“空月马乾”这事,崇祯不知道。

  但崇祯不知道“空月马乾”这事,下面的官僚也不知道啊。

  有皇帝的命令作为后盾,再在户部、太仆寺之类的管钱部门塞钱公关,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谁有意见?找皇帝去。必要的时候,调动黑暗组织的力量打着皇权的旗号给你小鞋穿。

  最后,皇帝一看,钱拨出去买马了,这事也就过去了。至于具体账目上到底是买马还是买马乾,皇帝哪管得过来啊?

  很可能,“空月马乾”这事,就是这么办成的。

  还有个人一定不能忽略——宣大督师王象乾。

  插赏就是他管的,没有他点头,袁崇焕没办法挪用插赏买马。

  然后,插赏挪用得差不多了,在己巳之变爆发前,王象乾辞职了,留下一个烂摊子,以后插赏怎么补回去,就跟他老人家没关系了。

  其实,这些,和“塔攻”战略、“用间变吊孝议和”许多地方很相似,那就是,厂卫特务体系要么被渗透要么被破坏,然后各个部门的官僚勾结起来上下其手,给出的理由光明正大,具体的操作污七八糟。


4.空月马乾(七)事情还没完

  和袁崇焕的其他罪行如谋款斩帅、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实际上就是想进京擒王,只是崇祯没证据)相比,袁崇焕“空月马乾”的干活在当时的官僚体系里实在太微不足道。

  在现代,网络发达,许多事情经过网络的传播之后会变得比天还大,所以人们异常痛恨斧拜,而在那个号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瘫钨斧拜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如果真按照大明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定下的“瘫钨六十两就剥皮”这个规矩来执行,明末的官僚没几个能活下来给老朱家办事。

  所以不仅老百姓除了骂几句“无官不贪”外毫无办法,老朱家皇帝最后也没招,捏着鼻子忍受了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

  确实,在网络上宣传袁崇焕谋款斩帅、进京擒王啥的,远不如揭露袁崇焕瘫钨斧拜更能起到黑袁崇焕的效果。
  但是,老六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揭露和分析袁崇焕“空月马乾”的干活,并不是为了迎合现代人痛恨斧拜的口味。老六只是以袁崇焕为切入点来分析一下:一两个官僚的简单的斧拜,是怎样变成一群人的斧拜,进而发酵、升级,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的疯狂,变成养寇自肥,乃至谋款斩帅、进京擒王的。

  事实上,“空月马乾”、挪用插赏、“汰兵”等一系列操作,都不是简单的斧拜,背后都有更高级的斧拜,挪用插赏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贪那几十万两银子,而是为了削弱林丹汗和哈喇慎各部,而“汰兵”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裁撤瞭望台上的台兵,以及压缩东江镇的兵额,让他们饿得没力气去敌后打游击……

  斧拜,并且是逐渐升级的斧拜,是袁崇焕系列案例的历史背景,脱离了这个背景,袁崇焕做的所有事情都让人无法理解。无论是袁崇焕杀毛文龙,还是辽西军的“野战必败”、被敌人抢走大量粮食、议和被黄台吉“欺骗”……当年的李光涛、现代的金庸老师、阎崇年老师以及网络上的大小袁粉们能够为袁崇焕编出形形色色的理由,却始终前后矛盾。只有斧拜,是真正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唯一合理的理由。

  其实,别说在古代,即便在现代,许多事情看似莫名其妙,实际上只要联想到“斧拜”两个字,许多诡异的事情就很好解释了。比如,现代同样也有“空月马乾”。

  本吧道友“勇冠三军刘大刀”揭露:台湾也有“空月马乾”,以下是刘大刀的原文:
  有一个和空月马乾很相似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呆完空军。
  面对对岸土工新锐战机,湾湾为了避免被吊打的厄运,决定从美帝那里买一百枚aim120中距离空空弹,和大量的空对地导弹。
  但美帝收钱后,这些东西都不在湾湾的军火库里,由美帝保存。理由是美帝表示这些有进攻性武器特质,不能交给湾湾。
  只要正常脑子都知道这是扯淡交易:湾湾是不是国家有些争议,但妥妥的买家没争议,哪里有买家付钱卖家把货放在自己家不发货的?如果美帝觉得交易不合适,压根不卖就行,哪里有卖了又不发货的道理?既然卖了就要发货,哪里有卖了不发货的道理?
  但事情就是这么荒唐,湾湾同意了!于是湾湾每年出一笔维护费和保管费,至于这些武器存在不存在,保管费多少,一切美帝说了算!
  促成这种荒唐交易,一大原因是美帝霸道,收钱不发货还要收保管费;另一大原因是湾湾的军购人员,每年有固定回扣。
  且莫说斧拜的明末,就是敏煮滋油的湾湾,也不乏如此荒唐事!

  明白了“斧拜”二字在历史事件上起的作用,再分析和袁崇焕相关的案例,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什么“袁崇焕性格偏执”、“明代文贵武贱”、“袁崇焕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袁崇焕读书读傻了”……啥的统统不是原因。

  恐怕也正因为分析袁崇焕的斧拜行为说中了袁崇焕系列案例的本质,触动了某些人的痛处,老六把和“空月马乾”有关的资料和征求意见稿的发到毛文龙吧里头时,一位自称“袁毛双黑”的家伙qq 12347855拼命给袁崇焕洗地,他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整编东江镇,并移镇。

  当时正忙着写“空月马乾”,没专门花时间跟他争论,不知怎么着,他就编出一整套理论:

  他说:
  “你自已看袁崇焕的整编计划:用臣拟设马兵十营步兵五营,兵饷折色银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改编完毕后预算加于旧额十八万五千余两。也就是整编完毕,东江预算比整编前还要超支18.5W,这明明就是改编计划,编计划也有错了,而事实上,改编并没有进行,”

  老六我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对,毕自严让督师先把岛兵移陆计划先报上去再说呢。兵还在岛上就改成骑兵编制,这种计划不是摆明了让步兵领骑兵的军饷嘛。

  好象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印象里头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压根就没有把东江镇从海岛上移到陆上的计划,根据qq12347855提供的史料原文“用臣拟设马兵十营步兵五营……”去《崇祯长编》里搜索,找到了袁崇焕崇祯二年八月十八日奏疏的原文,袁崇焕奏疏的第一句就是:
  “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知道这是啥意思吗?意思就是,督师根本没打算把岛兵移走,岛兵都不上岸,就把步兵改成骑兵,这马是水陆两栖的神马么?

  想想也很有可能,辽海的黑龙黑虎很多,这些超自然智慧物种养出来的马确实很有可能是神仙放屁,不同凡响,养出能够水陆两栖的神马是很有可能的,嗯,《西游记》里牛魔王的坐骑“避水金睛兽”就是这种水陆两栖的神马。

  再然后,老六搜集整理了qq数字的一些谎言:
  帖子名:袁崇焕在任时,关宁军缺马缺马乾了?
  地址:
  http://tieba.baidu.com/p/4944348003
  楼层:10楼,qq数字第一个回复就是:
  qq12347855: 说明杀毛文龙就是为了将东江军进行改编,并移镇

  后面还有:
  qq12347855: 回复 勇冠三军刘大刀 :你傻啊,,移镇跟整编本来就是一起的,岛兵变骑兵你不知道

  袁崇焕明明白白地告诉崇祯皇帝:“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qq12347855硬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将东江军进行改编,并移镇”,袁崇焕要是泉下有知,知道qq12347855说他杀毛文龙是为了移镇,一定会从地狱里冲出来抽qq12347855一个大嘴巴。

  那一位马上说“假老六你连东江镇的范围都不知道,,只知道皮岛一个岛吗,想学毛文龙打死也不离岛,,还当海外天子,方便跟后金做贸易,方便通敌投降后金吗”

  偏偏事实是:当初来点验兵员的官员,把毛文龙的兵点为两万八,点的,就是那几个岛,袁崇焕也把几个岛上点出来的“两万八千”作为东江镇的兵额,偏偏到我把东江镇的范围定为那几个岛,他就不答应了,看来他们和袁崇焕一样擅长玩双重标准。

  还有,袁崇焕定东江镇的兵额,还把那几座岛子上的两万八裁到两万二,可见督师眼里的东江镇,还真就那几个岛了,并且这两万八的军队,还太多了,反倒是马,太少了。

  所以,我说东江镇不止几个岛,我说了不算,你说东江镇不止几个岛,你说了也不算,关键是袁崇焕说了才算啊。

  然后,更搞的事情发生了,当时Carlsas007讽刺说让袁崇焕把东江镇连难民带军队都移到盖州去,看看要花多少钱,我讽刺说如果这么做,还不如说让那些难民带军队去投降后金。

  然后,qq12347855告诉我,说袁崇焕把东江那几个岛上的难民迁到登莱,原文是: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你假老六真的是可笑,,袁崇焕明明把皮岛难民送入登州,,你居然想当汉奸,把难民送到后金去,其心可居啊。【长编】八月二年八月,将皮岛难民载入山东登莱【岛中老弱,几尽载入登州】
  ……

  老六我在长编里死活找不到“岛中老弱,几尽载入登州”的记载,度娘了一下,是棒子《仁祖实录》里头的记载,qq12347855引用得没头没尾,不知道时间、地点,天晓得是哪一年,哪个岛子上发生的事。

  然后,老六在《崇祯长编》里发现了这么一条记载: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其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往清理,实遵登州道臣二万八千之说。岛兵至今未知,已减一万也。
  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其民特以辽东法严,再降者必死,故虽罹饥饿,尚尔逡巡。今若乘机巧诱,一旦沦胥则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且今苏东一带陷没,实烦有徒,苟既拔者不庇其生,何以使欲归者克坚其志?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民命至重,乱不可长,惟皇上垂慈亟念。

  看清楚了,“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
  购粮食就迟了,可以理解,发出去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漂没了80%以上,这也太黑了吧。
  这就是袁崇焕、徐敷奏如何安置老弱的真相。

  而在孙承宗的这篇奏疏里,老六才发现,原来东江镇的兵额不是两万二,而是一万八。然后老六继续搜索,又找到了另一片孙承宗的奏疏:

  崇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之兵,当毛文龙时号为十五万,实四万二千耳。
  厥后道臣王廷试定为二万八千,前督师袁崇焕初令旗鼓徐敷奏点阅,仍照二万八千之数。
  继欲合四镇之兵,止用辽饷四百八十万,故经制定止二万二千有奇。
  后又以蓟镇原定一万二千之外欲加六千,故又损河东之四千而更为一万八千有奇。
  然海冻不通,兵未简定。岛中至今现兵存二万八千也。
  廷议欲调此兵为内地之实用,又欲藉此兵为牵制之先声。计兵则执现数为二万八千,计饷则又据后议为一万八千。臣以为其说宜两用之以,一万八千留于长生、广鹿等岛以从崇焕后定之制,而调一万于蓟州、昌平,补各省援兵之缺,以从敷奏先定之规。
  如此则留者可以牵制,调者可以冲锋,兵马、器甲无一不得其实用,而东江之众处之合其道矣。章下所司,部覆从之。帝命自后发运时即分别查扣。

  怪不得,袁崇焕所谓的把辽饷从600万压缩到480万,根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之前袁崇焕压缩了蓟州、永平、密云、天津等地的兵额,将人家吃新饷的兵从三万三千多压缩到一万两千多,然后另外抽调近八千人去驻扎西协,这近八千人的兵饷是在480万辽饷之外,原本想做假账糊弄过去,被毕自严查了出来。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近八千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成了“欲加六千”,然后,袁崇焕就再次压缩东江镇(此刻改名为“河东镇”)的兵额:“故又损河东之四千而更为一万八千有奇”。

  所谓的东江镇兵额二万二,按袁崇焕的说法是“马兵十营,步兵五营”,也就是说骑兵一万四千多,步兵七千多,眼下再裁掉四千,马兵编制不变,那么步兵就只剩三千多,东江镇的编制可就成了一万四千多骑兵,三千多步兵——关宁“铁骑”都没这么豪华的配置。

  太阳!袁崇焕矫制杀掉东江镇的创始人毛文龙,却对毛文龙留下的军队如此看重,骑兵占一万八千兵额的80%以上?!

  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老六我信了。

  无论什么时代,人都比战马重要,战马也同样需要骑手去驾驭的,东江镇的兵被一裁再裁,而战马的数量编制却雷打不动,有这么“把游击队整编为正规军”的吗?

  袁崇焕果真对毛文龙拉起来的军队这么看重么?看看毛文龙被杀后几座岛上的饥民,说是购买十万粮食发放给他们度过饥荒,购买的时候就已经迟了,发出去的两三万粮食,几座岛上只收到几千,漂没了80%以上——袁崇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重视东江的军队么?难怪孙承宗会愤怒地说“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

  可见,袁崇焕是既没有什么把东江镇调到陆地上的计划,也根本没有把“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当回事。什么所谓的调岛兵去旅顺、去盖州;什么把东江镇的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啥的,都是qq12347855信口胡说,胡乱发明历史在论坛上打滚的。

  然后,那位qq数字又在毛文龙吧又发了这么一贴《在假老六的提醒下,又发现毛文龙的黑材料了》。
  地址:http://tieba.baidu.com/p/4969678442
  假老六断章取义引用孙承宗的话:孙阁老说:“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令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买十万粮食,仅仅发出去两三万,嗯,发得就迟了,可以理解,而“达于岛者不过数千”,太缺德了吧,漂没了至少80%,这得多黑啊。
  皮岛的黑社会真黑啊,明廷给三万人的粮饷,还漂没80%,孙承宗的报告也没有说饿死一个人。那可能性有三:1.皮岛上部分是神仙,不吃饭 2.皮岛人没有3万,只有几千 3.皮岛不能种地,肯定没粮,个个都去当渔民去了。。不管怎么,毛文龙死的时候20%的粮食都没饿死人,天启七年,崇祯一年毛文龙说皮岛饿得白骨满沟,,为什么毛文龙活着的时候,粮食多还要饿死人,,难道真的把粮食拿去支援后金皇军了???

  老六我的回答是:
  “前崇焕令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和后面那句“仅发二三万”,这十万和二三万的粮食单位,孙承宗没说,
  到了你这里,成了“明廷给三万人的粮饷,还漂没80%”,把二三万粮食变成了“三万人的粮饷”。
  早就听说袁粉喜欢篡改史料,今天算是抓了个现行。
  还有,孙阁老说“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我也仅仅说漂没了80%,
  你更狠,直接赖给“皮岛黑社会”。
  问题是,皮岛的“黑社会”最大的头子毛毛虫已经被袁崇焕杀了,
  这时候,在皮岛管事的,可是徐敷奏。
  按你的说法,瘫钨粮食的,不是登州的官僚,而是督师的铁杆亲信徐敷奏?!
  登州的官僚,还是徐敷奏,二选一,
  你自己选一个。

  那位qq12347855继续说:
  “假老六你把袁崇焕及其组织瘫钨说得越多,你家毛文龙就越黑,,既然漂没+瘫钨80%的粮,皮岛都没饿死人,,跟袁崇焕无关的天启七年,崇祯元年,粮食更多,你家毛文龙却饿得东江白骨满沟,更加说明东江黑社会的无耻”

  当时我和他争论的时候限于篇幅,没把孙承宗之后的那句“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加进去,只让他自己去看孙阁老的奏疏,他就一口咬定“漂没+瘫钨80%的粮,皮岛都没饿死”,而等到我把孙阁老那句“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揭露出来,他先是把孙阁老那句极度气愤之词“万死一生”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成孙阁老对东江镇死亡人数的统计,然后继续赖给“皮岛黑社会”,还无耻地倒打一耙说孙承宗收黑钱。

  之后我和他的争论记录如下: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怎么,万死一生,,15万死得才剩15个人,东江黑社会真行真黑啊,15个人也敢冒3万人的粮饷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东江人都饿得万死一生了,你家孙阁老居然不向明廷汇报,,收了东江黑社会多少黑钱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说吧,你家孙阁老只谴责两句,对饿死人的事情就不追究了,,你家孙阁老到底收了多少黑钱,是袁崇焕给的,还是东江黑社会给的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当时东江镇可是徐敷奏在那里管事,就算孙阁老收黑钱,那也是收了徐敷奏的黑钱。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东江只剩15个人,居然该领3万人的20%的粮饷,你们东江黑社会也太黑了吧,难道跟袁崇焕是一伙的??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15万死得才剩15个,人都快死绝了,徐敷奏照样敢冒还敢冒3万人的饷。乌龟请客,尽是王八,徐敷奏如此,袁崇焕可想而知。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毛毛虫活着的时候你说辽兵辽民都是毛毛虫饿死的,现在毛毛虫已经被督师杀了,东江镇依旧是“15万死得才剩15个人”。不是徐敷奏干的,难道还是毛文龙在地狱里遥控的?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毛文龙在地狱,,你家的东江黑社会还在啊,,你以为就毛文龙一个人,这是个庞大的组织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强龙难压地头蛇,,没有皮岛黑社会唱双簧,那粮饷是这么容易瘫钨的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别抵赖,,既然你说皮岛饿死无数人,你家孙阁老毫不追究,,收了东江黑社会多少钱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最重要的是,当时“15万人剩下15个”,徐敷奏身在第一线为什么不上报,反倒要等孙阁老发现了再上报?明显徐敷奏就是“东江镇黑社会”的头子。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孙阁老就算收了黑钱,收的也是徐敷奏的黑钱,当时“15万人剩下15个”,徐敷奏身在第一线为什么不上报,反倒要等孙阁老发现了再上报?明显徐敷奏就是“东江镇黑社会”的头子。还敢抵赖?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还强龙难压地头蛇呢?徐敷奏压不住地头蛇难道还不能上报崇祯皇帝么?明显徐敷奏就是地头蛇,他就是黑社会头子,着也是为什么孙阁老敢于揭露徐敷奏的根本原因。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你家孙阁老收了多少黑钱,,饿死那么多人就轻轻说两句就打道回府了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东江黑社会岂是你那么容易就换头头了,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孙阁老就算收了徐敷奏若干黑钱,饿死那么多人,他好歹轻轻说两句就打道回府了,而徐敷奏这个黑社会头子,饿死那么多人,他屁都不放一个,还要等孙阁老发现了,他才向孙阁老塞黑钱。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还有,孙阁老可是你家督师的老师,你家督师向孙阁老塞黑钱,人家孙阁老还没收,可见孙阁老比你家督师干净得多。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如果徐敷奏不是黑社会头子,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徐敷奏屁都不放一个,还要等孙阁老发现了,他才向孙阁老塞黑钱。

  如果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杀人凶手通常杀完人,就畏罪潜逃,而袁崇焕这种官僚杀手,杀了人之后,还要把自己犯下的罪行栽给被他杀死的人,他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大笔一挥,赖到毛文龙头上:“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

  而那些为在网络上袁崇焕辩护的职业袁粉,这些人对史料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老六这种半吊子的水准,遗憾的是,他们在网络上存在的意义,就是仗着对史料的熟悉,故意歪曲篡改史料,把所有史料里记载的袁崇焕做过的坏事,全赖给揭露袁崇焕的人,毛文龙告状,就赖给毛文龙,孙承宗揭露,就赖给孙承宗。

  真正是什么样的人,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难怪他们会去粉袁崇焕,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做事手法,都实在太接近了。

  有道是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袁崇焕起初也不过是水军出身,拿了辽饷党的黑钱,帮人家鼓吹“塔攻”战略,把辽西搞成吞金无底洞,就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下去,到最后是谋款斩帅、进京擒王。

  这期间,袁崇焕在这条通往十八层地狱的绝路上,闹得最疯狂,爬得最快,死得,也最难看。真正应了网络上的一句格言:拿钱发贴一时爽,明天全家火葬场。

  可见,从拿钱发贴开始,水军们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堕落之路,袁粉要是再不注意,再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下去,没准有一天,会和袁崇焕一样下场。



4.空月马乾(八)后记

  毛文龙,被袁崇焕当成毛毛虫一样地谋杀了,之后袁崇焕进京擒王的野望失败,自己也被做成了生鱼片。五年平辽在这一场接一场的可耻闹剧下,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但是,把辽饷压缩到480万这事是个硬指标,必须完成。东江镇的兵额,还是被压缩到一万八千。

  最后这事是怎么解决的呢?
  崇祯三年四月十一日
  户部覆枢辅孙承宗酌议河东兵饷疏
  覆略曰:东江一旅,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
  天启二三年尚少,天启四、五、六年银米岁各二十余万,惟天启七年银米俱三十余万,为数最多。
  迨我皇上两次遣官查核,东江兵始有二万八千之定额。
  臣部题覆按兵给饷,每兵月饷七钱、米一斛,每岁共银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本色米一十六万八千石。
  自崇祯元年十一月起,奉钦依两年所给不越此额。
  及袁崇焕诛毛文龙,再定兵制,止留一万八千,似可谓清汰矣。
  而所食月粮乃照关宁例,有至一两五钱八分者,约岁额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两有奇,较之初定二十四万之数已增一倍。
  夫关宁势处孤危,其御敌独先,食粮较厚。
  即九边将士尚不得与较量多寡,况区区岛兵乎?
  彼时或谓文龙既诛,厚饷以安其反侧,从此可以徐成牵制之局耳。
  今敌近堂奥而东江缓不及事,此臣与科臣觧学龙感慨于衷,各有东江减饷之议也。
  今枢辅议以一万实蓟门,以一万八千留岛中,在东江不失原额,在蓟州又得实用,真可谓布置得宜矣。
  但谓从前经制为数太多,无论入援与留岛,均以一两一钱为定额。夫入援与留岛者食饷既同,则贪生怖死,人有同情,又谁肯为潮廷戮力?
  臣以为入援万人每兵应支一两一钱、米一斛,与蓟密各兵相同。
  而一万八千之留岛者仍照臣前奏每名支银七钱、米一斛,岁可省七万余金,于分别之中寓鼓舞之术,计无逾于此者。
  从之。

  从此,好歹东江镇没再饿死人了。只是经过袁崇焕及其背后黑暗组织一系列丧心病狂的坑害,历经九死一生从后金占领区逃亡出来投奔大明的辽东军民,在毛文龙的带领下出生入死袭击后金的频繁战斗和光辉战绩,反抗后金统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最终被定性为“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

  至于在东江镇那场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中到底饿死多少辽东军民,当时就没人关心,如今更无从统计。

  当然,这种惊天惨案,总是得有人负责的,袁崇焕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大笔一挥,赖到毛文龙头上:“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

  至于毛文龙被杀后,官僚利益集团继续漂没,饿死东江军民这事,今天的袁粉把这事赖给当年的孙阁老。而当年的孙阁老除了骂几句也没法追究责任,只好玩猫盖屎,让有关部门赶紧向东江镇运粮食: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

  然后威胁说“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

  一场人为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曾经把后金折腾得鸡飞狗跳的东江镇,虽说没孙承宗的气愤之言“万死一生”那样几乎死绝,却也被饿得没几个人有力气站起来了。

  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东江镇的辽兵辽民对自己的祖国还能有多少忠诚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

  一年之后,吴桥兵变。

  兵变的导火索,是辽兵偷了东林党王象春——的家奴——养的一只鸡,外加辽将李九成在赌博时输光了孙元化给他买马的银子。

  就这么两个不靠谱的原因,把辽东军民的仇恨点炸了。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shí]鼠五技而穷。

  官僚的斧拜,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登莱、东江镇辽兵辽民的仇恨,同样也是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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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5楼
5.蒙古巨变(一)市赏

  其实,这是一段被引用了多次的史料:
  崇祯三年正月九日
  职方司署郎中主事周梦尹上言:自天启二年辽抚王化贞冀借插以御东,遂有抚赏之议,岁额三十四万,取之兵部者二十二万有奇,取之户部者一十二万有奇,此定数也。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

  前文谈到袁崇焕挪用抚赏银的时候就有谈到,天启年间王化贞花银子收买蒙古部族充当雇佣军,当时的林丹汗和炒花各部的蒙古部族看在银子的份上频繁袭击后金,砍后金军民的脑袋到明王朝那边换银子。

  而到了天启六年后插赏被停,蒙古雇佣军就领不到银子了。后金在蒙古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便骤然减轻。

  天启六年插赏被停,到底是谁干的,《崇祯长编》里头没说,那段时期,正是袁崇焕整出一场宁远“大捷”之后。说这事是袁崇焕一个人做的,那明显胡扯蛋,袁崇焕个人没那么大能量。但这事和辽饷利益集团有关是肯定的。

  而到了袁崇焕连升三级,督师蓟辽之后,崇祯恢复了插赏。

  照理说,林丹汗的日子应该过得轻松一些了吧。

  可惜,崇祯新定下的这笔插赏,以及天启年还没发到边关,仍旧在户部兵部仓库里落灰的抚赏银,绝大多数,被袁崇焕挪用去买马。

  如果真是去买马,找谁买?后金和明王朝是敌对关系,不可能真把战马卖给辽西——尽管他们和辽西将门玩双簧,有勾结,但关系不可能好到那种程度,卖战马给你们加强军力?想都别想。

  所以,只能找蒙古部族,而且离辽西越近越好,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大家都有份。

  蒙古部族缺粮食,可有的是马,而且他们根本无法垄断战马资源,反过来,他们缺粮食,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战马的价格,也就是二十两左右一匹。

  而且,明王朝的官僚们虽然瘫钨起来黑得厉害,但是向蒙古人购买战马的时候,还会在嘴巴上占蒙古人便宜,他们把向蒙古部族购买马匹牲畜这种贸易叫做“市赏”——大树特树大明兲朝对蒙古革达子的绝对权威。

  ——蒙古人把马匹卖给明王朝,那不是卖马,是在“进贡”;
  ——明王朝向蒙古人买战马,那不是买,是在“赏”你们这帮蒙古达子银子。

  所以,天启时代雇佣蒙古部族的“抚赏”是不是“市赏”老六弄不清楚,而崇祯年新开的 “插赏”,和所有的“市赏”一样,根本不是经济援助,而是蒙古部族向明王朝“进贡”马匹,而明王朝则“赏”你们这些革达子银子。

  也就是说,如果袁崇焕挪用的插赏买马,果真是“市赏”给蒙古各部族,那么,辽西军提升了战马比例,加强了战斗力的同时,“插赏”也会以“市赏”银形式,或者变成粮食输送到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虽然蒙古部族不是白拿“抚赏”而是付出一定的马匹换回“市赏”,但这些和后金敌对的蒙古部族,在小冰河时代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这显然是一件双赢的事。

  遗憾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对辽饷利益集团未必有利,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日子好过了,后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旦把后金玩坏了,辽饷就可以停征了,辽饷利益集团也就得散伙了,当然,走私各种物资卖后金十几倍几十倍价钱的商路,也就彻底断了。

  所以,老六敢保证,被袁崇焕挪去买马的“抚赏”银, “赏”给了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的,绝对没多少。

  具体数额,老六没查到。
  本吧道友sky海涯倒是发给老六一些改抚赏为“马价”后袁崇焕一系列操作的原始资料——《题追辽镇引价并查追马价疏》。

  据他说此乃著名清粉兼袁粉曾磊老师(就是鼓吹“黑袁就是黑清,黑清就是挑拨民族矛盾”的那位)从《度支奏议》里翻出来的,从这份奏疏里,我们可以看到袁崇焕挪用抚赏后的一系列操作。

题追辽镇引价并查追马价疏

  题为军兴日繁,饷额日诎,议复镇引价以济急需事,山东清吏司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各边开中盐引,令各商输粟以充军食,此旧例也。然有时穷势异,不得不暂行改折,以济急用者,则其权也。查辽东镇每年额中两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纳价五钱,该银三万一千九百五十一两零五分;山东盐六万二千五百引,每引纳价壹钱五分,该银九千三百七十五两。二项盐引,共该引价四万一千三百三十六两零五分,当广宁存日,原系各商上纳粮料以充兵马之用,与各边无二。
  后因广宁失守,移中山海。又因米豆价昂,改市抚赏。
  至去年三月内,该旧督师袁崇焕会同总督抚按题议,除天启六年仍市抚赏外,欲将天启七年及崇祯元年二年共三年盐引差官押商賫至齐淮之间,易银买铜,以资鼓铸业。
  经覆奉钦,依已将勘合部单咨送督师转行去讫。臣今展□思维,目今虏踞遵永,而丰玉之间,裘帐相望,道途梗塞,岂能复运铜铅,使之不胫而走?是今日之榆关,殆非开炉生息之时,买铜成铸,又属牵纒不了之局。况督师就逮,经手诸务,必致废弛,万一奸商以市铜为名,领银入手,尽充槖,则十余万之白镪将付之逝波矣。
  今何时也,奴虏(后金)扰攘于苏镇,挿酋(林丹汗的察哈尔部)挟款于宣云,东西并急,饷赏两穷,安可以固有之金钱不为收拾以充然眉之用哉?合无行文淮芦廵盐御史,将镇天启七年并崇祯元二年引价,着於内商名不□□徵解臣部,以济军兴。盖以辽镇之引,还为辽镇之用,无待计者也。
  臣於此而更有说焉:袁崇焕昔借抚赏以市战马,以致揷赏不敷。枢部径欲扣关宁东江之饷以抵之。幸圣明洞鉴,奉有关宁东江缺解月饷,应与援兵相权济用,不得那移作赏之旨。
  大哉渊谟,超越臣表,无容臣部赘一词矣。
  惟是,揷赏关□封疆,又须亟为措处,臣部计无可复,已将三年新赏那以应之,但转盻秋间,即需新赏,而辽镇原借买马之银,自当急为追抵。
  臣闻前买马匹,有解到都门,转发各营者;亦有逗遛边镇,乘机花费者;似当亟行枢辅及申饬宣大山陕各该抚按,亟将领银员役出示晓谕,着实清勾,摄家属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务要确有着落,仍充正项之用。如侵欺者,尽法惩究,则不惟壁垒充实,而枢部与臣部新赏亦可藉以接□□。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题请恭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该衙门遵奉施行。
  崇祯三年三月初十日具题。
  本月十二日。
  奉圣旨:据奏盐引转发已久,着速行查。如买有现铜,姑准解部,别资鼓铸。未买的仍旧征银充饷。马价近已有旨,追偿都着上紧完结回奏,该衙门知道,钦此。

  文中这句“袁崇焕昔借抚赏以市战马,以致揷赏不敷”,倒不是说袁崇焕天启六年改抚赏为马价,而是崇祯元年,袁崇焕平台诈骗后取得崇祯的绝对信任,之后从存放于户、兵二部库房里的抚赏银里支取了多笔银子,理由是“买马”。

  从这份奏疏里,可以看出袁崇焕在“马价”银的管理方面至少是极其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文中所提到的银子,是“各边开中盐引,令各商输粟以充军食”。原本明初商人是根据“开中”法输送粮食到边镇换取盐引,后“暂行改折”,改为上缴银子换取盐引。
  辽东镇每年可以得到银子:31951.5+9375=41336.5(两)
  “原系各商上纳粮料以充兵马之用,与各边无二”。

  “后因广宁失守,移中山海。”
  “又因米豆价昂,改市抚赏”。
  也就是说,这笔钱原本是“抚赏”的一部分。

  “至去年三月内(崇祯二年三月),该旧督师袁崇焕会同总督抚按题议,除天启六年仍市抚赏外,欲将天启七年及崇祯元年、二年共三年盐引差官押商賫至齐淮之间,易银买铜,以资鼓铸业。”

  袁崇焕会同总督、巡抚、巡按上报,除天启六年仍市“抚赏”外,其他,全部挪作他用,天启七年及崇祯元年二年共三年盐引,到“齐淮之间”,“易银买铜”,然后“以资鼓铸业”,铸造铜钱。
  也就是说,一边和林丹汗、哈喇慎各部贸易没银子,拖了好几年,一边,这笔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三年下来,总计124009.5两的银子,不是用来买马,而是到齐淮之间,把银换成铜,铸造铜钱。之后打算用来买什么,没说,也永远别想有答案了,因为袁崇焕被抓了。

  由此可见明王朝财政管理的混乱:
  本来,就算银铜之间价格波动使得贵重金属买卖有利可图,也不是袁崇焕这个远在山海关外的蓟辽督师能够插手的,要做贵重金属生意,也该户部差遣齐淮一带的官员调集银两去负责。
  现在倒好,三年多的银子先在北京兵户二部的仓库里落灰,跟察哈尔、哈喇慎各部的贸易被耽误了几年,原本的插赏银子被挪用到内地先去做贵重金属贸易,来回折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然后贵重金属的行情要是再有个变化,又可以继续投机倒把。

  这要在今天,纪检部门要做的,就是直接把袁崇焕和相关人员——总督、抚、按,还有那个户部尚书毕自严先双规了再说。

  袁崇焕把“抚赏”银挪用走了有没买马不好说,至少有12万两银子根本没用来买马,而是用来买铜。跟蒙古的贸易没钱,一直拖着,拖了三年,兵部原本想扣关宁东江之饷来抵——果真如此,关宁的银子没事,东江镇就更惨了。这事崇祯没答应,下令“不得那(挪)移作赏”。

  然后毕自严大发牢骚说怪话之余,拆东墙补西墙:
  大哉渊谟,超越臣表,无容臣部赘一词矣。
  惟是,揷赏关□封疆,又须亟为措处,臣部计无可复,已将三年新赏那以应之,但转盻秋间,即需新赏,而辽镇原借买马之银,自当急为追抵。

  他把崇祯三年的抚赏银挪用去应急(这笔钱还没被袁崇焕挪用走),之前《崇祯长编》里王恰报告皇帝王象乾以白菜价购买林丹汗的战马(每匹6到8两银子,而且还“匀搭货物”),用的估计就是这笔钱。

  而袁崇焕所谓的买马,毕自严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臣闻前买马匹,有解到都门,转发各营者;亦有逗遛边镇,乘机花费者;
  似当亟行枢辅及申饬宣大山陕各该抚按,亟将领银员役出示晓谕,着实清勾,摄家属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务要确有着落,仍充正项之用。如侵欺者,尽法惩究,则不惟壁垒充实,而枢部与臣部新赏亦可藉以接□□。
  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题请恭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该衙门,遵奉施行。

  现在,我们来理一下“抚赏”银的使用情况:天启七年、崇祯元年、二年,这三年的抚赏银,总计33.4万两,被袁崇焕挪用走,理由是“买马”,
  而袁崇焕所谓的买马,“有解到都门,转发各营者;亦有逗遛边镇,乘机花费者”,根本就是笔烂帐。
  并且,其中至少12.4万两是被袁崇焕挪用到“齐淮之间”买铜,并且铜还没买回来。

  反倒是宣大督师王象乾,用毕自严挪用崇祯三年的新抚赏银,从林丹汗那里,用白菜价买了一批滞销了好几年的马匹。
  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庚子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插之议款也,督臣王象乾疏称市赏银三十二万系买马银两,每岁应得马五万二千五百匹,故臣有银出马入之疏。
  ……
  臣阅其疏,商筭折马之利已详言之,而其贻臣手书则言:
  “插部初到,畜牧孳生未蓄,又值去冬大雪,有倒损而无增益,无马可市,原是实情。其愿比旧例议折,不得已也。”
  然因而听折,我利实倍,何也?
  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此必无得好马之理。
  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
  以十之七八市马,何虑云锦不成群?
  而所谓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
  (《崇祯长编》)

  可见,这三年多时间,林丹汗是被坑惨了,尤其是崇祯元年冬,雪灾之下,大量卖不出去的马匹被冻死(“去冬大雪,有倒损而无增益”)。所以林丹汗不得不捏着鼻子将马匹卖了个白菜价。

  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王象乾购买马匹的价格是怎样的:
  “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和二十两的市场价相比,“不过十之二三”,而且,林丹汗被经济制裁得没了脾气,还可以“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所以“我之实费亦无几矣”。到底实际价格是多少,不知道,一匹马差不多四五两吧——实在是白菜价。

  袁崇焕购买马匹的价格是多少呢?市场价是20两。
  依据是:
  《度支奏议》新饷司七•题覆袁督师请饷买马疏
  ……
  崇祯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本部送准,督师尚书袁崇焕揭贴。
  前事,内云买马五千七百匹,每匹给二十两,共该马价一十一万四千两。
  ……

  也就是说,之前林丹汗的马匹卖不出去,不得不于崇祯二年五月卖了个白菜价,可袁崇焕偏偏就是不找林丹汗购买马匹,九月底,他以每匹20两的价格,到山西、宣大、延绥、固原、临洮、宁夏、甘肃去买:
  ……
  又于本月初二日,接督师尚书袁崇焕咨前事,内称战马急需,一时市买难全,本部院议派各镇分买:
  山西六百匹,
  宣府三百匹,
  大同六百匹,
  延绥九百匹,
  固原九百匹,
  临洮(tao)九百匹,
  宁夏九百匹,
  甘肃六百匹,
  每匹马价银二十两,共该马价一十一万四千两,分为三运,买解已经具题,动支新饷银分发外,相应为中权中营参将刘定邦赴贵部领银前去分发,各镇听彼处抚道镇查收,委官收买堪战马匹,督解前来验发骑征外,为此咨贵部堂烦为查照速发马价施行等因到部,通送司到部,案呈到部……

  而且,这一次的买马银子,不是从插赏里支付,而是“动支新饷银”,也就是辽饷。毕自严只好“先于月饷内挪发原数一半,给督师差官刘定邦先行分买,余俟陆续找给”也就是从兵们的军饷里挪用一半给刘定邦去买马,剩下的另外凑。

  也就是说,之前袁崇焕挪用的33.4万两银子的抚赏银已经全部用出去了,要么买马,要么买铜,然后袁崇焕又找户部要钱去“买马”。

  可以说,从“抚赏改马价”到“空月马乾”的一系列操作,作用极其恶劣,其恶劣之处不仅仅在于腐败官僚对“抚赏”银和辽饷的蚕食鲸吞,更严重的,是极大削弱了反后金统一战线上察哈尔、哈喇慎各部的实力。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的奏疏说明了当时的局势:

  崇祯元年十月五日
  督师袁崇焕言:
  宁远三面临边,必战必守之地也。
  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
  督臣王象乾知大计,令番僧王喇嘛、游击张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约,令祖大寿致拱兔,朱梅致都令,亦如约。
  虎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林丹汗的汗号为“呼图克图汗”,因此明方称其为“虎酋”,简称“虎”)
  其时诸部俱受戎索,有警炒花先来报臣,臣得为备,(虎)愤炒泄其谋,遂移攻炒。
  炒卒其部宰赛等西迯而依于虎,虎利炒之人畜,遂并之。
  自虎并炒而虎之部八大营俱不安,内都令、色令素不善于虎,居炒之西,虎之南,我亦倚以为藩也。
  炒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求内徒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
  都既降,虎恐其部为都续,遂吞并乃蛮、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
  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卜失兔),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
  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
  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窃忧之。于本月十九日调三十六家至边,臣同道臣郭广亲谕之,彼亦直认不得已之故,窘于无食之穷、凌弱之虎,故求为与。
  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
  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
  大抵边情多变,兵事难期,即臣在京时与到关时去今无几,而敌情已传变如此矣。

  然万变不离于尝,惟在精兵壮马、坚甲利兵,以能战之力量为守。
  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亦不宜省万匹之马价,强弱成败,机悬于此。

  帝是之。

  从天启三四年间,哈喇慎各部就抢夺林丹汗的货物,从袁崇焕的这份奏疏里可以看出,插赏被停后,林丹汗日子更不好过,于是他就先吞并了炒花各家、哈喇慎三十六家里头的若干部族,导致这些原本就松散的部族四分五裂,一部分被林丹汗吞并,一部分投靠明王朝,更有相当一部分投靠了后金,并且形成一个反林丹汗统一战线,打败了林丹汗。

  然后,林丹汗西迁,去抢卜失兔的地盘,取代卜失兔的“市赏”份额,说明林丹汗在没了“插赏”后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连别人的贸易份额都要抢。

  换句话说,他被大明王朝,嗯,确切地说,他被大明王朝的辽饷利益集团给贸易制裁了——参与明王朝的反后金统一战线,就落了这么个下场。

  《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元年六月,林丹汗的黑干将贵英恰“百骑入新平堡讲詟(zhé)”,帮明王朝打后金,反倒被贸易制裁了两年多,谁都有火气,所以贵英恰态度非常的不友好,“语言不逊”。

  然后,“一时边将迫于义愤,遂闭之瓮城庙内,收其马匹弓矢,举火杀之耳”——真有那么简单么?偶然的背后有必然,就是要坑死你们这帮西达子。

  结果是,被惹急眼了的林丹汗于崇祯元年六月大举入侵大同,狠狠抢了一票,杀死明朝军民数万人,差点攻占大同城。

  到了这个份上,辽饷利益集团再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对林丹汗的“市赏”了,没办法,一通讨价还价,于崇祯二年恢复“市赏”,每年额度八万两。

  而这笔插赏,又被袁崇焕挪用去“买马”。

  也就是说,买马大权,或者说“市赏”大权落到了袁崇焕手里。
  从天启年间积压下来的“抚赏”银到崇祯年间调拨的“插赏”,都落到了袁崇焕手里,这笔银子买了多少马匹,只有天知道了。

  但从《度支奏议》的记载 “申饬宣大山陕各该抚按,亟将领银员役出示晓谕,着实清勾,摄家属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务要确有着落,仍充正项之用……”来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袁崇焕是到宣(宣府)大(大同)山(山西)陕(陕西)等明王朝统治区去买马,所以这些地方都在“清勾”的名单当中,毕自严要求“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而林丹汗、哈喇慎、炒花各蒙古部族显然不在“清勾”的名单当中。

  这就意味着蒙古人的马,袁崇焕是一匹都没买——做得还真够绝的。

  也就是说,林丹汗西迁,打败卜失兔,崇祯元年六月在大同周边狠狠抢劫了一把之后得到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插赏”,每年八万两,事实上林丹汗根本没拿到这八万两银子——又被袁崇焕挪用了。

  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了,崇祯二年五月,毕自严来了个“寅吃卯粮”,挪用崇祯三年的“抚赏”银给王象乾,王象乾用白菜价(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从林丹汗那里买了一批马,狠狠宰了林丹汗一刀。

  正常情况下,林丹汗肯定不答应。
  知道你不答应,辽饷利益集团早有准备,林丹汗崇祯元年六月寇边,明王朝崇祯元年七月就把明军第一猛将满桂从辽西调到大同任大同总兵,既搬走了满桂这个黄台吉点名批评的主战派,又压制了不听话的林丹汗,简直一箭双雕。

  反正,崇祯三年职方司署郎中主事周梦尹的奏疏里是这么揭发的:“而正月届期,挟赏甚迫,臣部请借户部盐课银四十余万,即于河间径输阳和以应急需,方奉旨商酌而户部已将此项题拨星散矣。”

  也就是说,之前用于“市赏”的银子被袁崇焕提走了33.4万两,眼下仓库里没多少银子了,而林丹汗那个西达子来催促交易了,并且“挟赏甚迫”——更要命的是,此时满桂已经在己巳之变中战死了,宣大那边镇不住林丹汗了,所以兵部打算向户部借盐课银四十余万补窟窿,结果户部抢在崇祯下旨之前先把这笔银子拨了出去(题拨星散)……

  也就是说,之前袁崇焕根本没把“插赏”银通过买马,哦不,“市赏”的形式“赏”给林丹汗。

  缺德不缺德,所谓的“赏”,人家西达子并不是没付出代价来领“赏”,而是付出了马匹作为代价的贸易,即便如此,还要被辽饷利益集团狠狠地坑,你说人家蒙古人真有那么好欺负吗?

  辽饷利益集团拉了仇恨,这仇恨便落到老朱家和大明百姓的头上。林丹汗于1631年和1632年侵犯明边,看这记载估计又狠狠抢了两次,你坑我,我就来抢。

  只不过,买单的,是老朱家天子和大明朝的P民,辽饷利益集团毛都没掉一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他们罪恶的目的,彻底破坏了察哈尔部族和明王朝那种原本就很不牢固的盟友关系,指望林丹汗主动配合牵制后金?只能看林丹汗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还能剩下多少黄金家族的尊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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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6楼
5.蒙古巨变(二)停抚赏是谁干的

  那么,天启六年的插赏,到底是谁停的呢?

  打开《明熹宗实录》文字版,满篇之乎者也,并且没有标点符号,叫老六我怎么找去?

  搜索“插赏”,没结果。

  搜索“抚赏”,许多记录说西达子靠不住,不能指望用“抚赏”让他们卖力。

  不过,也搜索到这么几条记录:

  天启六年七月乙亥(初五)
  发抚赏银四万两于山海关

  天启七年三月癸酉(初六)
  兵部覆督师王之臣原题委任督抚抚赏疏:
  言抚夷之处,
  在关内者:
  如滚兔等赏于桃林口,柴狗等赏于宽佃峪,他卜能等赏于黑峪关,长昂等赏于义院口,伯桑户等赏于擦崖子脑,毛大等赏于界岭口,绥素等赏于罗文峪,夷妇大嬖只等夷首毛困等赏于潮河,川赶兔等赏于大水峪,伯牙儿哑拜等赏于喜峰口。
  此因各夷近蓟,故市赏必于蓟地,
  在关外者:
  如暖兔宰赛等赏于开原铁岭,歹青虎墩兔憨、黄台吉、粆花、拱兔等赏于平虏堡、长安堡、广宁镇静堡,小歹青等赏于义州、太康堡,拱兔等又赏于锦州大福堡。
  此因各夷近辽。故市赏必于辽地。

  自河东失而移广宁,辛酉事也,非广宁额赏也。
  广宁又失而移关内,壬戌事也,非关门额赏也。
  宁前既复而移宁远,乙丑事也,并非宁远额赏也。
  此关内关外抚赏之大较也。

  今督臣阎鸣泰、抚臣袁崇焕熟练夷情,均堪任使,但二镇窎远,如用一人,恐长鞭不及,
  议令关内者管之关内,关外者归之关外,似亦两便之道。

  得旨:
  览奏,抚夷行赏,各从地方近便,良是。
  该部分析关内外夷人部落,抚赏旧处,历历如指掌。
  道路窎阔,委难一人经管。
  还著阎鸣泰任关内,袁崇焕任关外,照地方分抚,
  以便责成其额赏,清耗剔弊,严核撙节。
  度督抚二臣与内镇诸臣,和衷协力,自饶为之,该部知道。

  宁远“大捷”后的天启六年七月初五,抚赏银还在发拨,到袁崇焕天启七年三月分得抚赏权之间,管辽东抚赏的,是阎鸣泰。他的上司,是王之臣。
  所以,老六起初怀疑:停插赏的,有两个嫌疑人:王之臣和阎鸣泰。

  但王之臣在天启七年三月初六的奏疏里,照样把林丹汗列到名单里,没提停插赏的事,说明他不管这些事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阎鸣泰的嫌疑大大增加。但袁、阎这二位,可以说是一体的,所以袁崇焕继续执行了阎鸣泰的政策。

  继续搜索“抚赏”,找到这么一条记录:
  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初十日)
  兵部尚书冯嘉会言:辽东抚臣袁崇焕请发马价。
  臣查旧额,辽东马价一十一万余两,缘辽东抚赏钱粮,原出户部。
  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臣部因那该镇马价以助之。今增至三十六万矣。
  抚臣第知问马于马,而不知辽马已变为抚赏,并他镇马亦变为辽赏矣。
  今抚臣所报之马二万八百余匹,臣查其数:
  在中前以至宁远五大住城者,一万一千余匹;
  在铁场以至长岭二十一边堡者,一千七百余匹;
  在前锋联络,分布于中左连山高桥诸处者,八千余匹。
  论总结之数,似多而散布于三十余城堡,方存乎见少矣。
  抚臣赤心素手,宜听其便宜。
  臣部不敢遥断,伏乞敕下,辽抚自酌马数,以资买补。
  而买补之费,则听该衙门有加派,或径行加给,或将抚赏改正使。
  臣部即以原那抚赏之马价改给,庶国计日清,而边防亦固矣。

  得旨:辽镇马价那借抚赏数多,著抚臣自酌马数,以资买补,其银或取足加派,或改正抚赏,两部确议回奏。

  从这份奏疏里,老六发现自己冤枉阎鸣泰了,事实是:袁崇焕向潮廷打报告说要买马,然后兵部尚书冯嘉会叙述了历年来的买马银子已经变成了“抚赏”,并且明王朝拆东墙补西墙,九边其他镇的马价银子也被挪用来作为“抚赏”,雇佣林丹汗和一大帮蒙古部族充当雇佣军牵制后金。

  然后,冯嘉会告黑状,说“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这一句话,就把给蒙古各部族的“抚赏”给定了性,然后告诉皇帝数额“今增至三十六万矣”。

  冯嘉会只是向皇帝告状说蒙古人“要挟”,但蒙古人怎么个“要挟”,冯嘉会没说。

  要知道,“要挟”分好多种。
  比如,蒙古人要挟说:“你给抚赏,我就帮你牵制后金,你不给抚赏,我就不牵制后金。”
  这简直就不是要挟。
  当时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人家不是老朱家皇帝的子民,人家帮明王朝牵制后金是人情,不帮明王朝牵制后金是本分,只要人家不帮着后金打明军,人家就没对不起老朱家皇帝。人家充当雇佣军,赚的是卖命钱,拿钱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再比如,蒙古人要挟说:“你给抚赏,我就帮你牵制后金,你不给抚赏,我就投靠后金,和你开战。”
  这才是真正的要挟,这种要挟才是真正不能满足的——不给钱就投靠后金,就意味着他们对明王朝有着严重的敌意,那么,就算你给钱,他们也不会好好干活。

  而冯嘉会只说“西虏要挟”,却没说蒙古人怎么个要挟,这种情况下,听的人很容易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老六没见过,不知道冯嘉会这么说是不是被袁崇焕的奏疏误导,反正冯嘉会误导皇帝是跑不掉的。

  那么,到底是冯嘉会向天启告黑状,还是袁崇焕告黑状,然后冯嘉会受其影响后再向天启告黑状呢?搜索“崇焕”二字一路找过去,一直找到袁崇焕当宁前兵备道为止,都没找到袁崇焕请发马价的奏疏。

  不甘心,把关键词换成“马价”重新搜索,倒是找到了这么一条记录:

  天启六年八月庚申(二十一日)
  户部覆山海经略王之臣、总督阎鸣泰等请给马价及犒赏银两,
  言旧年阁部清汰兵马,而后计关外实在马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臣部料豆马乾俱照此数给发。
  今疏称关外马见在只二万八百八十四匹,较原额少一万九百六十八匹,今年十个月该剩折乾银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五两,该剩料豆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余石。
  平日增不闻曰马少也,而马乾可省发料豆可省支又不报,曰还官,应有若干。
  及议战守,则曰马无矣,应买矣,应给价矣,何请马乾之时与请马价之实数马以对不相照应也?
  赏罚明,则军令肃,而士气奋,行伍如法之将、射打命中之兵,诚不可以不赏。
  惟是,临敌之时,又须元宝一锭,然后用命。则此兵也,似不为平日训练节制之兵,而为临时贿赂雇请之兵,无论国家无如许金钱,恐亦非司马法也。
  况犒赏银两,除钦赏外,犹有枢辅经略积存银十万,又新库发银三万。今疏中只言钦赏十万,而不言此项,将此项归于何处?作为何用?
  且钦赏银十万,解赴宁城者,仅止四万,其余又解到何处?犒发何人?
  乞敕下督抚诸臣逐一查出还官,以为犒赏、买马之需,庶钱粮不至侵渔,而兵饷不苦凑处矣。

  上是部议

  乍一看这条记录,又气又好笑。早就知道辽西走廊是个斧拜窝,兵额、马匹额和实际兵马数有很大的缺口,以便吃空饷和马料缺额。

  没想到啊没想到,到了买马或招兵的时候,他们会把真实的兵、马数量给报上去,理直气壮地告诉户部缺多少马(或者多少兵),也就是说,仅仅根据他们上报的奏疏,就能查出他们瘫钨斧拜的具体帐目——这也忒猖狂了吧。

  然后,再和天启六年十月下旬冯嘉会的奏疏联系起来,就能明白:

  首先天启六年八月是王之臣、阎鸣泰申请马价,而到了冯嘉会报告天启的时候,却是袁崇焕申请马价。估计是同一件事,王之臣、阎鸣泰上疏一次,袁崇焕之后又上疏一次。

  遗憾的是王之臣、阎鸣泰的奏疏,和袁崇焕后来上的奏疏,原文都查不到。

  然后,先阎鸣泰拉上王之臣,阎王跳出来申请买马,然后过两个月,袁崇焕再申请买马,提出变通办法,不要户部出银子了。

  这时候,袁崇焕刚立了“大功”,是宁远“大捷”的“大功臣”,所以兵部和潮廷不能太不给面子,于是政策就这么跑下来了——改抚赏银为马价银。

  所以,不得不再一次承认,袁崇焕或者其背后的黑暗组织办事简直滴水不漏。他们先让阎鸣泰(这事王之臣有份,不确定王是被骗去敲边鼓,还是他也是组织的人)直接把要买马事情告诉皇帝,算准了潮廷没钱,户部肯定不会批,给袁崇焕之后的奏疏做铺垫的。

  当然,万一真能骗到钱更好,反正皇帝人傻钱多,然后“大功臣”袁崇焕换个理由骗取政策就是。反正“大功臣”的面子潮廷必须给。

  更恶心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事是袁崇焕做的,并且后果非常糟糕,可你偏偏没法追究袁崇焕的责任——这事,是兵部尚书冯嘉会报上去的,是皇帝同意的。

  你有意见?找冯嘉会去,找皇帝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林丹汗和其他蒙古大小部族的“抚赏”就泡汤了,一帮蒙古达子被坑死了。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即便抚赏被停,变成了“马价”银,明末马政废弛,要买马,还得找蒙古人,绕不过林丹汗以及炒花三十六家这帮大小“西达子”部族。

  但结果是,林丹汗饿急了眼,抢完炒花等各部族后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那就只能说明,袁崇焕根本没用马价银找林丹汗这个最大的马匹卖主买马。

  如果,袁崇焕是找炒花三十六家那些小部族买马,只要钱花出去了,之后林丹汗抢炒花三十六家时多少能抢到一些,他也犯不着狗急跳墙,西迁攻打卜石兔,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也就是说,这笔原本由“抚赏”变成的“马价”银,根本就没找蒙古人买过马。
  而且,从《度支奏议》的记载 “申饬宣大山陕各该抚按,亟将领银员役出示晓谕,着实清勾,摄家属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务要确有着落,仍充正项之用……”来看,袁崇焕是到宣(宣府)大(大同)山(山西)陕(陕西)等明王朝统治区去买马,所以这些地方都在“清勾”的名单当中,毕自严要求“立限追比,有马者解马,无马者还银”,而林丹汗、哈喇慎、炒花各蒙古部族显然不在“清勾”的名单当中。

  这就意味着蒙古人的马,袁崇焕是一匹都没买——做得还真够绝的。

  因此,崇祯年周梦尹才会揭发说:“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当然,当时袁崇焕还不敢做得太过分,潮廷还有相当一笔“马价”银没发出去,“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

  那么,冯嘉会告黑状,说“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这件事,袁崇焕扮演的角色就很明显了,定政策,冯嘉会的因素很大,但制定完政策就没冯嘉会什么事了,执行这个政策的,是袁崇焕。

  并且在袁崇焕的主导下,“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蒙古人别说没领到抚赏,连卖马都得不到“市赏”。

  并且,袁崇焕宁可让剩下的银子在户兵两部的库房里头落灰也不找蒙古人买马,这就意味着,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斧拜,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坑死林丹汗为头子的“西达子”。

  斧拜是次要目的,坑死西达子才是主要目的。

  而坑死西达子,和移镇、派出徐敷奏策反东江镇坑死毛文龙,是同一个战略——养寇自肥的两大组成部分,目的,就是为了给后金松绑,让经济已经崩溃、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的后金缓过一口气。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袁崇焕被辞职,毕自肃任辽东巡抚。而王之臣也被放出来任蓟辽督师。
  到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兵变,这段时间,袁崇焕已经没法拆台捣蛋了,为什么抚赏政策不能变回来?

  老六的猜测是:
  天启七年六月下旬,袁崇焕被病退辞职,刚刚两个月,八月下旬,天启病死。
  到十一月,八千女鬼自杀,尸体被毁。
  再然后,袁崇焕重新被提拔,被重用。
  这一段时期,天启朝兵户两部已经发出去的“抚赏”银,已经被袁崇焕或者其手底下的官吏瘫钨了,剩下的是“马价”银,还放在兵户两部的库房里落灰。

  虽然袁崇焕已经滚蛋了,但是,王之臣和毕自肃手里没银子。就算他们向潮廷打报告要银子,也没用,天启刚刚病死,崇祯忙着收拾八千女鬼,然后忙着对潮廷各部门进行大换血,人事变动得厉害,各部门旧官僚忙着和八千女鬼划清界限,新换上来的官僚还不熟悉业务……

  还有一点——当时的舆论环境对这些“西达子”非常不利。要知道,蒙古人从南宋末年起就跟汉族有着血海深仇,蒙元帝国的铁蹄所过之处可不仅仅是象托尔斯泰说的那样“留下一地马粪”,而是留下一片尸山血海,中华大地也是蒙元帝国侵略和屠戮的重灾区。

  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蒙元帝国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依旧在明王朝的北方给明廷制造了不少麻烦,甚至还俘虏了明王朝的一个皇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尽管到了明末,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族早已四分五裂,早已不再是威胁了,并且许多蒙古部族是给钱就干活,但明王朝对这个曾经横行欧亚大陆的民族依然很敌视,张口闭口骂人家“西虏”、“西达子”,林丹汗作为最大的一股蒙古部族势力的头子,则被称为“虎酋”、“插酋”。

  民国时代,杜月笙骂校长把他当夜壶,有用的时候拿起来用,用完就扔一边。而明王朝利用蒙古人,则是有用的时候拿起来用,用完直接望窗户外一丢,砸烂了也无所谓——就是这种恶劣态度。

  所以,对待这些“西达子”,喊打喊杀是政治正确,而就算在需要利用他们的时候,旁人喊打汉杀照样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偏偏又极其倒霉地碰上这段朝局剧烈动荡的时期,王之臣和毕自肃不仅自己手头没银子,他们就算向潮廷打报告,也要不到银子。更何况,袁崇焕虽然滚蛋了,但无论辽西还是潮廷,都有辽饷党的人,这些人明着违抗王之臣和毕自肃太明显了,搞点小动作让王之臣和毕自肃办不成事还是做得到的。

  等到抚赏蒙古人的事重新提上日程,已经是袁崇焕复出后的事了,这时,王之臣已经出局,至于毕自肃,刚好在袁崇焕到达辽西之前被自杀,连巡抚衙门里的档案,也在兵变时被毁,马价银的具体帐目,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了。

  而林丹汗走投无路下抢完炒花等各部族后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造成的后果,就是后金的西边蒙古各部族压力大减,部分蒙古部族被林丹汗征服后带走,部分投靠明王朝,而更多的,则投靠了后金。

  再然后,正如袁崇焕自己说的那样: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

  后金在袁崇焕的暗中放水之下,搞垮了林丹汗和各路西达子,甚至招降了卜石兔残余势力,从此,长城以北,再没有足够的蒙古各部族牵制后金,长城沿线,到处都是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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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19:28:12
神医胡万林(作者)
67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9:29 编辑

6.谋款斩帅()公事公办

  终于正式开始写这个章节了。

  事实上,针对毛文龙的杀局,早就开始了。

  因为,再不干掉毛文龙,搞垮东江镇,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木匠皇帝和八千女鬼已经开始加强东江镇了,计划每年给东江镇划拨一百万两银子作为经费。
  按官场规矩,各路官僚“漂没”掉一半,每年也有50万两银子。
  后金受到压力,会增大很多倍。

  现在,一连串动作之后,木匠皇帝“病死”,八千女鬼自杀后尸体被毁。毛文龙一场空欢喜——说好的每年一百万两银子,没了。

  紧接着,崇祯元年正月十九,阎鸣泰抛出“新盖州战略”,这回,他不说让毛文龙移镇了,提出派一大将占领盖州,中心突破,东西对进,类似于张灵甫占领孟良崮的计划。

  然后,一帮水军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阵抹黑毛文龙的浪潮:
  崇祯元年二月十九日
  工科右给事潘士闻疏紏毛文龙岛兵不过二万,虗称十五万,贿通核饷内监,謟事忠贤,冒功糜饷,贪淫杀降,僣称钦旨,请令移镇要害近地,核其兵数,汰其冗员。下所司议。

  崇祯长编里没有记载潘士闻参毛文龙奏疏的全文,只说了个大概,一个网名“商羊舞”的袁粉从《崇祯新政纪略》找到了原文,并手打出来:

  潘士闻疏原文:
  封疆关系甚大,外寄托非轻,恳乞圣明立赠斧断,臣读春秋传元帅三军之司命。主将得人则干城有所寄,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匿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毛文龙者,
  有谓各岛兵数自旅顺口自三山,男妇二万,兵数仅三分之一。有当军者六七年不见一文钱者,更不知道连年火药等物置于何地耶?
  有谓往岁献俘皆穷取各处援兵希望重赏者;
  有谓内臣稽查兵饷,犒赏五万。文龙自知虚冒,转送内臣,复以五六万金送内臣,不点人马,差毛承禄押送银鞘,上船将船底压破,令登兵下海捞取。将登兵打死三人,淹死二十与余人者。
  有谓文龙差徐虎臣领辽人千余在鲜地采金,又差心腹张姓领辽人两千在鲜地掘参,自铁山破敌兵直入此二项人尽被杀者。
  有谓文龙每年招降夷千人,皆改毛姓养之内室,因铁山失陷,降夷欲内应,假以元宵赠酒尽杀之,假报新功者。
  有谓文龙在海外不问来历,但有渡海者没银十两给引一张,即真奸细不问者。
  有谓抗骗客商货本百万,致含冤绝岛不记其数,稍触其怒捏做奸细竟行杀戮者。
  有谓见岛将做官日久,积有多金,寻事抄没,囚于大苍岛,仍将妻子给于辽人,若林茂春等可证者。
  有谓文龙与四内监结拜之后,对胡太监说,人马散处在外,不便查点。胡太监笑云点什么人马只要替老祖宗做些功劳,多封几个侯伯,何愁富贵不久长。挂一画像,头戴冕旒,身传衮袍,手持圭。供一金字龙牌,写当近上公魏老祖爷,朝夕焚香礼拜者。
  先是屡旨移镇,概不听命,可称跋扈。其诡谋长计不过以所糜军饷撵金潜往长安,多方布置为所庇护地耳。
  今之计,姑赦其从前欺罔,令移要害近地以功赎罪可也。
  若犹然听其不移,毋论尾大不掉,漏厄无底,举朝之上岂全无口耳鼻眼乎。况铁山已失,鲜地已失其半,如此伎俩可称为长城耳?

  这个“商羊舞”说:“潘士闻奏本中的有人谓,是其汇集天启到崇祯的参毛文龙的奏本,然后作为移镇的依据”。

  然后,便有一帮袁粉以此奏疏为“依据”,说毛文龙“挂一画像,头戴冕旒,身传衮袍,手持圭。供一金字龙牌,写当近上公魏老祖爷,朝夕焚香礼拜者”。

  更有袁粉说,袁崇焕不过是给八千女鬼修生祠,而毛文龙却是挂魏忠贤的“冕旒”像,并且袁粉强调“冕旒”是皇帝才能使用的道具,所以毛文龙挂魏忠贤的“冕旒”像形同造反。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老六还不熟悉史料,只好由着他们信口胡说。

  到了2016年,老六为了写本文,到处搜集整理史料,翻阅《崇祯长编》时,找到这么一段记载:
  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疏紏枢臣阎鸣泰为台臣宁光先等疏紏,方以中枢认罪,又复以巡关膺命。如曰恢复大计、边塞情形,则何任事之始无一疏陈而遂信为硕画,指为成算也?媚疏六陈,媚祠七建,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媚疏六陈,媚祠七建,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金像冕旒!!!

  和袁崇焕好得可以斩鸡头烧黄纸喝鸡血的阎鸣泰,修了七座生祠,其中一座就是和袁崇焕一起修的:
  天启七年四月壬寅(初六)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想象一下,以阎鸣泰、袁崇焕为代表的一帮无耻官僚,对着八千女鬼的冕旒金像“嵩呼礼拜”,那场面,是何等的……铁证如山。
  “冕旒”是皇帝才能使用的道具,所以阎鸣泰、袁崇焕给魏忠贤塑“冕旒”金像,形同造反。

  最后,崇祯对阎鸣泰的处理也不过是把阎鸣泰充军拉倒,而和阎鸣泰一起给八千女鬼修生祠、树冕旒金像的袁崇焕,不仅没受到惩罚,反倒连升三级。

  那么,毛文龙有没有挂魏忠贤的冕旒像呢?从商羊舞手打的那篇奏疏来看,答案是根本没有。

  那篇奏疏上是这么说的:
  有谓……胡太监笑云:点什么人马?只要替老祖宗做些功劳,多封几个侯伯,何愁富贵不久长?挂一画像,头戴冕旒,身传衮袍,手持圭。供一金字龙牌,写当近上公魏老祖爷,朝夕焚香礼拜……

  看清楚了,这些“挂一画像,头戴冕旒,身传衮袍,手持圭。供一金字龙牌,写当近上公魏老祖爷,朝夕焚香礼拜……”统统不是毛文龙做的,而仅仅是胡太监在那里布置任务。

  至于毛文龙有没有执行胡太监的指示,潘士闻奏疏中的“有谓”,嗯,就是商羊舞所谓的“汇集天启到崇祯的参毛文龙的奏本”里头根本没说。

  也正因为连潘士闻本人都知道这些“汇集天启到崇祯的参毛文龙的奏本”根本就是查无实据的东西,只能用来恶心一下毛文龙,所以他压根没指望这些大字报能把毛文龙打成反格命,仅仅是想让毛文龙移镇。

  没过几天,另一位纸上战略家——河南道御史范复粹提出:要推行新盖州战略,必先守南北汛口,得把东江镇的军队分一半,由毛承禄率领去守汛口。捎带着,还把揭露袁崇焕吊孝、议和的董懋中给揪了出来免官罢职。

  自认圣明天子的崇祯刚刚登基,轻松弄死八千女鬼,自我感觉好得很,幻想着自己运筹帷幄,大明朝的内忧外患手到擒来,朝中的大小战略家号准了圣明天子的脉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战略。

  天下文章一大抄,阎鸣泰虽然倒了,可他所谓的新盖州战略却深入人心。朝堂上那些所谓的战略,大多是抄袭阎鸣泰的新盖州战略——中心开花,东西对进,有些文明些,如江西道御史袁弘勋,复读毛文龙的计划文龙去年亦原有移驻广鹿、长生之议。广鹿、长生去盖稍近而于高丽不失犄角,最为便计,狠一点的如河南道御史范复粹,提出守盖套必先守南北汛口,宜将文龙岛兵分一半于其子承禄以守汛口,以成南卫逼敌之势

  更有些直接发动对毛文龙的人身攻击,污蔑他“冒功糜饷,贪淫杀降”,那个范复粹更狠,说辽东汉民从后金那里逃到东江镇后“无处安插”,就会“必各据一岛,散而为寇,岂直登莱受祸,即劫潮癣而生日本之心,东忧方大也”。

  范复粹这话啥意思涅?万历年,大曰本蝗军攻占潮癣,打算以潮癣为跳板征服中国。结果是被明军赶出潮癣灰溜溜地退回曰本。

  如今,范复粹说那些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辽民会象万历年大曰本蝗军那样劫掠潮癣,“生日本之心”妄图征服中国……

  在范复粹这种辽饷党水军的眼里,东江镇和辽东汉民比后金、大曰本蝗军更加可怕,赫赫。

  好容易熬到“内臣出镇,乃始允百万额饷之请”,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说好的每年百万粮饷呢?毛文龙傻眼了:
  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平辽搃兵毛文龙言:
  昔辽渖骈陷,臣以偏禆提兵而东,一鼓而叛逆就擒,七战而强敌銼锐,借栖豺虎蛟螭之窟,觧衣推食,纳叛招降,无兵而有兵,何难以辽而复辽?
  使潮廷早能信臣,粮饷器械一如关宁之凑手,辽已早复矣。柰何疑信相参,忌谤百出,一似尝试羁縻而粮饷终吝慨发,是以臣之牵制敌人者而牵制臣,封疆之重,几何不误耶?去年两使臣还朝,便道详阅一疏,备极海外情形矣,而接済如故。比今年内臣出镇,乃始允百万额饷之请,而又必待来年。
  臣七年拮据,心血业己沥尽,且师老财匮,年久愈难复振。臣犹草木之微,何足为国家轻重?但恐臣在无益于封疆,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也。
  帝曰: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今内地粮饷俱已陆续发觧,况海天寥阔,岂易一顿而止?但当严禁运官侵渔,务令饥军果腹。至于兵额几何、月饷几何,该镇还具数开报以待进取。

  毛文龙一通牢骚,也算歪打正着,崇祯就见不得有人说天启好,估计是毛文龙“使潮廷早能信臣,粮饷器械一如关宁之凑手,辽已早复矣”、“柰何疑信相参,忌谤百出”一堆JJYY正对了崇祯的胃口,所以崇祯也没打算为难毛文龙,随口安慰了他几句,要毛文龙把兵额、月饷啥的报上来准备正式给东江镇定编制。

  至此,毛文龙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暂时化解,于是毛文龙还有心情主持迷信活动:
  崇祯元年四月十四日
  平辽搃兵毛文龙言天妃龙神温帅着灵东江,请赐祠号。下所司。

  还真不能说毛文龙迷信,至少,天启七年初,后金攻破铁山时,如果不是“黑龙”弄破云丛岛附近的冰面,先被徐敷奏策反了二万强壮,又被后金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毛文龙没准就得当后金的俘虏。
  所以,至少毛文龙拜龙神是应该的。

  到崇祯元年四月十九日,折腾得鸡飞狗跳的移镇运动暂时告一段落:
  崇祯元年四月十九日
  兵部覆东江移镇疏言:东江一旅,未可轻撤。但一应兵马钱粮将领,俱应听登抚统辖。其屯田移驻,还着督师抚镇会议确当,登抚仍择风力司道渡海查兵数,以定粮额。
  诏如议行。

  只不过,天启年毛文龙豁出一张老脸讨好八千女鬼,同意内臣出镇东江换来的每年百万额饷泡汤了。

  崇祯倒不是想故意刁难毛文龙,他和毛文龙不熟,自然不可能对毛文龙亲近信任,当然,他也和毛文龙远无冤近无仇。

  所以,崇祯是既不想给毛文龙方便,也不想过于为难毛文龙,采取了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他让毛文龙自己把兵额月饷报上来,“兵额几何、月饷几何,该镇还具数开报以待进取”,同时让登莱巡抚派人去东江镇核查:“登抚仍择风力司道渡海查兵数,以定粮额”。

  从潮廷的办事程序上来讲,崇祯的做法没有半点错误,完全是按照制度来的。

  只不过,在那个潮廷制度被破坏成筛子的年代,“公事公办”这四个字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话,谁要是被“公事公办”了,通常这个人就要完蛋了。

  三十多年前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头,霍元甲被条子抓了起来,条子局的云队长(徐二牛老师饰)威胁霍元甲的老豆霍恩弟说,你赶紧凑钱,过了期限,我可就要“公事公办”了,霍恩弟一听这话立刻下软蛋,倾家荡产凑了一万大洋贿赂云队长。

  附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徐二牛老师扮演的云队长


  这道理其实毛文龙也懂,否则他也不至于豁出一张老脸同意内臣出镇东江。只不过,这一回,登莱巡抚孙国桢派出去的山东登莱道副使王廷试是真正的“公事公办”,孙国桢本人也是“公事公办”。

  东江镇的军队,来源于从后金统治区逃出来的辽东难民,毛文龙把这些难民当中能拿得起武器的男丁统统编练成军,平时屯田开荒,时不时带人去打游击。所以,这些人既是平民又是游击队,这种军队总计十五万,倒也能说得通。

  更何况,这些人,你就算不承认他们是兵,好歹也得给人家一口饭吃,别让这些人饿死吧。

  所以天启年,黄中色将东江镇的兵额定为六万。

  而到了崇祯元年七月,孙国桢和王廷试“公事公办”,把东江镇的兵额定为两万八千。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登莱巡抚孙国桢疏:报东江兵数二万八千。
  旨以海外兵数既定,准运饷八万石,不得重累东民。

  是毛文龙不懂官场规矩,没搞公关活动么?估计不是,此时的毛文龙,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游击,开镇七年多,再楞也该开窍了,否则他也不会同意内臣出镇东江。

  只不过,那时候,已经是崇祯元年七月,看时间就知道,袁崇焕已经完成平台诈骗了,辽饷党大权在握,全面反攻倒算,谁都知道,毛文龙惹人了,谁都救不了他,谁敢包庇毛文龙,谁就得跟毛文龙一起完蛋,董懋中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孙国桢和王廷试不过是大明朝的官僚,又不是几百年后的彭德怀陈少敏之流,所以,他们就“公事公办”了。

  毛文龙自己报十五万,经过“公事公办”,兵额只有两万八千,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公事公办”是怎么回事,要骗过崇祯,更没那么容易。

  所以,连袁崇焕都得装一下好人:“东江兵二万八千,此道臣王廷试之言也;约数十万,此镇臣毛文龙之言也。臣屡令人察之,无数十万,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

6.谋款斩帅()组合拳之神秘太监

  崇祯年辽饷党发起的移镇闹得最凶的时候,毛文龙“奏章咆哮公堂”,向崇祯大发牢骚,连着三个皇上知之否,意思就是你到底懂不懂?自认圣明天子的崇祯肯定很是恼火。
  崇祯元年五月十二日
  平辽总兵毛文龙请诣阙直剖心迹,言:
  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己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
  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彛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着。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柰地隔天寥,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
  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两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有权宜,而皇上知之否?
  其他语多杰骜。
  旨云: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报闻。

  崇祯的圣旨上说“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这话是糊弄毛文龙的,毛文龙奏疏上其他内容用“语多杰骜”四个字定性,可想而知崇祯对毛文龙的印象实在不怎样。所以,毛文龙想回京城当面向崇祯汇报工作是不可能了。

  那边,袁崇焕有机会实施平台诈骗,这里毛文龙没机会向崇祯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平辽方略,这一进一出,毛文龙的处境,也就非常被动了。

  就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太监王国兴假旨召毛文龙,被登莱巡抚孙国桢抓到,王国兴下狱论死。
  崇祯元年五月十三日
  内官王国兴假旨召岛帅毛文龙,登莱巡抚孙国桢以闻。下狱论死。

  这个王国兴什么的干活?不知道。
  是哪路势力派出去的?不知道。
  假旨召毛文龙干什么?不知道。
  有没有审问、有没有口供?不知道。

  但是,一个太监假旨召毛文龙,他怎么就不到辽西那边去假旨召祖大寿呢?
  崇祯自己身边的太监不可能做这事。加上太监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阉党”,在辽饷党的太监势力还没暴光之前,崇祯只能怀疑毛文龙和阉党残余势力有勾结。
  所以,这事毛文龙满身长嘴都说不清楚。

  现在,我们从结果进行反推:
  毛文龙满身长嘴都说不清楚,他是这个事件的最大失败者。
  那时候阉党已经完蛋,毛文龙不可能再去勾结阉党残余势力发动政变,打倒崇祯,弄垮东林党(实际上是辽饷党掌权)
  是不是真有人想勾结毛文龙搞政变?
  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和毛文龙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同时,就算要搞政变,谁去勾结一支远在海外的饥民军去然后调他们回来政变啊?有病?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某个势力派出太监充当死间构陷毛文龙。
  谁有动机弄死毛文龙?
  辽饷党。
  正好,辽饷党的组织里头,既有阉党,又有东林党,更有部分太监势力。他们完全有动机、有条件派出太监充当死间向毛文龙泼脏水。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太监在明廷朝野释放了一个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信号,毛文龙的处境被搞得异常被动。

  尽管“移镇”运动消停了,但崇祯对毛文龙的印象,显然不可能好到哪去。

  崇祯对毛文龙采取这种公事公办态度,底下的官僚都是官场老油条,都知道毛文龙惹人了。皇帝不支持,辽饷党铁了心要弄死他。

  有道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乱棍锤”。所以,真正支持毛文龙的官僚没几个,多数官僚就算不落井下石,也只能采取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

  连毛文龙在户部的老熟人黄中色也是如此。

  天启年,黄中色给东江镇定的兵额是六万,而到了崇祯年,黄中色“公事公办”,东江镇的兵额只剩下三万六千。

  毛文龙对这种背叛非常愤怒,向崇祯告状:
  崇祯元年七月九日
  平辽总兵毛文龙言:
  饷臣黄中色查简壮實堪战兵三万六千余名,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
  若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等官兵并未實核,遂不肯竟查阅之局,将虑无饷而兵哗难制耶?
  臣业己戒令弗哗矣,将虑各岛未必听查耶。臣业已原同饷臣逐岛听查矣,今止阅皮岛兵丁而各岛执不肯往,以一岛兵丁之数谓各岛兵丁统在其中,昧良心甚矣。
  旨云: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文龙宜乘机奋勇,着有显效,谁得以糜饷借口?朕甚望之。

  崇祯不是天启,他的战略和天启完全不同,天启和八千女鬼已经知道辽西那个斧拜窝是何等的靠不住,因此不得不把平辽的希望寄托在毛文龙那里。而崇祯此刻对袁崇涣抱着最大的希望,无条件地信任袁崇焕,因此尽管他对毛文龙还没有太多的偏见,但不可能象天启和八千女鬼那样支持毛文龙。

  所以,崇祯只知道东江镇的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所以“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却不知道辽西那边的拿“内地佥募额饷”的关宁“铁骑”是“食粮则有,临敌则无”,轻飘飘的一句“文龙宜乘机奋勇,着有显效”,就把毛文龙打发了。

  然后,毛文龙发现,老熟人黄中色还不算最对不起他,孙国桢和王廷试翻脸后更加“公事公办”,把东江镇兵额定为两万八千。

  这么一来,崇祯那边对毛文龙的印象肯定更坏:
  以前给你定六万,然后黄中色报上来三万六,这回孙国桢和王廷试报上来只剩两万八千。
  就算就算你“语多桀骜”,我是皇帝,我不跟你个丘八计较,就算太监王国兴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楚,我也可以不计较;总不能大家都冤枉你毛文龙吧,我是该信任黄中色、孙国桢和王廷试他们,还是该信任你?

6.谋款斩帅(二)组合拳之人造大饥荒

  世道艰难,人心险恶。

  余秋雨的那篇《小人》里有这么个说法: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国这件事,受伤害的无疑是太子,费无忌深知这一点。因此就无以安身,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会怜悯,不会忏悔,只会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条道走到底……

  如果说头一次“公事公办”是慑于辽饷党的威逼利诱,王廷试之后的“公事公办”是小人的本能套路的可能性更大。

  崇祯二年五月前后,袁崇焕也已经是袁崇焕准备施行谋杀毛文龙计划,并且在崇祯二年二月假惺惺地说“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还拨了一批粮食给东江镇。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题本》里说:

  ……且自速其死,如驳臣之疏,信口炰烋,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试报至,而文龙差人亦随之俱至。
  臣大言於庭,曰:“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和,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臣即将运来津粮,拨拾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临发舟。仍为其请饷。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

  袁崇焕所说的“臣即将运来津粮,拨拾船饷之”,应该是崇祯二年闰四月的事情: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四日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
  惟乞皇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猷先凑发十万给东江将卒,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也。
  从之。

  正常情况下,如果王廷试是辽饷党的高级成员,他应该会予以配合,而不是继续对东江镇落井下石。然而,史实是,王廷试依旧不肯放过东江镇,他在崇祯二年应发给东江镇的钱粮里将“往年多领者扣筭”。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五月向皇帝告状:
  崇祯二年五月十五日
  总兵毛文龙疏言:
  ……
  昨接登莱道臣(王廷试)乎(应该是“手”字,不知道是原版错字还是OCR识别的时候出错)书云:今岁钱粮将往年多领者扣筭。然臣以十余万之众而受四十万之饷,今反以二万八千为额,复将上年钱粮扣筭,必欲速毙数十万之命,此何心也?
  即道臣王廷试覆称汰去老弱,止存精兵二万八千,宜于元年六月为始,而元年六月之前未经汰去者,皆不费衣食之土偶乎?还将食过之军刳腹取之乎?可令今日之军封口坐毙乎?
  计部必欲杀臣,此臣之未觧也。再议每兵每月本折一两三钱,较之关门虽若不足,例之各边似为有余。臣处东江,原为关门牵尾。关门接壤神京,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东江悬海风、涛巨测,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
  ……

  当然,也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扣筭”下来的钱粮,就去向不明了——反正毛文龙往年“多领”了,如今“扣筭”回去,只要做几笔假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瓜分掉。如果是这样,辽饷利益集团肯定有份。

  崇祯的批复是:“得旨:岛兵裁汰,照额发饷,近已有旨,督师欲面咨筹略,军中一切事宜从长商确(榷),所司知之。”

  登莱这边是断东江镇的粮饷、制造大饥荒的直接凶手,而袁崇焕充当了补刀的角色。

  袁崇焕做的几件事:改贡道、改饷道、禁海。

  对于这几件事,袁崇焕自己的说法是: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四日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
  复辽有必乘之机、有必由之路。千闻不如一见,久欲亲阅东江形势,而总兵毛文龙欲于北泛口候臣面授方略。
  夫文龙悬军海外,不经督抚节制者八年,文龙自负男子,岂不欲建立奇功?或以应手无人,逡巡海上。
  先是,臣差官徐琏送炮器于文龙,并言所以禁海贡道、饷道之故,因约文龙晤于三岔、旅顺之间,以揆地度形,规画进止。
  而徐琏未到之先,文龙过相猜疑,遂出兵变难弭之疏。
  至接臣公移与手书始悔之,诸将领咸劝文龙西来谒臣,以图功名。文龙乃差都司熊万祥同徐琏来,定期于臣。
  臣惟督属相临之体,则文龙宜就臣署,面禀进止。
  然饷道之改,外议多以为疑,臣欲借此亲涉北汛,一以观复辽之形,一以验海道之难易,且与文龙约不可爽也。
  臣得晤文龙,各搜数年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见,以成东西合进之局。
  计北汛口离宁远海面不过四五百里,风便则一帆可到,往还不过十日,至于军中事宜,分属镇道经理,敕印剑俱留本衙门,区画已定,万无虞也。
  惟乞皇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猷先凑发十万给东江将卒,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也。从之。

  如果从字面上看,袁崇焕最后倒成了东江镇的“恩人”,因为他最后“惟乞皇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猷先凑发十万给东江将卒”,暂时终止了从崇祯元年七月到二年闰四月东江镇的断粮进程。

  但是,这句“臣差官徐琏送炮器于文龙,并言所以禁海贡道、饷道之故”,白纸黑字,证明了袁崇焕在断粮期间改贡道、改饷道、禁海,扮演了补刀的角色。

  尤其是禁海,被毛文龙谴责为“拦喉切我一刀”:
  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所幸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专待粮到,收拾要务。
  不意三月初七日,接见督师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津运粮料亦由靖海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臣细读毕,悲愁兴慨,计无如之!忽闻哭声四起,各岛鼎沸。
  臣亟问其故,诸将拥进禀云:“兵丁嗷嗷,挨至今日,只望粮饷到,客商来,图有复辽之日。谁知袁督师上本,而今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至客米上舡者,俱畏国法不敢来。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登、莱、青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明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也就是说,原本,即便东江镇被登莱那边断了粮饷,只要还有商人在登莱和潮癣之间往来,毛文龙就能豁出一张老脸向商人借粮食,再加上挖野菜,凑合一下,勉强还能让东江镇军民苟延残喘。

  而袁崇焕的一系列手段,尤其是禁海,才真正使得东江镇的大饥荒恶化。

  那么,袁崇焕是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禁海的呢?《崇祯长编》里头查不到。

  最后,本吧道友Carlsas007在《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以及《度支奏议》里找到了相关资料:
  兵部行《申饰东江运道》稿,职方司书陈三绶承
  兵部为申饬东江运道事职方清吏司案呈:
  查得先该督师尚书袁题为策书东江事宜等事,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运起,至觉华登舟。
  即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相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迫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等因。
  本部覆奉明旨通行,酌议禁约去后第海运重务,宜通求长便庶可永久相应,再行各该抚院酌议妥确。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山东巡抚合咨前去烦照咨文事理,再查东江饷道,孰为妥便。运价孰为减省,有无干碍海禁务期,上便国计,下协与情。酌议妥当咨会施行,一咨天津巡抚。
  崇祯二年四月日郎中孔炤孙抄出。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兵部行“申饬东江运道”稿。

  而《度支奏议》里是这么记载的:
  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题为策画东江事宜并清内地隐患,以控强胡以收全胜事,专理新饷,山东清吏司案呈。
  崇祯二年正月初八日,奉本部送户科抄出,督师尚书袁崇焕题前事,内称东江所以设镇者,为奴贼也,辽土也。
  为文龙者,宜日远登,日近宁,两军及早相见,则牵制而犄角俱成。
  以臣愚见,不若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登舟。
  臣岂不知登莱近于觉华?然臣不日复右屯,将渐以东,今水兵□面络绎,海面直顶,及旅顺以尽舟师之用,文龙何不就辽岸为基?镇江一带,尽可生活,老营既定,舟师挨次而前,与觉华之舟师接信,则辽地未复,而辽海全通,樯帆如织,夷必骇目惊心,即未必全神以注,宁得不分力而防牵制?
  情形离此,便假一镇之钱粮,向听文龙自便,而不设文言稽查,非祖制。文职钱粮,武职兵马之意,他日销算时甚为镇臣不便。
  仍为东江设一饷司,每岁数十万之出入不少,俟东平另议存撤。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如此,海之北虽兵戈未偃,而南岸已觉其肃清。东江之师昔无用而今有用,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
  于是,海若不惊而东人休息,大功以成,一举而诸利备。臣篘荛之忠,未卜有当于大计否,伏乞睿览,敕下该部议覆,如果臣言不谬,申严海禁,为东江置一饷司,以便稽查,转运可咛毛文龙来与臣酌定。官职兵马钱粮及进取事宜,臣俱未敢擅便等因。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圣旨:毛文龙孤军海外,向苦接济不前,卿既悉心筹划,励志灭奴,从此料理,步步向东,文龙照应,步步向西,进取方规,面加商议。果确有胜着,朕何靳百万之饷?文龙但矢图实效,勿顾浮言。卿亦宜推诚共济,务收成绩。登莱申严海禁及设饷司转运,该部速行酌妥具覆,钦此!
  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经呈堂咨行天津部院并山东抚院查议去后,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同前事,内开该本部题。
  奉圣旨:海禁防倭,原系祖制,着山东抚臣行登莱道臣严加禁约,除旧日开□洋者验明放回。以后一切市贩船只,不许私通,违者按法治罪。贡道、饷道,该部确议速覆,钦此。
  相应移会等因,又准天津部院崔尔进咨同前事,内据天津道石声谐呈称,备会督饷司道会议去后,今准回复到道,该本道看得鲜运改行北岸,由觉华岛转而之东江,较之旧时海道倍遥,则船户之脚价所宜按程递加。如与关粮一体,止交卸在觉华岛,则脚价每石亦应照关运例,给二钱二分五厘矣。比往年鲜运水脚每石给四钱一分者,反省一钱八分五厘。若从此而运至大凌河,更用加给二分五厘;至旅顺,加给二钱;至皮岛,又应加二钱,共计六钱五分目。今发运伊迩交卸信地,不可不预请派定水脚,则例亦不可不先期酌加等因。
  备呈部院,该本部院看得海运止南北二道。南道禁止往来,已该兵部覆题,奉有明旨,潮癣贡道又经礼部奉钦,依改从觉华矣,则津粮自当从北道而往,而运官船户请加运价,大抵指皮岛而言也。夫使北往皮岛,固宜加价如司遒所议之数矣,然恭绎明旨云文龙照应步步向西,进取方规,面加商议,则遵奉而来,而粮米交卸之地近觉华即运价减,留觉华即运价又减,俱当如司道所议之数。
  近该督师议设饷司,暂驻札宁远觉华,催饷存贮于此。若饷司驻札宁远觉华之议与津米收贮之议一定,则价之增减亦定矣。至于先送样米并数目文册差官投批挂号俱属便策等因,又准吏部咨为保留,司道添设饷司事,内开□□部覆督师尚书袁崇焕题,议户部陕西司主事宋献加升户部山东清吏司署郞中事主事,管理东江饷司事务,覆奉钦依移咨请□并给关防等因到部。通送到司案,查先该平辽总兵毛文龙奏为谨遵明旨回话销算历年粮饷事。
  奉圣旨:毛文龙销算粮饷数目,知道了。该部即与看覆,吴宗武等原奉讯官速行勘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钦遵抄出到部送司覆查案呈到部,该臣等看得海禁既严,鲜运固应易道。第风涛浩渺之乡,稍差咫尺,便隔险夷,臣不敢以臆决也。截漕米隶在津部,召贡米隶在东抚,臣特备咨商确。
  据津部行司道会议,以改行北岸水程倍遥,船户脚价宜按程递加,时诎而增价似于臣部不便。然禁海以复祖制,弭倭警关系有大于增价者矣,臣不敢执也。
  况文龙奉有明旨,令其步步向西,宁惟足踏实地,易建奇勋,且岛师渐与西近,则运事亦近,安知异日脚价不按程递减,止在督帅仰体宸纶,推诚共济,文龙亦毅然返棹鼓昔年镇江之余勇,以彰挞伐,以明犄角,庶数年牵制之谋,非虚语耳。
  合如督师议将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俟督师与新设东江饷司面酌,如何挂号,如何转运,以为定规。目下运价姑照题定数目给发,津门将粮料径解觉华,听督师酌定交卸,远近仍将运价增减之数,咨会臣部,以便销算可也。
  至于鲜运,新定岁额,天津该运截漕米八万石,山东该运召买米八万八千石,前此关运常抵觉华为津门熟路,固易易事,即东省之八万八千,旧岁业已多运过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九石,抵作二年额数。今岁止运米一万三千五十一石,便可结局,亦自匪难,时日甚迫。司运者早宜料理,臣是以不及待东抚回咨至,而亟为具覆,亦知东抚之必无异同也。
  若夫折色额饷题定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两,元年分尚欠六万一千二百两,据东抚咨称,系未奉改解,以先之数已经就便发运。二年分臣部已移文东省,尽数解部,以便发运。关门听督师与新设饷司酌妥转解,当不致一旅之嗷嗷也。改运之议,初起司饷,实难其人。今督师业已遴定主事宋献克副厥任,吏部亦已题升署郞中事主事,职御身蹈危疆,转饷艰苦,合俟一年差满,照例优擢,以酬其劳。
  查天启七年,曾设东江饷司,铸有关防。因前差议裁关防,撤还礼部,合移文取给无烦,另铸仍应移文翰林院,请撰管理东江本折兵饷敕书一道,兵部给与应用。夫马勘合以便遄往受事。又查得东江兵饷从崇祯元年起,遵照题定新额解发。天启七年以前所运发者,举朝犹以冒滥有遗议焉。该镇曾差官蔡承熏、朱良佐或称清算旧帐,或请补领南北官俸,方主栽新。该镇反言补旧,恐义所不敢出也。
  臣皆札令归去。昨文龙于本年正月内赍有文册到部,开销历年钱粮,呈称积年商价银二百零七万九千有奇。请照数转奏,补解出海,补还各商,以清夙负。
  臣一见之不胜骇然,复简旧岁十二月内,文龙谨遵明旨回话,销算历年粮饷事一疏,详阅又无是语令人不解其意。岂历年岛饷钱粮有取给于东省,而东省拖延未解者耶?然为数岂至若是之多也,容臣再行该省彻底清算,以结残局。
  虽不经之语,原不应上溷天听然,既为东江改运道,为改运道设饷司,凡属东江前后事务,皆不得不拈出说明也。既经督师其题,且各咨会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移文各该衙门,遵奉施行。崇祯二年四月十三日具题。
  本月十七日,奉圣旨:是,钦此!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之四)

  以上袁崇焕改饷道、禁海的资料,是本吧道友Carlsas007在写袁崇焕系列之《双岛斩帅篇》的时候搜集整理的,只是他的写作进度滞后,而我先写到这部分内容(其实我的写作进度也滞后了),就把他共享在Q群里的资料先拿来用了。

  所以,禁海、改饷道,可以确定是袁崇焕干的,时间,是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个时间?是因为就是这一天,新任兵部尚书王洽上任,之前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再次中招,被赶去坐冷板凳了。
  王在晋一倒,王洽一上任,就和袁崇焕勾结在一块给了毛文龙“拦喉一刀”,这就意味着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的蓟辽督师&兵部尚书这一黄金组合正式成型。

  到本文快要写完的时候,老六和几位毛吧道友才发现,无论是袁崇焕时期,还是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后直到崇祯上吊这段时期,兵部尚书这个位置,都非常重要,并且时不时都由腐败利益集团的黑干将把持,先是王洽,之后是梁廷栋、陈新甲……几乎崇祯朝每一次重大失败,都有兵部尚书在当中兴风作浪的影子。

  不由想起耄的名言“如果立场错误,知识越多越反洞”。

  明明是“拦喉一刀”,给崇祯的理由是如此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改饷道是因为“臣岂不知登莱近于觉华?然臣不日复右屯,将渐以东,今水兵□面络绎,海面直顶,及旅顺以尽舟师之用,文龙何不就辽岸为基?镇江一带,尽可生活,老营既定,舟师挨次而前,与觉华之舟师接信,则辽地未复,而辽海全通,樯帆如织,夷必骇目惊心,即未必全神以注,宁得不分力而防牵制?”
  禁海是因为“如此,海之北虽兵戈未偃,而南岸已觉其肃清。东江之师昔无用而今有用,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
  ……

  所以,“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不愧是饱读诗书的大知识分子,如此歹毒的手段给出的理由如此的理直气壮,似乎不如此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皇上。
  要知道,明王朝给东江镇提供的粮饷,从来就每足额过,靠这点钱粮,东江镇军民统统都得变成饿殍。东江镇真正的钱粮来源,是收经潮癣去曰本做海贸的海商的保护费,多年来总计“积年商价银二百零七万九千有奇”,被袁崇焕这么一禁海,毛文龙的粮食供应被真正切断了。

  也就是说,黄中色、王廷试、孙国祯再怎么压缩东江镇的兵额,再怎么“扣算”实际上对东江镇的伤害都有限,唯独袁崇焕这招禁海又狠又刁。


  没几个月,袁崇焕就杀了毛文龙,这时候,袁崇焕对皇帝说:
  ……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於宁远者,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

  掉哪妈!之前说好的禁海、改饷道、贡道是为了让东江镇“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的干活哪去了,怎么成了“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还要倒打一耙,把皇帝拖下水,说海禁、改贡道饷道“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是皇帝同意的:“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

  结果大家都知道,东江镇的辽兵辽民饿死无数。
  话说,毛文龙就算被栽上天大的罪行,东江镇的辽兵依旧是潮廷的正规军,这场人造的大饥荒,连袁崇焕也不得不承认“岛上白骨如莽”

  事实上,东江镇的辽兵辽民被饿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
  天启六年,与袁崇焕阎鸣泰等人搞出来的移镇闹剧一同进行的,是官僚集团对东江镇的封锁,结果是:东江镇的军民在天启六年就闹饥荒,饿死军民无数。
  毛文龙崇祯年告状说:
  ……至六年分,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直至科院两使臣详阅复命,方得催粮出海,而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本年收过京登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有余,津登杂粮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有余,给济死剩南北官兵十三万二千八百余员名。臣时痛怜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忧心如焚矣……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移镇虽然没有成功,但辽兵辽民饿死无数,“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人心涣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才间谍徐敷奏才能在旅顺等地轻易得手,策反两万强壮辽兵辽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台极才敢于发动丁卯之战。

  实际上,如果不是那条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黑龙”,毛文龙天启七年初就得完蛋。

  也就是说,断东江镇粮饷,饿死东江军民是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辽饷党的惯用手段。也正是因为辽饷党故意拆台捣蛋,削弱东江镇和蒙古察哈尔部族以达到养寇自肥的罪恶目的,后金才有机会苟延残喘。

  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毛文龙被袁崇焕谋杀。

  “冒功糜饷”的毛毛虫死了,按理说东江镇应该不至于再闹饥荒了吧。

  还没完。

  前文提到过,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复出后揭发: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其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往清理,实遵登州道臣二万八千之说。岛兵至今未知,已减一万也。
  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其民特以辽东法严,再降者必死,故虽罹饥饿,尚尔逡巡。今若乘机巧诱,一旦沦胥则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且今苏东一带陷没,实烦有徒,苟既拔者不庇其生,何以使欲归者克坚其志?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民命至重,乱不可长,惟皇上垂慈亟念。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在袁崇焕等人的拆台捣蛋之下,东江镇是接二连三地闹饥荒,等到孙承宗知道这事的时候,东江镇已经成了四处阴风,遍地饿殍的人间地狱,孙阁老不由感叹“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

  饥荒的原因,是“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

  “买十万以济冬春”,“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也还罢了,“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就这么一海运,就消耗了70%以上,甚至有可能达到80%,这得斧拜到何种程度?!

  难怪孙承宗会愤怒地说“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

  只是这几场饥荒背后的水实在太深,孙承宗除了愤怒外,既没办法,也没胆子追究,只好玩猫盖屎,让有关部门赶紧向东江镇派送粮食: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

  然后威胁说“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

  一场场人为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毛文龙被谋杀后好歹还有个说法,崇祯依法处决袁崇焕的时候还说袁“以谋款则斩帅”,而无数饿死的辽东军民,只有孙阁老感叹了几句,制造饥荒的相关人员,孙承宗连名都不敢点。

  早在天启七年,后金那边粮食价格就已经达到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离彻底崩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毛文龙和无数辽东军民,距离他们推翻野猪皮家族邪恶统治打回老家去这个目标,也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在距离胜利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毛文龙和无数辽东军民就这么倒下了。

  他们,不是倒在他们的敌人——后金的屠刀之下。而是倒在己方阵营里的辽饷党射出来的冷枪暗箭之下,并且,再也站不起来。

  明王朝,再一次丧失了干掉后金的机会。

  这不是第一次丧失机会,也不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崇祯五年黄台吉攻打林丹汗的时候)。

  ——这是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辽饷利益集团以及以王廷试为代表的反洞官僚对辽东军民共同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斧拜、反洞官僚,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最严厉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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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楼
袁崇焕,是不是袁承志他爸爸? 也就是华山派的袁承志他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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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69楼
6.谋款斩帅(三)毛文龙原地满血复活

  此刻的毛文龙,在潮廷里异常孤立——本来就异常孤立,天启七年他终于得到了皇权的支持,见风使舵的官僚才没一哄而上把他撕成碎片。到了崇祯朝,崇祯不支持他,所以他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

  和辽饷党相比,毛文龙是全面落后,既没有庞大的黑暗势力作靠山,也没有足够强大的五毛美分,眼下粮饷被卡,后金虎视眈眈。

  同一时期,后金那边也是粮食卖毒品价,老奸巨滑的黄台吉,也在打“议和”牌。毛文龙这边也有黄台吉派出来的议和使者,双方早就有书信往来。

  毛文龙和后金书信往来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明方档案里根本查不到!反倒是《满文老档》里专门整理了“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

  本来,在当时,辽饷党根本没法用和后金谈判作为理由指控毛文龙通敌叛国,就连袁崇焕也只能根据毛文龙上报给崇祯的与后金来往书信的抄件,搞文字狱指控毛文龙“人臣不宜犯无将之戒,文龙刚愎无人臣礼”、“大逆不道”。

  现在好了,几百年下来,毛文龙当初上报给潮廷的书信抄件没有了,不知道是不小心弄丢了,还是故意销毁了,反倒是《满文老档》里专门整理的“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保存了下来。

  于是,所谓的“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就是被袁粉贴得满网络都是的毛文龙“通敌叛国”的“铁证”。

  早在民国时代,老辈袁粉就把这“六件”里头言辞最露骨的最后一封拿出来,找出“请率兵来,我为内应”的“投降信”重点宣传,嗯,用的还是金梁翻译的版本:

  《台湾文献丛刊》里所谓的“毛文龙来书七”
  又上书曰:
  忆先使赵姓往告上与诸贝勒,请率兵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
  乃(你)不纳我言,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所使之刘实等仍是巧言欺诈;请速遣回,事自完结。上又不纳,反欲先送满洲人登岸;否则嘱勿遣使,来即杀之。
  因知事不能成,於是欲降之心绝矣。其率兵於山东收粮,逼迫前往,因不合意(原档残缺)。
  以吾观之,上何多疑而无定乎!又谓我太胡为,不慎於始,后必不易驾驭。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
  我虽为此地之官,而归顺之心常存也。我非欺诈,因上与诸贝勒未通其意,是以未往;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
  今有畏於心者三事:负恩私逃,尚无寸功;必为上建立大功,方可自进。否则,谁不谓我奸宄乎?此其一也。
  闻上方於宁远议和,我今若往,倘已和毕,上又责我往来无时。万一遣归,则粉身碎骨矣,是以惧不敢往,此其二也。
  我之兄弟(原档残缺),虽照常任之,而不待之以荣礼。我虽生,亦犹死也,是又可惧。此其三也。
  请上以此三事,静心思之,赐书一通,共同发誓,我即愿行。
  东江之事,一或播扬,恐为牵连。善待所往之人,令人守之,勿囚禁残害;恐人惧而不往也。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时明兵又至,故慎而未动。
  上?有意於我,如用我时,遣人来告。倘以欺诈见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

  正好,老六手里有着另一个《满文老档》译文,此译文是本朝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组译注的,以下简称90版。把90版的这一段译文放在这里和《台湾文献丛刊》的那一段译文放一块对比一下:
  前者我遣周姓人往约汗与诸贝勒云: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等语。
  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作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不然,勿再遣使。倘若遣人前来,则即行杀之等语。
  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率兵於山东地方收粮,逼迫前往,乃因不合意,即行劫掠。
  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後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汗谓尔虽在彼为我勤力为之,我亦不嘉许,唯尔来归,即为头功等语。
  臣之惧而不敢往者有三事,谅汗不知也。负恩逃来之此一也。今无寸功,待臣为汗立大功後,方可归回。不然,谁不骂我为奸宄也。
  闻汗於宁远议和,倘我至彼,议和已成,明即索我还,汗又责我往来无定,万一遣归,则我粉身碎骨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二也。
  我诸史弟复至,虽在彼照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我虽在彼生亦犹死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三也。
  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於做事,若书东江之事,一旦傅扬,唯恐被牵连,事将难辨,遂未书之。善养所往之人,令人看守,勿使囚禁受苦,以免人惧而不往也,毛总兵官死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因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明兵又接踵而至,当时未遣人往报,汗且恨之。
  我自有主意。有必要时,身遣人往报,若疑有诈,即行停止,我亦不遣人去。将於春三月寄信。

  看到没有?《台湾文献丛刊》版本,直接把写信人和前几封信一样,定为毛文龙,所以特地在前面加了私货“又上书曰”,误导读者认为前几封信一样,写信人是毛文龙。

  然后,老六把两种版本的译文里不同之处放一块对比:
  金梁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
  90版: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

  金梁版:又谓我太胡为,不慎於始,后必不易驾驭。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我虽为此地之官,而归顺之心常存也。我非欺诈,因上与诸贝勒未通其意,是以未往……
  90版: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後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
  
  两个版本一对比,就会发现,金梁版的译文,是带着明确目的去翻译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做了许多手脚,首先,翻译者先把写信的人定为毛文龙。所以,“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在翻译时被篡改成“又谓我太胡为”。

  然后,最好笑的一暮出现了,“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被篡改成“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
  写信人(疑似刘兴祚)的原意是他向袁崇焕告密说毛文龙蓄意叛逆,袁崇焕就把毛文龙杀了,写信的人因为告密有功,升副将职,经过这么一篡改,成了后金以“我”(即毛文龙) 有叛心,密告袁崇焕,把“我”(毛文龙)杀了,告密的人,有功升为副将。

  本来,这段话也没什么漏洞,但是,此刻写信的人,是毛文龙!毛文龙都已经被袁崇焕杀了,居然原地满血复活,然后写信向黄台吉抗议:“此何意乎”?!

  由于这段实在太雷人,有袁粉抵赖说:当时有人向袁崇焕告密,结果事情被毛文龙知道了,所以毛文龙写信向黄台吉抗议。

  再来看看90版之后的这一段:“……以免人惧而不往也,毛总兵官死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金梁版里这一段是“……恐人惧而不往也。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
  看见没有,同样是在翻译《满文老档》,金梁版里就少了这一句“毛总兵官死後”,可想而知,当时那些人在翻译《满文老档》的时候,是做了技术处理的,他们把和前文对不上号的这句“毛总兵官死後”给删了,于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可以硬说这封“请率兵来,我为内应”的“投降信”是毛文龙写的。

  只不过,这封信的内容太多,民国时代那些别有用心的“翻译”在进行篡改,哦不,技术处理的时候没删干净,留下了唯一一条尾巴,也是最明显的一条:“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
  ——从来没听说毛文龙“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的干活,光凭这一句,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这封“投降信”根本不是毛文龙写的;其次,民国时代翻译满文老档的人在翻译的时候故意捏造、篡改史料,并且,篡改出一个大漏洞。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代《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捏造、篡改史料行为,以经过篡改的“译文”为基础,以李光涛为代表的一帮文人对毛文龙发起了新一轮污蔑。扯蛋的是,反倒是一个在伪满任伪职的汉奸罗振玉为毛文龙说了几句公道话。

  只不过,由于罗振玉是个汉奸,袁粉便抓住罗振玉的汉奸身份大做文章,说罗振玉这么做是“贼贼相护”、“汉奸吹捧汉奸”,早在民国时代,李光涛论罗振玉刊《东江遗事》里说:
  毛文龙通敌原书,载明清史料,姑勿论罗氏曾否见之,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见,此书出版较早,罗氏当亲见之,彼又尝手编坐史料丛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龙种种罪恶,彼皆不肯征信,独信此至东江遗书一书,且又摭拾由来一贯之浮言,妄毛文龙有功之状,其为“贼贼相护”有意淆乱是非之心理显然可知矣。

  “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赫赫,偏偏这个所谓的“金梁之满洲老档”是最为靠不住的假冒伪劣。

  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汉奸,就算要撒谎,他也不会每句话都在撒谎,总有几句话是真的,一堆真话里藏若干句假话,否则根本起不到骗人的作用。所以,根本没办法因为某个人是汉奸,就能确定他所有的话都是假话,所以正常人不可能因为某个汉奸说“人得吃饭”,就把汉奸说的这句话当成谎言,然后跟着袁粉一起不吃饭,只吃翔。

  到了今天,这封“请率兵来,我为内应”的“投降信”早已臭不可闻,连袁粉都不敢再说这封信是毛文龙写的。

  毛文龙“投敌”的“铁证”——“请率兵来,我为内应”成了一堆废铁了,袁粉只好把指控毛文龙想投降后金的罪名改为毛文龙想在后金的配合下造明朝的反自立。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分析金梁版译文的明显错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明朝和后金的经济状况,就知道毛文龙“投敌”的可能性是零——当时的后金,粮食卖毒品价,毛文龙就算肯带领几十万辽东饥民投降过去,黄台吉也没法提供那么多粮食养活几十万辽民。

  所以,毛文龙通敌的“铁证”也不再是“请率兵来,我为内应”了;而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意思就是,毛文龙要造反,夺取山东,所以需要后金去攻打山海关。然后后金和毛文龙“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为此,这封信里毛文龙还提出了分赃的方案:“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

  但是,早在五六年前,袁粉就知道,所谓的“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根本没有汉语原件,只有满文翻译件。而且还是钱聋年间的抄件,原始的翻译件,都早已不知道到哪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翻译件,之前的内容,一直都是向黄台吉解释他不是故意抓阔科押解进北京,而是因为阔科自己做死,“误入户部粮船”,说着说着,突然就变成“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从这句话的开头“无论”二字来看,写信者提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前,必定会有和这个计划相关的内容,而这个所谓的“通敌书信”之前只字不提,只有翻来覆去的“误入户部粮船”,然后就“无论”如何如何,这就意味着,这个所谓的“翻译件”,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份“翻译件”,而是两份翻译件拼在一块的。然后,钱聋年间的笔贴式将所谓的“翻译件”重新抄写一份,就成了毛文龙 “通敌书信”的“翻译件”。

  这种方法,计算机还没出现的时代常用,八十年代许多人写匿名信的时候不直接手写,而是从报纸上把要用的字剪下来,用胶水粘在一块。另外,某些设计部门设计时偷懒,把若干图纸(画在半透明的硫酸纸上的那种)上的内容剪下来,然后若干个旧有设计图拼在空白硫酸纸上,就是一张新的设计图,就可以拿去晒图。

  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CAD)后,这种干活就更加方便,直接将旧有设计图几个相关部分复制过去粘贴到新的CAD文件里之后,一张新的设计图就新鲜出炉。

  所以,在“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基础上的所有推测,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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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0楼
引用雅阁轩发表于68楼的内容
袁崇焕,是不是袁承志他爸爸? 也就是华山派的袁承志他爸爸? 😀


就是这位伪大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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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1楼
引用雅阁轩发表于68楼的内容
袁崇焕,是不是袁承志他爸爸? 也就是华山派的袁承志他爸爸? 😀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19:53 编辑


所以张纪中老师拍“碧血剑”的时候,对许多情节做了改编,里头有一出崇祯和袁承志的对手戏:

闯军即将攻破北京城,崇祯砍掉阿九一只胳膊,袁承志进皇宫正好碰上这事。

袁承志:昏君!你这个昏君!你居然什么人都杀!连自己女儿也不放过!
崇祯:你要替父报仇吗?昨日朕成全了杜勋,今日未尝不可以成全于你!
袁承志:好,我只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他对你耿耿孤忠,你却诬陷他通敌背主!你!
崇祯:你父亲有罪!诳言五年平辽,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令辽藩没有了东顾之忧,以致令清兵的铁蹄蹂躏京城,朕没有杀错!
袁承志:到这个时候你还这么刚愎自用,不肯认错?
崇祯:朕杀袁崇焕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比你现在还小,自毁长城也好,刚愎自用也罢,朕要做中兴之主,不料成了亡国之君!老天爷给朕开的这个玩笑,又何其残忍,何其毒辣!你要朕认什么错?

这一出,被网民命名为“崇祯怒斥袁佳文弼”。

崇祯怒斥袁佳文弼03.jpg
崇祯怒斥袁佳文弼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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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怒斥袁佳文弼06.jpg
崇祯怒斥袁佳文弼07.jpg
崇祯怒斥袁佳文弼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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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19:59:25
神医胡万林(作者)
72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20:09 编辑

6.谋款斩帅(四)东江镇的最后辉煌

  崇祯元年十月八日
  平辽搃兵毛文龙遣副将毛承禄等率兵袭撒儿湖城,约刘兴祚弟刘四、刘五、刘六为应,入之,大有擒获。
  疏闻。

  对东江镇的这一战绩,《崇祯长编》里,只有寥寥几十个字的记载,战果只有四个字:“大有擒获”。似乎这一战绩不值一提。

  果真如此么?

  “撒儿湖”是什么的干活?今天的人们绝对弄不明白,但这个地名还有另一个译音:
  萨尔浒。

  想起来没有?

  1619年,野猪皮在这里打了一仗,这一仗,被那些“历史学家”吹上了天,八十年代还有人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

  一群多年没有足够粮饷供应的乞丐兵,在这个能够把野猪皮吹上天的地方,狠狠抽了我犬清一记响亮的耳光。

  偏偏东江镇最后的辉煌,那些狂捧“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的“历史学家”几乎只字不提。

  这就是所谓的“舆论导向”。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是这么记载的:
  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塘报
  据来乡昝四禀称:奴酋发兵二万有余,径奔镇江下营,修筑城池,欲攻皮岛,等情到职。
  据此当即传令官兵,分布冲要地方,埋伏迎敌,务期万全㈠,已经塘报讫。
  于二十六日,亲带各将领等官兵,水陆并进,迳往镇江地方,截其来路。
  委见逆奴在镇江地方扎营,勒马迎敌,观见旧属刘爱塔在阵,职大呼招之,即带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收带回营。
  业经具疏奏闻备揭投报外,今于十月初二日,据拨夜参将毛永诗报称:逆奴率兵西犯,当即督率各将领等官分兵截杀外,于十月二十日,据副总兵毛承禄呈称:二司参将毛有杰下郭志才等,会同参将曲承恩、沈世魁下毛有成等,昼夜兼程而进,路遇听静拨夜达贼,当即杀死,使奴先绝声息,遂得深入重地。
  于十月初八日,行至潵儿湖,城内有达贼五千余骑。
  见城无准备,先差细作入城,暗约刘爱塔亲弟刘四、刘五、刘六亲族人等为内应,催督官兵奋力向前,枪炮攻打。
  贼堡坚闭不出。从寅至酉,内外夹击,方得攻进,生擒活夷六十九名,杀死无数,割级三千有余,随即收回,同刘四等星夜出边,等情到职。
  该职看得奴酋十数年来,肆恶跳梁,未得扫除,迄今内谋归顺,获功称捷,皆皇上威灵,庙堂胜算所致耳。

  这一战的指挥官是毛文龙的养子、头号黑干将毛承禄。

  战绩是“生擒活夷六十九名,杀死无数,割级三千有余”,袁崇焕所谓的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九千破十万”加一块,和这一仗相比,黯然失色。

  这一仗,有一个叫刘爱塔(刘兴祚)的起义人员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三个弟弟率领的刘氏族人是内应。

  奇袭撒儿湖这一战没人提,但刘爱塔起义经过却传得路人皆知。

  有两个版本,知名度高的,是袁崇焕版本,另一个是毛文龙版本。

  袁崇焕版本,《崇祯长编》里有,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崇祯二年二月二日
  崇焕又言:刘爱塔者,原名兴祚,辽人也。举家为□□□□大清兵所得,爱其才,待如子。但爱塔则心在明朝,寝食不忌。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
  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
  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差人通之,事泄,塔几不测,以计得免。
  崇祯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刘弘基从船上来宁,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认识,以此脱身往东江。
  崇焕未信,一月,有南来者云塔死矣,
  又一月,得东江消息,云塔至矣。
  今弘基见在宁远,镇臣毛文龙奉旨就崇焕议事,崇焕请偕爱塔同来对面商确。
  帝从之。

  毛文龙版本则简单直接:战场起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是:
  (毛文龙)于二十六日,亲带各将领等官兵,水陆并进,迳往镇江地方,截其来路。
  委见逆奴在镇江地方扎营,勒马迎敌,观见旧属刘爱塔在阵,职大呼招之,即带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收带回营。

  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呢?先看袁崇焕版本:“臣崇焕为宁蓟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

  正因为这条记载,袁粉一直吹嘘说袁崇焕很关心辽东的谍报与策反工作,刘兴祚起义就是袁崇焕的成绩。

  事实是,袁崇焕摘了袁可立的桃子。
  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
  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言¬:
  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
  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
  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劄付一张,移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
  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讫,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
  奴四月间以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西虏千人而已。
  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潮癣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得旨:据奏,逆奴情形已多离叛,攻守机宜,还加详慎,著该部酌议具奏。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

  《满文老档》里,也有刘兴祚天启三年起义失败后被降职的记载:

  第五十二册天命八年五月 ………………………………487
  12.李永芳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获罪 ………………491
  (五月)二十三日,降书大贝勒曰:“勿绑缚抚顺额驸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实属妄为。”

  第五十七册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
  8.革李永芳、戴木布等之职降爱塔之职 ………536
  初三日……
  革抚顺额驸、戴木布总兵官之职。革爱塔副将之职,降为参将。革噶海备御之职。升揣尔扎勒游击为参将。

  从这几条记录来看,五月底,李永芳之子和刘兴祚的族人已经被抓,但还没审理定罪。而到了天启三年的七月,刘兴祚被降为参将,实际上已经完蛋了。

  而袁崇焕直到天启四年,也就是个兵备副使,他当宁前兵备道是天启五年的事情,此刻的刘兴祚,已经被降为参将,不再是复州的老大,无权“欲自拔西来”,让袁崇焕“固止之”了。

  所以袁崇焕说。“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根本就是撒谎,他在欺骗崇祯——也就是欺君。

  刘兴祚复出,是野猪皮病死,黄台吉继位以后的事,天启七年后金攻打潮癣的时候,刘兴祚是后金的谈判代表,官职是副将。这个时候,他倒是有机会和袁崇焕往来了,问题是,此刻的袁崇焕是辽东巡抚而不是宁前道,所以袁崇焕依旧是在撒谎。

  而且很显然,袁崇焕根本不知道刘兴祚天启三年起义失败后被野猪皮降职这事,所以才会称自己天启四年之后任宁前道之后刘兴祚“欲自拔西来”。

  只不过,袁崇焕编故事欺君说自己领导刘兴祚起义,刘兴祚为什么不揭穿他?

  老六的猜测是:刘兴祚在后金那边的时候,他肯定知道后金粮食卖毒品价,处境不妙,所以才会从后金那边起义过来跑到东江镇那边。

  只不过,刘兴祚很快发现毛文龙的日子并不比黄台吉好过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江镇已经被辽饷党给断粮了。

  刘兴祚可不想跟着毛文龙一块被断粮。所以他选择投靠袁崇焕。

  所以,袁崇焕编故事欺骗崇祯说刘兴祚是自己在后金发展的眼线时,刘兴祚绝对不敢说半个不字。

  只要刘兴祚自己不说,即便袁崇焕编出来的故事漏洞百出,时间上根本对不上号,对辽事非常不熟悉的崇祯也不可能看出来。

  至于刘兴祚是装死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还是战场起义,只有天知道。

  但是,袁崇焕把刘兴祚是装死脱逃这个版本报给崇祯后,刘兴祚起义这件事,毛文龙就分不到半点功劳了。

  关于奇袭撒儿湖这一仗,最终崇祯的处理,只有两个字:“疏闻”。

  天天想着“五年平辽”,东江镇的战绩报上来,崇祯就这个反应。皇帝都如此,下头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6.谋款斩帅(五)毛文龙原地满血复活更正版

  首先,不得不承认,老六性格跟崇祯差不多,甚至有所不如,急躁,不认真观察分析。

  先上一道视觉欺骗题,这道题,只要小学三四年级的课程能够过关,就能够正确解答,前提是,解题的时候必须认真观察。

公务员骗人题.JPG

  正确的解答是:
  第一个算式的正确分析是:一个正方形是4条边,正五边形是5条边,正六边形是6条边,正方形、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叠一块,总共15条边。三个这种图形加一块,总共45条边:15+15+15=45;
  第二个算式的正确分析是:4根香蕉,再加4根香蕉,再加15条边,4+4+15=23;
  第三个算式的正确分析是:4根香蕉,加上三点钟,再加上三点钟,4+3+3=10;
  那么,最后就应该这样解答问题:
  两点钟,加上3根香蕉,再加上3根香蕉乘(5条边+6条边):2+3+3×(5+6)=38
  最后的答案是:38

  但是,许多人,甚至是有高等学历的人,第一次解答这道题时,却算错了。

  原因很简单,这道题是道视觉欺骗题,第四个算式里,闹钟、香蕉、多边图形,都和前三个算式的图形非常象,可是,细节上却完全不同,如果不认真观察,往往会想当然地被误导:

  前三道算式,闹钟指针指向三点,香蕉是四根,而多边图形是正方形、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叠一块;
  而第四道算式,闹钟指针指向两点,香蕉是三根,而多边图形是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叠一块;

  所有算错了的人,都是没有注意到前三道算式和第四道算式的闹钟、香蕉、多边图形细节上存在不同,被前三个算式误导,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这么解答的:
  3+4+4×15=67

  天启朝,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打着用间的旗号议和,再利用天启和八千女鬼对议和的默许,打着议和的旗号暗中放水,默许纵容黄台吉一边议和一边攻打西达子,同时期攻打东江镇和潮癣。

  崇祯朝,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用一系列类似手段把袁崇焕捧上高位,然后“空月马乾”、对东江镇禁海、改饷道贡道,都一一获得崇祯批准……

  这一切,用的都是类似的手段,说穿了,就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给天启和崇祯造成错误理解,然后批准了他们的方案,然后打着皇权的旗号兜售自己的私货,最终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破坏。许多人在上当受骗后依旧弄不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一个官僚体系运转起来,那是文山会海,底下的人设视觉或者文字陷阱骗他们的上级官僚担责任的时候,也不可能每件事都骗,通常是几件事里设个陷阱,让上司防不胜防,官僚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再狡猾的官僚,也很难保证自己永远不出错,不上当。

  《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大事小事统统都管,先不说他最后活活累死,老六偏偏就不信他没被下面的人当猴耍过。嗯,还有他那个同门师兄弟旁捅,哦不,庞统,小说里说他当个县官后几个月天天喝酒作乐,张飞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他当着张飞的面,“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不到半日把百余日的工作全部做完,并且没半点差错——你信吗?

  问题是,世界上就算有诸葛亮、庞统这样的人物,一个时代最多出一两个,并且,他们的高效率,还是建立在下属没有欺骗他们的基础上。

  所以,许多官场的老油条,在批复下级的请示件时,从来不肯痛痛快快地批上“同意”二字,有时,画个圈,表示“我知道了”,有时被盯上了,就回答:“原则上是这样的”,或者“原则上同意”,就是怕下面挂羊头卖够肉,设文字陷阱把自己装进去。

  其实不止中国,国外也差不多,许多职业政客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挺地喷口水,看似洋洋洒洒,实际上把他的发言稿整理一下,会发现他看似啥都说了,其实啥都没说。

  这些官油子如此谨慎,看似官僚作风严重,却最大限度避免了被人坑害。而且这些人也未必是处处拖沓,一旦某个陷阱被识破,这些官僚的报复往往也相当狠辣歹毒。

  当然,到了这种层次,皇帝被欺骗,还有个必要条件:几乎所有的旁观者,包括耳目(厂卫特务体系)和智囊(内阁),要么也被骗,而那些没有被欺骗的,要么和行骗者勾结起来骗皇帝,要么装傻,保持沉默不敢揭露,要么他们揭露了,却被行骗者的同案犯用各种手段干掉,他们的好心,被已经昏了头的皇帝当成驴肝肺。

  原本,看到崇祯被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耍得团团转,老六我,对崇祯皇帝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直到看到这张图片,很优越地解答,算出67,然后看了答案,再对着图比划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被耍了。

  崇祯17岁当皇帝,智囊和耳目全都有问题,所以崇祯的表现得不怎样,老六我四十多岁,碰到只有小学知识点的视觉欺骗题,照样上当。

  而老六我和毛文龙吧的许多吧友现在做的,就是分析当年的崇祯在那些地方形成错误印象,最终怎样造成灾难性后果。

  前几天,在分析毛文龙和后金通信的时候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发到毛吧,然后在Q群里听Carlsas007说了一句话:毛文龙那封“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通敌书信”只有满语翻译件,没有汉语原件,可信度马上下降一半!

  一看到这条聊天记录,老六就知道自己上当了,又被罗列“毛文龙通敌书信”的袁粉给误导了,把毛文龙那封“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通敌书信”当成了真的,并以此为史料依据进行分析,于是前几天发出去的帖子,相当部分观点是错误的!


  在关键问题被点破之后,所有的事情便一目了然:

  再把几年前的袁粉马甲左霭、暗音在网络上贴得到处都是的《毛文龙致皇太极书信全文》翻出来,老六总算明白,从民国开始到今天传得满网都是的毛文龙“通敌书信”到底是怎样给读者(也包括老六自己)造成错误印象的了。

  先上袁粉污蔑毛文龙的经典《毛文龙致皇太极书信全文》的地址:
  https://tieba.baidu.com/p/1323166032?red_tag=0931785890

  乍一看此文,又有图片,又有文字,而图片,全是毛文龙写给黄台吉书信的扫描件,根本不存在造假可能。

  然后,这些史料当中,毛文龙给黄台吉的书信总共八封,其中汉语五封半,满语七封(内一封残缺)。

  再然后,袁粉还是没撒谎,他们告诉读者:“汉满俱在互相对应的五封,仅存汉语的一封,仅存满语的二封”。

  而毛文龙声称要“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那封“通敌书信”前是这么写的:
  第五封,无汉语原本,满语译本全存,即《满文老档•太宗档•第十二册•毛文龙等处来文三》

  由于既有毛文龙给黄台吉的书信汉语原件五封半,并且都贴了汉语原件的扫描件,老六就没再注意这句“无汉语原本,满语译本全存”,更加没注意到袁粉竭尽全力地宣传的毛文龙通敌的关键史料依据“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出自这份没有汉语原件,只有满语译本的第五封书信。

  也就是说,毛文龙致黄台吉书信中,所有汉语原件里,统统没有能证明毛文龙“通敌”的任何字句。而能够证明毛文龙“通敌”的,只有那封无汉语原件,只存满语译本的第五封书信。

  袁粉也绝对不会告诉你,唯一一句“通敌”内容,出自一份没有汉语原件的满语译本——是你自己没注意看,我没撒谎!

  并且,仅有的“通敌”字句,还和与之一样,满语译本全存,无汉语原件的第八封存在矛盾:

  第八封毛文龙致黄台吉的书信里,有这么一句:“况议和之事,乃两国所愿,於两地有益之事,尔若不愿,则亦已耳……”

  这就见鬼了:之前第五封“毛文龙致黄台吉的书信”的满语译本里,毛文龙哭着喊着“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按照满语译本的这个说法,到这个时候毛文龙和黄台吉商量的,根本不是议和,而是毛文龙要和后金勾结起来瓜分明王朝!

  可是,到了这第八封“毛文龙致黄台吉的书信”里,毛文龙又重新和黄台吉商量议和的事情了?!这毛文龙是不是有病?明明前面已经开始勾结黄台吉瓜分明王朝,并计划“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了,现在不瓜分了,重新开始议和?!

  而且,决不是到第八封信的时候毛文龙在和黄台吉利议和,第六、第七封信里,都有毛文龙和黄台吉议和的字句:
  第六封信:
  汉语原本、满语译本全存,即《明清史料•丙编•第一册•都督毛文龙致金国汗书》,《满文老档•太宗档•第十二册•毛文龙等处来文四》,《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四类•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五》

  汉语原件里有这么一段:
  都督毛文龙再拜:前差官执书和事,原讲是我一一担承,烦(凡)事都在口口上,彼此罢兵,共享太平,口心甚喜。

  如果汉语原件里这一段“和事”还存在歧义的话,满语译本里说得更加清楚:
  满语译文: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於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日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

  写得非常清楚,毛文龙找黄台吉商量议和的干活,根本不是瓜分明王朝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第七封,汉语原本全存,无满语译本,即《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都督毛文龙致清太宗书》,《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四类•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六》

  这封信里有这么一段:
  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已经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看到没有,毛文龙与阿黄商量的大事,显然是议和,并且“通此大事,已经三次”,而且毛文龙破口大骂,说阿黄“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咆哮说“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第五封信的“满语译本”里明明说毛文龙要和黄台吉商量瓜分明王朝,接下来续三封信,全是和黄台吉议和的干活,并且黄台吉手脚不干净,一边议和一边开战。

  那么,毛文龙写信给黄台吉,商量的,到底是什么的干活?

  明显是议和的干活。

  那么,“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又是什么的干活?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伪造的干活。

  这不是老六我的胡乱猜测。

  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汉语原件,只有满语译本,老六还只敢怀疑,可是,从第六到第七封信都显示出毛文龙是在和黄台吉议和,那就只能证明,“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是事后掺杂进满文老档的假冒伪劣。

  铁证如山,还敢抵赖?!

  那好,再来看一下袁粉的这篇造谣经典——《毛文龙致皇太极书信全文》,满篇五千多字,真正的目的只有这一句“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天底下虽然不认真看史料,容易被误导的人很多,但是偶尔总能出现个把讨厌鬼一不留神就将这些把戏看穿,比如那个Carlsas007就是其中一个。

  好在老六是好几年前就跟袁粉打交道,知道袁粉若干年前污蔑毛文龙“通敌”的时候,所根据的所谓“史料”,可不仅仅是这八封毛文龙致黄台吉书信,还有第九封“毛文龙致黄台吉书信”,里头有这么句“请率兵来,我为内应”。这句“请率兵来,我为内应”,才是袁粉污蔑毛文龙的重点。

  这一封“毛文龙致皇太极书信”,也是没有汉语原件,只有满语译本,民国时代的金梁组织人员将满文老档翻译成中文时,这封满语译本也被翻译成汉语,也就是《台湾文献丛刊》里所谓的“毛文龙来书七”,被袁粉从民国时代开始采用,一直采用到前几年穿帮,全文是:

  又上书曰:
  忆先使赵姓往告上与诸贝勒,请率兵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
  乃不纳我言,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所使之刘实等仍是巧言欺诈;请速遣回,事自完结。上又不纳,反欲先送满洲人登岸;否则嘱勿遣使,来即杀之。
  因知事不能成,於是欲降之心绝矣。其率兵於山东收粮,逼迫前往,因不合意(原档残缺)。
  以吾观之,上何多疑而无定乎!又谓我太胡为,不慎於始,后必不易驾驭。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
  我虽为此地之官,而归顺之心常存也。我非欺诈,因上与诸贝勒未通其意,是以未往;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
  今有畏於心者三事:负恩私逃,尚无寸功;必为上建立大功,方可自进。否则,谁不谓我奸宄乎?此其一也。
  闻上方於宁远议和,我今若往,倘已和毕,上又责我往来无时。万一遣归,则粉身碎骨矣,是以惧不敢往。此其二也,
  我之兄弟(原档残缺),虽照常任之,而不待之以荣礼。我虽生,亦犹死也,是又可惧。此其三也。
  请上以此三事,静心思之,赐书一通,共同发誓,我即愿行。东江之事,一或播扬,恐为牵连。善待所往之人,令人守之,勿囚禁残害;恐人惧而不往也。
  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时明兵又至,故慎而未动。上?有意於我,如用我时,遣人来告。倘以欺诈见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

  正好,老六手里有着另一个《满文老档》译文,此译文是本朝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组译注的,以下简称90版。把90版的这一段译文放在这里和《台湾文献丛刊》的那一段译文放一块对比一下:

  前者我遣周姓人往约汗与诸贝勒云: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等语。
  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作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不然,勿再遣使。倘若遣人前来,则即行杀之等语。
  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率兵於山东地方收粮,逼迫前往,乃因不合意,即行劫掠。
  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後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汗谓尔虽在彼为我勤力为之,我亦不嘉许,唯尔来归,即为头功等语。
  臣之惧而不敢往者有三事,谅汗不知也。负恩逃来之此一也。今无寸功,待臣为汗立大功後,方可归回。不然,谁不骂我为奸宄也。
  闻汗於宁远议和,倘我至彼,议和已成,明即索我还,汗又责我往来无定,万一遣归,则我粉身碎骨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二也。
  我诸史弟复至,虽在彼照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我虽在彼生亦犹死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三也。
  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於做事,若书东江之事,一旦傅扬,唯恐被牵连,事将难辨,遂未书之。善养所往之人,令人看守,勿使囚禁受苦,以免人惧而不往也。
  毛总兵官死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因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明兵又接踵而至,当时未遣人往报,汗且恨之。我自有主意。有必要时,身遣人往报,若疑有诈,即行停止,我亦不遣人去。将於春三月寄信。

  看到没有?《台湾文献丛刊》版本,直接把写信人和前几封信一样,定为毛文龙,所以和所有的“毛文龙来书”一样,特地在前面加了私货“又上书曰”,前几封信都是毛文龙写的,所以读者就会被误导,认为前几封信一样,这封“我为内应”的信,写信人也是毛文龙。

  然后,老六把两种版本的译文里不同之处放一块对比:
  金梁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
  90版: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

  金梁版:又谓我太胡为,不慎於始,后必不易驾驭。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我虽为此地之官,而归顺之心常存也。我非欺诈,因上与诸贝勒未通其意,是以未往……
  90版: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後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

  两个版本一对比,就会发现,金梁版的译文,是带着明确目的去翻译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做了手脚,首先,翻译者先把写信的人定为毛文龙。所以,“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在翻译时被篡改成“又谓我太胡为”。

  然后,最好笑的一暮出现了,“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被篡改成“并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
  写信人(疑似刘兴祚)的原意是他向袁崇焕告密说毛文龙蓄意叛逆,袁崇焕就把毛文龙杀了,写信的人因为告密有功,升副将职,经过这么一篡改,成了后金以“我”(即毛文龙) 有叛心,密告袁崇焕,把“我”(毛文龙)杀了,告密的人,有功升为副将。

  本来,这段话也没什么漏洞,但是,此刻写信的人,是毛文龙!毛文龙都已经被袁崇焕杀了,居然原地满血复活,然后写信向黄台吉抗议:“此何意乎”?!

  由于这段实在太雷人,有袁粉抵赖说:当时有人向袁崇焕告密,结果事情被毛文龙知道了,所以毛文龙写信向黄台吉抗议。

  再来看看90版之后的这一段:“……以免人惧而不往也,毛总兵官死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金梁版里这一段是“……恐人惧而不往也。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
  看见没有,同样是在翻译《满文老档》,金梁版里就少了这一句“毛总兵官死後”,可想而知,当时那些人在翻译《满文老档》的时候,是做了技术处理的,他们把和前文对不上号的这句“毛总兵官死後”给删了,于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可以硬说这封“请率兵来,我为内应”的“投降信”是毛文龙写的。

  只不过,这封信的内容太多,民国时代那些别有用心的“翻译”历史基本功太差,他们不了解毛文龙的家庭情况,所以在进行篡改,哦不,技术处理的时候没删干净,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致命的破绽:“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从来没听说毛文龙“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的干活。这些历史发明家凭空给毛文龙添了两个弟弟,光凭这一句,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这封“投降信”根本不是毛文龙写的;其次,民国时代翻译满文老档的人在翻译的时候故意捏造、篡改史料,并且,篡改得不彻底,留下致命的漏洞。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代《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捏造、篡改史料行为,以经过篡改的“译文”为基础,以李光涛为代表的一帮文人对毛文龙发起了新一轮污蔑。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网络普及,国人接触史料的门槛降低到几乎不存在的程度,不计其数的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意获得史料。庞大的数字造成人群里原本不多的,眼尖的、擅长发现蛛丝马迹的网民数量变得特别大,民国时代伪造的史料里原本很不起眼的漏洞,被这帮人放大了无数倍。

  于是,这句原本毫不起眼的“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被不知道哪个多管闲事的网民发现,立刻揭发说毛文龙哪来的“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

  于是,民国时代袁粉的祖师爷在翻译满文老档时篡改史料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

  所以,几年前,袁粉知道不妙,再也不敢提毛文龙“请率兵来,我为内应”了,只能死盯住毛文龙“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不放。

  当老六知道自己被骗之后,恼羞成怒,对一个宣传“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家伙说,只要他能把毛文龙写那封写着“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汉语原件找出来,老六我就把这封汉语原件吃下去!

  另:袁粉的神补刀

  话说,袁粉暗音是2011年就已经知道毛文龙这封“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通敌书信”没有汉语原件,而老六却是2017年3月下旬才知道的,并且还不是自己发现,而是别人告诉我的。

  这个地址就是袁粉宣传《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的帖子:
  https://tieba.baidu.com/p/1323166032?red_tag=0931785890

  当时的暗音,在袁吧那篇名为《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的帖子里,后面说了句“你妹啊,最关键的第五封扫描本在哪。坑爹呢”,可想而知他当时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此楼的29楼,袁崇焕吧资深袁粉兼小吧主暗音发了个“阿狸锤桌子”的表情,后面说了句:“你妹啊,最关键的第五封扫描本在哪。坑爹呢”
  此楼的30楼,暗音发了个“阿狸哭泣”的表情,后面说了句:“就是把译本贴出来也好啊”。
  可见,早在2011年12月,袁崇焕吧那些资深袁粉就已经知道,所谓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是的,袁粉对毛文龙的“叛国”指控,全部建立在这些“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之上,而这些“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里唯一能确定是“叛国”的内容,只有那份写着“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满语翻译件——没有原文。

  这就意味着从民国起至今,袁粉对毛文龙“通敌”、“叛国”的指控将彻底倒塌。

  2017年3月28日,老六正和毛吧几个吧友聊这事,一个马甲名qq12347855的家伙如此回复: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你假老六一定不知道,罗振玉编辑的《明清史料丛刊初编》的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的第一封。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毛文龙差使议和,提到了可可出使未归,特别其中一句”或攻山海山东各处“,这肯定也是清妖伪造的,果然是组合造假,考虑得比你周全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请问皇太极回书“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这肯定也是清妖造假,大肆污蔑你家毛文龙
  qq12347855: 回复 jialaoliu :毛吧大吧主也承认“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句话有通敌性质,难能可贵啊,看来假老六你是非观念还是有的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而你所谓的阿黄回书“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根本无法证明毛文龙的所谓“通敌”,要知道,黄台吉完全可以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议和条件(若事不成),我就要“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正相反,黄台吉在《皇太极谕皮岛众将》里的这些威胁,反倒能证明他是在和毛文龙议和,看清楚了:如果是毛文龙通敌,通敌的事情商量不成,黄台吉威胁进攻皮岛也还罢了,进攻山东勉强还能威胁皮岛的后勤,进攻山海关?!这关毛文龙屁事?以东江镇的立场出发,毛文龙还巴不得呢。
  jialaoliu: 回复 qq12347855 :而正因为毛文龙是在和和黄台吉议和,所以黄台吉才威胁明方说“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话说,QQ数字啊,你就别用你自己提供的史料抽你自己的嘴巴了。老六接触的史料真的不多,本来还真不知道《皇太极谕皮岛众将》是咋回事哩。

  后来搜索了一下网络,才知道袁粉自己也知道所谓的“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满语翻译件上的这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实在“坑爹”,所以早在2008年,资深袁粉商羊舞就写了一堆网文,其中《浅析毛文龙的通书投敌》里专门另外找了篇“史料”篡改原意来“证明”满语翻译件里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是可信的:

  blog.sina.com.cn/s/blog_56eeb0f10100b55o.html
  参照毛文龙两次指莱的情形,更容易理解毛文龙崇祯元年下半年到崇祯二年初的通书脉络,毛文龙再次和皇太极联系,始于崇祯元年九月,毛文龙初次指登窥探后不久。承政院日记十一月十五日条下有:“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都督标下都司苏万良。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日,得达沈阳,持汗书回书来事。”“铁山府使书目,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国汗书,由昌城之路出来,本月初九日子时,到本府事。”
  苏万良系毛文龙亲信,天启四年毛文龙解送李永芳招降使者时,即系该人解送,并因此功授予守备。其崇祯元年九月持都督书,即书信IV前往沈阳,⑧于十月十七日抵,后持皇太极回信返回,皇太极的回信即《明清史料丛刊初编》的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的第一封。
  苏万良带过去的书信IV中,毛文龙先向皇太极解释了阔科未归的原因,把一切归罪于黄户部,紧接这其抛出一个计划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此信中所说的”我取山东”,和毛文龙在八月份所谓因”风飘”指登的窥探恐有很大的关联。
  皇太极的回信对毛文龙做了回复,他先指责毛文龙年初的大话相欺(指的书信I)责问”差官持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奉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结果却是和谈未成,而此番又差人来“持书又是别事”(指的是非上次和谈,而是所谓的从两面夹攻的计划)。皇太极表示出对毛文龙及其不信任,反问道“或攻山海,或攻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

  而这个qq12347855回复老六的那些话,就是商羊舞《浅析毛文龙的通书投敌》里的套路。

  只可惜,假的就是假的,袁粉以为歪曲篡改了史料的意思就能证明他们的谎言,事实上史料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正因为毛文龙和黄台吉在和谈时谈不拢,黄台吉才会威胁毛文龙“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里头头一个威胁“或攻山海”才会对明方谈判者毛文龙有威胁作用。

  八封信内容的前后对照;
  没有汉语原件的存在;
  满语译本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前言不搭后语;
  再加上《皇太极谕皮岛众将》里头黄台吉威胁毛文龙“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

  这四件事任何一件都足以证明毛文龙第五封书信的所谓“满语翻译件”不可靠,四件事加一块,那就只能证明“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是假冒伪劣。

  至此,我犬清和从民国时代起至今几代袁粉对毛文龙的无耻污蔑,已经穿帮了。

  毛文龙,你可以安息于九泉了。

  那么,“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所谓的“翻译件”不是一份翻译件,而是一份半的翻译件,前面从“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到“……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都是毛文龙写的。

  而接下来和前文毫无关系的“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 是另一封信的最后一页,被人无意,或者故意放在毛文龙书信的后面,凑成一封毛文龙“通敌”信。

  是谁写的呢?有一个事件引起老六的注意:吴桥兵变。

  那就怪不得了,李九成、孔有德等人倒是很有可能这么做。并且李九成写的信,翻译成满语后应该不止一页,而“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我亦不归尔管辖”啥的,是最后一页,反正也是翻译件,并且和毛文龙书信的翻译件差别不大,于是李九成等人书信翻译件前面部分被销毁,留下“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我亦不归尔管辖”,和毛文龙前面的信放一块拼成一封毛文龙“叛国投敌”信。

  更恶劣的,是《满文老档》是钱聋年间重抄的,原始的“翻译件”早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连所谓的“满文翻译件”的原件,人们都看不到了。

  否则,随便找个懂满语的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附《满文老档》版本说明:
  近年来,国内史学、语言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学术界皆视《满文老档》为重要史料,迫切要求准确译成汉文发行。为此,1978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满文老档》译注工作组,由任世铎任组长,周远廉任副组长,其成员有关孝廉、张凤良、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佟永功、富丽、季永海、赵展。
  译注组全体成员以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音写本和照写本为蓝本,两相对照进行翻译,并参考了有关史料,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各种《满文老档》译注本中出现的错误与不妥之处,译文力求做到准确完整,通顺易懂,并能体现历史文件的时代语言特点和风格,以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
  本书按朝年顺序排列。天命朝译文由任世铎、关孝廉总审校,天聪朝崇德朝译文由关孝廉总审校。最後由周远廉通校。本书的人地名索引主要由张凤良编制,郭美兰参加了部分编制工作。本书文字由张凤良誊抄。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史学界及出版界有关同志的热心鼓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屈六生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协助做了不少工作。中华书局的朱慧同志作为责任编辑,张英同志负责本书的影印工作,并予具体指导;李侃、刘德麟、陈铮、尹新鑑同志为本书的影印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所谓的“毛文龙的通书投敌”基本上已经穿帮了,只剩下毛文龙“投敌书信”的“满文译本”见不到。

  为了能见到“满文译本”的原件,老六为了保险起见,豁出一个qq号,改名“督师的近卫队”,冒充袁粉,还弄了个既袁粉又满遗的签名“吃掉自己的英雄,是一个民族永恒的耻辱”,头像用的是督师“掉哪妈顶硬上”塑像的照片。然后,老六就用这个经过乔装改扮的qq号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邮件,自称要写一篇研究辽东战事的文章,需要知道毛文龙给皇太极的通敌书信上到底写了些啥,咨询如何异地查阅满文老档的满文照写本。

  结果人家很爽快,几个小时不到,就回信了,直接告诉我“我馆保存的乾隆年间重抄并藏于内阁的《加圈点老档》已于2009年12月结集出版,书名《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共20册。其中第1至第16册为满文原文、第17至18册为罗马字母转写、第19至第20册为汉文译文。”还很热心地把他们90年翻译出版的《满文老档》相关章节拍照发给我。

  完蛋了,人家保存的是满文老档确实是乾隆年间重抄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不仅汉语原件没有保留下来,连天聪年的满语翻译件都没保存下来,保留下来的翻译件,还是乾隆年重抄的——“我馆保存的乾隆年间重抄并藏于内阁的《加圈点老档》”。

  所谓的写着“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毛文龙“通敌书信”:
  汉语原件没有;
  天聪年满语译本没有;
  乾隆年间重抄……

  掉哪妈,这种生了好几胎老母猪肉——还是用盐巴腌过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爱吃?!

  吃了还赞不绝口,宣传得满网络都是?!

  这种和其他七封“毛文龙致皇太极书信”内容完全对不上号、前后文完全对不上号、和《皇太极谕皮岛众将》内容完全对不上号、无汉语原件、无天聪年满语译本,只有乾隆年重抄件的所谓“毛文龙通敌书信”,没有任何可信度。

  所以,我犬清和从民国时代起至今几代袁粉栽到毛文龙头上的“通敌书信”,已经彻底穿帮了。

  毛文龙,你可以安息了,从灰熊猫写《窃明》,杜车别写《毛文龙真相考辨》开始,无数网民用了十来年时间,把我犬清和从民国时代起至今几代袁粉泼在你身上的脏水——洗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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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3楼
6.谋款斩帅(六)谎言之劫掠登莱

  本文,已经写到东江镇被断粮的阶段,毛文龙,已经如袁崇焕所说,处于“有死无生”的状态了,可是本文的写作进度,已经严重滞后,但是,老六最近一直在揭露栽在毛文龙头上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已经严重干扰了对辽东战事的分析,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搜集大量的资料、花大量的精力进行揭露。

  所以,对那些撒谎者,老六只有三个字

  ——掉哪妈!

  “劫掠登莱”,就是这些谎言中的一个。

  而且,“劫掠登莱”又是和毛文龙“通书投敌”的谎言配套的,意思就是,“劫掠登莱”是毛文龙“投敌书信”中所谓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计划“预演”。

  现在,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根本就是我犬清和从民国时代起至今几代袁粉泼在毛文龙身上的脏水。

  “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个支柱性谎言一倒塌,建立在这个谎言之上的一系列谎言必然要随之崩塌。

  所谓的毛文龙“‘劫掠登莱’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计划‘预演’”这个指控,同样也是无耻的谎言。

  现在,再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毛文龙“劫掠登莱”的相关史料:

  崇祯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山东总兵杨国栋陈毛文龙十大罪:
  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者何地?所捣者谁巢?凤凰城、汤跕等处,若有一人守堠,不致铁山陷失之惨,罪一。
  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罪二。
  东偏接境潮癣,辅车相依,乃日以采参掘金大肆扰害,鲜實不堪,致生携贰,罪三。
  铁山既失,鲜半入敌,伤残属国,失律殒师,罪四。
  难民来归,冒充兵数,或任填沟壑,或仍罹锋镝,掩败为功,罪五。
  皮岛孤悬海中,非用武之地,去岁与内臣合谋请饷百万,竭民膏血以填苦海,罪六。
  零星收降,捏报献俘,假造谩书,欺诳朝庭,罪七。
  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罪八。
  通商接济,事出权宜,坑贾货至百余万,怨声载道,死亡相继,罪九。
  岛中辽民总凑应点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册开十五万,从前侵克钱粮不计其数,罪十。
  至如奉旨移镇,竟若罔闻;奉旨回话,绝无应荅。
  煌煌天语,视如弁髦,此等滔天之罪,尚可容于尧舜之世哉?
  更有异者,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
  大将擅离信地,律有明条,虽地方严为之备,然村野之民一时鸟惊兽骇,莫知所向矣。
  不报。

  山东总兵杨国栋弹劾毛文龙的“十大罪”,后来被袁崇焕改头换面成“十二当斩”。按说袁崇焕好歹是一个同进士出生,却要山寨一个武夫罗织的罪名,理论上说不过去。

  倒是存在另一种可能,无论杨国栋也好,袁崇焕也罢,都是组织的棋子,无论“十大罪”也好,“十二当斩”也罢,都是组织的写作班子编排好的,杨国栋和袁崇焕统统都是传声筒。

  这事先放一边,本次引用列举杨国栋大字报,只是为了分析他那段“更有异者,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大将擅离信地,律有明条,虽地方严为之备,然村野之民一时鸟惊兽骇,莫知所向矣。”其他的以后再说。

  崇祯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劾毛文龙擅离汛地,潜入登莱,责令据實回奏。
  从之。

  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东江搃兵毛文龙疏劾原任登莱搃兵杨国栋贪婪扣克。
  报闻。

  崇祯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平辽总兵毛文龙因前舟泊登岛,兵科许誉卿言其踪迹可疑。旨令回奏。文龙疏言因风飘至,且言兵闻沙汰兼疑叛谋,心咸忿惋。
  旨勉慰之。

  可见,毛文龙回答的很清楚,第一个原因:“文龙疏言因风飘至”,第二个原因:“且言兵闻沙汰兼疑叛谋,心咸忿惋”。

  到底是哪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得去问天气。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那就只能先放一边。倒是第二个原因:“且言兵闻沙汰兼疑叛谋,心咸忿惋”。

  光这些原因就够了。

  东江镇粮饷被断,军队兵额和与之相关的饷额被裁,继续这么折腾下去是要饿死人的。毛文龙就算有天大的罪行,底下的辽民是你崇祯皇帝的子民,辽兵是大明朝的正规军,大明的文官武将,有什么权力将他们饿死?!

  所以毛文龙是借口“风飘”,带着一帮叫花子兵,来登莱讨薪了。

  所以,崇祯压根没追究毛文龙“擅离信地”——军队粮饷被断,这事情性质比“擅离信地”要严重得多,崇祯就算不能解决东江镇的粮饷问题,也不能再骂毛文龙“擅离信地”了,只好捏着鼻子“旨勉慰之”。

  但是,所有的史料,都说毛文龙第一次,根本没在登莱扌仓去力,包括所有的袁粉。

  所以,网上的袁粉,只能根据根本不存在的,毛文龙所谓的“通敌书信”污蔑说毛文龙此次到登莱,是“我取山东”的一次“军事演xi”。

  至于第二次,袁粉提供的资料,倒是有鼻子有眼,

  一篇据说“曾经是是网易历史头条,点击近十万”的帖子里说:
  毛九华在毛文龙被诛后一封奏折中称“其(毛文龙)再至莱登则有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日。”
  此次登莱,毛文龙已经不满于海上武装shiwei了,而发展到了公然抢掠的地步,毛九华疏中这样描述:“(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

  有道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袁粉只提供了“(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这么一句,根本没有提供全文,本吧道友Carlsas007只好专门去搜索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毛九华奏疏的全文:

  江西道毛九华己巳年八月初十日一本:
  逆帅已诛就,国是宜定,谨再追论,以昭成案,事盖闻阃外之权将军制之苟利,社稷专之可也。
  督师袁崇焕欲复辽土,欲用东江,先诛跋扈不轨之毛文龙。
  此一举也,斩蛟龙宫,探子虎穴,蒙圣上谕之,切诸臣论之详矣,臣复何言?
  然臣登莱人也,登与岛相对一岸,风帆可达,使文龙而得逞其逆也。
  登莱首被其害,今督师幸而图之早也,登莱且首受其福,臣又安能默默而处?
  此臣以为论此案者,谓此举止为封疆除一蟊贼,其关犹小;谓此举经为朝庭除一叛逆;其关乃大。
  而文龙之逆形安在?若云其逍遥海上,虚糜金钱,使水陆疲于转运,公私因之罄竭,是宜按以侵盗库藏而禄山范阳之积也!又云招纳亡命、阴养死士,止论上而不来,每事后始塘报,是宜按以逗留之律而以为未也。此似尉佗南越自王之意,而焚符震即自大谋也。夫谓其杀难民报首功,骨可筑为京观血,凡染于方壶,宜按以杀降之律,臣以为未也。似白起长平之惨毒,焚项新安之故智也。是数者皆可以诛文龙。
  然文龙之罪案尚不在焉,罪案之大确者,无如未有诏命,不奉调遣,凭空挂帆麾众,二次指登,此何为也?
  夫擅离汛地,法令所禁。称兵内向,臣子大戮,文龙何人,敢公犯之?
  其初至登也,曰飓风之飘没,迨风恬浪静日,涌潮空可以归兵,而舣舟海峤潜指登城,夫复何心?无乃指山川、观形式,将欲勒石太山、饮马淮泗乎?此其心,路人已知之。
  其再至登州,则尤可异焉。舳舻相望、精甲耀目,非王浚之平江南戈船下濑,岂吕蒙之袭荆州白衣摇橹。
  一时各州县城门日闭,人心惶惶。
  道臣王廷试婉言逊谢,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复邀至庙岛,厉目相视,五部内不知所置。
  幸而小船遁归,直至臣乡抚按急为设处,始饱欲而去。稍拂其意,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巷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圮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
  追论及此,文龙之心可诛,而肉足食乎?
  督师不折一兵、不亡一镞、轻裘缓带、谈笑而诛之,而余孽亡命,走京师荫翳,造不根之言,贴匿名之帖,此軰亦何能为恐一等神奸阴主,其间乃设机关,思以动摇国是,倒翻边计,虽皇上神明天纵而曾参之杼三,至乐羊之书一箧。即崇焕且拚心自惊,又安能展四体为国家恢此边土乎?是在皇上之毅然独持之也。
  臣更有请焉,夫文龙所招亡命凶棍,无如加衔参将龚正祥,原系楚孝廉苍头耳。主殁,背逃投入文龙帐下掌书,险恶反侧,冒滥今职。昨者诰命之颁,公然以有父母叨承恩荣,其父母固亦孝廉长发也,凤纶亵与人仆,龙音污于婢子,不尤令人大愤不平哉?
  臣故因论逆帅罪孽而并及之伏,乞敕下五城兵马,敢有东江逃将潜往京师,伪造讹言者,立拿正法,将龚正祥严行督师递解回籍,削去伪职,追夺诰命,以为厮养冒滥之戒。庶法纪肃而国是定矣。督师袁崇焕示国家养兵粮饷不缺,争奈毛文龙养寇自丰,克扣兵粮,不为各各兵饷食计,已经枭首示谢,汝钱人粮饷流水发来矣,特谕尔知。
  督师袁崇焕示总兵毛文龙欺君说诳、养寇自丰、克扣兵饷、逗留观望、草菅民命、跋扈不臣,种种不法,已经枭示正法,所有岛中各处官兵,各安旧业,勿有更有移入讹言生事者,重究须示。

  有了毛九华奏疏的原文,我们总算知道了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毛九华奏疏的整句话是:
  “稍拂其意,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巷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圮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

  这是个虾米意思?意思就是,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只不过是毛九华对毛文龙的行动计划的假设,不管毛文龙有没有这个计划,事实是,毛文龙并没有真“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

  换句话说,在这一刻,毛九华充当了毛文龙的编外参谋长,帮毛文龙制订了“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的伪大计划,遗憾的是,毛文龙似乎没有采纳这个伪大的计划。

  那么,毛文龙到底有没有扌仓去力呢?毛九华的奏疏上倒是有这么一段:
  “道臣王廷试婉言逊谢,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复邀至庙岛,厉目相视,五部内不知所置。”

  虽说说袁粉之前引用毛九华“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是袁粉在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栽到毛文龙头上,倒是这段“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性质很严重。

  但是,东江镇的具体行为是:“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明显是强买强卖,扌仓去力是跑不掉了,但是,说是“杀夺之”,明显后面的内容根本没说有杀人,所以,如果毛九华奏疏的这一段是真的,那么,这段记载说得好听点,毛文龙是强买强卖,但说是扌仓去力,还真没冤枉毛文龙。

  确切地说,毛文龙是打着“做买卖”的旗号扌仓去力。

  毛文龙虽说没有“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但强买强卖,形同扌仓去力,那是真正跑不掉的。

  当然,前提是,毛九华奏疏的这一段是真的。

  东江镇此时已经被断了好几个月的粮,一群饿得半死不活的辽兵辽民,他们做的,即便按毛九华的说法,居然还仅仅是

  ——强买强卖,形同扌仓去力?!

  即便按毛九华的说法,东江镇也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文明多了。

  那好,毛九华说的,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毛九华上这份奏疏的时候,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谋杀了,根本没办法和毛九华当面对质。

  但是,《崇祯长编》里,记载着毛九华弹劾温体仁,然后和毛九华和温体仁当面对质的经过,摘录如下:

  崇祯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疏劾礼部尚书温体仁逆珰西湖建词首为诗歌颂德,至明德鼎馨之语,则以珰为何如人?为体仁计,尚知所以退处。不报。

  崇祯二年正月一日
  帝御皇极殿,受文武群臣朝贺。
  先是,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紏礼部尚书温体仁媚珰诗句。帝责九华回奏。九华奏言体仁媚珰诗册臣行取入京,得之文安县书肆中,诗内衮衣朱雀宫殿之句僣拟不伦,抵京以后乃知体仁在籍时以五百金强买商人三千金之木,商人赴诉东厂,祸且不测。体仁赂崔呈秀获免。因杭州建祠迎像之日,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此册乃绘图献媚籍没之时散失民间者也。
  帝令浙江抚按核实以闻。
  ……

  然后,温体仁和毛九华在崇祯面前当面对质,内阁辅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等等在场:
  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帝召辅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搃恊、锦衣卫堂上官文华殿召对。
  又召礼部尚书恊理詹事府事温体仁、给事中沈惟炳、闫可陛、许誉卿、薛国观、刘斯涞、御史毛九华、任赞化,又召翰林官李建太来文华殿读本。
  上御暖阁,先召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入,移时,上御殿,
  吏部尚书王永光等奏:臣等合词为刘鸿训、王在晋等乞恩,蒙皇上宽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胜感激。
  帝曰:朕知道了。
  礼部尚书温体仁奏:臣累疏乞休,蒙皇上温旨谕留,闻言杜门,不敢报名廷谢,臣不胜感激。
  帝曰:朕知道了。
  上召翰林官李建太宣读御史毛九华疏。
  毕,上召问体仁。
  体仁奏:臣若大心媚珰,此诗必以手书为贽,万无木刻之理。既系木刻,必流传广布,岂有九华得之途中而京师反无别册?且合数十人共刻此册,此岂能掩人耳目?何以两年来绝无人论及?即此册何不发于藉没逆珰之时而突出于九华之手?皇上试问毛九华,此册还是臣刻的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无此理;若他人刻的,乞皇上敕下该部严究所刻之人,此诗何处得来?真伪立辨。若但以刻木为据,则刻匠徧满都门,以钱谦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
  上命再奏。
  体仁奏如前。
  上召九华,问此册从何处得来?
  九华奏:臣实八月中买自途间。
  上曰:八月中得的,如何至今纔发?
  九华奏:臣十月考选。
  体仁奏:臣参钱谦益在十一月,毛九华参臣在十二月。九华既得此册,何不即具疏特紏?册中媚珰诸人而但于条陈疏末单指臣名,种种真情已自毕露。
  上问九华:你何以初时不参直待温体仁?参钱谦益之后始发?
  九华奏:臣十月考选,十一月纔到任,不敢造次具疏。
  体仁奏:十一月到十二月也隔一个月。
  上问九华:你如册叶是何人刻的?
  九华奏:体仁既有诗,有刻的便有卖的,臣亦即可买。至于何人所刻,臣何所从问之?
  体仁奏:九华惟恐说册叶是京师得的,便可查。只说是途中得的无处可查了。
  体仁奏:望皇上敕下该部,行文浙江抚院,一查便明白。
  九华奏:逆祠巳是毁拆,从何处查?上又闻疏中有人木头事是怎么说?
  体仁奏:此事易辨,但行浙江抚按查勘,臣果有买三千金木头之事否?
  上命再奏。
  体仁奏:臣未尝买木头,若是臣强骗商人之木,何不鸣之抚按?此事乃无端诬臣。
  九华奏:此事不在抚按,彼时抚按若能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贤来?
  体仁奏:商人若告在东厂者,尤易查。且年来诸臣摉索珰党,不遗余力。臣若有此事,岂有两三年之内独宽臣一人?
  上召问辅臣:卿等如何说?
  辅臣韩爌奏:温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参论枚卜一疏愤激过当,致犯众怒,所以诸臣攻他。
  体仁奏: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砺,并无一字挂人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遂臣、杀臣者无所不至,岂臣一人之身贤奸顿异?至毛九华为钱谦益之党无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
  上披览诗册曰:这可是真的么?
  辅臣韩爌奏:诗册列体仁名,体仁不得知何人捏造,并言官亦不得知。
  上命辅臣起近御案,展册指示后四叶,曰:此俱是钱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做,只问四人便晓得。
  辅臣韩爌奏:似是此等人做,诚如皇上明鉴。
  上曰:温体仁也辨得是。命辅臣退。
  温体仁、毛九华起
  ……

  差不多了吧,毛九华弹劾温体仁的时候说得有鼻子有眼,在崇祯、内阁辅臣和百官面前当面对质的时候,却被温体仁当面驳得体无完肤。

  毛九华到底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他的个人信用,已经破产了。

  那好,毛文龙被杀后,毛九华弹劾毛文龙“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能有多少可信度?

  再来看看袁崇焕的《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是怎么抽毛九华大嘴巴的:

  为文龙者,束身归命於朝庭,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无奈文龙毒之所积,殒及阙躬。皇上岂不以生物为心无如彼之自作自受,何葢宦官藩镇阴气所乘,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且自速其死,如驳臣之疏,信口炰烋,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试报至,而文龙差人亦随之俱至。臣大言於庭,曰:“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和,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

  看清楚了,谋杀毛文龙的凶手——袁崇焕,都说毛文龙仅仅是“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试报至”,看清楚了,这还是“道臣王廷试报至”的。

  而这个王廷试在核东江镇兵额的时候“公事公办”把东江镇的兵额核为两万八千,并且还要将东江镇的钱粮“扣算”,可以看出,王廷试和毛文龙的关系,是相当的不怎样。

  可即便是王廷试,向袁崇焕打报告的时候,也没说毛文龙扌仓去力登莱,因此即便袁崇焕,也只敢说毛文龙“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看清楚“肆行劫掠”之前那个大大的“欲”字!

  有趣的是,为啥袁崇换都不敢说毛文龙“肆行劫掠”,非得在前面加个“欲”字,而毛九华为什么就敢连“欲”字都不用,直接捏造事实诬陷毛文龙“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呢?答案是,毛九华是江西道御史,他是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他就算捏造罪名诬告别人,事后被拆穿了,拿出“风闻奏事”四个大字就可以搪塞。

  至此,毛九华诬告毛文龙“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就已经被戳穿了,至于所谓的“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更是袁粉在毛九华谎言的基础上,将毛九华的奏疏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捏造更大的罪名诬陷毛文龙,他们比毛九华更加无耻。

  至此,老六突然想起几年前本吧道友袁靖水说的话,他说,袁粉说的话,全是撒谎,没有一句是真的。

  现在想来,确实如此,从“请率兵来,我为内应”、“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到“劫掠登莱”……居然没有一件是真的!统统都是伪造的!并且他们明知道这些是谎言,偏偏还要昧着良心撒谎。

  良心大大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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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4楼
6.谋款斩帅(七) 七阅月之精神

  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黄道周

  这句话的全文是:“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

  “阅月”这词,现代人几乎不用,百度一下,解释为“经一月”,意思就是花了一个月时间。

  黄道周的意思是:袁崇焕花了七个月的时间精力,仅仅为了杀一个毛文龙。却想用五年时间“坐收全胜”。

  黄道周的这句话,离真相只隔了一层纸——袁崇焕用了七个月时间,就是为了杀毛文龙。

  谁都知道,这么做根本别想实现五年平辽,可黄道周却万万想不到,袁崇焕,压根就没想过要五年平辽。

  真要五年平辽,从天启四年、天启五年野猪皮多次屠戮辽东汉民开始,就已经多次出现战机;
  真要平辽,天启七年,后金“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
  真要平辽,就不会宁可让“抚赏”堆在兵部户部仓库里落灰都不找蒙古各部族“市赏”买马;
  真要平辽,就不会在天启六年折腾“移镇”、断东江粮食、策反旅顺辽兵;
  真要平辽,就不会在崇祯年再次断东江镇粮饷、改贡道饷道、禁海,饿死辽兵辽民无数;
  真要平辽,就不会杀了毛文龙;
  真要平辽,就不会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从登州派给东江镇的三万石军粮只到了几千石,使东江镇在己巳之变,后金绕道蒙古打到北京城下这段时期再次处于断粮状态;
  真要平辽,……………………

  多少次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

  一次是失误,两次是巧合,三次是偶然,四次是奇迹。
  五次六次七次又是什么?

  阎鸣泰说:“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阎鸣泰用这段话含沙射影污蔑毛文龙,偏偏这段话,就是他和袁崇焕这帮辽饷党最逼真的写照。

  从天启“病死”,崇祯登基,搞死八千女鬼开始,辽饷利益集团对东江镇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打击。

  在揭穿了从袁崇焕、我犬清到民国以来至今几代袁粉污蔑毛文龙的一系列谎言,诸如“在岛中挂魏忠贤冕旒像”、“通敌叛国”、“劫掠登莱”等等之后,再把辽饷利益集团的动作和毛文龙的反应输理一遍,有些事情,也就一目了然。

  崇祯元年七月,在辽饷利益集团的运作下,黄中色、孙国桢、王廷试等人,出于各种原因,一再压缩东江镇的兵额,从天启年间的六万压缩到三万六,继而压缩成两万八。最后王廷试还要将东江镇的粮饷“扣算”。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

  现在再来看这段史料,就会明白,阔科的身份,就是后金的议和使者,毛文龙和黄台吉谈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从头到尾,都是议和。

  崇祯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劾毛文龙擅离汛地,潜入登莱,责令据實回奏。

  这事前面也分析过了,谎言被揭穿,根本不是什么“我取山东”的军事“预演”;

  崇祯元年十月八日
  平辽搃兵毛文龙遣副将毛永禄等率兵袭撒儿湖城,约刘兴祚弟刘四、刘五、刘六为应,入之,大有擒获。
  疏闻。

  如此糟糕的局势下,毛文龙还以刘兴祚家族为内应,奇袭撒儿湖,打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场胜仗。
  只不过,这也意味着辽饷利益集团养寇自肥的攻略遭到毛文龙的再一次破坏。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平辽总兵毛文龙复疏言被谤之枉。
  旨勉其竭力图功,人言自息,不必置辩。

  东江镇饿着肚子打仗,毛文龙被泼了满身脏水,崇祯勉励他们“竭力图功,人言自息”,先不说谎言足以杀人,饥荒时间长了,一支军队就得废了。之前,老六还以为崇祯铁石心肠,只要东江镇打仗,不提供粮饷,现在想来,问题出在内阁上,毛文龙奏疏报上来,得内阁“票拟”,也就是提出处理意见,然后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

  崇祯业务不熟悉,就很容易被内阁误导,如果司礼监的太监再跟内阁勾结,那么崇祯就跟聋子瞎子没有区别了。

  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工部主事徐尔一疏言毛文龙葢世奇才,苦于不能尽用,且人言责备,灰壮士之气,宜召入陛见,面陈边事方略,必能奏效。
  帝不听。

  崇祯从1627年8月底当皇帝到到1629年2月一年多时间,都没和毛文龙这个方面军司令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这是崇祯的问题么?现在看来,崇祯说了根本不算,徐尔一要想让崇祯召见毛文龙,让皇帝和方面军司令面对面交流,得通过内阁,徐尔一的奏疏上去,得内阁票拟,只要内阁不答应,皇帝就没法见毛文龙。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袁崇焕补刀,改饷道、禁海:
  《度支奏议》中的《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记载:
  ……
  不若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登舟。
  ……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
  奉圣旨:毛文龙孤军海外,向苦接济不前,卿既悉心筹划,励志灭奴,从此料理,步步向东,文龙照应,步步向西,进取方规,面加商议。果确有胜着,朕何靳百万之饷?文龙但矢图实效,勿顾浮言。卿亦宜推诚共济,务收成绩。登莱申严海禁及设饷司转运,该部速行酌妥具覆,钦此!

  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经呈堂咨行天津部院并山东抚院查议去后,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同前事,内开该本部题。
  奉圣旨:海禁防倭,原系祖制,着山东抚臣行登莱道臣严加禁约,除旧日开□洋者验明放回。以后一切市贩船只,不许私通,违者按法治罪。贡道、饷道,该部确议速覆,钦此。

  袁崇焕改贡道饷道断粮饷、禁海,还以各种理由忽悠崇祯批准,事后把责任望崇祯头上一推:
  “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於宁远者,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

  崇祯二年四月十九日
  总兵毛文龙疏言: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因圣恩未报,力疾以做未完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恋位也。
  邸报见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因记刘爱塔来时,云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筭克五岭关等处,使褁足不西。
  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
  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
  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西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
  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来。
  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飧,不得不苦,不得不哭。
  臣急谕以有粮有饷,毋得轻听谣言,多方慰抚,哭声始得稍息。
  至初八日,纷纷群聚,竟续宁远揭竿之状。臣怒发上指,请旗责谕各营,将官不能禁约兵哗者,将官立斩。
  是日虽得不哗,而人心不一,从此变矣。至初九日,家丁急报,兵聚海边,抢舡杀人。臣即亲带数十骑驰至海边,而降丁与辽兵争舡已先血刃相杀,幸得潮来长满,臣至厉声,而人俱下舡,慰以前岛移米分给,复诱之以官粮米,随来男妇万余,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义,实是各要逃活性命,臣亦怜泣抚之。
  独恨降丁无状,立刻查出为首二名,枭示军中,方得稍定。臣还署自悲,不知几时得米。
  臣思绝粮兵变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犹笑臣无用。臣敢题明:海上必不可禁,然后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
  臣观督臣疏中语意,似乎疑臣不受节制,故欲申海禁而通辽海方为合力,为有用。
  臣感督臣爱国之忠,而画东江之事未妥也;节制东镇之法固善而接济饥军之着未便也。夫臣为辽官,分为督臣下属,不待督臣之图谋也。
  而关宁东江原是一家一事,督臣与臣安是一身一心?指示自然追逐,法令自然遵行,何在粮饷?舡只经由挂号为合力也,舡从关门至觉华岛由旅顺,督臣言似容易,独不知登州至旅顺,止用西南风或西风半日便可早到,数年往来如织,臣犹以为迟。
  若关门至旅顺,道路湾曲,候风不等,关门必得正西风两日,从牛头河、大沙河至长山等又要西南风半日方至觉华岛,复进宁远挂号,又得西北风一日可至搭连岛,又要正南风半日方抵旅顺,风至宜东、宜西、宜南、宜北,可计日而待乎?藉得勤劳运官忙忙催趱,一年仅得一运,欲求再运,必不能矣。故云海禁之必不可也。
  且每运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回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与之。若又从宁远挂号,路愈远漂没愈多,津运几为乌有矣。
  皇上详察,登州至旅顺便乎?抑关门至旅顺便乎?督臣策画,舍近就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其故。
  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朝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督臣为臣上司,臣辨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悞封疆大事矣。
  章下所司。
  ——《崇祯长编》

  毛文龙这一封奏疏,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也能找到,内容小有差别,不知道哪个是原版。
  这份奏疏,同时也是袁崇焕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所污蔑的“且自速其死,如驳臣之疏,信口炰烋”,嗯,网上袁粉_圣殿骑士说毛文龙“奏章咆哮公堂”说的也是这事。

  突然想起一件事:东江镇崇祯元年十月奇袭撒儿湖,袁崇焕当年年底就改饷道、禁海,这能是巧合么?

  明显因为是东江镇在粮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坚持对后金的军事打击,并且还能取得胜利,严重破坏辽饷利益集团的养寇自肥计划,所以袁崇焕不得不撕下一切伪装,赤膊上阵,彻底切断东江镇的一切粮食供应。

  再想想毛文龙在奇袭撒儿湖后向崇祯诉苦时崇祯的批复:
  旨勉其竭力图功,人言自息,不必置辩。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四日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
  复辽有必乘之机、有必由之路。千闻不如一见,久欲亲阅东江形势,而总兵毛文龙欲于北泛口候臣面授方略。
  夫文龙悬军海外,不经督抚节制者八年,文龙自负男子,岂不欲建立奇功?或以应手无人,逡巡海上。
  先是,臣差官徐琏送炮器于文龙,并言所以禁海贡道、饷道之故,因约文龙晤于三岔、旅顺之间,以揆地度形,规画进止。
  而徐琏未到之先,文龙过相猜疑,遂出兵变难弭之疏。
  至接臣公移与手书始悔之,诸将领咸劝文龙西来谒臣,以图功名。文龙乃差都司熊万祥同徐琏来,定期于臣。
  臣惟督属相临之体,则文龙宜就臣署,面禀进止。
  然饷道之改,外议多以为疑,臣欲借此亲涉北汛,一以观复辽之形,一以验海道之难易,且与文龙约不可爽也。
  臣得晤文龙,各搜数年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见,以成东西合进之局。
  计北汛口离宁远海面不过四五百里,风便则一帆可到,往还不过十日,至于军中事宜,分属镇道经理,敕印剑俱留本衙门,区画已定,万无虞也。
  惟乞皇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猷先凑发十万给东江将卒,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也。
  从之。
  ——《崇祯长编》

  毛文龙“奏章咆哮公堂”后,很可能也知道这么耗下去,多耗一天,东江镇就得饿死若干军民,所以他明知袁崇焕居心叵测,还是向袁崇焕服软。崇祯二年闰四月,毛文龙去了宁远,袁崇焕说:“臣得晤文龙,各搜数年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见,以成东西合进之局”。

  而东江镇出了那么大的事,饿死了人,发生了兵变,这种事是遮掩不了的,崇祯也知道了。

  所以,只要懂江镇还是明王朝承认的正规军,无论王廷试等人怎么压缩东江镇的兵额,都只能减少粮食供应,而不能真正将粮食供应给切断。无论袁崇焕能编造出多少个理由,也只能拖延粮食的派发若干个月,却不可能将东江镇的粮饷真正合理合法地断掉。所以,即便袁崇焕再不愿意,他也不得不给东江镇派发粮食:“惟乞皇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猷先凑发十万给东江将卒,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也。”

  至此,袁崇焕持续几个月的改饷道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禁海的事……没说。

  也正是毛文龙跑到袁崇焕的地盘上去见袁崇焕这一事件,证明了自己对明王朝的忠诚,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同时也揭穿了袁粉信口胡编的袁崇换在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崇祯请示只能便宜行事这个无耻的借口。

  要知道,毛文龙人都已经找上门来了,那里是你袁崇焕的地盘,凭啥不能这时候把他抓起来交给崇祯来处置?非得自己跑到双岛把毛文龙的脑袋砍下来?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利益集团,压根不能让毛文龙见到崇祯,否则他们不可告人的计划就将在崇祯面前彻底暴光。

  在有了前文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分析出来:

  首先,断粮依旧没能让毛文龙和东江镇垮掉,没错,东江镇发生了兵变,但兵变既没把东江镇搞垮,更没迫使东江镇造反,反倒被上报给崇祯,事情压不住了。现在,只要恢复东江镇粮食供应,用不了多久,一帮东江乞丐兵又会在后金的后方破坏辽饷党养寇自肥的计划。

  眼下毛文龙自己送上门来,偏偏袁崇焕不能抓他,即使这个时候抓了毛文龙,袁崇焕也根本不可能忽悠崇祯要了毛文龙的命——明王朝虽说是封建王朝,可毕竟还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和制度,袁崇焕和辽饷党做不到一手遮天,更加不可能合法地搞垮东江镇,袁崇焕根本无法用合法的手段铲除一支国家的合法军队,干掉一个国家的高级将领,以达到辽饷利益集团养寇自肥的罪恶目的。

  合法手段不行,那就只能谋杀毛文龙,栽上一堆罪名,然后撂挑子,以不“五年平辽”来威胁崇祯,崇祯捏着鼻子服软后,他们先名义上发粮十万石,借口来不及买,只拍发三万石,最后运到的粮食,只有几千石,继续使东江镇处于断粮状态,免得他们在黄台吉绕道蒙古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后金的后方,坏了辽饷党和黄台吉的大事。

  所以,此刻,袁崇焕只能先发一部分钱粮物资给东江镇,冒充好人麻痹毛文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臣即将运来津粮,拨拾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临发舟。仍为其请饷。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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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5楼
6.谋款斩帅(八)官场绝杀

  这个小节的内容,众所周知,是袁粉无论如何都抵赖不掉的事:袁崇焕谋杀毛文龙。

  什么是谋杀?

  度娘说:谋杀是一项普通法罪行。如果一个人被他人蓄意以任何方法非法杀死,或使他严重受伤后死亡,则会犯下罪行。基于生命权是行使一切权利的基础,且一旦丧失无法回复,因此谋杀在所有普通法国家中都是最严重的刑事罪行之一,本罪的最高法定刑即为该国刑法所允许的最高刑罚(例如死刑、终身监禁或法定最高监禁年期)。

  “非法杀死”,袁崇焕杀毛文龙,刚好符合这四个字。

  无论事后,任何人,给毛文龙罗织了任何罪名,什么“十二当斩”,什么“通夷有迹”、“糜饷冒功”,什么“通书叛国”、“劫掠登莱”,都无法掩盖“非法杀死”这四个大字。

  是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不折不扣的谋杀,铁证如山,无论袁崇焕和他的同党、我犬清、以及从民国至今几代袁粉怎么抵赖,都抵赖不掉。

  再搜索一下“一级谋杀”,结果是:“一级谋杀罪,英文为first-degree murder,是指非法施行杀人行为且兼具‘杀人之意图’及‘事先预谋计划’者。”

  再来看看袁崇焕双岛斩帅案,袁崇焕是既有杀人动机,又有事先预谋计划——那啥?问我要证据?!《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里,袁崇焕自己承认他既有杀人动机又有事先预谋计划。

  《崇祯长编》记载的袁崇焕谋杀毛文龙的经过——当然,是根据袁崇焕自己的说法来记载的: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
  督师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
  先是,崇焕于五月二十五日东北风起,自北汛江开洋,历大王山,风转,船从大洋飘一夜,
  二十六日泊中岛,
  二十七日待几,召诸将饮酒,登州海防游击尹继阿觧到船四十八只,
  二十八日风顺,扬帆,历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泊双岛。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顺游击毛永义来迎。
  明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向诸将言曰:国初,中山王、开平王始战于沈阳湖、采石矶,继战于沙漠北平,水战胜、马步战亦胜,故得成一统基业。今水营止以樯帆自守,终不适用,若复河东水师亦要用之陆地,诸将勉之。
  是夕,毛文龙至。
  明日,六月朔,文龙来谒,拜崇焕,
  答拜。
  文龙呈币帛、酒肴,
  崇焕受酒肴,
  茶毕,文龙出,
  崇焕报谒,坐文龙帐中,因曰:辽东海外止我两人之事,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历险至此,欲商进取大计,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
  文龙曰:某海外八年,屡立微功,因被谗言,粮饷缺乏少,器械马匹不能遂心,若钱粮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难事。
  崇焕回舟,免文龙谢,因谕舟中不便张筵,借帐房于岛岸饮,文龙礼甚恭,多密语,
  文龙喜,二更方辞去。
  明日(六月二日),文龙迎崇焕登岛,东江将官行礼毕,又降丁叩首乞马,崇焕各赏银一两、米一石、布一匹。
  入席,文龙徤儿带刀环侍,绕崇焕,叱退,与文龙密语,三更辞去。
  又明日(六月三日),文龙张筵迎崇焕,便服登岛,又密语至晚,
  文龙有傲慢色,意悒悒不乐。
  是夕,崇焕传副将汪翥,与语,二更方出。
  又明日(六月四日),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各赏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兵每名一钱,将饷银十万两发东江,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参将与语,出檄文龙,今后旅顺东行文龙印信,西行督师印信,又檄定营制,又檄谕恢复镇江、旅顺。毛文龙俱未遵依。
  又明日(六月五日),传各兵登岸较射,给赏。
  文龙问崇焕何日行。
  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云:来日不能踵辞,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
  谢参将暗传令营兵四面密布,文龙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
  崇焕问东江各官姓名,俱曰姓毛,
  文龙曰:俱是敝户小孙。
  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尚然不能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口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
  各官感泣叩首,因问文龙云: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登莱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狼子野心,欺诓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
  语毕,西向请命,縳文龙,去冠裳,文龙尚掘强不就縳。
  崇焕又云: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庭一员大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尔罪岂不能应死?今日杀毛文龙,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
  又谕东江各官曰: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
  众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
  文龙语塞,但云文龙应死,叩首乞生。
  崇焕云: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非皇上有也。
  请尚方剑,令水营都司赵不忮、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文龙首级于帐前。
  即谕将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
  兵丁汹汹,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只斩毛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效,罪不及尔。
  又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恊,用文龙子承祚(应该是毛承禄,估计是OCR识别时出错)管一恊,用旗鼓徐敷奏管一恊,其二恊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
  又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兵,又谕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谕将文龙印剑、东江事权令陈继盛代管。
  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又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又发四恊扎副,又差官查岛中冤狱并抢来客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又明日,具祭礼,诣文龙柩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庭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
  遂下泪。
  各将官俱下泪感叹。
  至初九日,往旅顺,官军迎宣谕毕,扬帆以归。

  这就是,袁崇焕杀人后叙述的谋杀经过。

  杀毛文龙之前袁崇焕说的话是:
  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登莱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狼子野心,欺诓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

  首先,袁崇焕再次强调禁海的“理由”是:“恐天津、登莱受心腹之患”。

  说来说去,毛文龙和东江镇的辽兵辽民,有“曰本之心”,会模仿万历年丰臣秀吉率领的大曰本蝗军,以潮癣和辽海诸岛为跳板,侵略明王朝,所以要禁海。得,辽东汉民好容易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投奔老朱家,如今倒被当成大曰本蝗军来提防。

  禁海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明王朝的商人无法把粮食卖给东江镇,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

  无论是表面上的理由,还是禁海的真正原因,都是罪大恶极的干活。

  辽东汉民,是老朱家天子的子民,东江镇,是明王朝的合法军队,编造各种理由断东江镇军民的粮饷,饿死辽兵辽民无数,光这一条,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就是罪有应得。

  之后的“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说穿了,就是为袁崇焕的改饷道洗地。

  禁海、改饷道组合拳,配合登莱道压缩东江镇的兵额,拖延军粮发放,直接导致东江镇断粮,造成人为的大饥荒,这事毛文龙和东江镇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
  移镇是袁崇焕的固定节目,天启年就折腾得鸡飞狗跳,崇祯年换一帮水军继续折腾,但无论怎么折腾,无论是天启还是崇祯,最后都没有批准。
  而所谓的“定营制”又是什么的干活?东江镇的兵额被一再压缩,从天启年的六万被压缩到三万六,再到两万八千,毛文龙被杀后压缩到两万二,后来被压缩到一万八千,人数一再压缩,骑兵的编制却一再扩大。说穿了,就是要把粮饷从辽兵辽民手里抢过来,控制在袁崇焕、徐敷奏这帮人手里,这样就能瘫钨更多的钱粮。所以,朝庭派发出去的钱粮物资没半点减少,辽兵和辽民却得饿肚子闹饥荒。

  好笑的是,就是这帮斧拜分子高调“反斧拜”,袁崇焕声称要“设道厅稽兵马钱粮”……

  禁海、改饷道、移镇、定“营制”、设“道厅”……全是削弱东江镇乃至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的绝户手,毛文龙当然是“俱不见允”。

  以上,就是袁崇焕明面上的斩帅的部分“理由”。

  关键部分来了:
  崇焕又云: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庭一员大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尔罪岂不能应死?今日杀毛文龙,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

  “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庭一员大将”,难怪从我犬清时代开始,人们都要称督师为袁大“将军”。
  “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是辽饷利益集团在贼喊捉贼。《度支奏议》记载:
  天启三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馀两,
  天启四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八万三千八百馀两,
  天启五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九万七千八百馀两,
  天启六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七百馀两,
  天启七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万四千九百馀两。
  崇祯元年历过月分照该镇简明册销算,其册尚未到者,照督师近题数目约算,该银二百九十七万七百余两则大浮原额矣。

  袁崇焕崇祯元年七八月间上任,到崇祯二年八月,差不多一年过去,做了一笔假帐,把辽饷压缩到帐面上的480万两,然后被毕自严查出多笔假帐,实际上,和往年的584万两的辽饷相比,只压缩了40万两左右的粮饷。

  但是,这是天津、蓟(州)密(云)永(平)和东江镇的兵额被压缩后省出来的粮饷,而辽西那边的粮饷根本没有动静。

  如果毛文龙是“欺君罔上,冒兵克饷”,花钱是毛文龙无数倍的辽饷利益集团的文官武将又是什么的干活?

  “屠戮辽民,残破高丽”,这些统统都是言官的一面之词,并且统统都是没有经过国家的司法机关核实的东西,更缺德的是,史料里反倒有袁崇焕点验东江镇送上来的建奴首级的记载:
  天启三年九月
  大学士孙承宗奏曰:
  臣于正月初十日接得平辽总兵毛文龙具详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是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除二名已故不外解,见解二名俱系真正达虏。

  “扰登莱”,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头一次,根本没“扰”,第二次,是去讨薪,并且连袁崇焕自己,都说是“欲”“肆行劫掠”,禁海断饷改饷道,还有脸皮倒打一耙污蔑别人“扰登莱”。

  “害客商,掠民船”,无非是毛文龙给商人打白条,天启六年,东江镇断粮,饿死军民无数,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东江镇再次被断粮,到底谁才是“害客商”的罪魁祸首?并且这次,袁崇焕禁海,商船都不让下水,毛文龙就算想“害”商人都害不到了。

  “变人名姓”,这种收养子的干活在当时非常普及,而且这还是朱元璋自己带的头,所以袁崇焕要变着法地搞垮老朱家明王朝。

  至于“淫人子女”,在当时,娶小老婆合法,旁的不说,辽西那边,祖大寿和吴襄就是互相娶对方的妹妹,互为妹夫。将门之间通过联姻拉近、巩固关系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折腾了半天,袁崇焕罗织的一堆罪名居然没一条站得住脚,袁崇焕的这句“尔罪岂不能应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键的一句来了:“今日杀毛文龙,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

  啥意思?

  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崇祯听的。

  “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杀毛文龙,我有苦衷——丫老破坏我养寇自肥的计划,不得不杀,杀完后,得给崇祯一个保证,不能恢复辽东,我就死在尚方宝剑下。

  看起来是赌咒发誓,实际上是在提醒崇祯:你当初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信任给信任,这下好了,祖大寿那帮人该升官的升官,辽西那边的军队只听袁崇焕祖大寿那帮人的,东江镇这边毛文龙被杀,军民饿得半死不活。现在,要想恢复辽东,你崇祯只能看我的脸色,别无选择。

  没错,我就是在谋杀,我杀人的理由就是一条都站不住脚!
  你能怎么着?把我抓起来法办?行啊,看谁能指挥得动祖大寿?谁敢接这个烂摊子?谁敢象我这样应承“五年平辽”?对了,当初是你把我连升三级,现在我成了袁崇桧,你就是朱由构,我千刀万剐,你也得身败名裂。

  据说网络上有房地产商叫嚣:我欠银行几十个亿,银行敢让我破产么?

  接下来,就是极其重要的史料:《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袁粉编造的谎言,差不多将近一半会被《题本》直接揭穿: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
  钦命出镇行边督师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恭报:
  岛帅逆形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藁待罪,仰听圣裁事。臣匪材缪叨皇上重寄,矢志平夷,已有成画。如东江犄角,兵法必藉。业经如告。而总兵毛文龙据海自恣,种种不法流传。参劾明知之而无可奈何。
  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
  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
  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臣自到任,即收拾关宁兵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於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於宁远者,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为文龙者,束身归命於朝庭,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
  无奈文龙毒之所积,殒及阙躬。皇上岂不以生物为心无如彼之自作自受,何葢宦官藩镇阴气所乘,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且自速其死,如驳臣之疏,信口炰烋,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试报至,而文龙差人亦随之俱至。臣大言於庭,曰:“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和,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臣即将运来津粮,拨拾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临发舟。仍为其请饷。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是以,来宁相见。臣体皇上生生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心也。文龙馆於宁远。请臣还镇相会。臣即还。文龙不过修谒见,故事一二语而别。傥不受节制,戮诸宁远,而其下不共闻,且恐有负故窟为梗者,於是决意东向,深入其地。尚望所见,不如所闻,开文龙以有生之路也。
  随地访察,逢人质问。而文龙之恶高积於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也。
  五月二十九日抵双岛,而文龙至矣。臣诎体(屈身拜伏)待之。杯酒款之。
  文龙若不屑於臣者。臣宣谕“皇上神圣,合尧舜汤武为一君。臣子当勉旃疆场”。
  而文龙若怏怏不得志,止谓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
  臣不觉失色,徐叩其方略。则谓“关宁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
  臣愈讶之,与之言节制及更定营伍为道厅,以监临查核(核)。彼悍然不乐,而咬恨阎鸣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臣也。
  臣见其难制也,不可用也,也讽之曰:“久劳边寨,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文龙应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孔核,灭了东夷,潮癣文弱可袭而有也。”
  臣曰:“朝庭不勤远略,当有代君者。”文龙曰“此处谁代得?”
  次日,臣又召其左右人来婉谕之,而令其亲信者往复开导文龙。于是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惟道厅必不可用,曰:“一用道厅,必激之为变,岛中人俱夷性,不可狎也”。
  臣以为,若定营伍,则有协有将,从此收其权亦不难,然求其必为营伍也,曰“营伍定,则年中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
  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汪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包管完东事便了。”
  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翼恶者,念便断矣。
  遂于六月初五日,臣授计随行参将谢尚政等布置已定。
  于是往辞之,将带去银十万两,尽盘上岸,促之收银,仍宣告兵众曰:“米与银在是此后接续来,尔等不忧饷矣”。
  文龙果来谢臣。先设一帐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臣与之坐,曰:“镇下各官何不俱来一见?”文龙亦召之俱来。
  各官既集,臣始宣言于众曰:“各官兵海上劳苦,皇上深念,惟汝之镇主毛文龙不良,历年所为俱干国法。如兵戎重任,祖制非五府官不领兵,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为监。
  文龙夜郎自雄,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专恣孰甚,一当斩;
  人臣最莫大于说诳欺君。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杀降夷、杀难民,全无征战,却报首功。刘兴祚忠顺奔来,止二十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欺诳疏甚,二当斩;
  人臣不宜犯无将之戒,文龙刚腹撒泼,无人臣礼。前后章疏,具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臣不道,三当斩;
  文龙总兵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四当斩;
  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五当斩;
  命姓赐氏,即朝庭不多行。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副参游守之箚,不下千人。其走使(走卒仆役)舆台(操贱役者)俱参游名色,亵朝庭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
  繇(自)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舡,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
  收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之,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虏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
  人命关天。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盌(碗),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
  疏请内臣出镇,用其腹爪陈汝明、孟斌、周显谟等,辇金长安,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至今陈汝明等一伙仍盘踞京中。皇上登极之赏俱留费都门,是何缘故?交结近侍,十当斩;
  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
  夫文龙刚愎自用,嫚骂一世,臣历数其罪,神颓魂夺,不复能言,即前跪请死。
  臣於是朝西叩头,请旨拿下,召东江及臣随行各官前曰:“文龙罪状明否?”
  各官唯唯无说。
  又召集众兵问之,
  如前亦唯唯无说。惟其门下私人称其数年劳苦。
  臣厉色谕之曰:“文龙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何得藉朝庭之宠灵欺骗朝庭?无天无法。夫五年平奴所凭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贵近始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尚方正为此也。”
  众唯唯不敢仰视。
  臣复朝西叩头,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
  即取尚方剑付旗牌官张国柄,斩文龙於帐前。
  文龙姓毛之丁与各夷丁汹汹於外,然臣威严肃,且出其意外,遂不敢犯。若迟之,则文龙不可得而诛矣。
  臣诛文龙之意与当日情事如此。
  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可胜战惧惶悚之至。缘系云云,谨题请旨。

  袁崇焕的头一句就是在撒谎:“岛帅逆形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毛文龙又不是宅在皮岛上当宅男,正相反,他还曾在崇祯元年闰四月去过宁远一次,袁崇焕当时不把毛文龙抓起来交给崇祯,说穿了,就是为了在毛文龙的地盘上以“机不容失,便宜正法”为由将毛文龙谋杀。

  “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够明白了吧,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也就是既有“杀人之意图”又有“事先预谋计划”——这是一级谋杀。

  还把钱龙锡拖下水:谋杀国家高级将领这么大的事,皇帝不知道,一个内阁成员,外加一个封疆大吏,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就能决定。可见这些家伙压根没把皇帝当回事。

  至于“入其军,斩其帅”,这话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
  嗯,对了,历史上,斩华雄是孙坚干的,诛文丑是曹操自己谋划的,都没关羽啥事,只有斩颜良是关羽干的。
  有趣的是,民国时代,文人张伯桢、张次溪父子就狂捧袁崇焕,把袁崇焕和关羽、岳飞相提并论。

  先把钱龙锡等人拖下水,再把崇祯拖下水:
  “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改饷道;
  “又严海禁以窘之”——禁海;
  “臣改贡道於宁远者”——改贡道;
  最后袁崇焕暴露出本来面目:折腾那么多事,饿死东江无数军民,“皆所以图文龙”
  然后,袁崇焕把崇祯拖下水:“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后面还要跟上一句“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两句话连一块,成了在皇上您的英明领导下,我袁崇焕周密部署,所以毛文龙有死无生了。

  啥意思?
  回去找前文,翻下《度支奏议》里禁海、改贡道、改饷道的奏疏:《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不若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登舟。
  ……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
  奉圣旨:毛文龙孤军海外,向苦接济不前,卿既悉心筹划,励志灭奴,从此料理,步步向东,文龙照应,步步向西,进取方规,面加商议。果确有胜着,朕何靳百万之饷?文龙但矢图实效,勿顾浮言。卿亦宜推诚共济,务收成绩。登莱申严海禁及设饷司转运,该部速行酌妥具覆,钦此!
  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经呈堂咨行天津部院并山东抚院查议去后,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同前事,内开该本部题。
  奉圣旨:海禁防倭,原系祖制,着山东抚臣行登莱道臣严加禁约,除旧日开□洋者验明放回。以后一切市贩船只,不许私通,违者按法治罪。贡道、饷道,该部确议速覆,钦此。

  袁崇焕向崇祯请示禁海、改贡道、饷道的时候,压根没说这是为了杀毛文龙,崇祯的批示也在那里,没半个字说禁海、改贡道、饷道是为了杀毛文龙。

  现在,毛文龙被谋杀了,袁崇焕撕下一切面具,把崇祯拖下水:皇上,我这么做,就是要杀毛文龙,皇上您圣明,禁海、改贡道、饷道这些杀毛文龙的准备工作您全都批准。

  怎么,你说你批准这些奏疏仅仅是为了五年平辽?没错,我杀毛文龙就是为了五年平辽啊;您没留下让我杀毛文龙的文字依据?你嘴巴上不承认你想杀毛文龙,但你批准我禁海改饷道的那些请示,傻子都知道你是默许我杀毛文龙啊,我知道,有些事你不方便说出来,没关系,你不方便杀的人,我帮你杀,现在人我已经帮你杀了,您就别让我背黑锅了行不?

  所以啊,皇上,您别不好意思,如果我是袁崇桧,你就是朱由构。
  怎么着?您不想当朱由构?没问题,我也不想当袁崇桧啊,来来来,跟着我一块冲毛文龙泼脏水吧。

  袁崇焕先说他周密安排,毛文龙已经“有死无生”了,接下来,却又说要给毛文龙机会,“束身归命於朝庭,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

  啥意思?前面一句是“束身归命於朝庭”,当然,天高皇帝远的,朝庭管不好,所以这句“束身归命於朝庭”谁都不会当真,关键的就是后面这句“一听臣之节制”。

  意思就是,听我袁崇焕的,你毛文龙就不会死,不听我的,死啦死啦的。

  问题是,毛文龙是明王朝的军官,不是你袁崇焕的私臣啊,要毛文龙听你的,完全可以走正当程序,只要崇祯一句话,毛文龙敢不服从命令?果真如此,就算毛文龙还是不听话,再走程序,由崇祯出面,收拾毛文龙名正言顺啊,用得着你袁崇焕不走程序直接谋杀毛文龙么?

  那就只存在这么一种可能,袁崇焕要求毛文龙的,可不仅仅是听他的,而是要求毛文龙做皇帝不可能同意的、国家的制度肯定不允许的事情,并且,毛文龙的存在,本身就破坏了袁崇焕的这些计划。所以,袁崇焕不得不绕开国家的制度和法纪,用非法手段谋杀毛文龙。

  “无奈文龙毒之所积,殒及阙躬”……“何葢宦官藩镇阴气所乘,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毛文龙是什么的干活,他是“藩镇”,和“宦官”是一样的干活,所以毛文龙与魏忠贤都是大坏蛋。

  接下来,这句“如驳臣之疏,信口炰烋”,也就是前文中铅球骑士所说的“奏章咆哮公堂”,后面“逼登索饷,使欲肆行劫掠”,一个大大的“欲”字放在“肆行劫掠”前面,把子虚乌有的“肆行劫掠”说成跟已经发生一样。

  好了,既然毛文龙跟魏忠贤一样坏,“奏章咆哮公堂”,还“欲”肆行劫掠,你袁崇焕派发了十船津粮给东江镇,“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临发舟,仍为其请饷”,下了那么大本钱,仅仅是“凡此皆愚之也”。

  好了,毛文龙上当了“是以,来宁相见”,人家离开自己的地盘皮岛了,你却说“傥不受节制,戮诸宁远,而其下不共闻,且恐有负故窟为梗者”,没错,你不能杀他,但你直接抓起来交给皇帝处置不就完了嘛,毛文龙本来就不是你袁崇焕能杀的,就算是皇帝,也得走完正常程序才能杀。

  可是,如果走正常程序,毛文龙肯定不会被杀,反过来,辽饷党诸多罪行恐怕就要暴露了,崇祯就算一时拿远在军中的袁崇焕没办法,也会对一大帮辽饷利益集团产生戒心,每年大几百万两的巨额辽饷就成问题了。

  所以,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袁崇焕在撒谎,所谓的“臣体皇上生生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心也”根本就是随口一说糊弄皇帝,袁崇焕早就已经谋划好了,要“入其军,斩其帅”,象关羽杀颜良那样杀掉毛文龙。

  毛文龙放回去了,然后,袁崇焕的“一条龙服务”开始了:
  立案审查:袁崇焕;
  调查取证:袁崇焕;
  公诉人:袁崇焕;
  证人:袁崇焕;
  法官:袁崇焕;
  ……
  刽子手:袁崇焕;

  除了“案犯”是毛文龙之外,从司法机关到最后的刽子手全部角色都由袁崇焕来包办。

  附图:粉袁连环画《辽海除奸》封面



  那好,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一条龙服务”产生的相关文档里到底能吐出什么象牙:

  包办了除“案犯”外所有角色的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定性是“随地访察,逢人质问。而文龙之恶高积於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也”,那好,毛文龙到底有多坏呢?

  首先,毛文龙怀念前任皇帝天启,证人:袁崇焕;
  证词:文龙若不屑於臣者。臣宣谕“皇上神圣,合尧舜汤武为一君。臣子当勉旃疆场”。而文龙若怏怏不得志,止谓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

  本来,熹宗皇帝猪油笑,哦不,朱由校是大明的前任皇帝,并且,天启还是崇祯的亲哥哥,毛文龙怀念前任皇帝天启本来没有任何不对,怎么袁崇焕会把这一条放在毛文龙“恶高积於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之后的第一件呢?

  突然想起来,天启的谥号,原本是“哲皇帝”,崇祯把他哥的谥号改成“悊皇帝”,这个“悊”字,看似高大上,实际上原本的“哲皇帝”,哲啊,哲学,哲理……都是好字眼,学问大大的;被崇祯这么一改——“悊皇帝”,这个“悊”是个什么东西?上折,下心,把心都给折了?!难怪会信任八千女鬼那条老阉狗,果然缺心眼?!

  老六我或许是小人之心度崇祯之腹,袁崇焕能爬得那么高,人家早就把崇祯的那点小心思揣摩透了,知道你给你哥上“悊皇帝”这么个诡异的谥号,就说毛文龙“止谓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

  而且,这“止谓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还是毛文龙“恶高积於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之后的第一罪行,属于恶贯满盈的干活。

  至于毛文龙是不是这么缺心眼,专门对着崇祯的性格弱点捅刀子——天知道。反正特别法庭上除了“案犯”是毛文龙,其他角色都由袁崇焕扮演,证人自然也是袁崇焕,至于你们信不信,袁粉反正信了。

  接下来,第二条罪名是毛文龙口欠牛,证人:袁崇焕;
  证词:臣不觉失色,徐叩其方略。则谓“关宁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
  这条原本没啥好说的,古来口欠牛不上税,更何况还是证人袁崇焕的证词,先不说袁崇焕的证词是否可信,就算是真的,怎么算,都算不上“恶高积於山”的干活。
  但是。毛文龙是方面军司令,孤悬敌后,独当一面,手里也有把尚方宝剑,袁崇焕把他说成口欠牛大王,运气好的话,就能误导崇祯认为毛文龙除了口欠牛就没别的本事。试想,皇帝能放心一个没啥本事的口欠牛大王独当一面实现五年平辽么?

  那么,毛文龙到底有没说过类似“关宁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之类的话呢?
  翻遍有关毛文龙的史料,这段话合一块,毛文龙肯定没说过,但是,拆开成若干句,似是而非的话,毛文龙还真在若干场合说过。
  “关宁兵马俱无用”这话,《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有这么一段记录:
  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近探奴子云:“……西边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挪)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从这条记录可以看出,毛文龙这段话的意思,确实是“关宁兵马俱无用”,当然,毛文龙很狡猾,他说这话不是他毛文龙说的,而是奴子(黄台吉)说的。
  而所谓的“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有关毛文龙的史料里,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可以证明毛文龙说过这话。倒是毛文龙借“奴子”之口说“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这句话,跟所谓的“毛文龙口欠牛”某些字眼非常接近。
  毛文龙借“奴子”之口说的“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虽然有帮黄台吉口欠牛的成分,但是,几年后的大凌河围困战,还有之后的锦州围困战,黄台吉就是如所谓的“奴子所说”那样,将大凌河、锦州长期围困。结果是:大凌河围困战,“凭坚城、用大炮”守城的关宁“铁骑”断粮,祖大寿吃完城中百姓后投降,锦州围困战,增援锦州的洪承畴兵败被俘后,祖大寿没了希望,再次投降。
  也就是说,所谓的“关宁兵马俱无用……一把火遂了东夷”,很可能就是袁崇焕将毛文龙的这句“西边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歪曲篡改而成。

  第三件事,反对改饷道,仇恨阎鸣泰、武之望,间接仇恨袁崇焕,证人:袁崇焕;
  证词:臣愈讶之,与之言节制及更定营伍为道厅,以监临查核。彼悍然不乐,而咬恨阎鸣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臣也。
  改饷道、禁海,饿死东江军民无数,相关人员个个罪该万死,只是,这事好象和阎鸣泰、武之望没啥关系。不知道是毛文龙莫名其妙,还是袁崇焕这个证人的证词有假。

  第四件事简直莫名其妙,说毛文龙想占领潮癣,证人:袁崇焕;
  证词:臣见其难制也,不可用也,也讽之曰:“久劳边寨,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文龙应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孔核,灭了东夷,潮癣文弱可袭而有也。”
  毛文龙前面这句“但惟我知灭奴孔核”,就算是口欠牛,好歹是说要消灭后金,政治上是正确的,而后面这句“灭了东夷,潮癣文弱可袭而有也”又是什么的干活?
  潮癣是明王朝的藩属国,占领潮癣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但是,先不说袁崇焕的证词是否可信,就算是真的,毛文龙说要占领潮癣好歹也算是“欲”开疆拓土,怎么算,也说不上“恶高积於山”吧,

  只不过,看过前文中提到的范复粹的奏疏,就知道前因后果了,范复粹的奏疏里头,提到一个特殊名词——“曰本之心”。

  早在万历年,丰臣秀吉率领的大曰本蝗军,就打算以潮癣和辽海诸岛为跳板,侵略中国,所以范复粹就污蔑那些历经九死一生,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投奔东江镇的辽人有“曰本之心”。当时的范复粹还不敢直接说毛文龙有“曰本之心”,现在,证人袁崇焕是直接作证说毛文龙想占领潮癣——毛文龙的“曰本之心”昭然若揭,他想模仿丰臣秀吉率领的大曰本蝗军以及几百年后的联合国军,先占领潮癣,再征服中国,良心大大的坏了。

  综上,法官袁崇焕根据证人袁崇焕的证词裁定:毛文龙是大阉狗魏忠贤的同类兼干儿子、缺心眼皇帝天启的黑干将、口欠牛大王、有“曰本之心”的大野心家。

  只不过,刚刚还是一个宁可让现任皇帝不高兴也要怀念前任皇帝的口欠牛大王,怎么几句话之间就变成了有“曰本之心”的大野心家,这节奏似乎转换得有些突然,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胡扯蛋。

  袁崇焕在此时就已经说毛文龙“臣见其难制也,不可用也”,又说第二天“次日,臣又召其左右人来婉谕之,而令其亲信者往复开导文龙”,目的是劝毛文龙接受编营伍、受节制,用道厅之类的要求,从袁崇焕的奏疏来看,编营伍、受节制这两条,毛文龙接受,而用道厅这条毛文龙一开始坚决反对,而到最后,毛文龙说:“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包管完东事便了”。

  这话啥意思?意思就是,这事你袁崇焕爱做就做,我干脆顺着你的意思来,我只管解决了后金就完了。

  袁崇焕就是根据这句话说毛文龙“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天理良心亚,袁崇焕所有的要求,不管有理没理,毛文龙最后全部接受了,只说在你这么折腾的情况下,我解决完辽东战事就拉倒。怎么就成了“狼子野心,终不可制”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袁崇焕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解决辽东战事,而是养寇自肥,所以毛文龙一摊牌——你的这些明面上的要求,我全部接受,你字缝里的要求——养寇自肥,想都别想,“我只包管完东事”,我只做一件事,消灭野猪皮强盗集团,我就是不配合你们这帮辽饷利益集团养寇自肥的战略!

  透过袁崇焕的满篇谎言,我们看到的,依旧是毛文龙的铁骨铮铮……

  “我只包管完东事”,对明王朝来说,确实是铁骨铮铮,可是,对于我犬清来说,就成了破坏我犬清“统一”中国、实现满汉一家,是开历史的倒车;对于辽饷利益集团来说,就更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毛文龙的确是“狼子野心,终不可制”了。

  所以,对于我犬清,对于辽饷利益集团来说,毛文龙确实罪该万死。

  正如袁崇焕给王洽的信中所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别说现在,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江西道御史高捷就问:“不知崇焕所欲文龙恊者何心?一者何意耶?”

  对于苦难深重的辽兵辽民来说,辽饷党养寇自肥,就意味着他们打回老家去的希望破灭。对于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辽饷党来说,毛文龙和东江镇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此刻,双方势不两立,矛盾无可调和,双方实际上都没了退路,只能你死我活。

  所以,袁崇焕别无选择,只能趁着毛文龙还没从饥荒中缓过一口气的时候赶紧动手斩帅。

  只不过,他从崇祯那里骗来的权力还没大到能够杀毛文龙的程度,即便是崇祯要杀毛文龙,也做不到想杀就杀,也得走程序。所以袁崇焕说:“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翼恶者,念便断矣。”

  只不过,这是在撒谎。

  要知道,毛文龙根本不是割据一方,赖在自己私军的保护范围内不动,怎么叫都不出来的军阀头子——祖大寿、左良玉他们才是。有趣的是,祖大寿是根正苗红的关宁“铁骑”,左良玉同样也是辽西军出身,提拔左良玉的,就是提拔袁崇焕的东林大佬侯恂。

  事实上,崇祯二年闰四月毛文龙就去过袁崇焕的地盘宁远,而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是主动要求“请诣阙直剖心迹”,向崇祯汇报工作和思想。如果毛文龙真如袁崇焕所说的那么坏,无论是崇祯还是袁崇焕,有的是机会把这个皮岛大虫从皮岛叫出来,然后完全可以抓起来移交司法机关走程序,根本用不着袁崇焕借口“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违法国家法纪谋杀毛文龙。

  明明正常程序就能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走正常程序,非要践踏国家法纪?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走正常程序抓毛文龙,袁崇焕手中的权力根本不足以制造冤假错案。只能先践踏国家法纪,谋杀己方将领,造成既成事实后,把钱龙锡、王洽乃至崇祯拖下水,用各种手段胁迫崇祯接受。

  现在,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眼前,这个又臭又硬的毛文龙,怎么办?

  崇祯那里骗不到足够的权力杀毛文龙。

  ——倒不是崇祯不肯给袁崇焕这么大的权力,关键是,崇祯就算自己想杀毛文龙也得走程序。旁的不说,崇祯杀袁崇焕都走了八个月的程序,他没那么大的权想杀谁就杀谁,这和杀魏忠贤、客印月完全不同,那两位,一个是太监,一个是奶妈,都是皇帝的家奴,看似气焰熏天,其实只是皇帝给他们面子。皇帝要杀他们,其实只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正常的流程只能抓住毛文龙,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制造冤假错案,更无法搞垮国家的正规军镇东江镇。

  那就只好先谋杀毛文龙。

  崇祯皇帝杀毛文龙需要程序,袁崇焕杀毛文龙,却不需要程序。

  原因很简单,实力。

  不是袁崇焕个人有这个实力,他个人,只掌握了从崇祯那里骗来的若干权力。

  如果,仅仅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一个人在谋杀毛文龙,先不说能否成功,就算成功了,崇祯杀袁崇焕就象碾死只臭虫。

  但是,袁崇焕有另一个身份,他是黑暗组织的利益代言人。

  这个黑暗组织,既有东林党,又有阉党(天启病死阉党消失,部分成员如薛国观、吕纯如等换马甲),又有相当部分太监,还和辽西将门勾结,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相当数量的九边军队,更有宣大那边的商路派利益集团躲在暗处推波助澜,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无视皇权和国家法纪,谋杀毛文龙,并且根本不害怕皇权的惩罚。

  以往,研究袁崇焕谋杀毛文龙案的时候,人们仅仅从法律角度出发,强调袁崇焕违法、谋杀、矫制……惟独忽略了这起谋杀案的实质——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铲除异己。

  这起谋杀案,只是这个利益集团斧拜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个环节很关键,却不是整个斧拜体系的全部。

  这个斧拜体系,包括塔攻战略,吃空额喝兵血,包括瘫钨工程款、包括瘫钨武器装备经费,包括空月马乾,包括养寇自肥,包括谋款斩帅然后彻底搞垮东江镇,包括进京擒王……这是一整套庞大的斧拜体系。

  所以,尽管《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里,袁崇焕虽说继续给崇祯设了许多陷阱,但更多的,是在威胁崇祯,让崇祯向自己妥协。所以,《题本》里头的许多言辞,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谎言,是含血喷人,根本就是在放屁。而此时的崇祯,已经不再是刚登基时候的菜鸟,却依旧不得不把袁崇焕放的屁给吃下去。

  接下来杀毛文龙的过程是:
  遂于六月初五日,臣授计随行参将谢尚政等布置已定。于是往辞之,将带去银十万两,尽盘上岸,促之收银,仍宣告兵众曰:“米与银在是此后接续来,尔等不忧饷矣”。文龙果来谢臣。先设一帐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臣与之坐,曰:“镇下各官何不俱来一见?”文龙亦召之俱来。

  然后,袁崇焕翻脸,宣布“十二当斩”:
  “各官既集,臣始宣言于众曰:‘各官兵海上劳苦,皇上深念,惟汝之镇主毛文龙不良,历年所为俱干国法。如兵戎重任,祖制非五府官不领兵,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为监。文龙夜郎自雄,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专恣孰甚,一当斩;”

  要说“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为监”,不是毛文龙不愿意请文官监军,敌后作战,又危险又艰苦,毛文龙军种没有五毛美分能够误导国家政策,骗取巨额粮饷,把敌后东江镇建设成“大粮大饷”、“不见敌”的斧拜窝,那鬼地方,请文官来监军,文官都不愿意来。嗯,天启年,倒是太监愿意来监军,当然,这是毛文龙的又一大罪状。
  至于“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专恣孰甚”,更胡扯蛋了,仅说前文中袁崇焕提出编营伍、受节制,用道厅之类的要求,毛文龙最终哪条没有答应?这条指控根本不成立。
  反过来,看看辽西那边,就是个斧拜窝,天启年间就多次爆出斧拜记录,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前,户部揭露这个斧拜窝点“犒赏银两,除钦赏外,犹有枢辅经略积存银十万,又新库发银三万。今疏中只言钦赏十万,而不言此项,将此项归于何处?作为何用?且钦赏银十万,解赴宁城者,仅止四万,其余又解到何处?犒发何人……”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抚赏银已经运到辽西的被瘫钨,更缺德的是剩下的银子宁可放户部兵部仓库里落灰也不找蒙古各部族买马。而袁崇焕在崇祯年连升三级督师蓟辽后,又是“空月马乾”,又是“步兵而食马兵之厚饷”,大肆制造财务漏洞,说别人“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根本就是贼喊捉贼。

  “人臣最莫大于说诳欺君。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杀降夷、杀难民,全无征战,却报首功。刘兴祚忠顺奔来,止二十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欺诳疏甚,二当斩;”

  “捕零夷、杀降夷、杀难民,全无征战,却报首功”这句早就被孙承宗的奏疏批烂了:“臣于正月初十日接得平辽总兵毛文龙具详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是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除二名已故不外解,见解二名俱系真正达虏。”而且,不管怎么算,东江镇经过查验的首级,都比关宁“铁骑”多,这都叫“全无征战,却报首功”,关宁“铁骑”又是什么的干活?这些罪名算到袁崇焕和辽西将门头尚倒是再合适不过,所以,这一条,袁崇焕也是贼喊捉贼。

  至于“刘兴祚忠顺奔来,止二十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撒谎欺君的,是袁崇焕:
  要知道刘兴祚是袁可立发展的内线人员,早在天启三年就因为反正计划泄露而被野猪皮降职。
  而袁崇焕直到天启四年,也就是个兵备副使,他当宁前兵备道是天启五年的事情,此刻的刘兴祚,已经被降为参将,不再是复州的老大.,而袁崇焕却欺骗崇祯说:“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 (《崇祯长编》)
  也就是说,刘兴祚反正时,到底是只带了二十几人投奔,还是在战场上率几百人起义,已经无从查起,但是,袁崇焕自己就在刘兴祚反正这事上带头欺君,再一次贼喊捉贼。

  “人臣不宜犯无将之戒,文龙刚腹撒泼,无人臣礼。前后章疏,具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臣不道,三当斩;”
  我犬清、从民国时代至今的几代袁粉伪造、篡改史料,污蔑毛文龙“通书叛国”,捏造“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请率兵来,我为内应”之类的伪史料,老六一直以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是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相对应的。
  最近才发现“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请率兵来,我为内应”纯属伪造,回过头来一看,袁崇焕所谓的“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同样根本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毛文龙上过写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的奏疏。那么,所谓的“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就没有半点说服力。
  而且,这句“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没有主语,袁崇焕都不敢说毛文龙的奏疏里说谁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如果毛文龙说他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那毛文龙就是公开向明王朝宣战,那已经是在公开谋反,那么,给毛文龙定的罪名“岂堪听闻”也实在太过轻描淡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毛文龙说别人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到底是谁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不是后金,难道还是袁崇焕?
  那好,既然毛文龙没说自己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他向皇帝报告有人要“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说毛文龙“岂堪听闻”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搞文字狱,根本经不起推敲。
  所以,这条“三当斩”,只剩下“文龙刚腹撒泼,无人臣礼”,说的,估计就是毛文龙“奏章咆哮公堂”这事了。
  要知道,当时的东江镇,被连续压缩兵额、禁海、改饷道贡道,粮食供应被切断,断粮大半年,饿死军民无数,断东江镇粮食供应的相关人员,个个罪该万死,毛文龙居然只是……“奏章咆哮公堂”?!

  “文龙总兵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四当斩;”
  《度支奏议》中的《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里揭露:
  “天启三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馀两,
  天启四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八万三千八百馀两,
  天启五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九万七千八百馀两,
  天启六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七百馀两,
  天启七年共支过月饷银二百七十万四千九百馀两。
  崇祯元年历过月分照该镇简明册销算,其册尚未到者,照督师近题数目约算,该银二百九十七万七百余两则大浮原额矣。”
  袁崇焕崇祯元年七八月间上任,到崇祯二年八月,差不多一年过去,做了一笔假帐,把辽饷压缩到帐面上的480万两,然后被毕自严查出多笔假帐,实际上,和往年的584万两的辽饷相比,只压缩了40万两左右的粮饷。
  但是,这是天津、蓟(州)密(云)永(平)和东江镇的兵额被压缩后省出来的粮饷,而辽西那边的粮饷根本没有动静。

  而东江镇历年获得的钱粮,加一块还不到辽左一年的钱粮,现在袁崇焕居然说毛文龙“侵盗边海钱粮”,那好,花钱是毛文龙无数倍的辽饷利益集团的文官武将又是什么的干活?袁崇焕再一次贼喊捉贼。

  “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五当斩;”
  这条更扯蛋,袁崇焕自己把“抚赏”银重新改为“马价”,然后,宁可这些银子放在户部、兵部库房里落灰也不找蒙古各部族买马,导致林丹汗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现在倒打一耙说毛文龙“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命姓赐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副参游守之箚,不下千人。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
  这……这说的不是祖大寿、吴襄他们吗?贼喊捉贼啊。辽西那边,所有的将门,都是这德行,怎么落到毛文龙头上,就是“六当斩”?尤其是这句“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说的不就是徐敷奏吗?“敷奏系京师小唱,夤缘崇焕之门,为加衔裨将”……
  至此,老六吃惊地发现,所谓的“十二当斩”,绝大多数,根本就是袁崇焕把自己和辽西将门做过的事情栽到毛文龙头上。也就是说,“十二当斩”,几乎全是袁崇焕在贼喊捉贼。

  繇(自)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舡,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
  这一条,老六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商人洪秀、方奉等,老六没听说过,不知道前因后果,也就不知道毛文龙到底有没干过这种事。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东江镇不是被禁海了么?怎么还有商人跑到那边去?如果是禁海之前有商人去,那不奇怪,禁海之后商人去那边?可能么?
  倒是袁崇焕手底下有个叫张斌良的,此人就是强盗出身:“又有张斌良其人者,先系响马剧盗,夤缘逃官胡嘉栋之门,得为将领。崇焕喜其利口,拔而用之,裨管觉华水兵事。劫贾杀降,冒躐副将……”
  “崇焕喜其利口,拔而用之,裨管觉华水兵事。劫贾杀降,冒躐副将”!!!
  掉哪妈,袁崇焕自己提拔强盗管觉华水兵事,劫贾杀降,却贼喊捉贼,栽到毛文龙头上。

  “收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之,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虏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
  后面“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好色诲淫”啥的无从查证,暂且存疑,放在一边。
  至于“收其部将之女为妾”,毛文龙还真干过,具体几个?印象里毛文龙比较出名的便宜岳父只有沈世魁和陈继盛。有趣的是,祖大寿、吴襄就把各自的妹妹嫁给对方当小老婆。这种大小将门之间的联姻,很奇怪么?这种事,在当时将门之间都已经普及了,袁崇焕拿这说事,先管好辽西那帮人吧。

  “人命关天。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盌(碗),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
  这是典型的颠倒因果了。从天启六年起,东江镇粮食供应就被切断过,崇祯元年下半年至崇祯二年闰四月,东江镇又被断粮。至于说强迫难民去后金占领区掘参,还能把人参卖给商人换取粮食,东江镇,还不算彻底断粮,而到了崇祯元年十二月底,袁崇焕补刀禁海,不让商人去东江镇后,东江镇就算有人参都换不到粮食了。
  所以,“岛中白骨如山。草菅人命”的罪魁祸首,是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他们个个罪该万死。现在,毛文龙被谋杀,他们顺手把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栽到毛文龙头上,根本就是贼喊捉贼。

  “疏请内臣出镇,用其腹爪陈汝明、孟斌、周显谟等,辇金长安,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至今陈汝明等一伙仍盘踞京中。皇上登极之赏俱留费都门,是何缘故?交结近侍,十当斩;”

  先说“疏请内臣出镇”,天启年间,太监出镇辽左比出镇东江更早,旁人不说,袁崇焕就说了这些太监不少好话,怎么到了太监出镇东江,就成了毛文龙的罪状了?典型的贼喊捉贼。

  至于“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疏紏枢臣阎鸣泰为台臣宁光先等疏紏,方以中枢认罪,又复以巡关膺命。如曰恢复大计、边塞情形,则何任事之始无一疏陈而遂信为硕画,指为成算也?媚疏六陈,媚祠七建,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媚疏六陈,媚祠七建,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和袁崇焕好得可以斩鸡头烧黄纸喝鸡血的阎鸣泰,修了七座生祠,其中一座就是和袁崇焕一起修的:
  天启七年四月壬寅(初六)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想象一下,以阎鸣泰、袁崇焕为代表的一帮无耻官僚,对着八千女鬼的冕旒金像 “嵩呼礼拜”,那场面,是何等的……铁证如山。

  最后,崇祯对阎鸣泰的处理也不过是把阎鸣泰充军拉倒,而和阎鸣泰一起给八千女鬼修生祠、树冕旒金像的袁崇焕,不仅没受到惩罚,反倒连升三级。

  现在,袁崇焕却贼喊捉贼,污蔑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

  “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首先,在这事之前,袁崇焕和黄台吉议和,而黄台吉一边议和,一边多路出兵,攻打“西达子”的同时攻打东江镇和潮癣。后金攻打“西达子”的时候,袁崇焕没有任何反应,看着西达子被抢。而后金攻打东江镇和潮癣时,袁崇焕派出数千军队在三岔河边玩“静坐战争”,现在却污蔑毛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
  更可耻的是,袁崇焕天启年关于丁卯之战的奏折是这么说的:“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几年之后,同一件事,却污蔑毛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袁崇焕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自己曰自己,俗称“曰”本人。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
  这一条,说的不就是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利益集团么?就没见他们过三岔河过,每年大几百万两辽饷投进辽左这个无底洞,随便拿一年出来,耗费的钱粮就超过东江镇八年钱粮的全部。贼喊捉贼,还十二当斩呢?袁崇焕活该被千刀万剐。

  宣布完贼喊捉贼的“十二当斩”,袁崇焕说毛文龙“神颓魂夺,不复能言,即前跪请死”,袁崇焕于是“朝西叩头,请旨拿下”。
  果然厉害,在那个还没有无线电、电话、手机的时代,袁崇焕就能“朝西叩头,请旨拿下”毛文龙,几百年后杨秀清的“天父下凡”也不过如此了,不知道是黑科技还是心灵感应,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老六我信了。

  跳完大神,实现了天父下凡,哦不,崇祯附体,袁崇焕发动群众揭露毛文龙的罪行:
  “召东江及臣随行各官前曰:“文龙罪状明否?”各官唯唯无说。又召集众兵问之,如前亦唯唯无说。”
  毛文龙都被抓了,袁崇焕大神也跳了,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还“唯唯无说”,不知道是不敢说,还是不认同袁崇焕这么做,反正没人顺着袁崇焕的口径说毛文龙的坏话。

  群众发动不起来,居然还有人唱反调捣乱:“惟其门下私人称其数年劳苦”。

  煽动了半天,军官“唯唯无说”,士兵“唯唯无说”,眼见煽动的效果实在不怎样,居然还有人唱反调,袁崇焕只好把代表皇权的尚方宝剑请出来:
  臣厉色谕之曰:“文龙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何得藉朝廷之宠灵欺骗朝廷?无天无法。夫五年平奴所凭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贵,近始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尚方正为此也。”

  众所周知,毛文龙也有把尚方宝剑。如果这两把尚方宝剑对砍,会有什么效果?明王朝既然发那么多把尚方宝剑出去,肯定得限制尚方宝剑的使用,唯一合理的制度,就是尚方宝剑不能互相砍,否则国家还不得乱套?
  在这个问题上,袁粉抵赖说,毛文龙的那把尚方宝剑,是天启给的,是“前朝”的,已经“失效”,这又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天启给的尚方宝剑是明朝的尚方宝剑,如果到了我犬清顺治朝,顺治肯定不会承认天启朝的尚方宝剑,而当时是崇祯朝,还是明王朝,毛文龙的权力是天启给的,他的权力和官职不会因为换了皇帝而失效,除非崇祯将其收回。

  正因为尚方宝剑不能对砍,袁崇焕杀毛文龙,说穿了,就是他谋杀成功了,仅此而已。

  正是因为东江镇在场的官兵,实际上已经被袁崇焕带来的军队武力控制住了,所以他们只能“唯唯不敢仰视”,然后,袁崇焕继续跳大神:
  臣复朝西叩头,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

  大神跳完,袁崇焕“即取尚方剑付旗牌官张国柄,斩文龙於帐前”。

  一个把野猪皮强盗集团折腾得粮食卖毒品价的将领,一个有超前战略的将领,没死在敌人手里,却倒在己方阵营斧拜官僚的暗箭之下。

  然后,袁崇焕还要强调“若迟之,则文龙不可得而诛矣”,原文是:
  “文龙姓毛之丁与各夷丁汹汹於外,然臣威严肃,且出其意外,遂不敢犯。若迟之,则文龙不可得而诛矣。臣诛文龙之意与当日情事如此。”
  这个理由,袁崇焕在《题本》里强调了多次,袁粉更是不停地重复。老六只是想问,你说毛文龙那么坏,崇祯二年闰四月毛文龙去宁远的时候你为啥不将他逮捕送交皇帝依法惩处?不就是不肯让皇帝和毛文龙见面嘛。

  人已经杀了,并且是谋杀。虽说袁崇焕在双岛两次跳大神“请旨”,把表面功夫做了一下,但是,崇祯皇帝是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接收到了袁崇焕在双岛上用跳大神这个黑科技发过来的斩帅请示。所以,袁崇焕说:
  “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斩刑)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可胜战惧惶悚之至。缘系云云,谨题请旨。”

  “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
  这话说明,袁崇焕自己都承认他无权杀毛文龙。

  然后,袁崇焕使出反洞文人惯用的手段——哪怕做下天大的坏事,都要编出无比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仿佛不这么做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哦不,对不起皇上:
  “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

  高大上的旗号打出来之后,袁崇焕向皇帝摊牌:
  “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斩刑)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可胜战惧惶悚之至。缘系云云,谨题请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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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6楼
6.谋款斩帅(九)崇祯的成绩单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总算分析完了。

  又长又臭。

  袁崇焕写得又长又臭,老六也分析得又长又臭。

  但是没办法,袁崇焕是一个极狡猾极凶狠的反洞官僚,所以,老规矩,他说的话、上的奏疏,统统都得通读20遍,每段话都得逐字逐句地分析,就算如此,老六依旧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掉进袁崇焕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里去——毕竟,袁崇焕和他所有的同案犯,个个都是经历过科举层层选拔出来的文化人,这些人,人品没法保证,可聪明却是一等一的,每次科举全国上亿人口里只录取那么几百个,他们是同时代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骗人,没人敢保证自己不上当。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是袁崇焕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袁崇焕上的奏疏,基本上都是在设文字陷阱欺骗皇权,先是骗天启和八千女鬼,接着是骗崇祯。

  本吧道友Carlsas007整理了一下袁崇焕斩帅之前的大致套路:

  1,每当他要做坏事的时候(他好像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坏事),分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找的出合理的光明正大的对国有利的理由,那他肯定会请旨。举例子就是用间,移镇,禁海,改道,修锦州……一大堆。第二种如果实在编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只能私下地偷偷摸摸地做了,但是他也会请旨,只不过这个请旨的内容并不会直接提到他真实想做那件事,而是一些看似无关,其实又的确有关的事,隐晦地提到他真实想做那件事。万一被皇帝看破,他只需要矢口否认,而皇帝如果看不破,他就可以趁机拉皇帝下水,让皇帝无法追究。举例子就是议和,他请旨的是用间,斩帅,他请旨的是集权,撤登来巡抚,改道觉华岛,禁海等一系列措施。

  2,他请旨后,如果皇帝不同意,他就会雇佣水军帮他说话,说到皇帝同意为止。如果有人反对,那就雇佣水军弹劾此人,把此人整倒,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

  3,皇帝一旦批准下来,他就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做坏事了,谁质疑就找皇帝去,皇帝质疑就上疏辞职。然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皇帝批准的那件事的旗号,私底下做着自己真实想做的那件事,一步步把国家带入深渊。

  4,把一切坏事都引导到平辽这个梦里去,只要皇帝还在做平辽的梦,那么袁崇焕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说是为了平辽做的准备,是手段。这样的话,在皇帝平辽梦醒之前,他都不会有事。

  而从《题本》开始,袁崇焕在继续忽悠崇祯的同时,向崇祯摊牌了。

  不摊牌不行。

  连崇祯都没有权力直接杀毛文龙,毛文龙就算罪大恶极,也得走程序,并且必须证据确凿了才能杀,袁崇焕居然直接将毛文龙谋杀了——遇上这种事,崇祯就算再傻,再好欺骗,袁崇焕也找不出任何办法将崇祯忽悠过去。

  看一下杀毛文龙的过程——即便是按袁崇焕自己的说法,抓之前跳大神,“朝西叩头,请旨拿下”,杀之前再一次跳大神,“复朝西叩头,请旨曰……”,依旧是在践踏国家法纪,谋杀己方重要将领,形同造反,正常情况下,崇祯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该下令把袁崇焕逮捕法办。

  注意:是“正常情况下”。

  眼下,情况很不正常:

  《题本》第一句就摊牌:毛文龙是个大坏蛋,为了五年平辽,我把他杀了。我知道这是国家法纪不允许的,但是皇上你拿我没办法。
  首先,我把辅臣钱龙锡拖下水了。
  其次,皇上您也被我拖下水了,我是在皇上您的英明领导下禁海、改饷道,周密布置,终于计斩岛帅,我是袁崇桧,皇上您是朱由构。怎么,你说你批准这些奏疏仅仅是为了防海盗、方便粮食供应?都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屁话会有人信么?没错,您没留下让我杀毛文龙的文字依据?你嘴巴上不承认你想杀毛文龙,但你批准我禁海改饷道的那些请示,傻子都知道你是默许我杀毛文龙啊,我知道,有些事你不方便说出来,没关系,你不方便杀的人,我帮你杀,现在人我已经帮你杀了,您就别让我背黑锅了行不?

  此时的崇祯,必须掂量一下:
  要真把袁崇焕逮捕法办,先不说袁崇焕现在在关宁军的保护之中,能不能将其逮捕还两说,就算能逮捕,也会造成许多后果:
  首先,被袁拉下水的钱龙锡、王洽怎么办?一个内阁成员,一个兵部尚书,还有袁崇焕这个封疆大吏,要抓一起抓,要杀一起杀。
  其次,自己也被拖下水了,禁海、改饷道都是自己同意的,尽管自己是被骗的,并且也没打算以断粮饿死东江军民来胁迫毛文龙向袁崇焕妥协,但现在袁崇焕把责任赖到自己头上,虽说自己没留下文字依据,但威望受到严重打击那是跑不掉的。
  第三,就如前文所说,某人欠了银行几十个亿,银行敢让这人破产?袁崇焕在平台诈骗时以“五年平辽”为由头,骗取了巨大的权力和数量庞大的钱粮物资。虽说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袁崇焕的打算根本就是养寇自肥,从来就没打算要平辽,但崇祯不知道啊,并且已经根据袁崇焕的方案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现在就算袁崇焕谋杀了毛文龙,崇祯敢宣布“五年平辽”已经破产?只要“五年平辽”一破产,崇祯马上就会从“圣君”变成昏君——瞧瞧,还“五年平辽”呢?被人当猴耍,当猪杀,毛都没长齐就学人家当“圣君”……唾沫星子都能把崇祯淹死。
  第四,眼下毛文龙被杀,明王朝的军队体系已经少了一个重要环节,要是现在再追究袁崇焕的责任,剩个烂摊子,谁来收拾?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面四条的前提,是能将袁崇焕逮捕,可现在,袁崇焕人还在辽西那边,身边是关宁“铁骑”,皇权能不能将这个所谓的封疆大吏逮捕了押解回来,还两说呢。

  所以,《题本》可不是来请罪的,是来摊牌的,尽管里头有“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之”之类的字眼,但也就是那么一说,不能当真,也当不了真。而那些所谓的毛文龙“怀念天启”、口欠牛、“吞并潮癣”(也就是“曰本之心”)、“十二当斩”之类,一看就知道是在放屁,但这些屁话是给崇祯一个台阶下,让崇祯捏着鼻子吃屁。

  看看崇祯是什么反应:
  崇祯对《题本》的批示,以及几天后给兵部的圣旨,不同史料的记载不同,不是多了几个字眼,就是少了若干句,Carlsas007对此做了专门的搜集整理比对,专门放在一个帖子里:
  https://tieba.baidu.com/p/4920672109
  史料在7楼。

  出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史料虽说大部分内容相似,却在某些地方有差别,比如崇祯给兵部的圣旨,《崇祯长编》和《国榷》的差别是这样的:
  《崇祯长编》:……死当厥辜,决策弭变。  自是行军纪律……
  《国榷》:  ……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

  限于篇幅,老六没办法把两份圣旨的不同版本全部列举出来,把相对完整的史料摘录一下,想看其他版本,自己去想办法。
  崇祯对《题本》的批复:
  奉圣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勅谕,行仍听相机行。——《明清史料》甲编。

  几天后给兵部的圣旨:
  兵部咨,奉圣谕:
  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掎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
  岛帅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蠧耗军国。屡捧移镇明旨,肆慢因闻。奏进招降伪书,辞旨骄悖,而且刚愎自用,胆势滋长,弹劾炰烋,节制不受。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形。
  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据奏责数十二罪状,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着安心任事,一切善后事宜,委任道将料理。仍先大书榜示,晓谕东江各岛。元恶既正典刑,逆节尚未及发,姑从宽议,家属子弟,在岛、在籍,悉放宁家,冒姓査照归宗,併亲昵用事诸人,咸从赦宥。将领量才授任,洗涤维新;军士淸伍,给粮勿致饥困;久囚劳苦,愿除名者听;辽民丁壮,收伍给粮;老弱西归,量资济渡。潮癣声援相联,亦与移谕,其余部署兵将,区画营伍,未画事务,悉听督师,相机措置。
  向闻文龙,行赂广交,中外呼应,传布流言,疑惑人心。乃今事迹章明,疑机可释。除在京潜党,驱遣缉拿外,军中、岛中,严加禁戢,一体申明。该部便马上差官,传与督师、道将等官,通知告谕。钦此。
  钦遵外,并移文潮癣国,一体钦遵施行。
  ——《李朝实录》

  这份圣旨里崇祯对毛文龙的定性,是袁粉最爱引用的。

  袁粉和崇祯不同的地方在于,崇祯此刻不仅得证明毛文龙有罪,还得编出足够的理由不追究袁崇焕斩帅的责任——因为崇祯知道自己奈何不了袁崇焕,而且,就算崇祯有足够的实力杀,眼下也不能杀。

  而袁粉嘛,毛文龙是崇祯二年六月被杀,他们却是在民国开始至今这段时期讨论袁崇焕,早就事过境迁,他们压根不在意有没必要追究袁崇焕斩帅的责任,他们只需要证明毛文龙是个大坏蛋,然后就可以宣称“坏人被杀活该”。

  这种说法应该源自史无前例的无铲接级蚊化大格命时期“某人放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小烧饼”著名的“打人有理论”:“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若干天后,某人的“亲密战友”林×××在“八九讲话”里也有类似的内容)。

  所以,袁粉只需要把若干份史料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堆积在一块,用崇祯的圣旨证明毛文龙“糜饷冒功”、“通夷有迹”、“逼登索饷”……再从我犬清那边找来毛文龙“通书叛国”的所谓“满语翻译件”里找出所谓的“请率兵来,我为内应”、“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就可以证明毛文龙是个大坏蛋、大“汉奸”,所以袁崇焕杀得好,杀得对,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好人杀坏人”,毛文龙被杀,两个字——活该!

  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有耐心的袁粉会陪你盖上几百上千层楼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合法,没耐心的袁粉理都不理你,一口咬死毛文龙是个大坏蛋大“汉奸”,杀了也就杀了。

  只不过,连那位无法无天的“小烧饼”都只敢说“坏人挨打活该”,而不敢说“坏人被杀活该”,可见袁粉比那位“小烧饼”更加无法无天。

  可以说,袁崇焕之前的布置,使得崇祯不能,也不敢根据国家法纪处置袁崇焕。
  正如Carlsas007所分析的那样:毛文龙无罪,则袁崇焕一定有罪。而毛文龙有罪,袁崇焕可能有罪,可能无罪。
  眼下,崇祯不想,也不敢追究袁崇焕的责任,所以他只好先承认毛文龙有罪。什么罪呢: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

  吃了这么个哑巴亏,可又拿袁崇焕没办法,只好宣布毛文龙有罪,却又不能按袁崇焕的说法给毛文龙定罪,而是另外编排了一套罪名。

  “悬踞海上,糜饷冒功”,好象关宁“铁骑”“糜饷冒功”的干活比之毛文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堆东西,罪名看似很大,实际上除了“糜饷冒功”是大明官军的通病外,其他罪名,就没个能落到实处的,所谓的“朝命频违”,如果说的是移镇,崇祯就没正式下达过移镇的圣旨,至于其他的,更是不见记载。“节制不受”更没个明确说法,至于“提兵进登,索饷要挟”,人家都断粮了,不过是来讨薪,这种事可大可小,可再大也死不了人。至于“跋扈叵测”只不过是态度,根本定不了罪。

  关键是“通夷”仅仅是“有迹”,而不是“通夷确凿”——哪怕袁粉把那份没有汉语原件,只有满语翻译件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所谓“通敌书信”弄来,穿越回去交给崇祯,都够毛文龙喝一壶。眼下只是“有迹”,先公布出来,让袁崇焕满意,谁要是认真,就让他查去,就算查出毛文龙被冤枉,崇祯也没任何损失。

  ——几乎一夜之间,崇祯就变得异常滑头。

  承认完毛文龙有罪了,然后承认袁崇焕杀得好:
  “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勅谕,行仍听相机行”

  “周虑猝图”意思就是“斩帅之前精密地、周密地进行布置,斩帅时猝不及防,突然杀之,让毛文龙没有还手的余地”,也就是说:袁崇焕所谓的“机不容失,便宜正法”、“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诛之顷刻”之类的说法都是在撒谎。

  也就是说,毛文龙被杀后,崇祯突然变聪明了,眼下局势不妙,拿袁崇焕这个负责“五年平辽”工程的家伙没办法,只好先说模棱两可的好话稳住袁崇焕,同时在好话里头留后门,设陷阱。

  而且,几乎每一句模棱两可的好话都在准备以后翻脸追究责任:

  “声罪正法”,字面上的意思,是袁崇焕“合法”处决毛文龙。可这是崇祯的业务范围,崇祯都还没将毛文龙定罪,你袁崇焕跑岛上去“声罪正法”,说穿了,还是形同造反。

  “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字面上的意思,自然最符合袁粉的要求,事关封疆安危,所以皇帝不从中干预,袁粉自然就把这话理解为“事关封疆安危,所以袁崇焕有权杀毛文龙”。

  只不过,这话同样可以理解为:“杀毛文龙这事我原来就没有从中干预,从头到尾都没干预,全都是你一个人做的,跟我无关!意思就是,从头到尾我对你要杀毛文龙这件事都毫无所知,完全是你彻头彻尾地对我隐瞒下做的!”

  这一下,崇祯把袁崇焕扣在自己头上的屎盆子摘掉了——虾米禁海、改贡道、饷道,还人也女马的“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统统和我没关系,全是你袁崇焕背着我干的。

  最后这句“不必引罪”——意思可不是你斩帅无罪,而是知道你有罪,一时奈何不了你,只好让你先“不必引罪”,你先把“五年平辽”工程给我完成了再说。

  而之后崇祯给兵部的圣旨,也属于这种情况:
  “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和前面那份圣旨一样:禁海、改贡道、饷道、最后杀毛文龙,统统和我没关系,全是你袁崇焕背着我干的。

  “岛帅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显著逆形。”也和前面那份圣旨差不多,毛文龙有罪,毛文龙该死,可就是不照着袁崇焕的《题本》复读。更损的是这句“显著逆形”,注意,是“逆形”而不是“逆行”,不认真听、认真看,还以为皇帝说毛文龙“显著逆行”,“逆行”是叛逆行为,定性定的可就非常严重,而“显著逆形”,等于没说,随时可以不认账。

  “崇焕目击危机……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着安心任事,一切善后事宜,委任道将料理。”
  “具疏待罪,已奉明纶”照前面那份圣旨办理,眼下你得“安心任事”,也就是说,“五年平辽”工程要是搞砸了,咱们走着瞧。

  这两份圣旨,确实要反复阅读20遍以上,才能把字缝里的意思读出来。Carlsas007已经将它们分析得差不多了,老六也不想做重复劳动,只摘录一些重点,有兴趣的,去这个地址看看他的分析:
  https://tieba.baidu.com/p/4920672109

  简单的来说,就是崇祯突然变聪明了。袁崇焕谋杀毛文龙后,崇祯的处境极其被动,但这时的崇祯和之前相比,变化极大,他的圣旨尽可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先承认毛文龙有罪,罪名看似很大,实际上很空,以后随时都可以不认帐。

  这样就掌握了处理袁崇焕的主动权:眼下不方便处理袁崇焕,先说几句模棱两可,暗藏陷阱的话把袁崇焕稳住,同时采取防范措施,以期逐步扭转眼下的不利局面,一旦袁崇焕再搞出什么妖蛾子,崇祯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就随时都可以翻脸。

  再想想崇祯收拾客、魏集团,也是先将客、魏稳住,暗中布局,等时机成熟再翻脸。收拾袁崇焕,崇祯有这个耐心,也是这种思路。

  如果给崇祯的几次表现来打分,搞垮客、魏集团,可以给崇祯打90分,虽说崇祯能够取胜,关键原因是客、魏集团对崇祯抱有幻想,并因此放弃了反抗。但能周密布局,并将客、魏集团的想法和应对算得死死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本事,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能想出,做得到的。

  到了袁崇焕平台诈骗这一出的时候,崇祯的表现,充其量只有50分。袁崇焕设计了各种陷阱,骗取了巨大的权力,上自崇祯,下至在场的所有官僚,都被袁崇焕当猴耍,当猪杀。这时候的崇祯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低得让人难以相信,如果他有之前收拾客、魏集团时的一半狡猾,就不会被袁崇焕带进沟里。

  事情一件件地发生,无论袁崇焕说什么,崇祯都无条件地相信,袁崇焕的谋划全部得手,直到他成功地谋杀毛文龙——就在老六我对崇祯彻底绝望的时候,崇祯突然象换了个人一样,面对袁崇焕的摊牌和要挟,崇祯的应对极端的狡猾,就冲他这两份圣旨,老六可以给崇祯打100分。

  搞垮客、魏集团的那个崇祯,又回来了。

  为什么崇祯的表现,前后差异会这么大?!

  仔细一想,老六突然明白了,平台诈骗时期的崇祯所表现出来的水平,才是符合他的年龄——刚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且没有任何岗位经验,没有在到处都是阴谋诡计的官场上打滚过。

  那么,为啥他能搞垮客、魏集团呢?因为这时的崇祯,身边有老奸巨滑的辽饷利益集团成员充当狗头军师,邪恶组织和客魏集团势不两立,所以,崇祯收拾客、魏集团的方案,都是这个邪恶组织帮崇祯策划的,崇祯本人,不过是一个人形玉玺。

  而到了平台诈骗时期,袁崇焕本来就是辽饷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是在代表辽饷利益集团推行他们的既定政策,崇祯身边的那些狗头军师们本来就是袁崇焕的同案犯,他们肯定得跟袁崇焕勾结起来忽悠崇祯,还能指望他们真心为崇祯出谋划策?所以,这时候的崇祯,只能依靠他自己那点可怜的社会阅历和岗位经验,不仅得不到身边智囊的支持,还被他们忽悠瘸了。

  也就是说,真正把崇祯忽悠瘸了的,不是袁崇焕,而是睡在崇祯身边的赫鲁晓夫。

  现在,崇祯再次聪明起来了,老六敢肯定,这绝对不是崇祯自己突然开窍了,而是崇祯身边出现了辽饷利益集团预料不到的变数。

  崇祯身边的人:无非是内阁、太监掌握的厂卫。

  崇祯给袁崇焕、给兵部的两份圣旨,文笔老辣,思路狡猾,能把文章写到此等层次的,肯定是既狡诈又狠毒的老妖怪。

  此时崇祯身边的内阁成员中,刘鸿训因为之前支持惠安伯张庆臻任提督京营¬¬,兼管捕营——北京卫戍司令兼任蚣胺菊长,玩政变的干活玩脱了,结果被崇祯削籍,议罪。此刻的内阁,刘鸿训完蛋了,多了一个叫韩爌的家伙。

  韩爌什么的干活?他也是东林大佬,并且还是袁崇焕的座师。
  搜索了一下韩爌的相关资料,此人天启年间以首辅身份辞职,崇祯年定“逆案”也是此人一手操办的,袁崇焕被抓后,韩爌也以首辅身份辞职走人。

  东林党,通过韩爌连接上袁崇焕,再连接上辽饷利益集团,象两条毒蛇纠缠在一块形成一条诡异的DNA。

  理论上讲,崇祯圣旨的风格突然变化,怎么看都不象是韩爌的原因。在平台诈骗的时候装傻的那几位阁老可能性更小,尤其是钱龙锡,他还收了袁崇焕的黑钱。

  只是官僚无底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暂时排除内阁的可能性,先根据谁得到好处最多,谁嫌疑最大这个理论来进行猜测:袁完蛋后哪些人瓜分到的好处最多,爬得最快,其中就有一个是崇祯圣旨的枪手。

  首先是太监,己巳之变后一批太监被派到军队里去监军,其中最火的就是高起潜。

  文官里头得到好处最多的,就是周延儒、温体仁。

  周延儒,崇祯元年任礼部侍郎,朝堂上讨论宁远、锦州等地兵变时,他提出要谋划“经久之策”。

  温体仁,时任礼部尚书,并且跟东林大佬钱谦益撕破脸皮。
  温体仁和钱谦益死拼的起因,是崇祯元年,吏部会推阁员候选人让崇祯枚卜,钱谦益使出盘外招,将排名在自己前面的温体仁、周延儒从名单里弄掉。十一月,钱谦益上了候选人名单。

  据说,麻将的奥义就是看住上家,顶住下家,我和不了,你也别和。崇祯元年十一月初三,礼部尚书温体仁突然发作,揭发钱谦益和天启辛酉主试浙江钱千秋作弊案有关,没资格成为内阁候选人。

  大家都想当阁老,偏偏都没当成,这仇结大了。

  三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六,温体仁和钱谦益当着崇祯的面撕B,《崇祯长编》里说:“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曰:体仁资深望轻,如紏谦益,何不先于枚卜?体仁曰:前冷局,今卜相,为皇上慎用人”。

  老狐狸就是不一样,这种事他以前不说,现在突然翻出来,明明是自己被整了之后以牙还牙,却说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以前钱谦益管的是冷局,不是重要岗位,如今是选拔阁臣,所以我这是为了让皇上慎重用人。

  结果是:钱千秋作弊案的案卷被翻了出来。这一下,钱谦益完蛋了,“上责谦益,引罪出,立命廷议。阁臣请谦益回籍,下千秋刑部”。

  钱谦益的相关资料之前老六看得比较少,只知道他是个大才子,著名小姐柳如是的老公。在看了他和温体仁的争斗的经过后,才发现他在明末官场上混得很不如意,可是和他有关的人物都不简单:

  钱谦益完蛋后,马上有一批五毛美分为了钱谦益向温体仁猛烈开火。

  崇祯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疏劾礼部尚书温体仁逆珰西湖建词首为诗歌颂德,至明德鼎馨之语,则以珰为何如人?为体仁计,尚知所以退处。
  不报。

  崇祯二年正月初一
  先是,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紏礼部尚书温体仁媚珰诗句。帝责九华回奏。九华奏言体仁媚珰诗册臣行取入京,得之文安县书肆中,诗内衮衣朱雀宫殿之句僣拟不伦,抵京以后乃知体仁在籍时以五百金强买商人三千金之木,商人赴诉东厂,祸且不测。体仁赂崔呈秀获免。因杭州建祠迎像之日,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此册乃绘图献媚籍没之时散失民间者也。
  帝令浙江抚按核实以闻。

  毛九华编排温体仁淫湿颂扬八千女鬼,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温体仁“在籍时以五百金强买商人三千金之木,商人赴诉东厂,祸且不测”,然后温体仁贿赂崔呈秀把事情摆平。

  贵州道御史任赞化更狠,同一天,他也贴了张大字报揪斗温体仁:
  贵州道御史任赞化紏礼部尚书温体仁娶娼倪瑞为妾,纵娼父倪四贩海通倭,为推官毛士龙捕获。体仁惧事发,赂狱卒毙四以绝口,后体仁之妻入都,藏倪瑞别馆,秽声甚着。又门生薛贞为蘇松巡按,受崇明塩徒薛秀数千金,纵之入海为寇;又与贪官沈综为姻娅,及综为叛犯叶郎生事发,遂不纳其女,复受万金乃为保护;又乡里市肆皆受其重贿,给以灯笼,乡人呼为灯笼铺;又占董氏田产及投靠家人诸状。
  帝怒责以亵词秽事,非告君之体,降赞化一级,调外任。

  这种事,在当时基本上就是官僚和黑恶势力勾结的标准配置,大家都这么来,只看你做得干净不干净、关系网够不够强,做得不干净,或者关系网不够强大,就会被人揪住把柄望死里整,但如果做得干净,会对自己的仕途有很大的帮助,属于臭豆腐,明明臭得要死,偏偏谁都爱吃。

  接下来,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温体仁和毛九华、任赞化在崇祯面前当堂对质,把毛九华、任赞化栽给他的罪名驳得体无完肤。

  在任赞化这张大字报里,任赞化点了一个人的名:薛贞。

  这个人,之前老六也没去查阅他的相关史料,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的老熟人——薛国观的叔叔。

  薛国观是薛贞的侄子,薛贞是温体仁的门生。

  薛贞是阉党——但考虑到他的侄子天启年间就是袁崇焕的同伙,基本可以确定,薛贞也是辽饷党成员,是睡在八千女鬼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时候,薛贞已经自杀了(天晓得是不是被自杀),薛国观却没倒,还为袁崇焕的复出出了不少力。

  而那个写大字报揪斗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谋杀)的毛九华,显然也是袁崇焕的同伙,也是辽饷利益集团的人,偏偏他充当了钱谦益的打手,这就意味着,钱谦益同样不干净。

  钱谦益丢官后,依旧有着不可小觑的势力,旁的不说,他和海盗军阀郑芝龙就关系密切,郑芝龙的儿子郑森(郑成功)是钱谦益的学生,钱郑两家,关系能简单么?任赞化说温体仁“娶娼倪瑞为妾,纵娼父倪四贩海通倭”,温体仁固然有勾结海盗的嫌疑,钱谦益又能强到哪去?

  现在,有着同样背景的钱谦益和温体仁,斗得你死我活。

  还真应了一句玄得不能再玄的话:“盛者必衰”。

  天启年,黑暗组织还不够强大,天启很精明,八千女鬼很强大,一万九千岁步步紧逼,组织有被他们灭掉的危险,于是组织的成员们在外部压力下团结一致,拼死一博,天启莫名其妙地落水、病死,八千女鬼灰飞烟灭。

  此时的组织,已经让天启莫名其妙地病死,让八千女鬼死了都别想留全尸,几乎就是无敌的,能搞死组织的,就只有组织自己。

  崇祯显然没天启那么危险,组织的外部压力大减,内部矛盾开始发展、激化,其中一派开始吃里爬外,倒向崇祯,为崇祯出谋划策,准备将另一派灭掉。
  现在可以确定,这一派,就是商路派。

  温体仁和钱谦益的火拼,意味着辽饷利益集团这个组织,出现了裂痕,不同派性之间,已经开始狗咬狗了。

  那么,袁崇焕后来的失败也就很好解释了。

  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杀毛文龙,谋划得非常巧妙,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巧妙地利用了皇权已经开始丧失权威,拿黑暗组织和辽西将门没办法,却还没完全失去影响力,能够约束毛文龙这个时间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干掉毛文龙,制造了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谋杀案——谋款斩帅案。

  毛文龙被杀,东江镇被搞垮,之后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卡着时间点让东江镇在己巳之变时间段刚好再次断粮,无法在后金绕道蒙古打烂京畿的时间段出兵端后金的老窝,彻底解决了后金远征的后顾之忧。

  如此一来,黑暗组织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谋划:后金打到北京城下,崇祯肯定手忙脚乱,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率领关宁“铁骑”进京擒王。

  京城空虚,京营虚弱,这时候组织在京城里的成员就可以发动起来忽悠崇祯,让崇祯打开城门放关宁“铁骑”进北京城,甚至连打开城门的准备都已经就绪,就等着擒王大军到达北京城下了。

  到时候,北京城门一打开,关宁“铁骑”就可以直接进城“清君恻”了。

  谁是崇祯身边的奸臣呢?自然是那些主战的粪青、爱囯贼、义和团,他们都是不顾大局、不顾百姓死活、盲目主战……导致国家财政破产的奸贼,必须坚决地铲除。

  这个谋划,相当精密,把各方面都考虑进去了,先说后金,军队战力是很强大,但经济早已崩溃,粮食卖毒品价,这个时候,谁都不信他们将来会征服中国建立统治,只把他们当成一股可以勾结的割据势力。

  再说崇祯,身边基本上都是组织的人,平台诈骗的时候,连阁老都帮着袁崇焕忽悠崇祯,基本上袁崇焕怎么骗,崇祯就怎么信。虽然现在毛文龙被杀,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怀疑,但崇祯对内阁和身边的太监还是相信的,黑暗组织在京城里有足够的布置,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擒王大军一到,就有人打开城门。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崇祯将彻底沦为傀儡,甚至能不能保住性命都还两说,反正姓朱的皇室成员多的是,随便立一个“贤王”玩挟天子以令诸侯,哦不,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了。

  然后,他们就把皇帝彻底变成人形玉玺,实现和后金的议和,将辽饷由临时政策变成永久政策,这样,既不用和后金打仗,又可以年年瓜分巨额辽饷……

  一切谋划,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精密,偏偏他们失败了。

  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以崇祯自身的能力和所掌握的势力,是不可能破解这个计划的。

  那就只能是养寇派在京城的布置,出问题了。

  或者说,养寇派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实际上他们的同案犯居心叵测,设计了一个更大的圈套,把所有的养寇派给算计了进去。

  铲除阉党后的利益分配,太监最不满,要知道,天启时代,辽西那边太监是能横插一杠子的,天启“病死”、搞倒客魏集团等一系列事件中,太监没少出力,瓜分利益的时候,崇祯却将太监从军中撤回。

  ——你把刘应坤、陶文、纪用那帮天启的亲信太监撤回来没错,可身边的太监出了那么大力气帮你干活,却啥好处都没捞到,眼睁睁看着军中那么多本该属于太监集团的职位被撤,白花花的银子白白便宜了文官和将门——这不公平!

  所以,黑暗组织里的太监集团,此时肯定出问题了,而且,他们在文官里头也找到了利益和他们基本一致的合作者,如温体仁、周延儒之流。

  这伙反骨仔表面上和养寇派虚与委蛇,让养寇派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同时在北京城里周密布置。
  简而言之,就是袁崇焕所代表的辽饷党养寇派养黄台吉自肥,而商路派养袁崇焕自肥。

  温体仁和钱谦益的火并,估计被养寇派当成了内部矛盾。

  也只有非常熟悉组织的人,才可能这么熟悉养寇派在京城里的布置,才能将辽饷党养寇派埋在国家各机构里的暗子处理得这么干净——几乎就是照着辽饷党养寇派的名单挨个点名,北京城里的养寇派成员,要么反叛,要么被铲除,楞没泄露半点风声。

  然后袁崇焕大老远从辽西赶回来擒王后,就感觉不对了。

  首先,孙承宗这个老主战派不知道啥时候被崇祯重新起用,他的黑干将马世龙不知道啥时候也被当时的邢部尚书乔允升从诏狱里捞出来重新掌兵。

  其次,顺义军,宣大军,各路援军陆续到北京周围,这些杂牌军在北京周围碍手碍脚,显然在组织的计划之外,估计就是温体仁那一系坑养寇派的暗手,所以袁崇焕万万没想到满桂那帮人会出现在北京周围坏他大事。

  本来袁崇焕原本的计划应该很完整,不会有那么大漏洞,京城东面方向,袁崇焕能不动声色地把好几路援军调开,而京城西面方向,组织本来也应该有相应的布置。就算袁崇焕管不到,组织的其他成员也能兼顾,把漏洞堵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负责西面的养寇派成员,要么被铲除,要么反水加入温体仁一伙。

  所以,组织布置在京城西面的暗手没能发动,陕西山西方向来的满桂等各路援军不受控制。

  而那个说袁崇焕“公枉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欤”,劝说袁崇焕进京城面圣的沈文学,恐怕也是商路派组织的人。

  于是,本来计划周密的进京擒王,在北京城下进退不得,中了商路派上屋抽梯之计。

  最后祖大寿狗急跳墙,“东溃”才得以脱身。

  在这场政治斗争勾引外敌入侵的丑剧中,胜利者自然是商路派,虽说组织原先的BOSS没露面,但商路派敢于发动,显然是知道BOSS是什么人,然后很可能利用皇权将前BOSS铲除,只是内幕实在太深,不适合暴露,所以做得很干净,甚至崇祯都不一定知道。

  老六我之前一直怀疑辽饷党的总BOSS是王象乾,而这个王象乾,也确实是病死于崇祯三年五月(天晓得是寿终正寝还是被病死)。

  然后,太监全面插手军队,话语权大涨,对于山海关宁远的将门势力,扶植一批,坑死一批,高起潜认吴三桂当干儿子,扶植吴襄等人以取代旧将门势力,压制祖大寿何可纲等人。

  结果是,祖大寿、何可纲被新得势的商路派动用各种手段逼进大凌河城,被黄台吉围困断粮,张春率援军增援祖大寿等人,长山之战,吴襄、宋伟临阵脱逃,张春兵败被俘杀。

  最后大凌河城守军彻底断粮,守军吃完城中百姓后,祖大寿先杀死不肯投降的何可纲,再向黄台吉投降。

  祖大寿投降后,向黄台吉献计说自己要回去当内应,能帮黄台吉攻破锦州,老奸巨滑的黄台吉,相信祖大寿的谎言(不知道是真上当还是故意上当),将祖大寿放回锦州。

  从此,祖大寿赖在锦州城里,再也不肯出来,崇祯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都借故推辞。偏偏崇祯拿他没办法——你不给我粮饷,我就投降后金。之后锦州被围,崇祯还得继续捏着鼻子派洪承畴去增援。

  更有一种可能,总Boss就是商路派的人,从一开始就在布局算计袁崇焕,然后将他抛弃掉丢给崇祯撒气,然后收拾掉养寇派,关键位置全换上自己人——所有的坏事都是袁崇焕做的,然后之前组织捞到的好处就彻底洗白,不用再担心日后会被清算了。

  另一个失败者是崇祯和百姓,京畿被打烂,满桂战死。

  所以,之后的局势是:核心组织是没露面,但主要军队暴露后,之后祖大寿何可刚被削弱,在大凌河被坑死大半,组织相当部分成员在内讧中完蛋,利益重组,袁崇焕被抛弃,送给崇祯做成生鱼片撒气。

  所以,崇祯很幸运,这组织的内讧中,商路派选择了利用崇祯作为人形玉玺,所以崇祯保住了老朱家的江山社稷,也保住了自己的皇权,没有落个天启、魏忠贤那样的下场,相反,他做到了天启、魏忠贤非常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成功地分裂,并重创了辽饷党养寇派。

  新组织一直很不稳定,没多久,温体仁就跟周延儒撕破脸皮。崇祯十年,新组织再次出现内讧,温体仁倒台。走人之前向崇祯推荐自己的徒孙薛国观,没多久,薛国观就镇不住局面,跟着倒台……

  如果,经过这次巨变后,崇祯能够突然开窍,有天启的本事,趁着黑暗组织内讧后势力大幅度削弱,以及之后多次内讧的机会赶紧整顿吏治,明王朝就算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后金也看不到那一天。

  只可惜,崇祯没把握住这次机会,辽饷的征收和发放,依旧照以前的潜规则运行,之后新组织多次内讧,办事的官僚是换了一批又一批没错,始终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辽东战事就别想改善。

  更何况,后金在京畿狠狠抢了一票,掠走了相当数量的钱粮、物资、人口,成功度过饥荒,平辽战机再次失去。

  与此同时,陕西、山西一带的饥荒因为财政的持续恶化,长期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饥民走投无路,终于开始四出流动,沿途抢掠,导致明王朝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统治严重动摇,陷入多线作战,在和后金作战的同时,还得抽调相当的力量对付四处流动的饥民军。

  于是孳生了新的加派:练饷、剿饷。

  每一次加派的诞生,都意味着新的利益分配,意味着新的利益集团产生,意味着新的养寇自肥,被养的,也不再仅仅是后金,多路饥民军在到处流亡的过程中也被当成“寇”养起来,迫使皇帝加征。明王朝的百姓,终于不堪重负,长期超负荷运行的国家机器,也终于散架。

  崇祯年唯一一次平辽战机出现在崇祯五年,就是黄台吉追杀林丹汗那次。

  当时林丹汗施展蘑菇战术,拖着黄台吉满地乱跑,把黄台吉拖断粮,不得不在蒙古草原上到处打猎。《满文老档》记载黄台吉一天猎杀了五十八只黄羊,其中有两次一箭射死两只黄羊:
  第五十三册 天聪六年五月
  十九日
  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

  然后黄台吉跑到宣大一带自称帮明王朝打败了他们的敌人林丹汗,和当地明朝官员议和,勒索原本给林丹汗的“抚赏”。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第五十五册 天聪六年六月
  十三日
  ……
  致书向明索取原赏与察哈尔之财物。
  书曰:“议和之事,详载别书。
  向者该山西路一带各边口财物,乃均由格根汗布彦黄台吉属下部民收取。当格根汗布彦黄台吉部落被察哈尔征服後,其给与格根汗布彦黄台吉之财物为察哈尔所得。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
  我亦甚为劳苦,将何以赏我军耶?财物无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二十八日
  宣府沈都堂(宣府巡抚沈棨)、董总兵官,身任议和,约定与满洲讲和。誓告天地时,大明国全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及达雅齐、龙什、卫寨桑四大臣,刑白马鸟牛,及焚书誓告天地曰:“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故刑白马鸟牛,誓告天地。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祐,至世世子孙,永享太平。”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及布一千。

  宣府巡抚沈棨和黄台吉议和,黄台吉摆脱了危险的局面。这位宣府巡抚沈棨,周延儒的人。

  第二年,林丹汗病死,他的大小老婆带着他的部族投了黄台吉,黄台吉和他的几个兄弟牺牲色相,把林丹汗的大小老婆们娶回去当小老婆。蒙古草原上最大的一股能牵制后金的势力,被他们的猪队友活活坑死了。





6.谋款斩帅(十)崇祯的枪手

  崇祯二年六月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木子长春等疏言:本月初八日,闻皇上御文华殿,独召礼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语多秘密不传。
  噫!此何言也。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我国家设阁臣以备顾问,设六卿以课职掌,设台省以司紏弹、主封驳,大小相维,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
  皇上欲问军国大事耶?一二执政敢不竭股肱?欲问官评民隐耶?二三言路敢不披肝胆?岂举朝皆不足信,独延儒可信?举朝皆不足用,独延儒可用乎?即有嘉谟入告,亦宜明布中外,宣付记注,使天下后世晓然明白,不可使人揣摩于不可知之域也。
  且皇上御极以来,屡试不测恩威,而物情帖服者亦曰功,或咸属自取宸断,总归无心,若偏听独任,将见赏一人焉,必疑之曰:此某人独对时之所汲引也;罚一人焉,必疑之曰:此某人独对时之所讥谤也,海内之恩怨集于一人,而人主之威福反为不灵,臣恐朝端自此多事矣。
  即以延儒论,皇上固将用之臣,谓适以弃之何也?汉武帝非冠带不见汲黯,而苏轼曰臣虽不才,不敢由他途进。今日延儒不几以南衙出入,同北门学士乎?延儒何以自为地耶?
  而不止此也,监生胡焕猷一疏,以赀郎而议枚卜,人谓语非无因,已为延儒之玷,今者此举,适从何来?此臣等所不能已于言也。
  得旨:周延儒屡疏请告,特召面谕,有何嫌疑?且朕前孰敢进一私语?木子长春等不得横生疑揣,所司知之。

  从木子长春等人的这份奏疏可以看出,崇祯二年六月八日,崇祯在文华殿单独召礼部侍郎周延儒。时间是“日西而入,星移始出”,阴历六月份肯定是夏天,太阳落山晚,“日西而入”应该是18到19点,“星移始出”可就说不准了,短则两三个钟头,以崇祯工作狂的性格,折腾到凌晨也不是不可能。

  谈话内容:“语多秘密不传”,就是没有公开。

  接下来,木子长春等人喷了周延儒一脸口水,崇祯也被捎带上了。而崇祯的反应是“木子长春等不得横生疑揣”。

  崇祯二年六月八日,崇祯和周延儒在搞什么飞机?内容没有公开,那就查一下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翻一下《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六月的记录,从六月初一到初八,什么册封琉球、崇祯生病、毕自严建议“那缓就急”、差御史徐尚勋巡按真定、还有三个人事任命……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
  督师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先是,崇焕于五月二十五日……

  其他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有袁崇焕谋杀毛文龙——这事性质太恶劣,情节太严重了。

  崇祯和周延儒在六月初八日晚上的密谈,议的肯定是大事,而且肯定是内容不能随便泄露的大事。所以,崇祯和周延儒议的,只能是督师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事。

  而且,从《题本》内容来看,袁崇焕把内阁成员钱龙锡也给拖下了水,这就意味着,内阁也未必可靠!

  内阁都不可靠,让崇祯怎么召集多个大臣一起讨论解决方案?可不只能秘密召见某个他信得过的狗头军师?这种时候,所谓的“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我国家设阁臣以备顾问,设六卿以课职掌……”全是放屁,只有这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才是真的。

  所以,崇祯给袁崇焕、给兵部的那两份圣旨,估计就是周延儒的手笔。

  本来,温体仁官职比周延儒高,己巳之变后周延儒地位却高过温体仁,原来是铲除旧组织的时候周延儒出力更多,怪不得。

  所以,崇祯的枪手几乎可以确定了——周延儒。

  眼下,崇祯和周延儒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鬼鬼祟祟,为此周延儒被揪斗了无数次,崇祯也被捎带上好多次。所以周延儒多次装模作样地辞职,崇祯哪肯让他辞职?多次“优诏不允”。

  周延儒的背后是冯铨,这个冯铨,也是铁杆阉党,他和周延儒是亲家。

  另外,冯铨正是那个毁掉《明熹宗实录》天启四年部分的家伙。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后继续整钱谦益,钱谦益去找冯铨和曹化淳的关系,估计又是冯铨在背后居中部署,整倒温体仁。

  要知道,冯铨在阉党地位和崔呈秀不相上下,居然能保住性命身家,估计在养寇派里,地位也不低,该不该他知道的,他统统知道。

  倒是有人提出疑问,袁崇焕六月五号才砍人,题本六月八号能到北京?

  打开电子地图,使用测距工具,登州到北京,不到600公里,而旅顺、双岛一带到登州,史料记载当时顺风一天就能到。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间,按《题本》里的说法是:“遂于六月五日授计参将谢尚政等,布置已定,乃往辞之,将带去银十万两尽付文龙,仍宣告于众曰:米与银在此,此后相继而来,尔等不忧饷矣。文龙来谢。臣先设帐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臣与之坐,令岛中各官来。既集,臣宣言曰:……”

  宣布完“十二当斩”,然后袁崇焕跳了两次大神“请旨”,就把毛文龙杀了。算下时间,上午的事情。考虑到袁崇焕蓄谋已久,《题本》的大部分内容他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杀完人要不了多久就能发出去。

  考虑到当时的海船晚上能依靠星辰指引航向航行,再加上半个白天,到登州也就是六月初六,而登州到北京不到600公里,八百里加急,换马不换人,一天时间肯定不够,两天时间足足有余,崇祯密召周延儒,是六月八日“日西而入”,差不多下午六点到七点间的事情,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Carlsas007说:那是非常迅速啊,几乎是一路不停,周延儒早有准备了吧。

  也就是说,商路派组织早就投靠了崇祯,或者说骗取了崇祯的信任,所以崇祯才会在第一时间密召周延儒。并且,周延儒才会那么快就拿出对策。

  Carlsas007说:那完全可以阻止斩帅发生。

  确实,在袁崇焕布置杀毛文龙的时候,这伙人故意装傻,等袁崇焕杀人,没退路后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无论旧组织还是商路派,都想养寇自肥,区别是:以袁崇焕为代言人的养寇派在前台干活,养黄台吉自肥;而商路派,则养袁崇焕自肥,准备找机会截胡。

  袁崇焕不过是个同进士,周延儒是状元,论文笔,袁崇焕比周延儒差得远。

  所以,商路派不过是在利用皇帝,不可能真正投靠。以崇祯的能力,根本驾驭不了新组织。

  所以,Carlsas007说:真的投靠皇帝,那份圣旨不该这么写,至少不能把毛文龙以前的功绩给否决了,那等于逼反东江。不能说毛文龙毫无战功,这句话说出去不能怪东江叛变了。应该说以前有功,后来变质,而且跟部下无关。

  只不过,这些商路派同样是一群贪婪的蛀虫,他们和袁崇焕那伙人一样,不仅仅要毛文龙死,更铁了心要搞垮东江镇。

  所以,在养寇派卡着点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导致东江镇在崇祯二年九到十一月开始再次断粮的时候,那些商路派不仅不会阻止,相反,他们还要推波助澜。

  而且,周延儒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背后还有人,至少还有冯铨。

  也就是说,新组织是原辽饷党的太监集团部分,冯铨是文官和太监之间的联络官,太监集团通过冯铨和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联系。我说怎么搞的钱谦益会找曹化淳帮忙对付温体仁,原来中间还有冯铨和周延儒的原因。

  冯铨后来投了清妖。清修《明史》记载崇祯密召周延儒的日期,成了崇祯二年三月。

  至于袁崇焕的这个《题本》是不是太快了,斩帅那么大的事,事前瞒着崇祯,事后就必须第一时间恶人先告状,所以袁崇焕肯定要以最快速度把题本送到崇祯面前。

  周延儒的暴光,把他的亲家冯铨也拉入了我们的视线,所以,崔呈秀的死因,也就可以揭开了,冯铨在政变中作用那么大,他肯定会借机弄死他在阉党里的死对头崔呈秀。

  没想到被缪昌期等一帮东林党轮大米的英俊小生冯铨,若干年后会成为一个暗中的大佬,真没想到。

  周延儒暴光了,但是,从程序上讲,崇祯的圣旨,必须是内阁起草的。也就是说,起草那两份满是陷阱的圣旨的阁老,必定是周延儒的同伙。

  那么,那两份圣旨是哪位阁老的手笔呢?
  老六在整理和钱龙锡有关的资料时看到这么一段: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丁卯
  大学士钱龙锡疏言:
  御史高捷专论臣与袁崇焕交通杀毛文龙,且谓崇焕之拿,臣皱眉疾首,并祖大寿之去,臣亦与为发纵。
  此何等时?何等事?捷辄以莫大之罪容加人乎?
  臣自元年七月以前与崇焕未识一面。崇焕起督师在元年四月,臣入直在六月,根抵不相涉也。
  崇焕七月陛见,臣与次辅李标等四人遥见崇焕相貌不扬,退而相谓此人恐不胜大事。
  召对时,又见崇焕以五年复辽自任,因时往询访,叩其方略,崇焕云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语出崇焕口,不过一时对荅(答)之词,臣亦未常相应。原臣询问方略之本心实一片为国公心也。
  及崇焕突诛文龙,揭报到阁,臣与首辅爌、次辅标共阅。
  至臣龙锡低徊一语,臣意欲具一揭自明,又念当时问荅心本无他,文龙功罪本末举朝共知,首辅即拟谕镇定岛中人心,臣具揭相混,又滋葛藤,因坦然置之不理,今遂举为臣罪案。
  乞皇上取崇焕原疏阅之,此为崇焕语臣乎?为臣语崇焕乎?奈何以崇焕夸诩自负之词而辄坐臣以朋谋之罪也?
  此番由崇焕轻信束不的,致紏连深入,皇上焦心忧思,夙夜靡有宁息,臣等岂真木石犬马,不悟崇焕之有罪而尚敢护庇之?止缘外有强敌,内无劲兵,且藉关宁兵马,事平之后论崇焕之罪耳。此四日在阁中所佥议者,臣资在苐三,何能专主?
  初一日,皇上敕拿崇焕,天威震迭,臣子自当有凛栗不遑之色,岂为崇焕皱眉所虑者?惟恐军心未能遍晓,亦出四臣同心,已蒙皇上赐宴趋出,臣等详察祖大寿颜色,捧皇上赐盒,欣欣自得,臣等亦相顾自安。岂知大寿狡诈不测,包藏祸心,突焉东去,此语亦曾面奏皇上,臣何私于大寿而庇护之?
  臣若庇崇焕、大寿,上林苑署丞李逢申、中书舍人姜云龙皆臣同县人,逢申三疏、云龙一疏,臣岂不能一言逆止?皇上即此可以察臣之庇崇焕与否矣。
  高捷又谓臣闻警后嬉笑。自闻警之初,举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臣书生,无料敌之明,误以为然。
  皇上即穆然深思,谓兵分两股,似有成谋,不可忽易。后戎马渐逼,诸臣相率叩阍,条议沸然,臣宽语之云:今日事势虽迫,圣人在上,万无他虑。此臣实见道理如此,随事发明以镇定人心耳。奈何指臣为嬉笑也?
  身为禁闼之臣,受皇上非常之恩遇,私心日冀崇焕选练兵将,立奏肤功,慰皇上宵旰之忧,而孰意其颠蹶召衅一至于此?乃云臣与崇焕谋为款局,今有在廷臣子敢盟款之之心、开款之之口、为款之之事者乎?人亦孰不爱其父母妻子而必欲自荼灭之?臣虽至愚,不为此矣。
  又谓臣立心凶狠,制行贪污,嘱托把持,人人切齿。臣非疏逖遐远之臣,日侍皇上左右,几及二载,生本南方,语言拙讷,胸有所怀,每不能尽。皇上察臣立心制行、面貌情色,有一相类于此,安能久逃日月雷霆之照,至今日而捷始发露也?
  帝慰荅之。

  钱龙锡的这份奏疏告诉我们,起草那两份奏疏的人是,就是韩爌。
  ——“首辅即拟谕镇定岛中人心”。
  当时的首辅,正是袁崇焕的座师——韩爌。
  好老师啊,“周虑猝图”、“声罪正法”、“显著逆形”、“阃外原不中制”……两份圣旨,就没几个字,却到处都是杀机。
  可以说,这个韩爌让老六非常意外,老六之前怀疑过李标、钱龙锡、成基命,唯独没怀疑过他。
  回过头来再看看此人的相关事件:
  天启年间以首辅身份辞职,定“逆案”也是韩爌一手操办,崇祯年也以首辅身份辞职。注意,天启年他只是辞职,原本并没有受到削籍之类的打击,随时可以重新当官。只是后来被李鲁生阴了一把。

  清修《明史》记载“(天启)五年七月,逆党李鲁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赃二千,毙其家人于狱。爌鬻田宅,贷亲故以偿,乃栖止先墓上。”
  从现有史料来看,李鲁生坚决反对塔攻战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被李鲁生弹劾的,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坐赃二千”,韩爌就“鬻田宅,贷亲故以偿”,好可怜,感觉和袁崇焕一样“家无余赀”X千两。

  现在看来,韩爌不仅是商路派,而且是总Boss的可能性相当大,比王象乾、王永光的嫌疑更大。

  至此,商路派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而他们的猎物——辽饷利益集团的外围组织养寇派,已经成了弃子,在必要的时候抛出去充当背锅侠。

  至于那个带头喷周延儒的木子长春,肯定也是养寇派的水军,所以他铁定没好下场。

  果然:
  崇祯四年四月十六日
  诏免张凤翔、易应昌、木子长春、杜齐芳、李如祯等死罪,边卫充军。
  这几个里头,肯定有几个是养寇派的人,至少,木子长春肯定是。




6.谋款斩帅(十一)周延儒的一箭三雕

  让一个中学生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甭说让他独力去证明了,就算让他照着陈景润的证明过程抄一遍,他都有可能抄错抄漏。

  让崇祯皇帝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小年轻,在到处都是诡计和陷阱的官场上打滚,其难度,不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小多少,就算有人告诉崇祯正确答案,崇祯也未必能理解得了。

  更何况,周延儒也不会告诉崇祯事情的全部真相,他只需要让崇祯知道一部分有利于辽饷党商路派的真相就够了。

  崇祯当了十七年的皇帝,身边的官僚走马灯似地换了无数,偏偏个个都是这么玩的。

  崇祯上吊之前,恨恨地说文臣都该杀,这时候他多少已经知道一些了,而1629年六月的崇祯,对周延儒、韩爌是感动得不得了。

  袁崇焕的《题本》,用心恶毒,处处陷阱,把崇祯算得死死的,崇祯几乎就别无选择,只能顺着袁崇焕的意思来。这个时候,韩爌、周延儒出现了,袁崇焕这个同进士的手段,在袁崇焕的老师韩爌面前、在周延儒这个状元面前,就是小儿科。

  韩爌、周延儒轻飘飘的几句话,四十来个字:“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勅谕,行仍听相机行”,把袁崇焕泼在崇祯身上的脏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同时,又稳住袁崇焕,而且还句句杀机。

  更难得的是,这是在收到《题本》的当天,韩爌、周延儒在没多少时间推敲的情况下帮崇祯炮制的,不比几天后给兵部的圣旨,崇祯和周延儒有足够的时间推敲字句。

  你说崇祯能不感动吗?

  所以,从崇祯二年六月中下旬开始,朝中官员几次喷周延儒,周延儒每次都地装模作样闹着要辞职,而崇祯则信以为真,他哪舍得让周延儒辞职?不停地“优诏不允”。

  周延儒是状元,袁崇焕是同进士,而崇祯,则干脆比袁崇焕这个同进士都差了老鼻子。

  所以,崇祯与韩爌、周延儒在官场能力上的差距,和老六与陈景润在数学造诣上的差距差不多。

  官场就那么回事,谁都不会把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真,只要皇帝没本事,连袁崇焕一个同进士都敢把皇帝耍得团团转,更何况周延儒这个状元、韩爌这位首辅?他们会真心实意地忠君报国么?

  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谋杀毛文龙,处心积虑地毁明王朝的根基,周延儒是堂堂状元公,韩爌是袁崇焕的座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偏偏韩爌、周延儒这时候装聋作哑,说穿了,就是,他们和暗处的冯铨等人,与袁崇焕背后的势力意图基本一致——袁崇焕养寇自肥,他们还要培养市场打通商路,所以,周延儒他们不仅要装聋作哑,更有可能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会推波助澜。

  而毛文龙被杀的这一刻,正是韩爌、周延儒这帮商路派向辽饷党养寇派射出冷枪暗箭的开始。

  更缺德的是,这些商路派在朝辽饷党养寇派打黑枪的同时,还顺带对东江镇落井下石。

  以崇祯的岗位经验,他当然不可能想到,韩爌、周延儒怎么可能准备得那么充分?他当然更不会想到,《题本》里头罗列的“十二当斩”难道就不需要查证核实么……

  韩爌、周延儒捉刀代笔,泼在毛文龙头和东江镇身上的脏水,对东江镇公平么?对明王朝来说真的有利么?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

  毛文龙已经死了,冲他尸体上踩几脚虽说不厚道,但毛文龙一个死人除了死后名声受损外就不会再多损失什么,但是,“犄角无资,掣肘兼碍”,是把辽东军民多年来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血肉铸造的功勋都否定掉了,你让那些隔三差五地断粮,还要在前线和后金拼命的辽东军民怎么想?

  没错,如果崇祯说毛文龙无罪,那么袁崇焕必定有罪,这就意味着和辽饷党立刻翻脸,这对于崇祯来说确实很不利,韩爌、周延儒把毛文龙说成一个大坏蛋,确实帮助崇祯掌握了处理袁崇焕的主动权,既能稳住袁崇焕和他背后的辽饷党养寇派,又能在时机成熟后清算袁崇焕。

  牺牲毛文龙是可以的,却没必要对已经失去统帅的东江镇下毒手吧。为什么不能说毛文龙的罪行和东江镇军民无关,非得说“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呢?嗯,后来的给兵部的圣旨里还有这么一句“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蠧耗军国”?!

  答案就是,韩爌、周延儒和袁崇焕在平辽问题上是一路货色,他们的矛盾,是辽饷利益集团里养寇派和商路派之间的矛盾,在对待东江镇的态度上,他们都是要赶尽杀绝的。

  袁崇焕决不能容忍后金打到京畿的时间段里,东江镇突然去后金的屁股后面打游击,妨碍辽饷党养寇派进京擒王的战略。

  韩爌、周延儒决不能容忍后金打到京畿的时间段里,东江镇突然去后金的屁股后面打游击,使得辽饷党养寇派进京擒王的战略无法发动,妨碍辽饷党商路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划。

  所以,毛文龙死了还不够,还得保证后金打到京畿的时间段里,东江镇必须处于断粮状态,无法破坏辽饷利益集团里养寇派和商路派各自的计划。

  所以,在韩爌、周延儒的愚弄下,崇祯不仅没有阻止袁崇焕对东江镇的蓄意破坏,还让袁崇焕“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勅谕,行仍听相机行”,几天后的给兵部的圣旨里,还说:“向闻文龙,行赂广交,中外呼应,传布流言,疑惑人心。乃今事迹章明,疑机可释。除在京潜党,驱遣缉拿外,军中、岛中,严加禁戢,一体申明”……

  也就是说,从崇祯二年六月开始到十一月己巳之变爆发期间,是辽饷利益集团里养寇派和商路派合伙对东江镇进行疯狂的破坏:
  崇祯二年七月十九日
  山东巡抚王从义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所聚亡命必有望风趋登州者。登州安插辽民不下数十万,况文龙给札加衘者甚众,登之街市,黄葢腰金者不计其数,变生意外可虞。臣请严饬防御,但有海上西进舟帆即架炮攻打,以为未雨之谋。
  许之。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东江镇被卡着时间点断粮: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
  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

  为了这事,袁粉不停地洗地,说是袁崇焕不知道东江镇粮食不够,不知道“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

  查了一下,袁崇焕让皇帝下令登州买粮食运往东江镇是崇祯二年八月的事情:
  崇祯二年八月三日
  督师辽东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从之。

  要知道,袁崇焕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杀毛文龙,《题本》六月初八就能出现在崇祯面前,当时袁崇焕的亲信徐敷奏就在东江镇“清理”毛文龙留下的军队,“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这么大的事情,就算航海不确定性很大,偷袭耀州之战,水师也不过是迟到了三四天,就算再不顺利,两次走海路了不起耽误十天功夫,袁崇焕怎么可能来不及收到消息?

  再然后,袁粉继续毫无史料依据地耍赖,说为什么闹饥荒东江镇自己的军官和士兵不向皇帝报告。
  然而,史实是:
  崇祯二年六月十九日
  兵部咨,奉圣谕:……向闻文龙,行赂广交,中外呼应,传布流言,疑惑人心。乃今事迹章明,疑机可释。除在京潜党,驱遣缉拿外,军中、岛中,严加禁戢,一体申明……

  这还不算,还有更恶劣的:
  崇祯二年七月十九日
  山东巡抚王从义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所聚亡命必有望风趋登州者。登州安插辽民不下数十万,况文龙给札加衘者甚众,登之街市,黄葢腰金者不计其数,变生意外可虞。臣请严饬防御,但有海上西进舟帆即架炮攻打,以为未雨之谋。
  许之。

  这就意味着,除了袁崇焕派驻在东江镇的同案犯徐敷奏,东江镇所有的人都甭想把饥荒的消息传递出去。

  也就是说,东江镇在己巳之变期间被卡着点断粮,袁崇焕所代表的辽饷党养寇派是主谋,韩爌、周延儒所代表的辽饷党商路派是同案犯。

  所以,韩爌、周延儒在袁崇焕谋杀毛文龙之后的一系列手段,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挖了个大坑算计辽饷党养寇派;其次,成功骗取了崇祯的极大信任,基本掌握了皇权;第三,利用骗取来的皇权,对东江镇落井下石。

  此刻的崇祯,依旧还是人形玉玺,只不过,他是从辽饷党养寇派手里的人形玉玺,变成了辽饷党商路派手里的人形玉玺。


外一篇:人杀人还是枪杀人

  某个人,用一把枪,杀了另一个人。

  然后,就会出现这么一种争论,到底是人杀人,还是枪杀人。

  答案很明显,枪不过是工具,是人在杀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死在他手上的人很多。

  但是,老六分析他从天启七年八月下旬登基至崇祯二年六月,以及之后的己巳之变,基本上,都是某些人把崇祯当成一把枪,去杀别人。

  辽饷党用崇祯杀了魏忠贤、客印月;
  辽饷党用崇祯搞倒王之臣、调走满桂;
  辽饷党用崇祯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
  辽饷党商路派用崇祯杀辽饷党养寇派;
  温体仁用崇祯搞倒周延儒;
  冯铨、曹化淳用崇祯搞倒温体仁;
  杨嗣昌用崇祯搞倒孙传庭;
  ……

  崇祯在位十七年,绝大多数时候,起的作用,也就是一把枪。

  只是这把枪先后落在许多人手里,杀了许多人,搞倒了许多人。

  所以,原则上说,明王朝的灭亡,崇祯的责任真的不大,一把枪,能承担什么责任?

  只不过,你崇祯是一个人,而且还是皇帝,却总是被人当枪使,最后,丧失了你们老朱家的江山社稷,不怪你,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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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20:53:10
神医胡万林(作者)
77楼
7.市米资盗(一)曲线报明军

  目前存世的明兵部档案中还保留了一篇兵部塘报,不太常见,摘录如下:
  塘报为夷情事。
  二月二十四日,
  据山海平辽镇总兵官赵率教塘报,
  据中后所参将窦承功禀,
  据高台堡备御叶天赋报称:
  有束卜的差来夷使那莫赛、张吉太恰等四十名到关,赖授束酋夷票一纸。
  内称:
  束卜的都领(索诺木杜棱、史料里也有叫“都令”的)都督、握约什、古路什等跪禀大太师袁台座,叩首禀安。
  原额我俩家一家。至今,我因与长汉儿结下仇。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
  我与他真假不便。我搬在里边关上住牧,日里料山,夜里听静,保守边疆。有我来里边住牧,牲畜不伏水草,今种地在耳。有我搬在岭外边旧住处暖太那木城住。报知太师。
  我恐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我本地方,肯(疑似“垦”)住二年。
  有东夷与我会议,不为别事。我恨恼长汉儿不过,我与东夷于旧岁九月内剿杀长汉儿报仇。
  我夷官实意,为天朝报效。有我祖父,我如今,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恩典,又发买卖市口通行。
  我买吃二年。望乞太师天恩,我往外搬,差人乞讨送行礼物,又讨盘缠、各样的种。常有里头外头话语,各自规矩一样。我达子家,两家住在一处,搬住场,会议吃笼席。我有心与太师会议。
  今我不得便见太师金面,有太师不凭信,我把五城头、千把总出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两个月才知道,我实心。
  东夷事情差人禀知。有里边太师洪福,也大把宁前二卫,并五城头都填实人烟。又锦义二卫,又填实人烟,又往前填实广宁。
  有我将长汉儿赶散了,相太师里边一样,我旧地方住去。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
  原当不过二月。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
  相里边朝廷大事,袁太师张主,我外边大事我主张,别相的小官张主大事。今差通事投赴太师,宽恩上栽。为此理合跪禀。

  这份蒙古人写的文言文,是袁崇焕吧的袁粉提供的。文言文阅读起来本就别扭,蒙古人写的文言文,比跟蝗军说中国话还要别扭,为方便阅读,不得不将其翻译成白话文,袁崇焕吧的大吧天涯流星1翻译过一次,在此基础上老六再翻译一遍,懂蒙古语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老六翻译得对不对:

  ……
  内称:
  束不的部族首领索诺木杜棱(史料里也有叫“都令”的)、握约什、古路什等跪地禀告大太师袁台座(袁崇焕),磕头请安。
  原本,我们和明朝是一家人。如今,我因为和察哈尔林丹汗结仇,那个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象狗一样不知道好歹,他和天下达子(当时的蒙古人对明朝官员自称“达子”)结下大仇。
  我和他没办法处(势力不如人家,惹不起,跑到明朝疆域内躲避),我就搬到长城内边关上放牧,白天修理大山,晚上放哨保卫明朝的边疆。我在长城内放牧,可是牲畜吃不惯当地的水草,现在只好种地(只会放牧的蒙古人种地,确实有够蛋疼的),所以我要搬迁到我以前关外原先放牧的地方“暖太那木城”去住,我把这件事报告太师(袁崇焕)了。
  我担心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开我本来驻扎的地方。我在这里开垦驻扎二年。
  有东夷(后金)使者和我商议,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仇恨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不过,所以我与后金于去年九月内剿杀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报仇。
  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土官是真心实意报效天朝的,我祖父,我如今(不提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就是被明王朝杀掉的)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袁崇焕,可能还有王之臣,天启七年索诺木杜棱部投靠明王朝这事是王之臣处理的)恩典,又开边市通行、互相贸易。
  我两年来在这里买吃的(蒙古人写的文言文,而且没有明确说时间,这话同样可以理解为“崇祯二年,我在高台堡买了足够吃二年的粮食”),望乞太师(袁崇焕)天恩(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别人都是乞皇上天恩),我要搬到(长城)外边去,派人(向袁崇焕)乞讨送行的礼物,又讨要路费之类各种各样的赏钱(这位索诺木杜棱文言文说得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但讨钱的时候一点丢不含糊)。
  俗话说各家有各家的规矩,我们达子家,许多家一起搬放牧住场,要聚会吃笼席,我有心要和太师(袁崇焕)见面,现在却没办法见到太师(袁崇焕)金面。
  如果太师不相信,我让五城头、千(千户所)把总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个多月了,知道我的真心。后金的事情,我也派人禀知。托太师洪福,我把宁、前二卫“填实人烟”,后来又在锦、义二卫也“填实人烟”,然后又前往“填实”广宁(那里是后金控制区,去那里“填实人烟”?!)
  我将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部赶散了(联合后金等一起做的),象以前住在太师里边的驻地一样,我现在去以前的地方(水草地)去住(放牧)。从前年十月开始,差通事“好人盟”(估计是蒙古名字译音)替我讨要新旧额赏(可见至少从天启七年起,明朝就拖欠蒙古人的额赏),
  如今,我们比不的以前了,没有吃的,又没有庄稼,已经熬不过二月份了,望乞天恩,把新旧赏快点发给我们,想朝廷的大事太师可以作主,外面的事情我做主,别的小官是做不了主的。现在派通事去见太师,因此理合跪禀。

  注:天启二年广宁惨败,明王朝放弃辽西走廊,百姓要么逃亡关内,要么被后金掳走,辽西成了一片白地,原本的耕地抛荒,自然野草乱长,于是蒙古人就跑到辽西来放牧。然后孙承宗主持辽西大开发,带着辽民去辽西屯垦。索诺木杜棱所说的“填实人烟”,可能是蒙古人在辽西一带游牧甚至和辽西汉民做生意。

  这个索诺木杜棱是什么的干活?搜索了一下,百度百科词条里说:

  索诺木杜棱(?-1644年),清朝蒙古敖汉部人,博尔济吉特氏。图鲁博罗特玄孙,纳密克曾孙,贝玛土谢图之孙,岱青杜楞之子。
  1627年,归附后金,赐号济农,黄台吉把姐姐莽古济嫁给他。1628年,随征察哈尔。1634年,从征明朝,从得胜堡由大同至朔州。1636年,随征潮癣,再征瓦尔喀。1641年,攻打明朝锦州、松山,因功受赏。1644年索诺木杜棱去世,1648年,追封多罗郡王。

  就这么多,没了。

  先看看他父亲岱青杜棱是什么的干活:
  由于蒙古人的名字多是译音,岱青杜楞有多个译音,诸如歹青杜棱、小歹青之类。关键是,这人是天启四年被明军杀的,天启六年二月,高第和王之臣在上报抚赏方案的奏疏里提到了岱青杜棱被杀经过:
  “适其台吉歹青,以领赏假道于白塔峪,乘醉需索,夷人尝(常)态,我兵与格斗,遂毙歹青,并杀四夷。夷语台吉即中国称宗室也,歹青系墩兔之至亲,夷俗惟在阵斩杀不计,非两相战杀,俱索偿命……”

  从《明熹宗实录》的这条记载来看,岱青杜棱被杀这事,责任在明方,所以明王朝只好和被害人的部族“再三讲詟”,谈判结果是:“许其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三千四百两”。

  而《满文老档》记载是,由于岱青杜棱被明朝守将杀害,索諾木杜棱因为父亲被杀对明朝深为不满,认为明朝不可信赖。

  实际上,天启五年九月,孙承宗发动的偷袭耀州失败后,索諾木杜棱掌管的部族就以其父被杀为由搞事。当时的记载是:“都令挟杀父之讎,索偿命钱”。

  索諾木杜棱这次“索偿命钱”发动得正是时候,“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讎,都令欲逞”,刚好是孙承宗把山海关以内的明军调到锦右一线发动“巡河”之战,并且莫名其妙地惨败之后。

  于是,明王朝下了软蛋,明王朝支付“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三千四百两”,岱青杜棱被杀就这么揭过。

  从史料上看,岱青杜棱被杀,是酒后冲突被杀,属于误杀性质。

  但是,这真是“冲突被杀”么?

  要知道,林丹汗派来“讲詟”的使者贵英恰,也是“冲突被杀”:
  崇祯元年六月初一
  先是,插部百骑入新平堡讲詟。堡人歼之,头目贵英恰死焉。至是,屯兵宣大边外,以头目入讲赏,继拥群众入边。于是,陕西道御史李柄言:日者新平堡斩获,岂真有攻掠之實哉?不过讲詟,语言不逊,一时边将迫于义愤,遂闭之瓮城庙内,收其马匹弓矢,举火杀之耳,而边衅自此开矣……
  ——《崇祯长编》

  贵英恰“百骑入新平堡讲詟”,态度非常的不友好,“语言不逊”。
  然后,“一时边将迫于义愤,遂闭之瓮城庙内,收其马匹弓矢,举火杀之耳”

  蒙古人都那么野蛮、粗野、愚蠢?一个是“乘醉需索,夷人尝(常)态”,另一个是“语言不逊”,全都是冲突被杀——见鬼了,真要跑来挑衅,就只带这么点人?岱青杜棱和贵英恰显然没有兰博或者鳌拜那样惊人的个人武力,却跑到明王朝的地盘上挑起冲突,然后被杀?

  真要搞事,起码也得象董山、李满柱那样带领大队人马跑来打砸抢那才叫挑起冲突吧。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和毛文龙被杀一样,留下的说法,全是都对杀人者有利,全是被杀者存在各种各样的过错,至于被杀者是不是跑到杀人者控制的场合“乘醉需索”或者“语言不逊”,只有杀人者自己知道。

  反正索諾木杜棱肯定会觉得明王朝很贱,之前他爹岱青杜棱也算是明王朝的“友邦人士”,莫名其妙地被杀,而他趁着明军“巡河”惨败之机武力“索偿命钱”,然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倒还成功勒索了一万三千四百两的“偿命银”。

  ——贱。

  林丹汗也会有这种感觉,之前察哈尔部被明王朝连续经济制裁两年,不得不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林丹汗灭掉卜石兔后派贵英恰来“讲詟”,结果贵英恰被杀,然后林丹汗率领大军在明王朝境内大肆烧杀抢劫,造成明朝数万边民的死伤,还差点攻破大同,于是明王朝恢复“市赏”。

  ——贱。

  蒙古人只能形成这种印象。但是,根据这些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就会发现这里头水非常深。

  没错:蒙古人和明王朝联合起来对付后金,符合老朱家皇帝的利益,却不符合斧拜官僚集团的利益——真把后金玩死了,大家还怎么个瓜分辽饷?还怎么走私物资给后金赚取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利润?

  所以,眼看着后金连年饥荒,就得不停地搞出点事情来,削弱和后金敌对的各方力量,让后金缓过一口气,岱青杜棱“冲突”被杀,贵英恰“冲突”被杀,一次是偶然,两次也是偶然?

  ——反正死的是明王朝的边民,买单的是老朱家的皇帝,斧拜官僚不仅利益没有受损,反倒狠狠地捞了一把。

  列宁讽刺说:“只要我能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

  ——无论沙俄还是明帝国,无论古今,斧拜官僚,从来如此。

  野猪皮“铅球中毒”八个月后病死,袁崇焕向皇帝请示他要对后金“用间”,皇帝批准他“用间”后,他就派出喇嘛李锁南去后金那里吊孝议和,给皇帝的理由是李锁南是去后金那里刺探情报的“间谍”。

  这种理由,只是用来搪塞天启和魏忠贤,蒙古人才不吃这一套。在他们眼里,你明王朝作为老大要灭掉后金,才拉我们这帮蒙古小弟帮忙打仗,现在你这当老大的自己议和,撇下我们这帮小弟来承担后金的打击——掉哪妈!

  更缺德的是,还停了我们的抚赏,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

  林丹汗就不用说了,停了两年,不得不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而索諾木杜棱显然也没有得到“市赏”,他写给明王朝那封文理不通的信里也说明了这一点:
  “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并且他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

  索諾木杜棱作为一个蒙古人文言文说得异常别扭,而袁崇焕同进士出身,他的奏疏说得就异常明确:“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各夷共谓:室如悬磬……”。

  也就是说,从天启六年袁崇焕以“用间”名义和后金议和开始,蒙古人就一直被经济制裁,并且在崇祯二年落到“室如悬磬”的地步。

  东江镇同样也是在天启六年出现饥荒,崇祯元年下半年至崇祯二年闰四月再次被断粮,巧不巧?

  所以,袁崇焕以“用间”为名和后金议和之后,蒙古各部族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王之臣在给天启的告状信上揭发:“近日通官过都令处,夷鞭其背云:‘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吊孝求和,反教别人与他为仇,我们也不如投顺也罢了。’”

  这段史料里的“都令”,正是索諾木杜棱。

  之后就是黄台吉和袁崇焕演的双簧。就在袁崇焕打着“用间”旗号派出的议和使者到达后金那里吊孝议和的前一天,黄台吉派出大军去“抢西达子”。

  从天启六年开始,“抚赏”就陆续停发,一开始,“抚赏”还没正式停止,但是,“抚赏”被官僚以各种名义瘫钨得厉害,王之臣上任后揭发说:
  天启七年二月
  原任辽东督师王之臣言:辽东抚赏诸弊,有弊在官商收货滥恶虚冒者,有弊在委官给散丛窦侵欺者,有弊在监守、抵换那移、那移支剩不还、希图乾没者,臣自去年八月,接管一季额外撙节银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八两有奇,额内查出应还官银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余两……

  这是天启六年八月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季度,抚赏就被斧拜官僚以各种手段瘫钨了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余两,这还是已经查出来的。

  蒙古人能领到的“抚赏”能有多少,也就可想而知。

  之后,阎鸣泰、王之臣和袁崇焕各自上疏要买马,之后在兵部尚书冯嘉会的运作下,“抚赏”重新变成了马价,这一下,原本已经派发的抚赏更是被大肆瘫钨,而剩下没派发出去的“抚赏”更是在京城仓库里落灰,无论是申请“买马”的袁崇焕,还是袁崇焕倒台后的继任者,都没再从仓库里提银子“买马”过。

  于是,无论林丹汗还是哈喇慎诸部,都被经济制裁了两年以上。

  而林丹汗和哈喇慎诸部的矛盾也是在这个时期激化的。

  崇祯元年七月十日(己巳),王之臣在给崇祯的一份奏疏上是这样描述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的关系的:
  督师尚书王之臣疏言:
  虎墩兔乃元人的派,所居地名曰察罕儿,即插汉也。部落最广,世雄漠北。
  ……
  其住牧在广宁直北,去边千余里,部落有炒花、宰赛两部,合为一家,总名曰哈喇。
  哈家驻牧在广宁边外大小黑山、黄泥?穴???东北直至开原、庆云,地方皆是其最。
  ……
  之强盛者三十六家,皆其部落。所驻牧地自宣府独石边外起,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
  其宣府、新平以西,山西保河路地方则顺义王卜失兔(也译作“卜石兔”,今译作“普石图”)驻牧之地也。
  虎罕自祖父以来,为诸部长,诸部尽皆纳贡其祖。父死,虎年幼,沉溺酒色,诸部各自称雄,献贡遂绝,虎心衘之久矣。
  蓟门、辽东各有虎款赏,其宣府张家口乃虎贸易之地,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
  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连年缮甲厉兵,先加兵于哈喇慎,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势,攻白言、卜石兔而走之。
  于是心胆侈大,遂垂涎各部之赏,以兵挟之,拔帐而西,惧好儿趁等之捣其虚也。
  ……

  看了原始史料,里头王之臣说得很清楚: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关系恶化的原因,显然是哈喇慎三十六家不仅不肯对林丹汗纳贡,而且在林丹汗在宣府张家口和明王朝做生意的时候“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不仅如此,“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更恶劣的是,“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

  按照王之臣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哈喇慎三十六家在林丹汗和明王朝做生意的时候“截夺其货物而杀之”,林丹汗才气急败坏地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

  我们再搜索一下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里头说:
  面临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15]
  然后再看一下史料出处:
  15、《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掉哪妈,跟老六我引用的根本就是同一条记录,只不过把事情的起因给阉割了。

  也就是说,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将王之臣的奏疏断章取义,阉割了哈喇慎三十六家“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这个关键内容,只把林丹汗在被抢劫若干次,并且多次找哈喇慎三十六家谈判,“各部傲然不理”后做出的决定“我当先处里,后处外”单独罗列出来,断章取义,然后给林丹汗扣上一顶“攘外必先安内”的帽子。

  字面上,“攘外必先安内”确实很符合林丹汗说的话,而且,众所周知,“攘外必先安内”是全面炕战爆发前校长常凯申说的一句臭名昭著的千古名言。

  蒙古各部族内战的关键原因被无良文人这么一隐瞒,不顾外敌打内战的罪名,就被无良文人栽到林丹汗头上。于是,林丹汗成了一个和校长一样不顾民族大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毒财者。

  现在,许多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了:

  林丹汗攻打哈喇慎三十六家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他个人野心膨胀,妄想成为当代“成吉思汗”,而是他和明王朝贸易的时候货物多次被哈喇慎三十六家抢劫,这给林丹汗的部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危机,迫使林丹汗顾不得强敌后金在侧,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解决蒙古各部族的内部问题。

  当时的蒙古高原,到处都是“汗”、“台吉”。
  那么多的“汗”、“台吉”都是哪冒出来的?
  答案是:黄教的喇叭们胡乱封的。
  再问:黄教的喇叭们哪来那么大势力?

  从铁木真时期到俺答汗时期的事情前文提过,这里略过。
  反正结果是,俺答汗的孙子当上四世鞑癞喇叭,喇叭教在那片土地上,既有旧贵族势力的支持,又跟一帮他们胡乱封的“汗”、“台吉”形成利益共同体,背后更有晋党通过晋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又有神权,又有政权更有财权。
  面对普通蒙古人,他们来个摸头杀,念一通经文做法,就声称可以让蒙古人下辈子投个好胎,于是虔诚的蒙古人感恩戴德,奉贤出自己的最后一滴羊奶。
  面对部族首领,他们大唱赞歌,歌功颂德,装神弄鬼之后胡乱册封,使得原本就四分五裂的蒙古高原成了一盘散沙。
  人们总嘲笑洪秀全胡乱封王,却不知道明末蒙古高原的“汗”、“台吉”的泛滥程度不亚于太平天国的“王”以及同时期我犬请的“总兵”。《蒙古民族通史》的说法是,当时“小小的鄂托克之长也可以拥有汗号(如内喀尔喀扎鲁特部的内齐汗)”
  鄂托克什么的干活?搜索了一下,结果是:“它表示在一定地域内进行游牧的结合体,每个蒙古人都必须属于某个鄂托克。战时,每个鄂托克都必须提供1000人上下的士兵。若干鄂托克联合在一起,构成万户。”
  ——掉哪妈,比明王朝体制下的千户强不到哪去。
  “汗”、“台吉”满地跑,一心想成为成吉思汗的林丹汗说的话象放屁。无可奈何的林丹汗于1617年改信红教,说穿了,就是被黄教喇叭给恶心的。

  这么一来,林丹汗就和黄教撕破了脸皮,关系一直不怎样。到天启三四年间,晋党要削弱林丹汗,于是黄教喇叭折腾得更加理直气壮,也正是因为这帮人在背后兴风作浪,林丹汗的货物频繁被抢,而且“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

  只不过,抢劫林丹汗的货物毕竟只是小动作,能把林丹汗恶心死,却没法把林丹汗玩死。反倒是后金自己,到天启四年已经开始杀“无粮人”,天启五年对辽东汉民伪化和奴化彻底失败,不得不开始全面屠杀,越杀局势越糟糕,到天启七年,粮价上涨到“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的毒品价,相当于正常价格的80倍以上。

  这种趋势对养寇派来说显然不大妙,于是腐败官僚不再满足于派喇叭使阴招,而是直接跳到前台来 “抚赏”为“马价”,最后干脆让原本应派发的“抚赏”银堆在京城兵部、户部仓库里落灰,导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族的贸易额大幅度减少。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吧,蒙古各部族的内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林丹汗个人野心膨胀,也不是哈喇慎三十六家豺狼本性,到处抢劫。真正的原因,是明王朝内部的斧拜利益集团在搞养寇自肥,为了让连年饥荒的后金缓过一口气,故意削弱和后金敌对的蒙古各部族,用各种手段压缩明王朝对蒙古各部族的贸易规模,对蒙古各部族进行挑拨离间乃至直接进行经济制裁,使得蒙古各部族矛盾激化,并且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不得不互相抢掠乃至互相吞并。

  在辽饷利益集团故意放水之下,后金很默契地抓住机会连续两次攻打内喀尔喀各部族,而林丹汗也不再顾及同族情分,在后金攻打内喀尔喀各部族的时候趁火打劫,“先处里,后处外”。

  结果是:1626年(天启六年)春,后金第二次讨伐内喀尔喀,内喀尔喀战败,首领卓里克图败走西拉木伦河时,林丹汗趁火打劫,吞并了他的余部,至此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炒花部(乌齐叶特)不复存在。
  1626年正月,野猪皮的手下长孙哈兔在宁远之战中被击毙,这事几百年后被袁粉说成野猪皮本人受伤,为了帮现代袁粉圆谎,从现代穿越回来的袁崇焕施展西昆仑散人陆压道人的传授的法术钉头七炮书,让野猪皮铅球中毒,满地打滚八个月而死,黄台吉继位,当年十月,黄台吉第三次讨伐内喀尔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黄台吉这次出兵攻打内喀尔喀之后一天,也就是天启六年十月十七日(丙辰),袁崇焕派出喇嘛李锁南吊孝议和,搪塞天启的理由是“用间”,对于后金出兵这事,当时袁崇焕屁都不放一个,天启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甲午)才报告皇帝“辽东巡抚袁崇焕言:夷使方金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彼云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断不敢擅入宁前……”

  毫无悬念内喀尔喀兵败,然后,林丹汗再度趁火打劫,吞并内喀尔喀残部,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九日
  有逋逃自喀尔喀蒙古来告:察哈尔汗出兵,尽掠我喀尔喀,从者养之,拒者杀之。扎鲁特部逃往科尔沁部等语。

  至此,内喀尔喀五部,大部分完蛋了。

  在林丹汗的“攘外必先安内”之下,剩下的哈喇慎诸家兔死狐悲,不得不在林丹汗、明王朝和后金之间选边站队。此刻的明王朝,因为辽饷党故意压缩明蒙贸易规模,而且袁崇焕正在和后金议和,这么一来,哈喇慎诸家大部分选择联合后金先打败林丹汗再说。

  之后的事情,王之臣的说法是
  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势,攻白言、卜石兔而走之。于是心胆侈大,遂垂涎各部之赏,以兵挟之,拔帐而西,惧好儿趁(现代译作“科尔沁”)等之捣其虚也。

  袁崇焕的说法详细些:
  炒(炒花)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林丹汗),求内徒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索诺木杜棱一度投降明王朝,当时是王之臣安排都令、色令二部族的安置事宜的)。
  都既降,虎恐其部为都续,遂吞并乃蛮(奈曼)、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
  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卜失兔),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
  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
  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

  袁崇焕轻飘飘的一句“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就把斧拜集团压缩明蒙贸易规模的诸多手段含糊过去,反正最终的局势是,剩下的哈喇慎诸部为了抵抗林丹汗的吞并,倒向了后金。

  这就是崇祯二年二月前蒙古诸部族的基本情况。

  整理一下:
  1、抚赏银的使用,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斧拜,按王之臣的说法,到天启六年,一个季度就查出斧拜官僚应退还近一万六千两银子。
  2、天启六年十月,也就是袁崇焕以“用间”为名骗取皇帝许可后吊孝议和的那个月,黄台吉攻打内喀尔喀,同月,辽东原本的“抚赏”被改回“马价”,之前已经送达辽西的“抚赏”大多被瘫钨,在京城里没派发出去的,堆在户部、兵部仓库里落灰,明蒙贸易的规模被大幅度压缩。
  3、天启七年,林丹汗的掌握的两个部族奈曼、敖汉部被后金渗透,想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充当调停角色,让林丹汗和后金议和。
  要知道,在天启六年袁崇焕议和之后的十二月,王之臣就向天启告状,说“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欲屈服潮癣而潮癣不受……我若顿忘国贼与之议和,彼必离心,是敺鱼爵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
  这下好了,袁崇焕带头议和,奈曼、敖汉部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调停。
  百度百科的说法是林丹汗“不但没有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反而讨伐奈曼、敖汉”。看样子,林丹汗反后金的决心还挺坚决。
  于是,这一年的六月,敖汉部和奈曼部投降后金。索诺木杜棱,就是敖汉部的首领,而且,索诺木杜棱本人,正是在这一年嫁给了黄台吉同父异母的寡居姐姐哈达公主莽古济,成了黄台吉的姐夫。
  4、注意奈曼、敖汉部投降后金的时间:天启七年六月,这是个什么时间段?天启七年,正是黄台吉“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的时期,这一年五六月间,黄台吉倒是刚从辽西抢了一批粮食,但是,奈曼、敖汉部偏偏这个时候投降后金,凭空多出那么多张嘴巴,黄台吉表示异常蛋疼。
  5、于是,最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袁崇焕被辞职没多久,已经成为黄台吉姐夫的索诺木杜棱,和色令一起,带着自己的部族,投降了明王朝@_@
  都、色部投降时,明朝安置他们的负责人,是王之臣。
  《三朝辽事实录》里有这么几条记载:
  (天启七年)九月
  督师王之臣题:
  职于七月内未出都门即闻西虏都令、色令等携带部夷二万余人投顺东奴,心甚虑之。幸奴子不即收纳,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穷饿,多鸟惊兽散,此其必致之势也。初,都令等闻虎酋之欲谋己也,忿激离巢,其投足未定之时,诸头目愿向天朝。
  (天启七年)八月
  户部题:
  都、色部落投降,督师(王之臣)疏称弱者自为食,则以阵亡缺伍之粮养一千七百之精壮而有余,无烦另措矣。至于发银米余以养十万居民,则祖宗以来无赐田租之诏。臣部即欲措发而无从。前锦州被围,连呼颗粒皆无,迨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而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师习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告,庶中外相成,兵食两足矣。

  话说,老朱家就是阔气,辽西的钱粮供应很充裕,用王之臣的话说,就是关宁“铁骑”“阵亡缺伍之粮”养蒙古部族里的一千七百之精壮足足有余,至于蒙古人中的老弱,让他们自己去去解决,放牧种田随便他们。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敖汉部一帮子蒙古人在饥荒之下投降了明王朝,他们的身份是明王朝的仆从军,虽说不打明朝,却也不打后金,而是和后金联合起来打林丹汗——类似于炕战时期的“曲线救国军”,他们不打国军,也不打蝗军,专门打和国军处在一条“捅一战线”上的某某档。

  《满文老档》记载:
  天聪二年,也就是崇祯元年,这一年九月,
  天聪汗将征蒙古察哈尔部,遣人命西北归服外蒙古科尔沁部诸贝勒、喀喇沁部之塔布囊、敖汉、奈曼部诸贝勒、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集於所约之地。汗亲率诸贝勒大臣及其大军,九月初六日起和西行。初八日,至都尔鼻地方,敖汉部济浓色臣卓里克图,奈曼部达尔汉洪巴图鲁,各率兵来会。初九日,大军抵辽阳,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兵来会。十二日,抵约科尔沁部会兵之地。於绰洛郭勒地方驻营。十三日,扎鲁特部贝勒喀巴海率兵来会……

  历史惊人地相似,炕战时期,校长给这些“曲线救国军”发军饷。
  曾经有一个叫赵保原的国军长官,校长给了他的部队一个番号:“暂编十二师”,蝗军也给了他的部队一个番号:“反珙第七路军”。于是,赵保原部国军的臂章两面都有字,想百姓抓丁派款的时候,把臂章翻到“暂编十二师”那一面,联合蝗军扫荡某某档的时候将臂章翻过来,就成了“反珙第七路军”。
  而在明末,明王朝给这些“曲线报明”的西达子发粮饷。

  也就是说,明王朝出钱粮,帮后金养了一支专门收拾林丹汗的“曲线报明军”。而这个索诺木杜棱,如今已经是诸多“曲线报明军”里的一位司令官。

  嗯,炕战时代,校长即便再讨厌某某档,也不敢公开说某某档是和蝗军一样的敌人。而在明末,反洞官僚却敢于把林丹汗、东江镇说得比后金还坏。

  前文引用的史料里,索诺木杜棱说林丹汗“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说的,就是这段时期的事情。

  只不过,真是林丹汗“相(象)犬一样”么?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邪恶势力“相(象)犬一样”倒是差不多。



7.市米资盗(二)被遗忘的长汉儿

  虽说“曲线救国”和“曲线报明”都是“曲线”的干活,不过赵保原和索诺木杜棱是有区别的。

  炕战时期的战局,虽说被中国军民拖入相持阶段,但大曰本蝗军显然没混到粮食卖毒品价那份上,“曲线救国军”的出现,也并不是因为国民震斧里的斧拜集团想要养寇自肥,而是因为某某档势力逐渐壮大,而敌后国军却难以在蝗军的压力下生存,所以校长不得不默许这些敌后国军“曲线救国”,以黄鞋军身份联合蝗军压制某某档。

  赵保原就是在这种局势下成为“曲线救国军”的,而且,校长也确实没有亏待他,蝗军投降后,赵保原被任命为山东第一作战区司令兼暂编第十二师师长,在鲁东接受蝗军投降并统一指挥收编胶东的黄鞋军。他的部队原本被山东的炕日军民打得只剩下六百多人,龟缩在即墨王村南地区,趁着受降蝗军加收编黄鞋军的机会,他的部队一下子扩大到七千人。

  1946年6月8日,赵保原被某某档击毙,死后被国民震斧追赠中将军衔,直到今天,网上的果粉还在给赵保原洗地,认为他始终是“国军”。

  而在明末,蒙古的那帮“曲线报明军”却是这样形成的:和蝗军身份差不多的后金,在当时经济崩溃,“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盗贼蜂起,偷牛窃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明王朝内部的斧拜利益集团是为了养寇自肥,故意削弱明王朝的盟军蒙古部族,压缩和蒙古的贸易份额,削弱蒙古人,导致蒙古各部族经济恶化,互相抢掠吞并。

  结果是那些蒙古部族,在后金、明王朝和林丹汗之间里外不是人,想继续为明王朝效力,贸易规模被严重压缩,想投降后金,黄台吉还没粮食养活他们。于是他们干脆“曲线报明”,帮着后金打林丹汗的同时,还拿明王朝的粮饷。

  从天启四年之前明王朝的仆从军,变成天启七年明王朝的“曲线报明军”,此时的索诺木杜棱,能对明王朝有半分好感么?

  当然,按照索诺木杜棱的说法:“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哪怕明王朝一个铜板都不出,这些“曲线报明”军也会和林丹汗不共戴天,如果有一天后金完蛋了,他们肯定会象赵保原死拼某某档那样去死拼林丹汗。

  可后金会不会完蛋,那是将来的事,眼下的局势,是后金没完蛋,不仅没完蛋,反倒是林丹汗干掉卜石兔后,卜石兔的余部也投降了后金,后金控制了长城以北大部分地方,长城以北的这些蒙古部族,要么直接投降后金,有些就算如索诺木杜棱一般“曲线报明”,也是只打林丹汗不打后金。

  在此局势下,再来看看袁崇焕的奏疏:
  《明清史料》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
  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
  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
  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
  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
  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
  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
  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
  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
  郎中方孔照抄出。

  哈刺慎三十六家和后金本来就不接壤,他们和那些与后金矛盾尖锐的炒花各部性质完全不同,反倒多次抢劫林丹汗的货物,可以说对明王朝原本就没多少帮助,如今干脆联合后金打林丹汗,但只要他们没有正式和明王朝开战,在袁崇焕笔下,就成了“仇于虎而未与奴通”。

  “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
  这屎盆子扣的,天启六年十月后金“抢西达子”,攻打炒花的时候,你袁崇焕管过没?根本没管,当时袁崇焕还派喇嘛李锁南吊孝议和,唯一的措施,就是天启六年十二月后金使者方吉纳来议和的时候 “随诘来夷何故起兵” 方吉纳搪塞说“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断不敢擅入宁前……”之后就没见袁崇焕有任何动作了。

  也就是说,造成哈刺慎各部“依奴而自固”的原因,根本不是“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而是因为后金“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的时候袁崇焕打着“用间”的旗号吊孝议和。

  “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说来好笑,天启年,明王朝的官僚,谴责蒙古各部族不积极攻打后金,估计以此为由压缩贸易规模,所以索诺木杜棱大骂“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吊孝求和……”现在,却不得不出钱粮,养着这帮“曲线报明”军,不求他们出兵打后金,只求他们千万别充当向导,“通奴入犯”。

  袁崇焕狡猾就狡猾在这里了,明明别有用心,借口却是为了明王朝着想,似乎只有当冤大头花钱把这些“曲线报明军”当祖宗供着,才能买他们别“通奴入犯”,有这么混蛋的逻辑么?

  没错,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哈刺慎各部确实是地头蛇,他们要是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后果确实会象袁崇焕说的那样“祸有不可知者”。

  但是,生存于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上的,却不仅仅是哈刺慎各部,还存在着一支比哈刺慎各部加一块还要强大的势力——林丹汗掌握的察哈尔部,单凭哈刺慎各部,根本打不过察哈尔部,他们必须依附后金,让后金出兵,才能将林丹汗赶走。

  “抚赏”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的时候,故意遗漏了势力最大的、不肯和后金妥协的察哈尔部,却要收买早就和后金结盟攻打林丹汗的哈刺慎各部,明王朝怎么就这么贱?!

  如果真要防止后金在这些“曲线报明军”带路下绕过辽西,突破长城,首先要做的,根本不是收买哈刺慎各部,而是赶快恢复插赏,修复和林丹汗的关系,让察哈尔部赶快恢复元气,通过林丹汗来压制那些所谓的“曲线报明军”。

  只要林丹汗依旧活蹦乱跳,那些“曲线报明军”就必然会受到威胁,也就没那闲工夫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就算后金敢于孤注一掷发动己巳之变,恢复了元气的林丹汗也随时有可能断后金的后路。这时候,后金在长城以北要想有一条安全的攻明线路,就必须先联合哈刺慎各部先干掉林丹汗再说。

  一边,是坚决不和后金妥协的林丹汗,另一边,是早就和后金结盟攻打林丹汗的哈刺慎各家,并且哈刺慎能做到的,最多只能是不带路,指望他们和后金敌对——想都别想!

  如果真要防止后金绕过辽西突破长城,作为前线指挥官,你应该选择援助谁?

  答案非常明显,只能选择林丹汗。只有先帮林丹汗恢复元气,才能真正防范已经和后金结盟的哈刺慎各部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

  所以,关于袁崇焕及其背后的黑暗组织的“市米资盗”问题,真正恶劣的地方有两点:首先,天启年,故意压缩明蒙贸易规模,导致蒙古各部经济崩溃,互相抢掠吞并,其次,借口防止哈刺慎各部充当后金的带路党而卖粮食,却偏偏不和林丹汗贸易,正相反,在明王朝“插款既成”的时候,“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以“买马”为借口把明王朝“抚赏”林丹汗的银子给挪走。

  没错,长城以北,局势很危险,要想扭转这种局势,适当的发放粮食,收买蒙古人——即便这些蒙古人和后金有勾结,也勉强能说得通。

  但是,故意漏掉蒙古各部当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察哈尔部,不仅不对林丹汗进行经济援助使其恢复元气以牵制后金,还将国家已经调拨出来的八万两银子给挪用,其动机,就根本不是防范哈刺慎各部当带路党“通奴入犯”,而是在给后金发动己巳之变创造条件。

  这些年,所谓的“历史学家”谈论袁崇焕“市米资盗”这事时,全都谴责崇祯叫停袁崇焕卖米,只准“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似乎“计口量许换米”让那些和后金有勾结的蒙古部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所以那些蒙古部族倒向后金的原因,是崇祯不让敞开供应粮食——这什么混账逻辑?

  事实上,袁崇焕只给了崇祯两个选择,要么敞开供应粮食,让蒙古人将粮食倒卖给后金,使得后金能够得到粮食度过饥荒——似乎这样,蒙古人就会对崇祯感恩戴德;要么,就是限制粮食出售,只准“计口量许换米”,尽管崇祯向蒙古人提供了粮食,但是袁粉说这种做法“可操作性很差”,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果然,蒙古人非常不高兴,果断地倒向后金,“导奴入犯”,所以蒙古人投靠后金全是崇祯的责任——这栽赃栽的,果然又狠又刁。

  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人带着一副弓箭走夜路,遇上一条狼和一个鬼,请问,他是先射狼还是先射鬼?
  回答先射狼的,都是射狼(色狼),回答先射鬼的,都是射鬼(色鬼)。
  出题者根本没给回答者多余的选择,所以崇祯要么射狼要么射鬼。

  所以,关于袁崇焕及其背后的黑暗组织的“市米资盗”问题,真正恶劣的地方有两点:首先,天启年,先遥控喇叭挑拨哈喇慎各部抢劫林丹汗的货物,互相抢掠火并,到天启六年故意压缩明蒙贸易规模,导致蒙古各部经济崩溃,其次,借口防止哈刺慎各部充当后金的带路党而卖粮食,却偏偏不和林丹汗贸易,正相反,在明王朝“插款既成”的时候,“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以“买马”为借口把明王朝“抚赏”林丹汗的银子给挪走。

  没错,长城以北,局势很危险,要想扭转这种局势,适当的发放粮食,收买蒙古人——即便这些蒙古人和后金有勾结,也勉强能说得通。

  但是,故意漏掉蒙古各部当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察哈尔部,不仅不对林丹汗进行经济援助使其恢复元气以牵制后金,还将国家已经调拨出来的八万两银子给挪用,其动机,就根本不是防范哈刺慎各部当带路党“通奴入犯”,而是在给后金发动己巳之变创造条件。




7.市米资盗(三)反林丹汗统一战线

  现在,再来看看百度百科林丹汗词条是什么时候被修改的。
  打开该词条的历史版本,一条一条找过去:
  https://baike.baidu.com/historylist/林丹汗/5970961
  发现早期的版本根本没有林丹汗“先处里,后处外”这个说法,最早出现这个说法的版本是2015年7月29日更改的,更改者叫“韩蒙太极不丹龙”:
  https://baike.baidu.com/history/林丹汗/82639369
  这一位最初是这样修改的:
  面对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13]
  13.《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之后这一位又连续修改了八九次,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
  面临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15]
  15、《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看得出来,这为历史修改者对林丹汗“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仍旧不满意,所以在后面又补上“我当先处里,后处外”,当然,他把不符合他要求的事情的起因“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给阉割了。

  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从2015年7月28日凌晨五点多开始,一直修改到2015年7月30日下午五点多,不到三天时间,他修改了9次,提交了九个版本,其篡改历史的积极态度令人吃惊,而百度官方对他的配合程度也令人吃惊,老六也编辑过百度词条,官方的响应速度可没这么快。

  算下时间,2015年7月差不多就是本吧几位道友对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产生怀疑,怀疑他们在天启六年停插赏导致明蒙贸易受到极大破坏,不得不互相劫掠乃至互相吞并的时间段,这太巧了点,严重怀疑某些人发现这事后马上来百度百科篡改历史。不仅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被篡改,互动百科的林丹汗词条也被篡改了——要知道袁黑毕竟不是什么都知道一些的万金油,对蒙古的历史不可能了解得太深入,通常都是先搜索百度词条进行最初的了解。

  于是,林丹汗成了一个不顾抵抗后金大局、不顾民族大义,个人野心膨胀,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毒财者,并且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前版本的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里说:

  败亡青海:
  林丹汗西迁以来,虽然取得一些军事胜利,但却得罪了大多数蒙古封建主,使他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离统一蒙古的梦想也越来越遥远。当时漠西和漠北原本就不臣服林丹汗,漠南诸部则在林丹汗的打击下纷纷东投后金。林丹汗虽获得富庶的右翼故地,但因为战争,“畜牧匮乏”[23]  ,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4],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部本身的力量:“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25],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25]
  23、《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壬辰条。
  24、《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三月甲午条。
  25、《崇祯长编》卷27,崇祯二年十月己卯条。

  由于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有阉割史料的不良记录,所以老六对其引用的史料不相信,找到《崇祯长编》逐个对照。
  所谓的“‘畜牧匮乏’[23]”, 崇祯元年十月壬辰条是有,内容是这样的:
  崇祯元年十月五日壬辰
  督师袁崇焕言:
  宁远三面临边,必战必守之地也,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
  督臣王象乾知大计,令番僧王喇嘛、游击张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约,令祖大寿致拱兔,朱梅致都令,亦如约。
  虎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其时诸部俱受戎索,有警炒花先来报臣,臣得为备,愤炒泄其谋,遂移攻炒。炒卒其部宰赛等西迯而依于虎,虎利炒之人畜,遂并之。
  自虎并炒而虎之部八大营俱不安,内都令、色令素不善于虎,居炒之西,虎之南,我亦倚以为藩也。炒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求内徒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
  都既降,虎恐其部为都续,遂吞并乃蛮、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
  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窃忧之。
  于本月十九日调三十六家至边,臣同道臣郭广亲谕之,彼亦直认不得已之故,窘于无食之穷、凌弱之虎,故求为与。
  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
  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
  大抵边情多变,兵事难期,即臣在京时与到关时去今无几,而敌情已传变如此矣。然万变不离于尝,惟在精兵壮马、坚甲利兵,以能战之力量为守。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亦不宜省万匹之马价,强弱成败,机悬于此。
  帝是之。

  从头到尾都在这里,只有“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说的根本不是林丹汗,而是袁崇焕掌握的辽西军(被历史发明家们称为“关宁铁骑”),里头也压根没有“畜牧匮乏”四字。

  而“‘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4]”倒是有的,不过不是《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三月甲午条,而是崇祯二年十月己卯条,意思倒是和原文差不多,原文是:
  崇祯二年十月(己卯)
  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
  臣为陛下守此一块土,五载于兹。
  自有插氛以来,无如臣在事之久者。
  夫插非可款之人,款有无穷之害,人人之所知也。
  即目前之款局论之,在我纵欲终款而其势不得不至于失约;在插纵欲坚款而其势不得不至于败盟者。
  何以明其然也?三季辽赏,王牧民立番汉合同,许以正月尽给矣,不知此项能如约办付否?
  明岁辽东之全赏,不知能照数发给否?
  八万一千之新赏,并食用之杂费,几九万计,如折马之镇可出其半,如不折,则此项又从何出?计臣、枢臣果肯一一应手给发,则臣愚诚为过虑;若犹未也,以旧督臣之威名、各赏之稠迭尚不能邀插一日之欢,而况乎许而不与,与而不及期乎?臣所谓不得不失约、不得不败盟者,此也。
  转盻正月,衅隙不遥,思患预防,为时已晚。臣愚妄度庙堂诸臣未必不愤插之无状,独念插方横,难与力争,大小文武将吏谁能应声办此?是用姑从羁糜以纾下急耳。
  噫!臣昼夜思此,烂熟矣。插有十四可图,而我所以图之者亦如之,臣请尽言无隐,可乎?
  插不仁、永哈、祆士毛等部三面皆敌,不报不休,一可图也。
  插精壮头目半歼于新平,半为永等所杀,止靠□□写气吴刁儿计等出入讲折,肝肺已见空虚无人,二可图也。
  插吞匿诸赏,沿边旧人俱空手,回怨入骨,三可图也。
  容岁五月二十九日,大得意去,竟无一人一骑相送迎,我祸诚惨,插志弥骄,四可图也。
  故奔桑阿赛兵骨肉相猜,人人自危,五可图也。
  闹索辽赏,头触元戎悍悖已甚,目无人焉,六可图也。
  插左右多仇,仇妙粆花儿子宰赛,无不私欲甘心者,七可图也。
  两年来,内地未试一炮,我可以尽逞我长技,八可图也。
  东奔西驰,无地无之,有黩玩如是而能善其终者乎?九可图也。
  插故巢美水草,称乐土焉,一旦畏逼西迁,虽得卜哨地,犹石田耳,寄生之草可一刬尽,十可图也。
  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不取何待?十一可图也。
  插以马上为家,插有马十万匹,马挟不返者一万,被士□盗去一万,毙于永手者二万,辽马不惯宣云之水草,陆续倒死者不下二万,今约备仅四万耳,插失所恃,我炮益多,其十二可图也。
  插使动辄以大事为口实,与不与,只说一句便了。不曰王子来边则曰堤防作歹,住口恐喝全无所略,彼中势力不言可知,十三可图也。
  插谋虽叵测,苦仇插牵掣,不敢决,又垂涎栈豆,不无恋恋心,狐疑多端,十四可图也。
  然则我以图之,插众不满五万,所以忽彼忽此,不可方物者,盖两镇沿边九千五百里,插散无常,我分派有定,插无所不可入,我无所不为守故耳。
  兹每镇挑选精骑一万,共二万八千,为四路,侦其所往,乘夜掩击,时而得胜,时而独石,时而杀虎口,时而张家口,分道错发,使插不测。
  插昔之无所不可入者我反无所不可出矣,我昔之无所不为守者插反无所不为守矣,此变主为客之策也。
  ……
  我之审局也贵定,勿矜小捷,毋讶小失,毋以二三之说轻为进止,确凭入告之先资,徐责躬行之实效,此独断成功之策也。乃其要尤在于不中制,假以便宜,宽以文网,中外恊和,无滋枘凿,斯有又阃以外将军制之之大权,非外吏所敢闻也。
  ……
  前交攻彼,我互应附插之背而捣其虚,彼直以为从天降耳。或曰钱粮如之何?三镇不有抚赏及召买银乎?不足请以铸钱息佐之,不敢求增一名兵,不敢求添一分饷,俟臣言稍验后另图所以犄角三韩,被海外五十万又焉用之?
  此疏一出,笑臣者以为空谈;怜臣者以为呆气;即一二谅臣者或亦以为心苦未必切于事情,不知皆真语也,皆稳着也,皆从实地上做去,皆情势之所必至而兵法中所备列无遗者也。
  帝是其言,令与枢臣密计以行。

  大同巡抚张宗衡的奏疏里,倒确实有“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不取何待?十一可图也”这么一句。没错,此时的林丹汗,确实混得很惨。

  但是,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却只字不提大同巡抚张宗衡这份奏疏的主题,是鼓动崇祯干掉林丹汗,他在奏疏一开头就说“夫插非可款之人,款有无穷之害”,而且还是“人人之所知也”。

  没错,林丹汗混得很惨,可人家一直不肯跟后金妥协,此时是元气大伤,打不过后金只好西迁,这种蒙古部族,是应当有力支援,而不是趁火打劫将其干掉。

  这份奏疏是崇祯二年十月上的,离己巳之变爆发,已经没几天了,而大同巡抚张宗衡依旧在算计林丹汗,现在老六可以肯定,这位大同巡抚张宗衡,也是辽饷利益集团的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商路派的。

  最后的“‘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25]”倒是有的,只不过是几句话拼在一块,分别是“今约备仅四万耳”、“插众不满五万”、意思倒没什么变化。

  至于“‘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 [25]”,则是崇祯二年四月四日(己丑)的记载,也是张宗衡上的奏疏,全文意思也和崇祯二年十月的奏疏差不多,鼓吹“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

  张宗衡奏疏的全文是:
  崇祯二年四月四日(己丑)
  大同宣抚张宗衡疏言:
  兹见插赏新者八万一千,大同两年二十四万、山西两年十万、宣府十八万、辽东两年四十万,总计共百万矣。
  念国家当三空四尽之时,各边京运每次或三万,或二万,望者眼穿,发者心碎,盖措处若斯之难也。
  今突举百万以款插也,何故谓不款之能患我耶?
  自臣抵云以来,九阅月矣,插驻归化城,去大同不三百里,屡屡传言索礼,臣但置若罔闻,未尝讲一款字,插亦未敢近大同一步。
  然则不款亦何害于大同哉?谓借款方可修备耶?
  大同合火药、造炮铳、演习军士、整理器械、葺补边垣,何尝一日不修备?插亦何能禁我之不修耶?
  以插之疲甚、饿甚、穷甚,臣方恨灾患并至之地,不克为所欲,为请炮、请马、请金钱,百呼百不应,而忽睹此累累百万如流水之去而不返,漏卮之盈永无期,臣焉得不痛愤无已乎?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
  臣私揣时势机会,断应如是做去,而时局断难听臣,乞赐罢斥。
  得旨:乘款修备,张宗衡不得请告卸责。所司知之。

  看明白了没有?在后金蠢蠢欲动的时候,袁崇焕卖米支援联合后金打林丹汗的哈剌慎各部,大同这边,大同巡抚张宗衡磨刀霍霍,鼓吹“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后金、哈剌慎各部、蓟辽督师袁崇焕、大同巡抚张宗衡团结一致,形成了一个围剿林丹汗的统一战线。

  要说,林丹汗混得再差,发起疯来也曾抢劫大同,杀死百姓两万多,抢走大量钱粮物资,还差点攻破大同,张宗衡哪来那么大胆子根林丹汗开战?后来才知道林丹汗崇祯元年六月抢劫大同,元年七月,明王朝不等袁崇焕到达辽西,就把辽西第一猛将满桂调到大同任大同总兵,专门用来对付林丹汗。

  一开始,我还只是以为只有袁崇焕和背后的黑暗组织故意压缩明王朝和林丹汗的贸易规模,导致蒙古内讧,没想到,从蓟辽到宣大是一整个体系在坑林丹汗,宣大是以王象乾为头子,大同巡抚张宗衡出面,形成了一整个反林丹汗统一战线。

  所以,王象乾非常可疑,他不点头,那八万多两插赏银袁崇焕根本挪不走。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王象乾的默许,大同巡抚张宗衡也没必要如此主战。

  崇祯二年八月,《崇祯长编》有这么一条记载说林丹汗再次开战:
  崇祯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癸酉
  延绥总兵吴自勉塘报:插部二十万挟赏不遂,拥众入犯,官军堵御,斩五十余级。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插部二十万入犯,侦探之,口原多不,实拥众要挟,理或有之。斩五十余级是否真插,应勘明议叙。
  帝言:款插原以安边,督臣王象乾、袁崇焕屡奏插部悔过恭顺,量从给赏。今勒索五年,明系要挟,延镇屡报犯边,未明真伪,文武将吏图维如何?尔部即行督臣察明,果诚以求款,着相机操纵,若要挟如故,一意严饬战备,不得再言移赏。倘守御疏虞,自有国法。

  但是,造成的后果几乎没有,吴自勉的报告是“官军堵御,斩五十余级”,这种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大的可能是察哈尔部蒙古人“挟赏不遂”,穷得走投无路跑来抢劫,未必是林丹汗的授意。

  和貌合神离的反后金统一战线不同,这个剿林丹汗统一战线从建立之日起就配合默契,先是从天启三年前后暗中遥控黄教喇叭挑拨哈喇慎各部抢劫林丹汗的货物,之后干脆让袁崇焕出面“改抚赏为马价”,经济制裁,把林丹汗整得死去活来,正如咱们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从《崇祯长编》搜索出来的史料所描绘的那样,林丹汗已经混到“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份上了,巧合的是,东江镇此时同样也是“白骨如莽”,林丹汗和毛文龙,是一对难兄难弟。

  而今天冲林丹汗泼脏水的,和把袁崇焕捧为“民族英雄”、冲毛文龙泼脏水的,是同一伙人。




7.市米资盗(二)被遗忘的长汉儿(续)

  那么,林丹汗是怎么混到那么惨的?

  本来,辽饷利益集团压缩明王朝和察哈尔部贸易份额的时候,林丹汗完全可以找老朱家皇帝告状,天启活着的时候可以找天启,天启死了可以找崇祯。但无论是天启朝时期还是崇祯朝时期,都没找到林丹汗告状的记载。只看到结果是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火并后,西迁。

  从王之臣的奏疏里,我们最多也就知道哈喇慎三十六家抢林丹汗的货物,林丹汗找哈喇慎三十六家谈判,“各部傲然不理”。

  那么,似乎都是哈喇慎三十六家在中间捣蛋,抢夺林丹汗的货物,使得林丹汗没法和明王朝进行双边贸易。所以,要怪,就只能怪哈喇慎三十六家,似乎怪不到辽饷利益集团头上。

  问题出来了:林丹汗虽说离他的目标“当代成吉思汗”差距还很不小,但他掌握的察哈尔部,却是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族,没有之一,林丹汗本人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人家也是黄金家族的血脉,信奉“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弓虽女干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三十六家加一块也没察哈尔部强大,却敢去抢林丹汗的货物,并且还敢于“傲然不理”,谁给了他们那么大胆子?

  没错,蒙古各部族之外,还有个后金,三十六家抢了林丹汗之后,林丹汗要是敢报复,三十六家完全可以投靠后金,联合后金出兵打林丹汗,这么一来,他们确实可以不害怕林丹汗,确实有资格“傲然不理”。

  但是,只要三十六家敢勾结后金,他们就成了明王朝的敌人,林丹汗完全可以向老朱家告状,让老朱家制裁这些“曲线报明军”。

  只不过,压根找不到明王朝制裁这些“曲线报明军”的记载。倒是和这些蒙古部族的贸易份额,似乎从来就没足额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索諾木杜棱在他的那份文理不通的文言文里拼命叫苦:“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并且他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

  索諾木杜棱作为一个蒙古人文言文写得异常别扭,而袁崇焕同进士出身,他的奏疏说得就异常明确:“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各夷共谓:室如悬磬……”。

  林丹汗混得很惨,三十六家也混得很惨,林丹汗过不下去了,就西迁跑去抢卜失兔的市赏份额,三十六家抢林丹汗被“先处里后处外”,只好投靠后金……

  这就令人奇怪了,明王朝和蒙古各部族的贸易,嗯,也就是蒙古人“进贡”,明王朝“市赏”,本来各部族都有各自的市赏份额,至于拼得你死我活,最后林丹汗西迁,三十六家“曲线报明”么?

  问题显然不在林丹汗身上。
  显然也不在三十六家身上。
  后金有这么做的动机,但他们掌握不了明王朝的“市赏”份额,心有余,力不足。
  那就只剩下这么一家——明王朝那边的辽饷利益集团。

  辽饷利益集团是怎么做到的?

  之前一直想不通,一度怀疑和小说家吴老狼那本《回到大明当才子》里的手段差不多,通过有限的货物挑拨林丹汗和哈喇慎各部火并。现在看来,是组织通过晋商遥控黄教的喇叭们在蒙古高原上兴风作浪。

  王之臣作为一个局外人,他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崇祯元年七月十日(己巳)
  ……
  蓟门、辽东各有虎款赏,其宣府张家口乃虎贸易之地,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
  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
  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
  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连年缮甲厉兵,先加兵于哈喇慎,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势,攻白言(也有译作巴颜、伯颜或宝音)、卜石兔而走之。

  所以,不要说林丹汗根本抓不到把柄,甚至他压根想不到商路派才是幕后的黑手,一门心思和蒙古高原上多如牛毛的“汗”、“台吉”较劲呢。

  所以“相(象)犬一样”的林丹汗把怒火都发泄到三十六家头上。蒙古人内讧,三十六家联合后金抵抗林丹汗,后金的压力就大大减轻。

  在翻了一通和蒙古各部族有关的史料后,老六发现,以往我们对蒙古各部族剧烈内讧的前因后果分析得太少,坑死蒙古人计划和杀毛文龙计划一样,都是引后金进二环的关键步骤。

  东江镇……
  蒙古各部族……
  Carlsas007补了句:
  还剩下一个潮癣!

  007这么一提醒,老六突然反应过来:确实,对潮癣肯定也用了什么手段,如果说,对蒙古各部族剧烈内讧的前因后果是分析得太少,那么,对潮癣方面才是真正的空白。

  会不会是断毛文龙粮饷,迫使毛文龙和潮癣当地势力矛盾激化?
  要知道,丁卯之战,毛文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给后金带路的,正是潮癣人。

  难怪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势力要搞移镇,就是要使劲折腾毛文龙。

  潮癣北部多山,耕地本来就不多,前后涌进百多万辽民,辽民和当地潮癣各方势力肯定要磕磕碰碰,彼此矛盾不断,从天启六年开始,东江镇多次被组织切断粮食供应。

  天启四年,野猪皮杀“无粮人”,天启五年十月,也就是孙承宗偷袭耀州被辽饷利益集团搅黄后一个多月,为解决内部隐患,野猪皮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的涂杀。汉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就算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抵抗,好歹也知道逃亡,结果就是大量汉民逃亡到东江镇,从天启四年开始就没停过。

  这时候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是要死人的。

  但是,辽饷党做这种断子绝孙的干活,其目的,决不仅仅是饿死那些逃亡到东江镇的辽东汉民。

  看一下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后的连锁反应:

  首先,辽民被饿死无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了毛文龙的控诉:
  ……至六年分,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直至科院两使臣详阅复命,方得催粮出海,而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本年收过京登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有余,津登杂粮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有余,给济死剩南北官兵十三万二千八百余员名。臣时痛怜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忧心如焚矣……

  “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
  “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残忍、血腥、歹毒。

  一群人,到了濒临饿死的绝境,会发生什么事?
  明末农民战争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大头目有这些,早期的还有王嘉胤、紫金梁、不沾泥、点灯子……小头目更多如牛毛,什么过天星、混十万、整十万、扫地王、张妙手……印象里头好象还有个叫“丫头子”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群群饥民,“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在中原大地辗转求生,最后一个不小心,一个叫李自成的下岗驿卒带了十来万“奋臂螳螂”到北京城讨薪,一个不小心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找了棵歪脖子树把自己挂了上去。

  辽东汉民虽说没象高迎祥、李自成他们那样把天捅出一个大窟窿,但和当地潮癣人的摩擦,那是不会少的。
  这是辽饷党想要的。

  当地潮癣人和辽东汉民关系恶化,激烈摩擦,潮癣官僚体系里的亲后金朝奸势力必定会非常活跃,丁卯之战,给后金带路的,正是一群朝奸。
  这也是辽饷党想要的。

  潮癣人和辽东汉民矛盾加重,他们就算不投靠后金当朝奸,对毛文龙、东江镇也不会再有什么好感。
  这同样也是辽饷党想要的。

  毛文龙被杀后,《仁祖大王实录》有这么一段记载:
  备局启曰:
  毛将被诛,事机大变,宁远所送将官,不久当到云。若一反毛将所为,尽撤诸岛屯兵移镇他所,则诚幸矣。不然,而留兵欲为联络控制之计,则本国受弊之患,犹未艾也。且袁帅办得大举措之后,必欲知我国物情。今于使臣过宁远时,使之详细呈文,且陈“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之意,则彼必乐闻,而因可为我国陈弊之张本。令承文院更为撰出,盛陈彼之功业,以为前头结欢之地。
  上允之。

  “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这段话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被袁粉引用,贴得到处都是,用来证明毛文龙怎么怎么坏。

  没错,东江镇和潮癣当地势力的关系实在不怎样,只不过,联系一下前因后果,就会明白东江镇和潮癣的关系是怎样恶化的。辽饷利益集团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东江镇,潮癣的日子,同样不会好过。

  明王朝这边还有人倒打一耙,说辽人有“曰本之心”,存心把人望死里逼。

  思路一出来,具体操作在本吧道友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浮出水面:
  Carlsas007接着提出:
  丁卯,明朝这边一兵不发,李如松看到不得吐血,当年抗日援朝的很多人还活着呢。

  其实,不止丁卯,天启六年就开始了,故意断粮,让辽民和潮癣争夺生存空间。

  Carlsas007感叹曰:
  瓦解抗金联盟啊,太贱了,这么说天启六年组织就在谋划着引后金进二环了?

  老六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移镇、改抚赏为马价,全是天启六年开始的。真正部署周密,环环相扣,有些部署,一件事能起到多重作用,比如移镇断粮饷,既削弱东江镇,又迫使辽民和潮癣人矛盾激化。

  所以,现在看来,还真不能怪潮癣、蒙古人不给力,在明末,人家没对不起明王朝。

  关于这点,Carlsas007的看法是:人家也懂,明朝是他们的靠山,明朝在对他们只有好处。泰山四维之势。

  接着,Carlsas007把王之臣天启六年袁崇焕议和之后给天启上的奏疏给翻了出来:
  ……
  一绝和议以杜衅端。
  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欲屈服潮癣而潮癣不受。彼盖以天朝之大有泰山四维之势,可恃以无恐耳。
  我若顿忘国贼,与之议和,彼必离心,是敺鱼爵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
  臣款款之愚,必不敢强同一时,终贻后悔,惟度我力,能战则战,不能则守,观变待时,虏自瓦解,何必曲为之和以酿无穷之衅乎?
  又见抚臣袁崇焕回奏,遣使东虏,叙将命反命事,与各官报臣,绝不相同。至喇嘛东去,臣绝不知,知而止之,则行已远矣。
  臣曾不可其事而抚臣称会同具疏,反覆至此,臣不敢自欺并备陈以俟天鉴。
  ……

  然后,Carlsas007说:王之臣这个奏疏被组织扔垃圾桶里去了,天启也没有重视,天启六年十二月,这时候停止议和还来得及。

  只不过在当时,蒙古、潮癣、东江不完蛋,恶劣后果没显现出来,可能天启和大明官僚们都认为他们的作用是理所当然,只有等到他们先后完蛋了,人们才会切身感受到没有他们天都得塌下来,这时候大家才会想起王之臣当年的一片苦心。

  当然,这个“人们”肯定不包括袁崇焕和他背后的组织,坑蒙古人、潮癣、东江镇的计划,就是他们制订的,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一清二楚,他们就是要坑死蒙古、东江镇、潮癣,削弱乃至摧毁反后金联盟,实现他们的养寇自肥计划,让后金缓过一口气。

  袁崇焕的具体操作:
  “抚臣称会同具疏”
  袁崇焕假传上级命令早有前科
  最终假传最高命令,皇帝圣旨

  除了王之臣,其他人全被拖下水——包括天启和魏忠贤,以后出了事,就赖给一万九千岁。
  王之臣拒绝被袁崇焕戴表,就成了自绝于人民。

  Carlsas007:其他人政治嗅觉不灵敏,被袁嘟嘟拉下水了还不知道,和为旁着,假议和真(对明朝)用间真是个锦囊妙计,皇帝发现被骗了也是哑巴吃黄连,和为旁着你自己下旨批准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想耍赖?一开始我以为和为旁着,假议和真用间,其实是假用间真议和,后来发现我太小看袁崇焕了,这是假议和真对明朝用间!

  组织借天启之手铲除妨碍议和的王之臣,如此一来,反对议和的袁可立等人就显得非常刺眼。

  Carlsas007:王之臣上面这个反对议和奏疏上了的第二个月,御史一份奏疏,他就从辽东被赶走了,搞倒王之臣就这么容易?

  一万九千岁利令智昏,还想着议和能实现平辽,所以嫌王之臣等人碍事,直接搬开——经办这事的,正是王永光,此时他已经是吏部尚书。

  Carlsas007:而且理由非常恰当,因为王之臣对蒙古比较熟,所以去搞蒙古去。阎鸣泰跟袁崇焕是莫逆之交,所以阎鸣泰去坐王之臣的位置,看似平级调动,实际上王之臣被调离关键岗位。莫逆之交更加应该回避才对,官员不能有私交,有的应该公事上无交集。

  然后,阎鸣泰和袁崇焕一起给魏忠贤修生祠塑冕旒金像,合伙把魏忠贤拖下水。

  Carlsas007:私下有交情的公事不能有交集,公事有交集的私下不能有交情,这才是符合逻辑的,让莫逆之交搭档辽东,不互相包庇才怪,明朝法律也有规定回避原则的,这时候居然公然违背回避原则。
  第一步,让王之臣和袁崇焕分别管关内关外,这样袁崇焕50%脱离王之臣控制;
  第二步,让王之臣阎鸣泰互换,这样袁崇焕90%脱离王之臣限制,逐渐登上辽东一把手的位置。
  天启六年正月还是宁前道,天启七年正月飞到辽东一把手,一年时间从一所长飞到分厂厂长。

  Carlsas007:天启年间的赶走是平级调动,至少外人看来,平级调动,在组织看来,把王之臣弄到干涉不到的地方就行。都是文明人,不是非得动刀子的。天启一开始痴心妄想,在做议和的白日梦呢。后来宁锦之战爆发,才如梦初醒,这时候再把王之臣调回来,想亡羊补牢。
  王在晋天启二年从辽东经略变成南京兵部尚书,品级上也是平级调动,都是正二品。

  就这样,袁崇焕当上辽东巡抚。

  然后,两件事马上提上议事日程,一是“移镇”折腾东江镇,不仅造成投奔东江镇“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辽东汉民被大量饿死,而且造成东江镇和潮癣关系恶化。

  二是改“抚赏”为“马价”,压缩和蒙古各部族的市赏份额,故意加剧蒙古各部族之间的抢夺、仇杀,最后林丹汗“西迁”抢夺卜失兔的“市赏”份额,三十六家在被林丹汗“先处里,后处外”之后“曲线报明”。

  于是,林丹汗、哈喇慎三十六家、东江镇、潮癣各方,统统被算计进去,各自倒了大霉。

  以上,就是林丹汗、哈喇慎三十六家、东江镇、潮癣各方被算计进去的先后经过。

  可以说,古今中外就没法找出相似的诈骗案例。诸多诈骗设计得丝丝入扣,令人眼花缭乱,这绝不是袁崇焕一个人能设计得出来的,这时,有一群人就特别可疑——厂卫。

  这群人专门做特务的干活,既对付各级官僚,也对付各种江湖人物,无论是官场手段,还是江湖诈骗,这些人接触的案例最多,他们手头就有无数相关档案,设计各种诈骗手段那才是最专业的。所以,严重怀疑,袁崇焕玩出来的诸多诈骗手段,根本就是厂卫手笔。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为皇权设计防火墙,防止皇帝上当受骗的厂卫体系,不仅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相反,他们还起了反作用,帮助辽饷利益集团设计骗局对皇帝进行无数次诈骗。

  想一想,设计杀毒软件、防火墙的的电脑公司,自己设计制造病毒,会在网络上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现代并不是没有,许多设计杀毒软件的电脑公司,本身就是各种病毒的制造者,他们自己设计病毒,然后再把自己设计的软件卖出去杀毒。

  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就是这些“反病毒软件”的祖师爷。

  官僚无耻,士绅无耻,商人无耻,神棍无耻,官僚、士绅和商人甚至还有神棍勾结起来,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绝望的无耻。



7.市米资盗(四)倒爷

  现在,回到袁崇焕解释卖米的奏疏上来。

  接下来,袁崇焕说:
  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

  看清楚了,“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
  这个“东”是什么的干活?明朝的文档里历来都骂后金是“东虏”或“建奴”,而蒙古各部族,包括林丹汗和哈刺慎各部则从来都被骂作“西虏”或“西达子”,即便是袁崇焕自己,也在天启年给皇帝的奏疏上称炒花部为“西达子”。

  现在,袁崇焕的奏疏上出现了这么一句“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正常情况下,这个“东”是指我犬清,光这一句,就足以说明索诺木杜棱跟一起来的一帮蒙古人根本就是一群倒爷,把袁崇焕卖给他们的物资倒卖给后金,然后“藉其利而糊口”。

  如果这些倒爷偷偷这么干,袁崇焕完全可以推说他不知道。可这帮西达子忒不是东西,袁崇焕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宣布“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索诺木杜棱这帮人只要心领神会,顺着袁崇焕的意思做出保证,袁崇焕难道还真会揪住他们倒卖物资的小辫子不放?偏偏这帮西达子就不打自招,公开承认他们就是要把物资倒卖给后金赚取差额来糊口。

  这一下,袁崇焕就很难办了,他不能抵赖说他不知道索诺木杜棱这帮西达子把物资倒卖给后金,这时候袁崇焕要是继续高台堡市米,就明显是在通后金了。

  所以,袁粉只好在这个“东”字上玩文字游戏,他们说,这个“东”,不是后金,而是居住在束不的部东边的其他蒙古各部族。

  这就见鬼了,首先,袁崇焕的这份奏疏,一口一个“夷”如何如何,“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之后说“臣是招之来”,然后后面又是“各夷共谓”,这显然不是只有束不的部,而是哈刺慎各部。

  事实上,束不的只不过是后来被发现了。

  既然,袁崇焕是在卖米给所有的哈刺慎各部,那么,“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里头这个“东”,只能指后金。

  如果“各夷共谓”里所谓的“各夷”只是哈刺慎各部的一部分,蒙古各部族,即便和后金结盟打林丹汗,但好歹没和明王朝撕破脸皮,他们和束不的部一样,闹饥荒的时候同样可以向明王朝申请救助,偏偏他们不亲自来,而是让索诺木杜棱当倒爷,把高台堡的物资倒卖给他们?!

  如果袁粉说的是真的,那个“东”,是“居住在束不的部东边的其他蒙古各部族”,那就意味着索诺木杜棱是二贩子,他倒是遵照袁崇焕的要求“无与奴通”了,可那些“居住在束不的部东边的其他蒙古各部族”压根没做出这个保证,束不的部“市卖一二布匹于东”后,这些“东”可以充当三贩子把各种物资倒卖给后金,这些,袁崇焕就管不到了——或者说袁崇焕根本就是故意的。

  一通狡辩之后,袁崇焕说:
  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

  瞧瞧,这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啊!断他们的粮食既然不能让他们绝种,那就没必要让他们心生不满,跑去投降后金——所以,明知他们向后金倒卖粮食物资,也要向他们卖米。

  只不过,林丹汗同样混得很惨,也是“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怎么没见袁崇焕发慈悲援助一下?

  卖粮这事,是袁崇焕先造成既成事实,实际上二月二十四日索诺木杜棱一帮蒙古部族首领就已经送上“夷票一纸”,然后袁崇焕就开始卖米。并且,根本没打算告诉崇祯。

  崇祯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是通过“传言”知道的,并且这“传言”的内容还非常的不靠谱: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潮癣矣。抵南台堡,知哈喇慎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

  对这份史料,袁粉是火力全开口诛笔伐:
  仔细看该“情报”内容,荒谬不堪!
  ——“建州兵”哪来十五万?一会“攻宁远”,一会“往潮癣”,大方向都能搞错?
  而且连哈喇慎与察哈尔敌对关系都没搞清楚,大战都打了好几场,竟然说速不的为察哈尔“买妇女”、“阳仇插汉,其实昵之”。
  象这种通过市井传言打听来的“情报”,有几分可信?
  再作一下计算:当时后金二十几万人口,需要多少粮食?
  这么大规模的粮食采购、运输能瞒过人吗?囤粮何处?如何转运?
  该“情报”说束不的“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
  这么大的事情“二千人”就能悄悄地办了,明方竟然只听到“传言”,找不到实证?
  最后看“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
  这才是建言者的真实目的,想杀前来互市的蒙古人“立功”,挑起战争则不在考虑。
  人家傅介子斩楼兰王是扶持楼兰的亲汉势力搞宫廷政变——斩了过后能控制局势。
  他杀蒙古平民起什么作用?
  补充:《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这段记载源出自陈仁锡《与宁远武进士门生王振远陈国威料束虏必引奴入犯谋以扈送前屯兵夜擒之高台堡纪事》:“三月至高台堡,行道纷纷,有谓插酋将所劫女妇,令束酋卖与此中,将官价止八金者;有谓四方稇载粮米出售,来酋转而转之奴者”。
  看清楚!陈仁锡的情报来源于“行道纷纷”,也就是道听途说。——国家重大战略怎能因市井传言轻易改变?!

  没错,袁粉说得一点都没错,陈仁锡的情报就是来源于道听途说,也确实是漏洞百出,问题是,崇祯连个稍微靠谱点的情报来源都没有,还得通过道听途说才知道袁崇焕在高台堡卖米,这是个什么性质?

  崇祯那边是等崇祯知道这事,已经是三月份的事了,然后袁崇焕才打个报告上去。
  对袁崇焕的这份奏疏,崇祯批示是: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本来,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势力打着“拉拢哈刺慎各部”的旗号卖粮食,却故意把林丹汗排除在“拉拢名单”之外。如此一来,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根本不可能起到牵制后金的作用,所谓的“拉拢哈刺慎各部”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崇祯如果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严令袁崇焕赶紧抚赏察哈尔,让林丹汗赶快恢复元气,也只有林丹汗恢复元气了,才能在长城以北拖住后金,嗯,还得赶紧给东江镇提供粮食。只有这样,在黄台吉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时,东江镇才有可能攻打后金老窝,林丹汗才会出兵断黄台吉的后路。

  可惜,此刻的东江镇,已经被断粮,袁崇焕已经将谋杀毛文龙的计划制订得差不多了,而大同那边,张宗衡正在叫嚣“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崇祯被辽饷党带进沟里去了,自然不会去帮林丹汗、毛文龙摆脱困境,他只是叫停袁崇焕,下令“计口量许换米”。

  这下好了,崇祯下令“计口量许换米”,袁粉就可以把哈刺慎各部倒向后金的责任理直气壮地赖给崇祯了。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至于袁崇焕到底卖了多少粮食——史料里根本没有详细记载。

  只有一个叫谈迁的,在他的《枣林杂俎》说:“边储始竭”。全文是:
  己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款索逋赏,且佯输彼情,约杀岛帅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服熟夷也,边储始竭。

  对此,袁粉不认帐,他们说“粜米于高台堡,不论是兵部行稿还是兵部塘报,都是指出时间是崇祯元年底到二年初,断然不会是在四月方开始开粜。”

  只不过,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的日期,是崇祯二年三月,无论怎么看都不象崇祯元年底,而谈迁所说的“边储始竭”那一段,到底是说袁崇焕从四月开始卖米,还是说袁崇焕卖米,到四月“边储始竭”,可就不好说了。

  关键是,哈刺慎各部自己都承认倒卖物资,就算只是倒卖给其他蒙古部族,那些没有向袁崇焕做出保证的蒙古人将物资倒卖给后金,袁崇焕根本没有防范措施。

  所以,袁崇焕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卖米,崇祯说他“以市米则资盗”,根本没有冤枉他。

  只不过,袁崇焕和他背后的组织对蒙古人做的事,比“以市米则资盗”,恶劣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惜这些事崇祯是真的不知道。

  此时充当狗头军师的辽饷党商路派周延儒则肯定知道袁崇焕的全部计划,但是,周延儒就是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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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8楼
8.汗之心,我之心(一)

  崇祯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
  臣去岁莅任时,兵无统纪而饷缘之不清,且有縳镇杀抚之事,如乱絮纷丝。
  臣从头收拾,赖镇臣赵率教、祖大寿、恊臣何可纲同心合力,定关宁营伍,不数月而告竣,于是而登莱,而天津,亦清楚矣。
  最梗乎者,东江旋亦正法,定其兵饷,与蓟镇新兵亦减而定之额矣。
  实用之于辽者,合四镇官兵共计一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二员名,马八万一千六百零三匹,
  每岁本色米八十万二千九百四十五石四斗、
  料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八百三石二斗、
  折色廪饷草干船租银三百五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七两九钱。
  此外尚有班军塩菜及蓟兵行粮,非常给者,贮十万待支,不在额内。
  臣未任之先,通支本折色共银六百余万,
  今额定正应支本折色四百八十余万,减去新饷银一百二十余万矣。
  帝俞其言,优诏荅之。

  袁崇焕自崇祯元年八月上任起,到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杀毛文龙止,这段时间,先是在辽西那边建立自己的班子,或者说是组织在辽西重新建立自己的班子,在关外和关内各设一个总兵,总兵赵率教驻山海关,管关内,总兵祖大寿驻锦州,管关外。
  祖大寿不在宁远镇守,所以袁崇焕让自己的中军何可纲驻守宁远。

  本来,袁崇焕关系最好的,是赵率教,袁崇焕被辞职之前,是和赵率教抱团,和王之臣满桂集团闹矛盾。现在,王之臣和满桂先后滚蛋了,袁崇焕在辽西建立起来的班子里,最重要的关外总兵,居然不是赵率教,而是祖大寿?!

  本来,无论袁崇焕,还是赵率教,都是辽饷利益集团的老资格成员了,此刻组织却将他们分开,这就意味着袁崇焕虽说获得了崇祯的无条件信任,但在辽饷利益集团里,他不仅做不到只手遮天,正相反,组织对他有很深的防范。

  对此,袁崇焕是屁都不敢放一个,而且还要捏着鼻子给祖大寿请功:“出塞血战,斩级一百一十八级,辽人复辽,此其首选矣”。

  更要命的是,袁崇焕的亲信赵率教在山海关,袁崇焕自己却在关外,在宁远城坐镇。这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对,但如果从组织的角度去考虑——袁崇焕不仅自己身在组织的控制之下,连他自己的老娘、小老婆、女儿,嗯,还得加上后来小老婆肚子里的袁承志,哦不,袁佳文弼,实际上都在组织的掌控之下。

  这就意味着,组织叫袁崇焕往东,袁崇焕不敢往西,叫袁崇焕打狗,袁崇焕不敢撵鸡。

  辽饷利益集团为什么要如此防范袁崇焕?只能解释为组织要袁崇焕去做的事情当中,有些事情非常危险,袁崇焕不一定愿意做,所以,在利诱之外,还要威逼,逼得走投无路的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至于袁崇焕推荐的这位中军何可纲,袁崇焕说他“仁义、韬钤并优”,偏偏就是这个何可纲,在袁崇焕要去谋杀毛文龙的时候,何可纲说:“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崇祯遗录》)。

  这话看起来,是劝袁崇焕别去杀毛文龙,字缝里的意思却是:摊上杀毛文龙这种任务,是你袁崇焕的不幸,也就是算你倒霉,你认命吧,你的家人,我会好好帮你照顾,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

  嗯,对了,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白,那就是你袁崇焕要是敢不去,会发生比死更可怕的事。到时候你也别怪我,都是组织的人,我也身不由己。

  最后的结果,是袁崇焕带着徐敷奏一帮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杀了毛文龙,而这个何可纲——没去。

  组织交代下来的任务,袁崇焕带着徐敷奏一帮人去执行,何可纲却不用去。换句话说,袁崇焕去执行危险任务,何可纲负责镇守宁远看住袁崇焕的家人。这就意味着,在组织里头,何可纲的地位,比袁崇焕还高。

  辽西的新班子,架子搭起来后,崇祯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袁崇焕上疏要求“今自总兵而下恊镇参游守备共五十缺,乞敕下兵部议覆,永着为令。因请更补将领祖大寿等五十员”,这一通人事调动,崇祯二话不说,立刻答应,“所补用将领皆从之”。

  崇祯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升袁崇焕一级,赏银四十两、大红蟒衣一袭、纻丝二表里,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给与应得诰命。
  郭广、王楫各升一级,赏银十二两。
  祖大寿加一级,荫一子本卫正千户,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给与应得诰命。
  何可纲升署都督同知,
  刘思升署都督佥事,
  金国奇、张弘谟各升副总兵,
  孙继武、刘应选、曹恭诚、黄龙、谢尚政、贾得胜、汪子凈各升参将,
  刘天禄、祖可法、陈唯、韩大勋、罗景荣、孟道、祖大乐、王惟政、孙宁远、裴国珍、张存仁、赵凤鸣、杨邦泽各升游击,
  祖泽润、祖泽洪、桑昂儿介、刘应国、何奉国、吴襄各升都司佥书,
  以上各赏银十二两。
  邓长春、杨汝梅、李正英、刁儿计、那本气、他卜能、刘毓英、佟守道、祖邦林、江守礼、哈灰、赵力势、超兔、祖可观、刘良臣、胡弘先、祖克勇、李云、丁可信、于奈代各升守备。
  李勋授千总,
  冯京、祖邦武、李士元各授把总。
  王廷栋咨吏部优选。以上各赏银八两。
  尤世威赏银二十两。
  张斌良、杜弘芳、郑一奉、曹文诏各赏银十二两。
  魏守祖、陈志尹、罗思锦、祖耀、祖世魁、金应龙、许定国、孙得贵、丘可良、赵文德、王国、金良臣各赏银六两,以上各升服俸一级。
  尚登第、刘祥凤、周良缵、陈维谦、查应钱、黄珂各准实授。
  镇抚熊明遇、王会图等五员前次既未叙及,不必概叙。以边功也。

  列举这份名单,倒不是说被提拔的全是组织的人。事实上这些人大部分老六不知道来历,只知道桑昂儿介、刁儿计、那本气、他卜能、哈灰、超兔几个象是蒙古人的名字。

  但是这份名单里,升赏人员总计也就八十出头,其中姓祖的,就有12个。

  也正是这一系列人事上的变动,使得辽西军真正脱离了明王朝的控制,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抓后,祖大寿、何可纲拉起关宁“铁骑”就走,崇祯楞是拿他们一点招都没有。

  进行人事调整的同时,袁崇焕时不时地申请要钱、申请经费“买马”。
  崇祯没钱,袁崇焕便把“抚赏”林丹汗的银子给挪用了。

  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辽饷利益集团的商路派就已经在开始布局了:
  崇祯元年十月二日
  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阁臣求允发。
  帝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请汰兵减饷,今何仍之乎?
  兵部尚书王在晋曰:减汰当来岁。
  阁臣请发二十万金。
  礼部侍郎周延儒曰:关门昔防边,今且防兵。前宁远哗,即饷之;今锦州效尤,又饷之。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
  延儒又曰:臣非阻发帑,当求经久之策。
  帝称善,又责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对商榷,徒具文耳。
  诸臣俱愧谢。

  在这一出里,周延儒拉开了“求经久之策”的序幕。

  崇祯要“求经久之策”,袁崇焕作为辽饷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大肆调整辽西、蓟镇、天津、东江等地军队军队的额饷。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只不过,基本上就是在做假帐,所谓的兵额减少了,骑兵的编制却扩大了,“省”下来的钱,以“马价”为名从“抚赏”里头支取,重新拿回去,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假帐做下来,帐面上的辽饷,硬是被袁崇焕做成每年480万两。只不过,假的就是假的,毕自严在《度支奏议》里坚决不答应。这些事之前老六在“空月马乾”系列里分析过,这里不多说了。反正在这一轮“求经久之策”的风暴中,毛文龙被折腾得最惨。

  人事调整差不多了,军队的编制也定下来了,并且以“七阅月精神”杀了毛文龙,嗯,还借口“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哭着喊着向蒙古哈剌慎部族卖米,却偏偏挪用抚赏林丹汗的插赏,让坚决不和后金妥协的林丹汗继续被经济制裁,牲畜大量倒毙,部众大量逃亡、饿死。

  现在,对于辽饷利益集团来说,从天启七年宁锦“大捷”结束后开始的危险局势终于彻底扭转了。

  主战派王之臣、满桂调走,毕自肃在“兵变”后被自杀,林丹汗被经济制裁,混得和东江镇差不多惨,毛文龙被谋杀,东江镇被卡着点再次断粮,哈剌慎各部团结后金攻打林丹汗,蓟镇兵力被削弱,蓟镇长城瞭望台台兵被裁撤……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好象少了点什么……

  对了,款为旁着,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漏了。




8.汗之心,我之心(二)

  以下是《崇祯长编》里记录的,崇祯登基到己巳之变爆发之间后金要求议和的书信:

  天启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甲辰)
  大清遗书。辽镇督抚搃兵官满桂以闻。

  崇祯元年正月十七日(己卯)
  大清复移书。宁远搃兵祖大寿、总兵满桂上闻。

  崇祯元年四月十一日(壬寅)
  大清兵千余骑至大凌河贻书议和。不报。

  崇祯元年五月十一日(辛未)
  大清贻书辽东抚镇,云自敖汉乃蛮归来我,差喇嘛去讲,敖汉乃蛮亦差人去劝讲,而南朝不讲和,是愿刀兵也。
  刀兵有何益乎?前者辽东广宁受祸已不浅矣,今尔毕满朱等就如前官一样,不知兵道之难,以民之脂膏为土苴,以三军之命脉为蝼蚁,膜不关心。
  尔既愿刀兵,我四月二十边兵前去,尔可出来迎敌,不可似避鹞之雀、畏鹰之鸡,藏头不出也。素门察哈喇屡说与南朝助兵,今乃畏我弃其本地西遁,其国议那颜已归我,无不道其心事。南朝东西受敌,天下翘足而待也。
  辽抚毕自肃以闻。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壬午)
  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

  崇祯二年四月丙戌朔(一日)
  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平辽总兵毛文龙以闻。

  崇祯二年闰四月六日(辛酉)
  总兵毛文龙报称长山岛逃回胡四等称:
  大清皇帝言屡次有与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兄弟七人收回岛去,爱塔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及盔甲器械,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等语。

  都在这里了。

  满桂、祖大寿、毕自肃、毛文龙都将后金送来的书信上报。尤其是毛文龙,将后金议和使臣阔科、马秀才等四人送交皇帝。

  惟独袁崇焕,没有将后金送来的书信上报。

  那么,今天的人们,是从啥地方知道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的具体内容呢?

  是从《满文老档》里知道的。

  翻开《满文老档》,里头记载得还非常详细,认真,袁崇焕来信,黄台吉回信,什么时间收到,信里什么内容,说得非常清楚。

  为此,袁粉专门将袁崇焕第二次主持辽东时与黄台吉议和的所有书信做了整理,老六核对后复制过来:

  第一次:
  明遣白喇嘛乃官员来吊先汗之丧,并贺新君即位。乃阅其来书,内有吊丧者为谁,议和者为谁等语,是以停止遣使,但令前所获之哨卒殷骑同来人往询,言今欲来行礼,则遣使可也。
  天聪三年正月十三日
  遣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因书中用印驳回。其书内称曰:金国汗致书袁大人。初遣方吉纳往来议和。
  因我征朝鲜,尔责何故征朝鲜,遂罢议和,乃尔兴兵前来。我闻之,发兵往迎。使臣往来,因此断绝。
  我曾思尔等乃大国之人,聪明贤慧,通晓古今章典矣。我征朝鲜,与尔何干?非欲夺其地而无端征讨也。
  朝鲜与我两国本无仇隙。於己亥年,遣兵往收我东属各部,朝鲜无故邀击,一也。
  己未年,朝鲜出兵,扰害我瓦尔喀什路,二也。
  其后,屡纳我辽东逃人,三也。
  朝鲜侵我三次,我仅报一次,何谓不可?
  我且不言,大人思之亦明矣!今我两国,仍践前盟即誓告天地,和睦相处。凡有毁盟,其毁盟者,而天岂不知耶?
  自古以来,各国相善则敬之,相恶则报之,此皆自然之理,大人之所知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何以朝鲜之故,误我两国修好之事。故於去岁正月,遣殷骑赍书还,竟无报书。今闻大人复来,欲遣人问安,只以使臣往来既断,未遣我人往。故遣尔处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切盼大人复言。

  这一次黄台吉主要向袁崇焕解释了为何进攻朝鲜。

  不久黄台吉还写一封给明朝朝廷的信寻求议和:
  (天聪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遣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云: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执政诸大臣。我之兴兵,非藉相好之际,欲夺他人之地也。乃因辽东之臣,偏助叶赫,来侵我等,迫不得已,告天征之。
  若不被迫,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此皆不言而喻也。
  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畀我。若非天与,辽东广宁诸坚固之城,及数万之兵守之即以我少数之兵士,何能克之?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
  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意思是之前打仗,是你们明朝不对,我打赢了,现在天希望我和你们休战和谈,我也愿意和平,所以诚心派遣使者,如何议和,听你们怎么说。

  崇祯二年四月,袁崇焕回了黄台吉的第一封信:

  闰四月初二日,杜明仲同我所遣郑信、任大良赍书至,书曰:
  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於汗陛下:
  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罹锋镝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之。
  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於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证据,倘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中国之法例如此,请汗母以为奇。

  意思是黄台吉你和谈的诚意我知道了,但是和谈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的,自从我们崇祯大帝嗣位,贤明果断,严於边务,除非你的和谈方案十分详实,否则我是不会奏报皇帝的。如果你真想怜恤众生,停战议和,就把你的议和方案报来,我很乐意转奏。

  崇祯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黄台吉又回书一封:

  闰四月二十五日,先是,杜明仲致书来,至是,遣我喇嘛复杜明仲书曰:
  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大人复书;言讲和之道,由我思索。
  我思之,昔和好时,边内竟系汉人,边外境系诸申,虽不杂居,然接壤而居,故越界犯罪,渐有蔓延,致起衅端。我等今若修好,宜令民远离边界。民间父子兄弟,散居各地,仍照前接壤以居,恐奸细逃人盗贼往来,破壤和好之道。
  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於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监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
  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
  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於至诚。尔等亦直诚言之。我等双方毋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黄台吉说:你要方案我就提方案,以前因为汉人和女真人有接壤,所以经常产生矛盾,现在和谈后我们规定明朝以大凌河为边界,后金以三岔河为边界,中间留出空地,大家互不接壤,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了。然后明朝刻个汗印给我承认我的地位,以后给多少钱财维持和平你们自己商量,不要象对待林丹汗那样对待我(此刻的林丹汗,插赏被停,混得非常惨,黄台吉看在眼里,心里有数)。我真心议和你不要骗我。

  崇祯二年六月二十日,因为上一次送信的喇叭一直没有回来,于是黄台吉又派人送了一封信表示疑惑:

  六月二十日
  出使喇嘛,久未见还。复遣图鲁什赍书往边界,付哨卒转致。
  书曰: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我思之,干戈之兴,亦出於天,然天亦爱抚众生。
  总之,干戈何美,而太平何恶。欲罢干戈,而享太平,我先两次遣郑信等往。后见大人遣杜明仲复书,我以为尔诚心修好,故遣白喇嘛往。
  遣时曾与喇嘛云:“尔若议和日久,先遣一人来报信”等语。
  约期已过,恐听旁人谗言而误之矣。故致此书。若於七月初五日前,不见我方这人来信,谅必被执也。

  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黄台吉见还没有回信,于是又送了一封信去:
  二十七日,遣图鲁什所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书曰:
  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因喇嘛迟久未归之故,曾遣人致书一次。据逃人来告,尔之议和是假等语。
  此系逃人之言。由尔处逃来之人,肯言尔之善乎?由此逃去之人等肯言我之善乎?遂未信之。
  今获奸细卞子兴,讯问之,亦称和好是假,羁留喇嘛不遣等语。
  我思之,逃来之人故意诬告之事,岂奸细亦行诳诈耶?若信其言,此等小人,和与不和之大事,何得而知?若不信,则至此时,出使之人何无一信来报?恐其事已实,故遣此人持书往之。
  我本诚心欲和,是以致书往。人或可欺,天可欺乎?尔等本无诚意乎?不则听何谗言耶?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
  天意亦愿息兵而享太平,去奸伪而行忠信也。倘厌太平而愿兵戈以弃忠信而尚奸伪,则孰是孰非,唯天鉴之。

  意思是有传言说你和我议和都是假的,我都没有信(从袁崇焕那边跑到后金那里的逃人和间谍招供说和谈是假的),但是我派过去的使者迟迟没有音信,你要是不想和谈,抓了我的使者也没用,而且你的个人信用也得完蛋。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黄台吉已经被毛文龙骗怕了,派到袁崇焕那边的使者过期不回,他便以为又被扣押。可见毛文龙抓使者送给崇祯,是早就知道辽西那边和后金议和,故意扣押使者败坏明方声誉,将辽西那边和后金的议和彻底破坏掉,就算不能得逞,好歹恶心后金和辽西那帮卖囯贼一下。

  只可惜,这时候,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谋杀了。

  算下时间,闰四月黄台吉的使者到了辽西那边,到六月二十七日这段时间,袁崇焕的确很忙,其中一件事,就是出海去谋杀毛文龙。

  崇祯二年七月三日,袁崇焕终于回信了:
  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其明未遣使来,赍书两封。书曰:
  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汗致书遣喇嘛来,以追述前好。再者,书有仰赖皇天,和好相处一语,唯鬼神知之。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填基均在於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
  至礼遇往来之人,为尔国尊卑之故。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以名誉为念,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者,则尔自去察哈尔腥臊也。即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
  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展阅来书,知汗敬天好生之诚心,汗若如此,则求於天可也。唯天道无偏,曲直分明。与其求诸天,莫如先求於心。天道唯移也。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意思是,你要划定国界,那么我们这边很多人的祖坟都在你们那边这怎么行?这种方案我是不会上报的。你担心受到察哈尔部的待遇,如果你遵守规矩就不会受到这种待遇,至于要刻印的事,一时跟你说不清楚。
  使者来的时候我出海了,所以耽误了,没有其他的事你不要乱猜。

  崇祯二年七月初十,黄台吉回信:
  初十日,遣任大良持书往,以答喇嘛赍来之书。书曰:
  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观我使臣携来之书,谓辽东人之骨骸填墓皆在於彼等语。
  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乎?辽东地方,我凭力攻取之,非尔恩赐者也。
  昔我两国,并无嫌隙,和睦相处,尔据界内九州地方,尚不知足,夺我界外区之地。逾越洪武、永乐时所立旧界,沿边三十里外,设立石碑,以诸申之地,据为明有,战端遂起。天鉴是非,以辽东地方异我,我何敢还尔哉。
  且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於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得之。
  昔大辽为天子,金太zu系大辽之属国也。其后大辽天祚帝不道,金太zu系正直之人,因其大舞而欲杀之。上天鉴谴,以大辽所属辽东地方,赐与金国。金汗欲与大辽和,辽犹妄自尊大,称金为东怀国皇帝。而金自定大圣之名,时大辽因其兼先帝号,不从。遂败和好。复行征讨,天又以大辽帝业尽赐与金。天赐之地,大辽岂能复行乎?
  再者,金为天子,元太zu系金之属国也。元太zu一向虔诚朝贡,而金永吉帝不道。仅观其容色即欲杀之,兵端遂起。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於元。元太zu遣使议和乃为金羁留,以解庆城之围。俟修葺坚固,释使臣还,以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汗业赐於大元。天赐之地,金岂能复得乎?
  大元之脱欢铁木尔帝云,我为天下主,谁能奈我何。悖逆不道,天鉴其过,国中盗贼刀兵蜂起其政业为朱(明)太zu所取也。今若蒙古向索其失地,尔肯给还乎?
  所得之地,除小民之骨骸外,岂无汗及诸贝勒之填墓耶?彼等皆欲复得,安能如愿耶?我向以忠心相处,而万历帝不容,无故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於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遗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复书致谢。书曰: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虽不议和,然犹待我使臣并遣之还。持此致谢。

  意思是:你的意思是要我归还辽东土地?这里地盘是我打下来的,上天赐予我的,所以我是不会归还的。然后讲了一大通辽、金、元、明的历史,意思是明朝也是在干掉蒙元帝国的时候建立统治的,如果蒙古人向明朝要明朝夺取的土地,明朝也不会答应。所以你别想要我归还我占领的地方。你们看不起我,连议和的事也以不能奏给皇帝,大臣们不同意为由不肯上奏给朝廷,你欺人太甚,既然你不想和谈我也不会再强求了。最后还是感谢一下你把使者送回来了。

  崇祯二年七月十六日,袁崇焕回信:
  十六日,赵登科赍书至。书云:
  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遗来使赍复书二函还。今观赵登科复来之信,始知汗顺天造福之善心。所谓人言何足信,军机大事,外人何以得知者?
  唯汗扪心自问,乃以副天心耳!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两国兴衰均在於天,虚假何用?唯十载军旅,欲一旦罢之,虽奋力为之,亦非三四人所能胜任,及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者也。
  总之,在於汗之心矣。白喇嘛曾见我两次。请再思之。

  意思你不要听信传言,我没有骗你,和谈是大事,不是三言两语能了结的,总之你要相信我,再考虑一下议和的事。
  所谓的“汗之心,我之心”就出自袁崇焕这份议和书信里的“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
  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没有出格的地方。但是,考虑到之前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和后金的书信往来,就显得不么简单了。

  崇祯二年七月十八日,黄台吉又写了一封书信,这回不是写给袁崇焕,而是直接写给明廷:
  十八日,遣赵登科致书云:
  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诸臣: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据闻王兵部、孙道员愿争战而不愿和好等语。
  尔等洵属忧国之臣,如古之张良,陈平及诸葛亮、周瑜,文武双全,出而为将能御敌,其入而为拍能治民,则尔等之言为是也。
  不然,则兴兵致讨,军士被杀,人民被掠,尔等出而不战,袖手坐观。
  我欲修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将士军民之死伤,更出大言,战争不息,则兵并非易事也。
  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
  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

  在这封信里,黄台吉点名批评明方的主战派王兵部、孙道员,严厉谴责他们“不念将士军民之死伤,更出大言,战争不息”,这些粪青、爱囯贼、义和团破坏明金亲善、共存共荣的和平进程,你们必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上天会惩罚你们这些战争罪犯。

  之后,袁粉总结说:
  随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书信往来了。《满文老档》的记载也就直接从七月跳到了十月,十月后黄台吉率军到了蒙古,汇合蒙古诸部入侵明朝。
  双方和谈从正月持续到七月,其中皇太极给袁崇焕写了五封信,给明朝大臣们写了二封(老六注:《崇祯长编》均未记载)。
  袁崇焕回了三封。七月最后一封信中,黄台吉已经认定和谈没有指望于是开始实施绕道蒙古进攻明朝的计划,十月攻进长城。当然也有可能皇太极原本就没有打算和谈,他写这么多信也是为了麻痹对方为进攻做准备。
  不过我个人倾向于前者,皇太极是有和谈意图的(但是我可以肯定袁崇焕是没有和谈诚意的,一切都是为了拖时间为进攻做准备)。包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真正决定入主中原的是多尔衮。因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吸取了辽金元的教训,辽金元开国之初军队战斗力很强,入主中原以后军队战斗力马上衰弱,然后被另外一群从大山或草原来的游牧民灭了。所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打算都是占领一块地盘,远离中原避免被过度汉化,保持自己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又通过和谈狠狠的敲明朝一笔。

  现在,对比一下《崇祯长编》和《满文老档》关于双方议和书信往来的记载,《满文老档》里称,袁崇焕没有向皇帝上报议和进程的理由是“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於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辽东人西来,而其填基均在於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几封信都说黄台吉的议和方案不详实,或者不能接受,所以袁崇焕不会把议和的事上报皇帝。

  这洗地洗的。即便“款为旁着”是崇祯答应了袁崇焕的,和后金议和,之前在天启朝,袁崇焕都能告诉天启他在“用间”,到了崇祯朝,袁崇焕却说议和方案不详实、不能接受,所以不能上报皇帝?这不自打嘴巴么?更何况,就算你袁崇焕不上报皇帝,黄台吉有的是办法绕过袁崇焕直接向明廷直接递交议和书信。
  所以,到底是袁崇焕骗黄台吉,还是我犬清若干年后编理由帮袁崇焕洗地,可就不好说了。

  那好,之前翻《崇祯长编》,找不到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的书信往来记录,老六还怀疑是崇祯杀了袁崇焕后篡改历史,将和袁崇焕有关的档案资料销毁。

  现在连后金的《满文老档》都帮袁崇焕洗地说是因为袁崇焕不同意将黄台吉的议和书信上报,袁崇焕自己也没将自己写给后金的书信上报,这说明,明方没人销毁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的档案,明方所有史料里都没有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的记载,是袁崇焕自己的原因。

  那么,即便《满文老档》帮袁崇焕洗地,袁崇焕不上报议和内容的动机,依旧非常可疑。

  袁崇焕不将自己和后金议和书信上报皇帝,并且在议和期间谋杀毛文龙,那好,《明史纪事本末》里说,后金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祯实录》说“崇焕至双岛,矫制杀文龙”,《明季北略》里说后金得到毛死亡消息“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就是袁崇焕活该了。

  你想啊,《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实录》和《明季北略》的说法,虽说查无实据,却全是事出有因——你和后金议和,却不上报皇帝,而且议着议着,就出海跑去谋杀毛文龙,说你和后金勾结,为了满足后金的议和条件斩帅,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即便《满文老档》里记载的双方的书信来往里,根本没有“谋款斩帅”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信是死的,人是活的,双方不在往来书信里留下文字依据,却让双方使者通过口头传话来进行“谋款斩帅”的讨论和约定,很难么?也就几句话的事。

  那么,和毛文龙一样,分析袁崇焕在和黄台吉议和时到底讨论了什么内容,就不能仅仅根据《满文老档》里的说法了,还得看下,袁崇焕和后金在议和期间和议和后都做了些什么。

  袁崇焕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说辽饷利益集团做了些什么呢?

  一,削弱蓟(州)密(云)永(平)三协,这三协吃新饷的兵被袁崇焕从3.3万压缩到1.2万,后来另外增加六千人驻扎西协。更恶心的是,袁崇焕把长城瞭望台上的台兵给裁掉,故意把蓟镇的军队变成瞎子。

  崇祯三年五月十六日乙未
  吏科给事中祝世羙(同“美”)以敌兵出境,四城俱复,捷胜之后当急修乘时之策,因陈四事,曰:
  大安、龙井、洪山、罗文、鲇鱼诸口尽已拆坏,急宜募难民以图补葺,则修筑之中可寓赈济之意。
  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赏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预吾布置。
  昨闻茅元仪激変,岛中兵马散而归敌,东江既无牵制,则从海口窥天津,势所必至,宜令关宁将士分布海口,天津抚镇多练浙兵以备不虞。
  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人民残杀之后,地土抛荒甚多,如叛贼白飬粹、崔及第、李致和等皆彼中巨室,其地不下数十万顷,速宜募人屯种以为储饷之用,否则奸猾隐占,将士虗冒,将不可问矣。
  章下所司行之。

  “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老六刚发现这一句时,“掉哪妈”三个字脱口而出。

  二,从天启六年开始,抚赏改马价,这事和袁崇焕有关,期间袁崇焕离职一段时间,只负责部分责任。而在袁崇焕督师蓟辽后,就得负全部责任了,因为之后崇祯拨给林丹汗的每年八万两的插赏,被袁崇焕挪用。林丹汗分文未得,为此,黄台吉议和时还特地强调“勿待我如察哈尔汗”,结果是林丹汗“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混到和毛文龙差不多惨。
  三,在东江镇被登莱官僚刁难断饷的时候补刀,改饷道、禁海,导致东江镇“岛上白骨如莽”(袁崇焕自己说的),并且在谋杀毛文龙后,计划运十万石到东江镇,却只买了二三万石,实际运到的,只有几千石,卡着时间,让东江镇在崇祯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再次开始缺粮。

  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满文老档》帮袁崇焕解释了他不向崇祯报告议和内容的所谓“动机”,可袁崇焕到底在议和期间做了什么,却不是《满文老档》能抵赖得掉的。也正是袁崇焕的这一系列动作,为后金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打到北京城下这一原本不可能做到的计划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袁崇焕和黄台吉议和,你能相信袁崇焕做的这一切,不是他和黄台吉商量好的?

  也正是因为袁崇焕削弱蓟(州)密(云)永(平)三协、裁撤瞭望台的台兵、坑死林丹汗、谋杀毛文龙,更卡着己巳之变的点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饿死无数东江军民,所以《满文老档》里袁崇焕的那句“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才显得那么刺眼,让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本吧道友IU__ready有诗赞曰:
  命我守边关,与奴把酒欢。
  赐我尚方剑,边帅头来搬。
  予我米粮谷,奴寇口边餐。
  谁知天汗心?唯我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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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79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19 21:20 编辑

9.进京擒王(一)救火英雄周延儒

  印象里头,八十年代我党的刊物《支部生活》里有这么一副漫画,说是某个仓库管理员平常根本不注意仓库的安全管理条例,抽烟,乱丢烟头。
  然后仓库着火。
  然后这个仓库管理员挥舞著上衣奋勇救火。
  然后仓库烧成一片白地。
  然后这个仓库管理员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倒举著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大字
  ——“救火英雄”。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大清兵至大安口。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
  (《崇祯长编》)

  袁崇焕一生中最疯狂的一场戏,拉开了大幕。

  早在袁崇焕谋杀毛文龙的时候,一把无名阴火就已经燃起来了,崇祯能力有问题,发现不了,而周延儒这种官场老狐狸非但不制止,还浑水摸鱼。

  终于,这把火越烧越大,是时候让救火英雄周延儒粉墨登场了。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己卯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疏言:
  我国家边防天堑,将吏如云。而今日之事,如蹈无人之境,亦今古最奇。
  半月以来,聚散驰突,有若鬪若不鬪之状,而人之旁皇测度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未有一将一卒实实曾入其营,悉其虚实果否如何者。此无他,总因调遣之不严、法令之不肃也。
  我关门十数万之甲冑,不当稍分一旅,结队扬镳于岔河边以牵其内顾乎?
  蓟州无恙,不当出奇一问遵化之城乎?
  而只务关门坐守,何为乎?
  大安口、龙井关等处可不预计设兵扼其出路乎?
  此皆著数之当做可做而人不肯做者也。
  幸天日融和,人无裂肤,能长保无风雪乎?我军终日有待,不知何所待乎?
  目今援兵渐集,不患不多,只患观望巧偷,心力涣隔,未免有邻子不亲,十羊九牧之见。
  臣愚切谓皇上于此宜设思,一提掇连络之法,最为紧要。
  更严责各将领各督抚自家承认如供状。然要见我兵何日可以立功,立之程限,示之劵案,如此则为功,如此则为罪,直截明决,无所容其推诿支吾,则庶乎军政核、人心惕、士气奋矣。

  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曾经的崇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而那个形如小猱。满口“五年平辽”的袁大“将军”,先是践踏国家法纪,谋杀己方将领,这也还罢了,现在两年不到,就让后金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对他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

  反倒是眼前这个周延儒,时时处处为自己著想,在自己毫无从政经验的时候,屡次提出能切中要害的建议。

  在关宁军“闹饷”的时候,崇祯束手无策,阁老只会建议发饷,没钱,就让崇祯发帑,只有周延儒提出要找出“经久之策”。
  在袁崇焕谋杀毛文龙后,周延儒和韩爌充当苟头军师,既稳住了袁崇焕,又在圣旨里设下陷阱,为以后翻脸做好了准备。

  可以说,周延儒是崇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尽管他别有用心,忽悠崇祯按自己的需要去思考,并没有将真本事传授给崇祯,但随便漏那么一点点,就足够毫无基础的崇祯受用无穷。

  要知道之前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内阁以下大小官员,都把崇祯当猴耍、当猪杀,没人跟崇祯说真话(董懋中、毛文龙、徐尔一哭了),眼前这个周延儒却传授真本领给自己,可想而知,崇祯是何等的感动。要不是身为君王,没准崇祯就会对周延儒五体投地。

  所以,此刻的周延儒,已经取代了袁崇焕,成为了崇祯心目中的救火英雄,哦不,国之干城。

  此刻的崇祯,19岁,还没在大明朝这个大染缸中变成刻薄寡恩的政客,依旧是真性情,你对我好,我百倍报之(当然,要让我发现你对我不好,我就把你做成生鱼片)。所以,周延儒入阁也就顺理成章。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以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周延儒(1593年—1643年),字玉绳,号挹斋,明代宜兴人(今宜兴宜城镇)。少时聪明,有文名。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五六年,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狡猾程度,身为状元的周延儒,都对同进士出身的袁崇焕形成了绝对的碾压,经过一番异常周密的谋划,老奸巨滑的周延儒,终于在老奸巨滑的亲家冯铨的支持下,如愿入阁,爬进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决策层。

  嗯,好象杭州那个纵火保姆莫焕晶也是这个套路,故意纵火,然后救火充当“救火英雄”,只是操作不当,搞砸了。
  所以,周延儒是状元、首辅,莫焕晶只是个烂赌鬼。

  一直到崇祯十六年,崇祯都没有彻底看透周延儒,已经下决心杀他了,都依旧念著他曾经的好,没象对付袁崇焕那样把周延儒做成生鱼片,而是给周延儒留了个全尸。

  幸灾乐祸的东林党“时人”编了这么个段子:
  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玉绳之颈,执怜狐狗之躯。
  (《鹿樵纪闻》清•吴伟业)

  偏偏崇祯一念之仁,耽误了周延儒的机缘,使得周延儒没能象袁崇焕那样成为“民族英雄”。

  要知道,钱聋要想抹黑崇祯,就得找个被崇祯处死的人,然后替这个人“平反”,而这个人,必须死得越惨越好,而袁崇焕就成了首选,因为他被崇祯做成了生鱼片。
  袁崇焕死得那么难看,那么,钱聋动用国家机器颠倒黑白为袁崇焕“平反”,袁崇焕就变成了“公认千古第一冤”。
  然后,崇祯就变成了“残害忠良”昏君加暴君,而大明朝的百姓,就变成了愚民加暴民,而“伪明”就理所当然是“暗无天日”。
  于是,大明朝是“伪明亡期亦临头”,而百姓是“愚民啖尽忠良肉,天罚侍清三百年”。

  所以,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而周延儒不仅没能成为英雄,还进了我犬清编的《奸臣传》。

  假如,崇祯彻底看透了周延儒,也把他做成生鱼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很大的可能是,钱聋会给周延儒“平反”,然后“民族英雄”的名头就没袁崇焕什么事了。
  要知道,袁崇焕所谓的“功绩”,无非是宁远“大捷”,首级二百多,还“失粮弃岛”,宁锦“大捷”,还被后金抢走大量粮食,至于所谓的“广渠门”,明王朝根本没公开承认过,都是若干年后的袁粉根据野鸡史料硬吹出来的。

  而咱们这位救火英雄周延儒,尽管之前着火他脱不了干系,但救火的功绩却是实实在在的。要知道,清妖都已经在北京二环外旅游了,是周延儒带领大明的文武、军民力挽狂澜,不仅挫败了袁崇焕放水、逼款的阴牦,哦不,阴谋,还将“满万无可敌”、到处烧杀抢掠的后金军赶回关外(老规矩,只要后金退兵,就是将后金赶走)。

  之后,周延儒什么于什么之中,什么于千里之外(韦爵爷的说法),组织明军打出一场遵永大捷,重创阿敏的镶蓝旗,收复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重创”这词或许有水分,镶蓝旗到底损失了多少不好说,可收复后金军占领的城市却是实打实的!袁崇焕虾米时候收复过后金军占领的城市?

  论功绩,周延儒远远强过袁崇焕,论人品,周延儒比袁崇焕“高尚”得多。
  首先,周延儒没跟后金议和,而袁崇焕是将后金放到北京城下,逼著崇祯和后金议和。
  其次,周延儒没给八千女鬼立生祠(连他的亲家冯铨都没立),而袁崇焕和阎鸣泰一起给八千女鬼立生祠,还亻也女马的“金像冕旒,嵩呼礼拜”。
  第三,袁崇焕市米资盗、谋款斩帅、遣散援兵、纵敌长驱……这些周延儒统统没做,都是借袁崇焕之手做的,坏事都让袁崇焕做绝了,周延儒身上要多干净就有多干净,眼看袁崇焕就要得手了,被周延儒截胡,袁崇焕身败名裂,周延儒如日中天。

  如果,咱们这位状元公跟同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死得一样惨,甚至更惨,那么钱聋首先选择的,肯定是周大状元:
  首先,根本用不着篡改历史给周延儒编造战绩,周延儒这位明代救火英雄收复失土的功绩没有半点水分!
  其次,没人能够质疑周延儒的品格,周延儒在天启时代阉党当权时期没有任何污点。
  第三,周延儒死于崇祯十六年,根本用不着篡改历史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绝矣”,直接说“自延儒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绝矣”。
  第四,没有半点后遗症,要知道,袁崇焕所谓的“功绩”几乎全是伪造的,在今天,谎言一个接一个被揭穿,而周延儒几乎没做任何坏事——全亻也女马的是袁崇焕做的,周延儒最多只是“没发现”,之后就“力挽狂澜”,即便袁崇焕做的那些坏事被揭穿了,周延儒照样一身“清白”。

  那么,处死周延儒的崇祯,可就真正是残害忠良的昏君加暴君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周延儒就会取代袁崇焕成为“民族英雄”。
  可以说,周延儒几乎夺走了袁崇焕的一切……只剩下“民族英雄”这个称号,周延儒没能夺走。
  周延儒,差一点就成了“民族英雄”……偏偏入了《奸臣传》
  一步天堂,一步地狱。



9.进京擒王(二)背锅侠王元雅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后金阿巴泰、阿济格率兵攻破龙井关;同日,黄台吉攻破洪山口;右翼济尔哈朗、岳讬攻破大安口。

  《国榷》记载是
  庚辰
  京师闻警。或言建虏及束不的合兵,或言建虏插汉合兵,无确耗。

  可以说,明廷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搞不清楚和后金一起来的是谁,有人说是和束不的合兵,更有说是和察哈尔合兵(林丹汗哭了)。

  从这条记录来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前北京城里的朝廷和皇帝,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可见此刻大明朝的情报体系实在是有够糟糕的。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有关部门,无非就是身为耳目的厂卫,还有就是袁崇焕统领的辽西军。

  厂卫就不多说了,崇祯登基后充分信任、尊重文武大臣,把天启派到辽西的太监全撤回来了。
  那好,对大明忠心耿耿的袁崇焕干脆就把蓟镇瞭望台上的兵给裁掉了。
  但是,说袁崇焕对后金的异动一无所知,那绝对冤枉了袁崇焕。

  《崇祯实录》的记载是: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

  袁崇焕的黑干将周文郁在《辽师入卫纪事》里是这么说的:
  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然而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

  两份史料的内容能对得上号,这事应该是有的,因此袁粉大可抵赖说袁崇焕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王元雅阻挠袁崇焕防御后金的措施。

  按周文郁的说法,“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当时袁崇焕是“蓟辽督师”,本来是应该管蓟镇的,后金从那里突破长城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责任本来是跑不掉的。但是,总有人为袁崇焕洗地,说袁崇焕这个“蓟辽督师”管不了蓟镇。

  那好,既然袁崇焕没法管蓟镇的事,他凭啥“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既然他没这个权,要做这事,就得先和崇祯打个招呼,只要崇祯同意了,“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这事不过是崇祯一句话的事。
  偏偏袁崇焕没这么做,事情的结果是,袁崇焕“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而王元雅却说“此虗警耳”,然后“遣其众归”,把谢尚政等人带来的军队打发回去。

  既然“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没有经过崇祯同意,这种违反制度的事在王元雅那边肯定通过不了。从王元雅的角度来看:外镇军队没经过皇帝批准就跑到自己的防区来,先不说事后会不会被皇帝追究责任,也不说这个谢尚政来了之后会不会听从自己的调遣,首先这帮人的粮饷算谁的?

  所以,王元雅肯定得把这帮莫名其妙的家伙给打发回去。至于理由,也肯定不是周文郁所说的“奴信未确”。所谓的王元雅说“奴信未确”,十有八九是周文郁事后栽给王元雅的。反正王元雅死了,死无对证,周文郁无论怎么编排他,王元雅都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辟谣。

  所以,如果袁崇焕真的觉得蓟镇的防御太薄弱,后金来了蓟镇非常危险,并且袁崇焕真的想把后金挡在长城以北,他就不该不经过皇帝就派兵去蓟镇。

  正确的做法是,赶紧把这事报告崇祯,请崇祯下令调谢尚政等部去蓟镇驻守,加强那里的防御。果真如此,王元雅要是还敢反对,袁崇焕就该请出尚方宝剑,象杀毛文龙那样把王元雅给先斩后奏了再说。

  偏偏袁崇焕就是要杀毛文龙,就是不杀王元雅。

  那么,袁崇焕的目的很明显,他根本不打算加强蓟镇的防守。没有崇祯的命令就“派谢尚政等备蓟”,不过是为了将来己巳之变爆发后可以拿这事抵赖:我已经派人去加强蓟镇的防守了,都怪那个该死的王元雅,丫玩忽职守,昏庸无能,自己不加强防御,别人去帮他防御还被他赶回来……

  说穿了,袁崇焕早就知道后金要绕道蒙古突破长城,通过蓟镇打到北京城下这个伪大的计划——实现这个计划的所有条件,包括谋杀毛文龙、经济制裁林丹汗、将蓟(州)密(云)永(平)三协吃新饷的兵从三万三千压缩到一万两千……都是袁崇焕创造的。
  眼看袁崇焕和黄台吉的计划就要发动了,袁崇焕必须找一个人来给他背锅。所以这时候袁崇焕私自派兵去蓟镇“加强防守”被王元雅拒绝了,那么将来后金通过蓟镇打到北京城下时,所有的责任,都可以赖给王元雅,没袁崇焕什么事。

  更妙的是,顺天巡抚王元雅在遵化城破时自杀了。
  人一死,许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这黑锅,王元雅更是背定了。

  至于蓟镇的防御情况如何呢?回头看下之前引用过的史料:
  毕自严的《度支奏议》里记载:
  崇祯二年八月《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里说:
  ……
  今关臣谓(蓟密永三协)旧兵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新兵仅有三万三千三百有奇,若以新数而补旧数,数适相当,良为有见。至督师则欲以新兵一万二千为额,兵部又欲以新兵一万八千为额,统候圣明裁定归一,臣部惟有照数措发,按期给发而已。
  ……

  蓟密永三协原本兵力就空虚,原本的 “旧兵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 (估计是卫所军不停地逃亡),而新兵原本有33300人,被袁崇焕压缩到12190人。

  可见崇祯二年八月前后的蓟镇被削弱成啥样了。所以当时的蓟辽总督另选近八千人驻扎西协:
  《度支奏议》
  《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
  ……接蓟辽督臣刘策分属新旧粮银一揭,内称蓟镇新兵除督师经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之外,再选七千八百十员名驻劄西协,俱支新饷。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蓟镇吃新饷的兵凑一块也就两万人。至于所谓的“旧兵”,看他们“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就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卫所兵,而且是军户逃亡严重的卫所兵,都缺额这么厉害了,就算没逃亡的,战力也接近于零。偏偏你还不能否认这些“旧兵”是军队——哪怕你明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战力。

  更要命的,是蓟镇最前沿的预警体系——长城沿线的瞭望台上的台兵,被腐败官僚借口“汰兵”给裁撤掉了,然后袁崇焕补上一刀,继续压缩蓟镇兵额。
  崇祯三年五月十六日乙未
  吏科给事中祝世羙(同“美”)以敌兵出境,四城俱复,捷胜之后当急修乘时之策,因陈四事,曰:
  大安、龙井、洪山、罗文、鲇鱼诸口尽已拆坏,急宜募难民以图补葺,则修筑之中可寓赈济之意。
  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赏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预吾布置。
  昨闻茅元仪激変,岛中兵马散而归敌,东江既无牵制,则从海口窥天津,势所必至,宜令关宁将士分布海口,天津抚镇多练浙兵以备不虞。
  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人民残杀之后,地土抛荒甚多,如叛贼白飬粹、崔及第、李致和等皆彼中巨室,其地不下数十万顷,速宜募人屯种以为储饷之用,否则奸猾隐占,将士虗冒,将不可问矣。
  章下所司行之。

   “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
  掉哪妈!
  要知道,本朝PLA裁军多次,从刚建国的五百多万裁到二百多万,可无论怎么裁,从来没听说什么人敢把边防哨所给裁掉。

  再来看看袁崇焕掌握的关内关外兵力是多少:
  崇祯元年十二月七日
  督师袁崇焕奏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以二年正月为始,户部视此数给饷。

  蓟镇同样是北京城的门户,辽西那边有军队11万,蓟镇却只有不到2万吃“新饷”的兵,嗯,还有缺额三万多的“旧兵”若干。

  如果有人问:这公平么?
  马上就会有人回答:从孙承宗时代开始,辽西那里放那么多兵,要做的,可不是防守,而是“进攻”,嗯,塔攻,所以要凭奸臣,用嘴炮,哦不,“凭坚城,用大炮”。

  既然是塔攻,修一堆堡垒,一路修到沈阳去,在辽西放上十一万兵也就能说得通了。
  所以,袁崇焕说“五年平辽”很重要——如果只是防守,王在晋直接在山海关复旧修座重城,防守也就绰绰有余了。不进攻,不平辽,皇帝凭啥要在辽西每年投入近300万两的粮饷,凭啥要养那么多兵?

  这些还仅仅是兵力分配上的不合理。

  再来看看蓟镇和辽西的地形。
  袁崇焕管的辽西走廊,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一条“走廊”,后金要想突破,得从最前面的右屯开始,一路过来是大凌河、锦州、塔山、松山、宁远……一直到山海关,每个点都得突破。这一连串堡垒,哪怕绝大多数堡垒被攻破,钱粮物资被抢,只要有一处堡垒没被攻破,辽西军就有脸皮报个“大捷”。

  这就是被袁粉吹上了天的“关宁锦防线”,只不过,不进攻,皇帝凭啥砸锅卖铁让你花那么多前养那么多兵修那么多堡垒?

  而蓟镇不同,他们管的很宽,得管一条残破的长城防线,只要一点被突破,长城防线就算是被突破了。事实上长城的防御作用很有限,也就是烽火台能起到预警功能。

  这种一点被突破,整条防线就得报废的地形,却只有缺额严重的“旧兵”和被袁崇焕裁得只剩下两万的“新兵”来保证安全,看看辽西那边十一万军队,说是进攻,何曾看到他们越过三岔河一步?

  嗯,好象冤枉他们了,天启五年,他们还真越过三岔河一次,然后……前锋完蛋,然后……河对岸的后金军还没过来报复,没过河的关宁“铁骑”就崩溃了。

  蓟镇兵力天生薄弱,这事谁都知道,毛文龙在天启年间就大喊“狼来了”:
  天启七年三月十一日塘报
  ……
  切思南北官兵枵腹冒死对敌,所获牛马尽行宰食,耽耽待粮,内运不到,鼠雀罗掘已尽,草木尚未萌芽,白日拉死尸而烹食,黑夜抢饿夫以当湌,三五成群,不知尔为我食,我为尔食㈡。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
  ……
  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而登津淮扬不久成饮马之窟矣。伏乞速发粮饷,立救孤单,社稷幸甚!

  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为势危祸迫,据实密陈等事。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虏决不可款!近探奴子云:“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今天朝讲和,要全还辽土。父王苦挣的,不能恢拓,岂有返还之礼?只人民缺食,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先统兵剿除东江。西边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那西补,马匹将来驼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此奴做事,步步踹着我痛处,句句说着我空处。御之不早,必为着手。职思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须亟亟于等处相其要害,张设疑兵,埋伏各项器械,近城堡处,设绞地龙,此制敌之法,断不可少者……

  天启七年十月十一日塘报
  据鹿岛游击毛有忠报称:新汗制造金银马鞍、酒器等物无数,买通西虏,随要预先混入队中,径到喜峰口,假称做马市,伏兵在后,“杀他凑手不及”。

  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再一次大喊“狼来了”:
  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臣窃痛心畏惧,因记刘爱塔来时,云奴秘谋,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臣遂将层叠流言,一刀割断,奋然自鼓意气,预算图克五岭关、沈阳等处,奴便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鬼神知,不敢以一字欺圣明也。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所幸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专待粮到,收拾要务。不意三月初七日,接见督师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津运粮料亦由靖海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如果毛文龙的儿子毛承斗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袁粉不认帐,那好,老六在《崇祯长编》里也找到了这份奏疏,个别字句不太一样,但内容是一样的:
  巳崇祯二年四月十九日甲辰
  ……因记刘爱塔来时,云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筭克五岭关等处,使褁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可惜毛文龙到死,狼都没来。

  当然,毛文龙被袁崇焕谋杀的这一年冬天,狼就来了,而且,时间确实如刘爱塔(刘兴祚)所报告的那样,“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至于路线,早在天启七年五月,毛文龙已经分析了一个大概:绕过辽西走廊,突破长城。至于突破口,毛文龙猜测说是“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崇祯二年这一次,后金选择的突破口龙井关,离毛文龙点出的潘家口,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

  至于墙子岭,崇祯二年年底这一次,后金没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毛文龙没猜中,不过,崇祯十一年这次,后金就是在墙子岭破口。

  对了,刘兴祚后来投靠了袁崇焕,所以,后金“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这事,袁崇焕同样知道。

  老六我倒是能理解毛文龙的用心。

  ——这决不是毛文龙故意危言耸听,而是在强调东江镇的重要性。毛文龙几次喊“狼来了”,奏疏上都有向皇帝报告东江镇断粮的内容。字缝里的意思是:
  瞧瞧,蓟镇这么薄弱,要没有老子在敌后拖住野猪皮的尾巴,野猪皮随时可以直接绕开辽西走廊直接突破长城,从蓟镇打到北京城下!

  毛文龙这些话明显是在威胁天启和八千女鬼(之后同样在威胁崇祯):看到没有,你们家门口不安全,要是没有老子,没准哪天北京城就会受到攻击,所以你们得对我好一点。

  事实也确实如此,只要东江镇能够威胁到后金的老窝,后金闹饥荒的时候出去抢一把是可以的,但不能走太远,离开的时间不能太长,通常抢一把蒙古人,或者抢一把辽西,就得赶在毛文龙出来捣蛋之前带着战利品回去守老窝。

  所以,为了北京城的安全,无论是天启还是崇祯,都应该对东江镇好一点。

  很可惜,在大明朝,皇帝说了不算,利益集团说了算。

  偏偏利益集团压根不在乎帝国的死活,如果黄台吉来北京二环旅游符合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也不是不能商量。

  所以毛文龙的这些话,不仅没能感动崇祯,反倒感动了袁崇焕,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也给无数东江辽民招来了可怕的人造大饥荒。

  嗯,对了,袁粉为袁崇焕洗地的经典段子,就是袁崇焕如果要当汉奸,为什么不直接打开山海关放后金进来?知道了辽西走廊和蓟镇的地形、兵力部署,再稍微了解一些军事常识就能分析出来:

  玩过塔攻,哦不,塔防游戏“植物大战僵尸”没有?一个场景五条或者六条通道,任何一条通道被僵尸打穿,僵尸就会吃掉你的脑子。你要是想让僵尸吃掉你的脑子,用不着用铲子把所有通道上的所有植物铲除,铲除一条通道上的植物,露出一条通道就足够僵尸通过了——除非守方种植了三线射手或者香蒲(猫尾草)、忧郁菇之类可以攻击多条通道的植物。

  蓟镇这条通道,本来就兵力薄弱,又被袁崇焕削弱了大半兵力,还被裁撤了瞭望台上的台兵,成了瞎子,只要弄死毛文龙,后金老窝就不会被威胁,然后坑死林丹汗,后金的进攻路线和后路就不会有危险,后金只要突破蓟镇就可以长驱直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辽西的关宁“铁骑”,显然没有三线射手或者香蒲(猫尾草)、忧郁菇那么牛叉,可以身在辽西,就能发射导弹、子弹之类的攻击绕道蒙古突破长城的后金军。
  而辽西走廊,沿途关宁军兵力比蓟镇多得多,而且又是攻破一个堡垒,又得攻破下一个堡垒的地形,抢一把就走可以,要打北京城,只要有一个堡垒没摆平,就算勉强绕道,后路也不安全。就算袁崇焕把辽西诸将全部摆平,黄台吉也不敢完全相信袁崇焕,所以袁崇焕就算打开山海关,后金也不敢走这条路。

  更重要的一点,放开辽西走廊,袁崇焕就是叛国,之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辽饷,袁崇焕一个铜板都拿不到,而蓟镇被后金突破,袁崇焕大可把责任赖给别人,比如王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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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80楼
9.进京擒王(三)神乎其神的“遭遇战”

  看一下后金那里的记载是怎么说的:
  《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初二起,黄台吉出兵,绕道蒙古攻打明朝。
  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

  初四日,至都尔鼻,蒙古扎鲁特部色本及桑图、哈马盖率兵来会汗。
  初五日,驻养息牧河。是日,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都喇儿洪巴图鲁、扎鲁特部内齐汗、忽毕儿图之子戴青等蒙古诸贝勒,各率兵来会。以蒙古诸贝勒率兵来会礼大宴之。

  初六日,蒙古巴林部贝勒色特尔色棱,率兵来会。因彼等马匹羸瘦,汗责之曰:“我曾谕尔等善养马匹,俾之壮,勿得驰骋,以备征讨之用。然尔等违谕,用以畋猎,致马匹羸瘠,来兵遂少,成何体统?”其来朝所进糗粮,尽却之。

  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

  十一日,闻蒙古人自察哈尔逃入明地。命总兵官乌讷格、副将苏纳率四百人蹑踪追之,获百人,马八十、驼七十六、牛一百二十七、羊一百有十还。

  十一日,驻跸辽河。是日,汗曰:“色特尔色棱有误会师,命蒙古诸贝勒会议色特尔色棱罪。”蒙古诸贝勒拟罚色特尔色棱驮甲胄马二、空马八,共罚马十。奏闻於汗。汗曰:“罪俟班师後再议。”遂将所献十马,不纳却之,允色特尔色棱朝见,蒙古诸贝勒叩拜汗。

  注:从十一日的记载来看,黄台吉手段很是厉害,让蒙古人当坏人开会处罚色特尔色棱,蒙古诸贝勒议罚色特尔色棱马十,黄台吉自己装好人:“罪俟班师後再议。”,罚的十匹马也不要了,“将所献十马,不纳却之”。

  十二日,驻跸辽河。是日,率每甲喇乘马大臣一员,每牛录步兵十人打猎。是日,总兵官乌讷格、副将苏纳,追捕时败走之同党男丁,寻找其妻子来归,皆全完聚,编为户口。是日,乃集众大臣及巴雅喇等,宰牛一、羊四、设筵宴之。
  十四日,仍驻辽河。是日,率每牛录步兵十人打猎。

  十五日,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图梅、孔果尔老人、达尔汉台吉、希讷明安戴青、伊儿都齐、乌克善、哈坦巴图鲁、多尔济、两桑阿尔寨、索诺木、拉布希喜、穆寨、巴达里绰诺和、在达席里、达尔汉洪巴图鲁、色棱、拜斯噶尔、额森、达尔汉卓里克图,达尔汉台吉之子等二十三贝勒率兵来会。
  注:其中,达尔汉洪巴图鲁这些是奈曼、敖汉部的人,正是袁崇焕“市米资盗”中买米的蒙古人。

  来时,汗率两大贝勒及众台吉,迎於三里外,遇之。於遇见处,即下马近前,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宰牛十、羊二十,取酒百大瓶,宴之。科尔沁六旗诸贝勒以朝见礼进献、土谢图汗马十、图梅贝勒马十及孔果尔老人马十、达尔汉台吉马十、伊儿都齐马十、鸟克善马十;进两大贝勒各马二,不纳悉却之。

  扎赖特部诸贝勒来,半途复引军还。十六日,次辽河沟一带。是日,赐科尔沁部图梅贝勒、希纳明安戴青两贝勒雕鞍马各一。命选其蒙古羸瘦马匹,遣还之。

  十七日,驻跸辽河锡伯图路。

  十八日,驻跸辽河查木噶斯地方。

  十九日,驻跸苏布迪塔所在之城。
  注:“苏布迪”就是“束不的”。

  二十日,驻跸喀喇沁部额喇城。
  是日,汗颁敕谕曰:
  此行既蒙天眷佑,拒战者诛之;
  若归降之民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银(错字,你懂的)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折房舍庙字,勿毁器皿,勿伐果木。若达令杀降者,淫妇女者斩;
  毁房屋、庙字,伐果木,掠衣服,离本纛及入村落私掠者,从重鞭打。
  再者,切勿妄食明人熟食,勿饮其酒,闻山海关内,多有鸩毒,宜当谨慎。
  勿用乾粮饲马。若马匹羸瘦,可少时煮饲之;肥壮马匹,只以草饲秣之,俟休息时,再饲以粮。
  凡采取柴草,勿行妄行,须以一人为首,结夥前往取之。有离众驰往者,缉拿之。
  有违此禁令者,将不行严加管教之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一并治罪。

  至于此,黄台吉召集的蒙古人到得差不多了,黄台吉宣布纪律:
  1.拒绝作战者杀
  2.不得抢劫主动投降者(归降之民)的财物,
   不得分散被俘者的家庭,不得淫人妇女、抢掠衣服(财物可以抢),不得折房舍庙字、毁器皿、伐果木;
   杀降者,淫妇女者斩
   毁房屋、庙字,伐果木,掠衣服,离本纛及入村落私掠者,从重鞭打
  3.不得随便吃明人酒、熟食,听说山海关内明人有毒药(被辽东汉民的投毒行为折腾怕了)
  4.认真饲养马匹:
   没养过马,所以史料上说的如何养马就不加评论了。
  5.就算是取柴草,也必须结队行动,不得单独出行(野猪皮时代就有的条例,防止落单者被敌方游击队袭杀)
  6.不仅违反军纪的当事人会被追究,当事人的长官也会因为管教不严被追究连带责任。

  继续往下看:
  二十一日,驻跸布尔噶苏台。
  二十二日,驻跸喀喇沁部上都河。
  二十三日,因奇汤果尔岭险峻,汗与两大贝勒越岭而驻。众台吉率大军驻於岭下,翌晨越岭,至晚方尽。
  二十四日,驻跸老河、是日,岳托、济尔噶朗、阿巴泰、阿济格四台吉,拣选每牛录甲兵十人及蒙古科尔沁诸贝勒兵、察哈尔、喀尔喀蒙古诸贝勒之兵、蒙古八旗兵中精强者,由台吉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兵前进,台吉岳托及济尔哈朗率右翼兵前进。
  二十五日,驻跸喀喇沁部察乾霍洛地方。

  二十六日,因木田垒霍洛岭险峻,汗与诸贝勒越岭而驻,大军及疲惫人马,连夜越岭。先行兵马於二十六日夜越岭。二十七日丑刻,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兵,潜攻龙井关,克之。
  於寅刻,毁其水关而入。明洪山口参将、汉儿庄副将闻炮声,率兵来援,金兵迎战,败之,斩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尽歼其众。
  於是,又击斩三屯营总兵官哨卒。
  至汉儿庄城外,方欲招之降,贝勒莽古尔泰、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至,言有副将,属下左营官李丰泽,率城内人薙发出降。
  军队入城,登城驻营,诸贝勒宿衙署中,秋毫无犯。
  是日,汗入边,攻克洪山口城,汗及大军入城驻营。

  二十八日,
  潘家口人有在汉儿庄者,使往潘家口招降。
  至晚,潘家口守备金有光,遣其中军范民良、旗鼓蒋进乔赍书来降。
  贝勒莽古尔泰赏中军、旗鼓各杯碟一对、缎一。奏入,擢为备御。其金守备,擢为游击。给劄而遣之。
  二十八日,汗驻洪山口城。

  二十九日,驻洪山口城内。
  是日,汗曰:“方遇清,原系白身,因洪山口城无主,授为备御,尔收聚流散之人,尽心供职,若能尽心供职,每有功绩,即行擢用。”
  是日,攻城时,有明千总一员、把总一员败走,至是,率百人擐甲胄、带弓矢、执军械来降。
  汗嘉其求降,擢千总为备御,把总为千总。
  贝勒莽古尔泰奏曰:“仰赖汗福,潜攻边城乃克之,击斩骑兵三队、步兵两队,共计兵五队。招降副将所驻汉儿庄城,俱令薙发。命我军登城需营,民间秋毫无犯。
  降民俱云:我等既为汗民,恐汗率兵还後,三屯营总兵官来,必遭诛戮等语。臣等因以所赍书,粘贴於牌。又作一书,遗三屯营总兵官。臣等不违汗言,明晨必往。如另有谕旨,请於今夜遣使驰示。”
  右翼台吉济尔哈朗、岳托,二十六日连夜前进。於二十七日丑时,攻克大安口城,招降明守备驻守之边内城。
  次日,招降明张参将驻守之马兰峪城。
  二十九日,招降明守备驻守之马兰口城。明步、骑兵五队,闻炮声来援,尽击斩之。
  二十九日,汗谕喀喇沁、土默特部曰:“尔等随工出征,遇明人拒我者,当诛之;有杀明降民掠其衣服者,乃我之敌也,必斩无赦。”(再次强调纪律)

  三十日,汗遣人往论贝勒莽古尔泰,金兵於出汉儿庄时,降民李丰泽请曰:“我欲免死,来降於汗。今若大军弃我而还,则三屯营总兵官来,即行杀我。”遂令其携家口,留居洪山口并且令村民,择精壮者,举赵天福为游击,令守洪山口城。
  是日,自洪山口起行,距离遵化城五里外立营。
  是日,致书遵化王都堂曰:“全国汗致书於王都堂:我与师征讨之缘由:我两国素相和好,後因欺凌我等,致成七恨,我乃告天征讨之……我既发大军直来,岂肯中途而返乎?尔须速审来降。”(给王元雅写招降信)

  从明方史料来看,直到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丑刻)龙井关被后金攻破,明方才知道后金已经出兵破边了。
  正常情况下,长城的重要功能是瞭望、预警,发现敌情立刻点燃烽火发出警报。可从“明洪山口参将、汉儿庄副将闻炮声,率兵来援”这条记载可以知道,蓟镇长城根本没有起到预警效果,长城上的瞭望台——是真被袁崇焕给裁撤掉了。
  从突破二十七日突破龙井关开始,后金的作战就相当顺利,明军洪山口参将王遵臣、汉儿庄副将易爱带领的援军被后金军击败,而且是主官战死,军队被歼。
  看样子,蓟镇不仅虚弱,而且还是聋子瞎子。原本3.3万吃新饷的兵就被袁崇焕裁到1.2万,瞭望台台兵被撤,现在洪山口、汉儿庄的军队被歼,估计其他地方的明军基本上就是缺额三万多的“旧兵”,嗯,估计就是卫所军,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重要的是,黄台吉既不必担心东江镇去端他的老窝,也不必担心林丹汗抄他后路。

  所以,接下来,黄台吉就开始到处招降。

  然后原官任用,还给那些降官升官,“擢千总为备御,把总为千总”。

  正常情况下,如果要建立统治,黄台吉得抽调文官任命为当地行政主官,然后将这些投降的文武官员打散了异地互换、重新编组,同时,从八旗军中抽调若干小分队监视这些降官——就象当年蝗军在占领区建立维持会,用法西斯保甲连坐制压制百姓,然后修炮楼,每座炮楼十来个蝗军(一个小队)监视几十个黄鞋军(一个排)那样。

  但从《满文老档》里这些记载来看,黄台吉既没有建立统治的经验,也没有相对完善的预案,谁来投降他都接纳,然后直接原官任用,主动投降的,还得给人家升一级。

  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黄台吉给投降的官员、百姓换了种发型,让他们剃了个阴阳头,留了根猪尾巴,哦不,老鼠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后金军没有离开,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就不敢反抗,可一旦后金军走远了,投降的官员和百姓便纷纷反正。

  但这么做有一个好处,后金军用不着分散兵力维持地方,军队就不会被削弱。
  这就意味着黄台吉根本没打算在这些地方建立真正有效的统治,他来这里,是来抢劫的,一路抢过去,抢到多少算多少,当然,能迫使明廷签订城下之盟更好。

  接下来,是赵率教率领的四千人被歼,之后遵化被攻破:

  十一月初一日,赵总兵官、刘副将、高副将、王副将率山海关兵四千,来援遵化。八旗合兵围攻,斩总兵官一员、副将三员、参将游击九人,尽歼其众。

  初一日,以李凤泽为游击,给与箚付;遣人往送。是日,罗文峪守备李思礼,赍官库册籍来降,朝见。遂擢为游击,给无劄付、赐衣一袭即遣还原籍驻守。

  是日,山海关赵总兵官、刘副将、高副将及王副将、参将游击九员率精兵四千,来援遵化。
  哨卒闻知来告,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率先进击,追杀之。
  时汗及诸贝勒率偏师环视攻城之地,遇明败兵至,随截击之。赵总兵官为台吉阿济格所斩,其副将、参将、游击等,亦被全歼。
  贝勒莽古尔泰生擒明中军一员,来引见汗。
  汗曰:“可收养之。养人,必有益处。”
  遂令薙发。有弃弓归降者,亦收养之,仍给告示,令各还原籍。

  初三日,攻遵化城,卯时即克。喀克都里旗伊拜牛录人萨木图【原档案缺】。遵化城高而坚固,犹如宁远。蒙天眷佑,军士无伤,乃我等观天象而行之故也。
  喀剌沁之人,无论赏赐,或与之通商,当较前从减给之。八家各按例给之。并命赏喀喇沁汗镶貂皮袄、豹皮端罩、帽、腰带、稀雕鞍马匹。
  所有诸贝勒设宴宴之。俟此使臣至,速遣之还。布尔噶图之众,及喀喇沁所有後裔,尽数遣还。在外日久,令各还家,所获马匹,每旗四人,给马六匹乘骑,各以二马驮梨遣之还。
  初三日,克遵化城。当攻城时、两黄旗在城北、两白旗在城东、两红旗在城西、两蓝旗在城南,八旗兵列阵,齐竖云梯,呐喊攻城,不移时,即登城克之。城高三丈五,梯长皆三丈,不及城高。惟喀克都里旗之一梯,较他梯高,故伊拜牛录下人萨木哈图先登。登城後,其城主王都堂败退回署,自经而死。其众官兵及男子,尽杀之。
  命以棺殓王都堂尸。收养原任道员一人、郎中一人。汗以萨木哈图率先登城进击,酌金■犒之。随谕诸大臣曰:“数年来我之军士皆层於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固。此人宜优录之。”

  按《满文老档》的说法,后金和赵率教是打了一场遭遇战,“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率先进击,追杀之”,然后“汗及诸贝勒率偏师环视攻城之地,遇明败兵至,随截击之”。

  反正都是赵率教不对,一头撞上人家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打了大败仗不说,还带着败兵望后金偏师方向跑,结果被黄台吉带领的偏师截击。

  反正不是后金军有意伏击赵率教,一切都是巧合,是“遭遇战”。

  时间上也有够诡异,后金二十七日凌晨破边后并不是马上攻打遵化,而是在周边招降各地明军,到处剃头(薙发)、封官,三十日还给王元雅写了封招降信,然后第二天,赵率教就一头撞上来碰了个全军覆没。

  回过头来看看明方的记载:
  《辽师入卫纪事》称“十一月朔……盖前(十月)二十七日从大安口入也。于是急趋关,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飞檄祖总兵大寿精简辽士入援。”
  《崇祯长编》的记载是“丙戌(五日)大清兵至遵化县,督师袁崇焕遣总兵赵率教入援”;“丙申(十五日)总兵赵率教救遵化县没于阵”。

  袁崇焕的说法是: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丙申
  兵部疏言:
  袁崇焕揭帖到,
  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
  臣即以行兵方略遣游击王良臣驰书往谕,令其无轻视敌。
  孰知率教急于救遵,三昼夜驰三百五十里,至三屯营,而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遂纵马向遵,中途大战,遇伏,中箭坠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则率教之以身报国深可怜悯。
  ……

  按照袁崇焕的说法,十月二十九日,赵率教是在袁崇焕的命令到达前就已经奉旨出兵了的。

  而且,赵率教显然并不是莽撞的人,他这四千人轻骑疾进,抢的速度,付出的代价是牺牲后勤辎重,速度是快起来了,但在没有得到当地的后勤支援之前,这四千人实际上非常脆弱,是不能打恶战的。所以他选择进驻三屯营,就是为了休整一下,获得各种物资补给,然后,以三屯营为依托寻找战机,有机会就主动出击,没机会,就地坚守,也能拖住后金军。

  偏偏,军事上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

  上一次,袁崇焕没有皇帝的命令就让谢尚政去蓟州加强防守,被王元雅打发回去,这一次,赵率教是奉旨出兵增援,总兵朱国彦却不准赵率教进三屯营,这就很不正常了。

  那就意味着,北京城里的发令者下令赵率教去增援,却没有给蓟镇各文官武将发文打招呼,告诉他们赵率教要轻骑急速赶来增援,让他们和赵率教协同,这才导致赵率教到三屯营时被拒入城。

  这是失误么?显然不可能。

  那就只能是故意的。

  从后金十月二十八日起驻扎在洪山口城,连着两天四出招降,直到三十日才出兵驻扎在遵化附近,后金军前脚刚到,十一月初一赵率教就一头撞上来,然后在“遭遇战”中被全歼来看,后金得到消息后设伏的可能性相当大。

  是谁走漏的消息呢?袁崇焕有嫌疑,袁崇焕手下祖大寿那帮人嫌疑更大,赵率教好歹在袁崇焕手底下干了好几年,怎么说都跟袁崇焕有点旧情,但是,赵率教和祖大寿可就未必有交情了。

  京城里下增援令的人,同样知道赵率教增援蓟镇这个消息,所以他们同样有嫌疑。

  大家都有嫌疑,只好先放一边,分析下一个疑点:

  泄露赵率教增援的时间、路线实际上意义不大,毕竟只要赵率教一头钻进三屯营,泄露他的增援的时间、路线有个鸟用?

  没有给蓟镇各文官武将发文打招呼,使得蓟镇各文官武将无法和赵率教协同这事,光凭袁崇焕个人的能量是做不到的,祖大寿这些人如果没有京城里同伙的支持,同样做不到。

  所以,故意不跟蓟镇文武打招呼,让他们无法和赵率教协同,这才是坑死赵率教军的关键。

  所以,搞死赵率教的直接凶手,不是袁崇焕,不是辽西走廊里的辽饷党,而是京城里的辽饷党。

  当然,袁崇焕肯定知道内情。

  那么,调赵率教增援的命令是谁下的呢?
  只能是兵部尚书王洽。
  这倒没什么,毕竟军情如火,急令赵率教增援这个命令合情合理,老六我就算再不讲道理,都挑不出毛病。

  最该死的,蓟镇的官员没有得到京城的命令这事。

  只不过,让赵率教去死这事,京城里的辽饷党,无论养寇派,还是商路派,同样都有嫌疑。

  赵率教果真一头钻进三屯营,等于在后金的进攻路线上钉进一颗钉子,会严重影响后金的作战计划。
  辽饷党养寇派要养黄台吉自肥,绝对不能让赵率教破坏黄台吉的作战计划。
  辽饷党商路派要养袁崇焕自肥,绝对不能让赵率教破坏袁崇焕的纵敌计划。

  所以,和杀毛文龙一样,无论养寇派,还是商路派,都要赵率教死。

  所以,赵率教进不了三屯营。

  这时,急行军三天,人马都异常疲乏的赵率教军就只能再找个堡垒钻进去。

  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局势,赵率教十一月一日到达三屯营,而后金却在十月三十日才从洪山口起行到遵化城外驻扎。

  这个时间卡得不早也不晚,后金去得太早了,消息会泄露,赵率教就不来了,我找不到堡垒,了不起我扭头就走,打不过,我跑还不行么?后金去得迟了,没准赵率教就钻进遵化城了,那就更麻烦了。

  三十日后金从洪山口起行正好,赵率教是客军,本地明军不可能把情报传递给他,他得到消息的速度就比当地明军的速度更慢,他从三屯营出发的时候,得到的消息只能是遵化附近没有后金军。等后金军在遵化附近布置妥当时,赵率教刚好一头撞上去,和后金打了个“遭遇战”。

  在那个侦察、通信基本靠骑兵的时代,一支军队靠严密的纪律,设下埋伏并使得敌方没能发现伏击圈的战例还是有一些的,但调动军队算准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设下埋伏打“遭遇战”,成功伏击敌方,这种战例闻所未闻,无他,操作实在太复杂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之前所有谋划都会泡汤。

  偏偏黄台吉成功了。

  还有个问题,袁崇焕为什么明知赵率教必死,却没有拉他一把。或者说,算计赵率教这么麻烦,为什么非要让赵率教去增援蓟镇?

  要知道,虽说蓟镇地形不怎样,并且袁崇焕也最大程度地削弱了蓟镇吃新饷的军队,但明王朝在这一带经营了几百年不是说着玩的。尤其是戚继光曾在这一带整顿武备,在许多险要之地修筑、加固堡垒。此时蓟镇军队虽说不行了,但只要有一定战力的军队进驻,这些堡垒还是能发挥作用的。万一让赵率教钻进哪个堡垒里,黄台吉的作战就得计划黄掉一半,这就意味着辽饷党的纵敌计划也要黄掉一半,何必呢?何苦呢?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局势:后金破关,蓟镇兵力空虚,防守薄弱,皇帝肯定要调军队去增援,谁敢不执行这个命令,明面上,肯定说不过去。当初后金攻打东江镇、朝鲜,袁崇焕就是再不愿意,皇帝命令他出兵打后金“捣虚”,他也不得不派赵率教在三岔河边玩静坐战争。

  所以,赵率教出兵去增援是必须的。

  但是,赵率教完全可以控制行军节奏,可以消极怠工,可以观望养寇,为啥非得轻骑疾进?天启皇帝说话都没这种分量,崇祯更加做不到。

  只有一种解释:从宁锦之战前后,到己巳之变期间,赵率教和组织闹矛盾了。赵率教肯定做了些事,并且这些事让组织很不高兴。

  所以,蓟镇一旦出事,赵率教是拼死拼活地赶去救援,而辽饷党则非要置他于死地,故意不通知蓟镇的文武官员和赵率教协同,并且泄露了他的增援时间和路线。

  和毛文龙、满桂、高第、王之臣、毕自肃等人不同,赵率教没有明着和辽饷党作对,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让辽饷党对他下死手的事,史料里看不出来,因此老六无法对赵率教做准确的评价,只知道他是被害死的。

  接下来,遵化被攻破,顺天巡抚王元雅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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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楼
冒昧地问楼主一句,楼主当年上没上过搜狐论坛的煮酒论史,让我想起来一个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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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21:47:22
82楼
历史问题?有点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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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83楼
引用青年军官毕巧林发表于81楼的内容
冒昧地问楼主一句,楼主当年上没上过搜狐论坛的煮酒论史,让我想起来一个故人


没去过搜狐论坛,你的那个故人,估计是泪痕春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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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楼
引用神医胡万林发表于83楼的内容
没去过搜狐论坛,你的那个故人,估计是泪痕春雨吧。


现在算起来,快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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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 00:04:40
神医胡万林(作者)
85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20 00:15 编辑

9.进京擒王(四)从地图上看袁崇焕遣散援兵

  继续对着《满文老档》的记载一条条地进行分析:

  初四日,宽甸峪口城守备王孙章,因率城中人来降有功,授为游击,给与劄付。
  马兰路参将,避出所驻之城,闻城降,来归,因仍为参将。率马兰路城中人归降之答应官一员、生员八人,各赏缎一、妇人一。擢答应官王宗兆为备御,给与劄付,命收管大安口地方人民。为首归降之生员王云征为擢备御职及为马兰路参将属下中军,给与箚付。
  赐洪山口蔡备御之子衣一、缎一、付招降喜峰口书,令彼转达,谕毕遣之。
  喀喇沁部巴特玛来朝,并献驼一。

  初四日,八家各遣四人还沈阳报信。
  其书曰:汗曰:蒙天眷佑,
  十月二十六日,……
  三十日继进,至都堂所驻遵化城北而营。

  初五日,著戌守潘家口之归降参将赵宗普仍为参将,给与劄文,仍统原兵。喀喇沁部之兄索诺依之子还时遣之同往。

  初六日,赐大安口城参将属下中军赵什,著为守备,并给劄文。大安城既降,携取马兰峪城官库布疋一万一千八百、马四十九匹来献之。

  初七日,汗闻伊荪攻城时,炮伤其手,甚重,亲往视之。(原注:伊孙乃一革职小将军矣。)
  汗之马饮水时遗失,遂将牧马人,各鞭五十.汗谕侍臣等曰:“我等在来途中,我之良鹰遗失。飞物遗失奈何,时未责及管鹰之人。马岂飞物乎?今马遗失,皆尔致也。是以鞭打之也。
  归降之石门驿驿丞李秀龙,献梨三驮。
  著该驿丞为守备,给与劄文,赐衣一袭,妇女一人。同来之生员丕许,亦赏一衣一妇。
  闻罗文峪民,为蒙古拭民扰害。遂作蒙古字及汉字书传谕曰:汗曰:前曾有旨,凡贝勒大臣等,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斩;擅杀归降明人者必诛其杀人者以抵命;掠财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唆相识作乱者,是鬼蜮也,此不诛何为?
  范民良原系潘家口守备属下中军,因就地归降,擢为守备。
  蒋进乔原系潘家口守备属下旗鼓,因就地归降,擢为守备。

  初八日,汗颁谕曰:因克遵化城,自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及登城士卒,俱以次赏赍。
  此次赏赍者非以固山额真亲自登城也。乃其督率尽善,设备坚固,方克其城,遂行赏耳。
  嗣後,诸凡攻城,均照此赏赍。
  我等经历险远,艰苦至此,已蒙天佑。然此犹佑我之小者,佑我之更大者,将又有在也。此行既蒙天佑,固山额真及各级官员等,勤加官束本旗人员,明白训饬:爱士卒如子弟,若能晓之以理,爱之如子弟,则旗人视尔等如父母,教训之言,铭记不忘。临阵时,亦愿效命於尔等之前,行则不违纪律矣。如此,则旗人何至陷於重罪乎?
  倘各旗大臣,不勤加约束,见妄行奸盗者不诛,则纪律松驰,而为恶作乱者益炽,诛之,则曾经效力之军士又实可怜。
  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当以此为念,勤加教训所属人员。
  再者,凡大臣官员等,素日居家时,尔等如何想之岂不想安得一日於汗及诸贝勒前,或行间尽忠效力,以自见乎?
  何初念顿忘,而一味贪得之,苟且偷安不出行营耶?隐匿已身,以俟上天眷佑,天佑有终,克奏虏功,安可得乎?嗣後,各宜克勤厥职。

  初八日,汗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赏赍攻遵化城时,率先进击之士卒及督战大臣等。
  喀克都里,设梯得法坚固,且亲临督战本旗兵先登。
  汗召喀克都里至前,亲酌以金卮。擢三等总兵官,赏驼一、蟒缎一、缎十九。
  巴都里指挥本旗兵攻战有方,擢三等游击为二等游击,汗亲酌以金卮,赏缎五。
  贺儿多,率甲喇攻城,因善射,使本甲喇兵先登。先是,其次任参将职,後以罪革职,令其兄之幼子承袭,至是,令贺儿多袭其兄参将职,汗亲酌以金卮,赏缎五、布二十五。
  绥和多,率本甲喇攻战,先於八旗兵进,汗亲酌以金卮,赏缎十、布五十、牛马各一,著升备御为三等游击。
  伊拜牛录下萨木哈图,先於八旗登城,汗召至前,亲酌以金卮,以白身授为备御,准其子孙世袭罔替。倘有过失而获罪,概行赦免,为其家道不致贫穷,赐号巴图鲁,赏驼一、莽缎一、缎十九、布二百、牛马各十。
  伊拜牛录下胡希布,第二登城,酌以金卮,御前侍卫谭泰赐之,赏莽缎缎十四、布一百五十、牛马各八。
  多礼善即第三登城,胡希布、多礼善二人,合授一备御职,胡希布得二份,多礼善得一份。赫臣牛录下多礼善,第三登城,赏蟒缎一、布百、牛马各六。
  伊拜牛录下毛巴里,第四登城,赏缎布二十、牛马各二。
  蒙古明安贝勒属下阿邦之子阿海,先登城,因後人不继,阵亡,赏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牛马各十,授其父阿邦备御职。

  初九日,赏武官等银卮盅托盘。赏总兵官各银卮托盘一,银裹酒卮二;副将各银卮一,银裹酒卮二;参将各银卮一,银裹酒卮一;游击各银裹酒卮二;备御各银裹酒卮一。
  沙河千总王庆来降,进梨两大婆萝,赏千总妇女一,衣服一袭。

  十一日,喜峰口参将遣千总二员、把总二员,赍书来降。给以示谕令旗,禁蒙古不得扰害汉人。赐赏参将缎一,衣一,千总,把总各缎一,从者各衣一。
  命参将英古尔岱、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大军自遵化起行,至二十五里外驻营。在驻营地科尔沁蒙古兵杀一降民,劫其衣。汗闻之,命执其人,亲以鸣镝射之。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

  掉哪妈,翻这些流水帐,简直就象六耳猕猴念唐僧的《通关文牒》。
  得出的结论是,黄台吉十一月初三攻破遵化后,就赖在遵化不走,继续做他前几天在洪山口做的事:招降纳叛、剃头、论功行赏,如此折腾了八天,到十一月十一日才离开遵化,走了25里(大军自遵化起行,至二十五里外驻营)。

  在洪山口,黄台吉花了三天时间做招降、剃头的干活,终于在十一月初一等来了赵率教。
  在遵化,黄台吉花了八天时间招降纳叛、剃头、论功行赏,我们看一下在明方那边在做什么:

  《崇祯长编》里关于袁崇焕这几天的记载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丙申
  兵部疏言:
  准督师袁崇焕疏言:
  臣初五日行至抚宁县,知遵化城被克。
  初七日至沙河驿,闻三屯营官军经开门自溃,于是畿东州县俱有闻风离散之形,
  至抚宁,知县官集生军民为守,臣助之火器火炮及教师。
  至永平则畿东重地也,道府县乡绅矢志,前守臣刘、参将杨春领步兵三千为守,仍恐不足。
  次日,游击锺宇到,臣令恊同防守,又遣游击满库领步兵二千守迁安。
  至豊润县民多止弗去,臣留参将邹宗武领步兵二千为守。
  玉田则县官去而复回,库已被劫,臣叱之,留游击蔡裕及龚彰兵三千为守。
  臣又虞关门为蓟辽咽喉,须重将镇之,即以朱梅守建昌路,为东恊最冲,亦拨游击刘镇华领步兵二千为守。
  臣亦提兵驻蓟州,藩其西,惟西恊石古曹墙亦与敌共之,但争内外耳。
  方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俟酌定而后入报。

  兵部疏言:
  袁崇焕揭帖到:
  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
  臣即以行兵方略遣游击王良臣驰书往谕,令其无轻视敌。
  孰知率教急于救遵,三昼夜驰三百五十里,至三屯营,而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
  遂纵马向遵,中途大战,遇伏,中箭坠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则率教之以身报国深可怜悯。
  率教行后即发张弘谟一枝、朱梅又一枝以为率教之翼,臣面戒其无轻敌,
  二将受约束,相机屯于豊润,若精锐多在宁锦,地远稍迟。
  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臣召镇恊诸将共计之,有谓径赴援遵者,有谓往捣中坚者,
  乃祖大寿则谓蓟门兵脆不足,尚此恐羸师缀蓟,而以劲兵西趋,则宗社之安危也。
  此时只以京师为重,须领精骑先从南取道,倍程以进,步兵陆续分附各府县以联血脉,而屯扎蓟州,藩屏京师。京师巩固而后东向,此为万全。
  臣深是其议,遂于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
  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初,臣(兵部)虞阑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臣看得督师兵未至之前,臣曾疏请皇上敕督师以一枝劲兵间道趋蓟,为各路援兵之倡,冀可收夹击之功,而督师已先有成画,与臣疏意不约而同,果躬率锐师抵蓟门为京师屏翰矣。
  是举也,祖大寿谋国之忠、袁崇焕集思之益已见一班,蓟以西可无虑矣。苐东向邀截之策尚有大商略,愿督师与诸将更深计而慎行之也。

  袁崇焕在揭帖里保证:“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那么,袁崇焕是做了什么样的部署之后,向皇帝做出这个保证的呢?

  袁崇焕的部署,《崇祯长编》里没说,老六在他的铁杆粉丝周文郁写的《辽西入卫纪事》里找到了:
  ……
  飞檄祖总兵大寿精简辽士入援。
  初四日,辽兵至关。
  次日,公(袁崇焕)遂亲帅以西,令余主旗鼓。
  初六日至永平,闻遵化已陷,抚军王公元雅死之,赵总兵亦力战以死。

  公怀甲星驰,次榛子镇,奉上谕,令公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
  (大英雄袁督师终于接过了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恰逢其时大干一场吧!)

  初九日,入蓟料理战守,
  以旧总兵朱梅、副将徐敷奏等守山海;
  参将杨春守永平;
  游击满库守迁安;
  都司刘镇华守建昌(今建昌营镇);
  参将邹总武守丰润;
  游击蔡裕守玉田;
  以昌镇尤总兵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
  宣镇侯总兵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

  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敌酋,军声大震。余极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蹑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

  按照周文郁的说法,袁崇焕的部署很周密:以旧总兵朱梅、副将徐敷奏等守山海……以昌镇尤总兵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宣镇侯总兵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

袁崇焕遣散援兵.jpg

  偏偏,最后的结果是,后金在关宁“铁骑”眼皮底下“潜越”了。

  这个所谓的“潜越”到底是什么的干活?《满文老档》里的记载是:
  十一日,……大军自遵化起行,至二十五里外驻营。……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

  周文郁的说法是“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

  后金到底怎么“潜越”的,后金没说,袁崇焕和他的铁杆粉丝周文郁也没说。

  对此,灰熊猫在《窃明》里讽刺说:
  几万人可能从一个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睡着了;一个人也可能从几万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是詹姆斯.邦德;但几万人绝不可能从几万人面前“潜越”。

  为了将袁崇焕蓟州“潜越”的罪行掩盖过去,现代袁粉帮黄台吉设计了这么一条“潜越”路线。袁粉“_圣殿骑士”画了这么一张地图,贴得满网络都是:
https://tieba.baidu.com/p/1887750773

蓟州铅球潜越.jpg

  图中,绿色线路,就是袁粉所谓的“真实行军路线”。
  “_圣殿骑士”接着说:
  袁黑们又造谣,说是绿色路线要渡河,更加耽误时间.这种言论更加扯蛋
  袁黑们现在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拼命造谣说是明代秋冬季节蓟州附近的河流里有很多水,会阻挡后金军的行军路线.
  ……
  上图红色路线便是袁黑们炮制出来的后金军行军路线,从这张明代蓟州地形图来看,无论后金军从哪条路线走,都根本就绕不开那些小河流.
所以看到这些,相信不用老夫多言,大家都应该明白袁黑的谣言是多么荒诞,事实上在秋冬季节,这些小河流根本就没有什么水的.袁黑们根本就没有花过什么时间精力去研究古代,想当然地用现代人的思维来意淫古代人。

  在这段文字中,“_圣殿骑士”里说“在秋冬季节,这些小河流根本就没有什么水的”,很好,这话刚好说明后金军走绿色的这条“真实行军路线”,必须得过一条小河流。当然,按他说法,“这些小河流根本就没有什么水”。

  老六在百度地图上使用测距工具,走“袁黑意淫路线”,五十公里是跑不掉了,走“真实行军路线”,六十公里以上,而且得过河——尽管按骑士的说法是一条没水的河,步兵过河容易,马匹过河就没那么容易了。
  后金八旗加上一批蒙古人,他们携带了大量马匹、辎重。步兵过干枯的河容易,马匹,尤其是驮载辎重的马匹,即便是过没水的河,也是很辛苦的干活。第一个问题是:得下坡,好吧,得先把辎重车卸下来,人得死死拖住车,否则辎重车会失去控制直接冲向河底。然后得上坡,这时候,得连人带马一起拖着辎重车上坡,这么一折腾,先不说消耗人马多少体力,至少时间是要耽误掉很多。过了河,然后马匹带着辎重走山路,还得遇到同样的问题,先上坡,再下坡……

  不是不能走,只是时间太紧了点。一天多时间,在“真实行军路线”上走120里,又过河,又翻山的,黄台吉确实非常不容易。要知道,携带辎重行军,一天也就是60里左右,长征中王开湘、杨成武飞夺泸定桥,两天一夜强行军240里没错,可人家是没有携带辎重的,后金携带辎重一天多时间走了120里,黄台吉比王开湘、杨成武还厉害。

  好吧,黄台吉的军队里带着萨满大法师,唱起远古热血战歌,神光照耀下八旗将士斗志燃烧,热血沸腾,马匹体力完全恢复,黄台吉的人马翻山过河如履平地,并且行军速度加倍。

  那好,黄台吉的军队十一月十四日到达三河,这时,守三河的明军哪去了?

  看下周文郁所说的,袁崇焕的部署:“宣镇侯总兵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
  也就是说,袁崇焕布置在三河的侯世禄坏了大事了啦,这位侯总兵,居然没防住后金军——该当何罪?!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侯世禄到底什么的干活:
  崇祯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侯世禄以都督同知充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镇守宣府等处地方。

  侯世禄是宣府总兵,老六起初怀疑,己巳之变爆发时,侯世禄还在他镇守的地方宣府,袁崇焕让侯世禄去守三河,是故意在三河附近制造防御漏洞。

  后来,老六发现自己冤枉袁崇焕了。吧友“吃书的”搜索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478、498、600号档案有记载:侯部十二日到蓟州,袁崇焕以“辽兵足用,不容西兵入城”之说把他赶到三河,结果三河知县以城小为借口不让进城,侯部再到通州又被拒绝入城,之后到顺义和满桂合营后遭到袭击,退到居庸关,之后被明廷调到京师。

  周文郁记载的袁崇焕的部署:“以昌镇尤总兵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

  现在,根据《崇祯长编》里的记载,
  崇祯二年十一月三日
  命尤世威提兵五千驻防顺义,仍听会剿。
  崇祯二年十一月七日
  巡按直隶方大任疏言:
  西恊副将翟从文等并昌镇总兵尤世威等见驻蓟州,兵马止五千一百九十四员名……

  可见,此时的尤世威,十一月三日明廷让他去顺义,十一月七日已经到了蓟州,袁崇焕却命他“仍回昌平,保陵寝”。

  这个命令本身很扯蛋,要知道后金已经占领遵化,要想奇袭昌平挖断老朱家的龙脉,从地图上看,有这么几条线路:
  第一条:当面击破袁崇焕镇守的蓟州,过三河、之后一路上明军无险可守,可以攻打昌平,挖断老朱家龙脉。
  第二条:就是袁粉圣殿骑士所谓的绿色路线了。绕道平安城,越过蓟州河(冬季无水),然后在唐自头镇附近翻山。
  毕竟当时可不比现代,有河的地方搭桥,没路的地方炸药开路,实在不行打隧道,走这条线路,后金军士兵还好说,携带辎重的骡马可吃不消,更要命的是,后金长距离无后方作战,一切后勤均来自抢劫,他们还不敢随便轻装,抢到的粮食必须带着上路。走这条路,一旦被守玉田的蔡裕发现,只要沿途堵住几个口子,坑爹的地形就会给后金军造成巨大的麻烦。
  而且,根据周文郁的说话,袁崇焕在玉田、丰润、迁安、建昌等地都部署了防御力量,后金就算肯绕道进攻,明军好歹也能收到消息调整部署。
  至于第三条,就是后金军从遵化退出长城外,然后在长城沿线再找个突破口突破长城,直接打到昌平,就可以挖断老朱家的龙脉。
  只是,这一路地形要多糟糕有多糟糕,后金要是走这条路,步兵或许还好说,骡马遭的罪可就大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后金军分兵,派出奇袭队脱离主力直接去攻打昌平。
  只不过,古代没有无线电通讯,阿黄要是敢如此部署,两支军队根本无法协调配合。
  而且,明军又不是只有尤世威一路兵马能守昌平,崇祯的勤王令已经发了出去,山陕一带各军镇正在源源不断地赶来,随便一支抽调过去守昌平就能把缺口堵上,根本用不着让尤世威回去。

  更奇怪的是,黄台吉突破长城后,攻占遵化后,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为啥非要走蓟州、三河一线去京畿?而且,时间算得这么准,先在遵化休整了八天,这期间袁崇焕十一月九日让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禄也跟梦游一般被支得团团转,三河、通州都不让他进,最后去了满桂驻扎的顺义,然后黄台吉十一日离开遵化,十三日“潜越”,十四日到三河?!

  这时间卡得太准了,早那么一两天,尤世威还在从蓟州返回昌平的路上,一旦得到消息回过头占领三河,后金还得对付尤世威这股守军。

  上一次,在遵化城外,后金军“遭遇”赵率教就是这么巧,后金早一天到达遵化,赵率教就不会一头撞上去,而是扭头就跑;后金晚一天到达遵化,赵率教就会一头钻进遵化城,和王元雅合兵加强遵化的防守。

  这一次,又是这么巧。

  周文郁帮袁崇焕洗地,所以有个人他只字不提——刘策。

  《崇祯实录》记载:
  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周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

  尤世威和侯世禄被赶走,刘策也被打发回密云,大家都走了,刚好方便袁崇焕放水,反正,后金“潜越”了。

  到底怎么个“潜越”法?《满文老档》里根本没“潜越”一说,人家说: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

  人家清妖的说法,袁粉不认账,那好,朝鲜人的说法是:
  《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说:
  ……今日据周旗鼓从蓟州差回,口称十三日虏至蓟州东门外,未曾攻打,随向仙山岭扎营,明早西行,赴邦郡探的。袁爷统领大兵三路西追,蓟乡官书生遮留不从……
  ……十三日虏到蓟州,拿住一生员驮柴,四王子放回,令下一书与袁老爷,而未知何说也。虏兵止二万云,孰知其数,可笑。然悬军深入,女真本不知兵,必自送其死也……
  ……十四日,达贼至遵化,前往蓟州西南离城五里扎营,袁爷差役连打三炮,往西南神仙岭安营。祖总镇马兵在五里桥安营……

  《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记载里的“周旗鼓”,正是周文郁,按《雪汀先生朝天日记》的说法,周文郁肯定知道后金军“十三日虏至蓟州东门外,未曾攻打,随向仙山岭扎营”,可这位周旗鼓却说后金军“潜越”,可见他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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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86楼
9.进京擒王(五)睡在崇祯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赵率教中伏被歼的诸多疑点一路挖掘下去,袁崇焕坑害赵率教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反倒是袁崇焕在北京城里的同案犯嫌疑巨大。调动赵率教增援蓟镇,却没把相关消息传递给蓟镇,导致三屯营守将朱国彦不给赵率教开门,这事,兵部嫌疑巨大,而兵部尚书王洽首当其冲。

  搜索一下关于王洽的相关资料:
  清修《明史》是这么说的:
  王洽,字和仲,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东光、任丘。服阕,补长垣。治仪表颀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为一方最。
  擢吏部稽勋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天启初,诸贤汇进,洽有力焉。迁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洽本赵南星所引,及魏忠贤逐南星,洽乞罢,不许。五年四月,御史李应公希忠贤指劾洽,遂夺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摄部事。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上疏陈军政十事,曰严债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材,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帝并褒纳。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帝召诸大臣平台,诘问良久,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
  寻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莱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允、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帝称善,即命行之。
  尝奏汰年深武弁无荐者四十八人,以边才举监司杨嗣昌、梁廷栋,后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严。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忧甚,十一月召对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继之,且曰:“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寻论罪,复坐大辟。
  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而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又以廷臣玩祇,拟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赫赫,清修《明史》说王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人多为洽惜之”,反正只要是被崇祯杀掉的,除了八千女鬼那帮阉党,其他都是好人。

  好歹可以确认,王洽是赵南星提拔的。
  按《明史》的说法,此人相貌似乎不错,崇祯看他顺眼,提拔为兵部尚书,至于这种说法的根据,目前找不到。要知道,袁崇焕长的那么难看,崇祯照样委以重任,现在说崇祯光凭一个人相貌就让此人当兵部尚书,似乎不大可能。

  更大的可能,是此人和袁崇焕一样,是组织的代言人,也是组织帮着跑部钱进一路推上去的。

  《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是:
  天启二年三月庚戌
  升吏部文选司郎中王洽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四十(梁本)
  壬午
  升太常寺少卿王洽太仆寺卿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二(梁本)
  己未
  巡抚浙江王洽以浙江骄易鼓乱,求免调援黔,许之

  天启五年五月己酉
  罢巡抚浙江右佥都御史王洽闲住,以御史李应公言其掌选抚浙,俱丛物议。

  接下来是《崇祯长编》里所有和王洽有关的记载,先不管有用没用,先列举出来逐一排查:
  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壬午
  吏部尚书房壮丽等题覆废籍诸臣:
  削夺者复官补给诰命,闲住者复官遇缺酌起。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思诚、
  ……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懋康、翟凤翀、王洽、程正己、刘可法、
  ……

  崇祯元年五月
  改王永光为吏部尚书,仍兼太子太傅……王洽为工部左侍郎……

  崇祯元年十月二十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王洽请正计册以严考成……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
  升工部右侍郎王洽为兵部尚书。

  崇祯二年闰四月五日庚申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清屯足饷,章满公车,但祖宗设屯之制,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原为后日有事之防。兵行粮随,不费招募,不假加派。
  今屯址具在,侵隐难穷,地利可搜,人工无措。
  如辽左、永平、天津、登莱沿海抛荒地土不下数百万顷,民入之租亦可百万,而今何如也?
  近如宝坻、东安、豊润、玉田之间,旧称肥饶,元末虞集曾议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其遗址可查也。
  神宗初年,总督张隹胤、巡抚张国彦等开垦,已经就绪,而豪右占田者忽巧计以中阻,今不可举而行乎?
  他如万历末年,道臣盛世承将河中之地设法开垦,已垦水旱地二千四百六十八顷零,岁征粮五千一百一十六石零,成法相沿,至今沃野。
  又如天津巡抚汪应蛟开垦屯田,俱有成绩,今已垦者听其荒芜,未垦者曾未议及,则天施地生之利,弃之不问而日讲生财之术,为飬军之资,不大失策乎?此又可佐司农之末议者。
  乞皇上于兵巡、分守等官,简廉能心计之臣,务遵祖制,七分操练、三分耕种,设法料理,以自有之食飬自有之兵,庶于屯政有济矣。
  从之。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五日庚午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款已成矣,抚臣虽不主款而目前不得不借款以纾边患,督臣虽不主战而究竟不得不修战以杜要挟。
  倘督抚二臣尚留未化之磈礧,则措置必至参差。而部臣与督抚徒听邮筒之消息,则情形终不逼真。
  新推臣部右侍郎魏云中素谙边事,且家与宣云密迩,赴任之日,必当取道宣云,乞敕本官就便行边,与督抚二臣面商款战大计,此策甚便者也。
  从之。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插之议款也,督臣王象乾疏称市赏银三十二万系买马银两,每岁应得马五万二千五百匹,故臣有银出马入之疏。
  而督臣之疏亦言有一马乃与一马之银。
  今督师之疏不但与臣议大不相合,即与前疏亦自矛盾,老成谋国,岂无所见而云然乎?
  臣阅其疏,商筭折马之利已详言之,而其贻臣手书则言插部初到,畜牧孳生未蓄,又值去冬大雪,有倒损而无增益,无马可市,原是实情。其愿比旧例议折,不得已也。
  然因而听折,我利实倍,何也?
  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此必无得好马之理。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
  以十之七八市马,何虑云锦不成群?而所谓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督臣向者盖唯恐其不折也,而今且惟恐其不尽折也。
  督臣因其求折而欣欣然急以入告,即与臣前疏相背不恤也,即自与前疏相背亦不恤也。
  诚以边疆之事,呼吸变态,不可为常,且成例可循,不得以胶柱碍通方也,臣亦何忍强执一议,掣疆臣之肘哉?
  惟是开市之日,须明白告诫曰皇上悯尔无马,量从旧例允折,俟尔马畜繁衍,彼此交易,务复俺答旧例,不必循卜兔陋规。其开市条例,令督臣详列遵守。
  得旨:马折可行,亦大委曲。既说量从照例,姑准目前暂行,此后当亟议更置。
  朕以边事外寄督臣,内属卿部,须力图上策,以副委任。

  崇祯二年七月二十日癸卯
  兵部尚书王洽疏荐边才杨嗣昌、梁廷栋、张志芳、张徤、王象春,又荐堪任兵部司官施元征、唐昌世、李衷友。
  章下所司。

  崇祯二年九月十六日丁酉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督师王象乾塘报云:
  秃棒黄台吉下李把搃到臣公署,称:
  插汉儿王子(林丹汗)为朝廷不与辽赏恼恨至极,必要带领兵马进边亲讲。有秃捧黄台吉日夜苦劝,辽东大赏俱有了,你不要为些须小赏轻动,坏了大事,谁人替你再讲?
  又阿托气喇麻下班的恩布亦到臣署密禀,与李把搃相同,秃捧黄台吉同阿托气喇麻并永邵、卜(石兔)下喇麻再三苦劝王子,南朝皇爷恩典甚厚,两镇大赏领完,崇祯元年以前三季赏又准题给降丁,亦准送还小歹青等赏,已行辽东督师查议,莫听下人之言坏了大事。
  王子犹豫良久,说你们劝我是好话,如我再言往南朝兴兵,你们罚我马百匹。
  王子即将领出赏物给散起行。
  又总兵王牧民至市口督放赏物,即令通事陈有名、虎部下齐七愧、桑阿寨(桑昂儿介)、他卜能密说,我王子起身到柳条沟,离张家口边约有六十里膳房堡对直暂住,三五日回归化城,留通事领赏等情。
  又据宣府总兵候世禄塘报:
  八月二十五日,忽报插部因辽赏不遂,要统兵进边挟讲,又传东西两哨分头作反,即提兵赴西路右卫,适中调度,逐日布阵演营,火炮齐鸣,大张军威。
  插部差人从膳房堡密问:两国既款,为何调兵练炮?
  彼己知我有备,且惧我火器。
  二十八日,副将王家宾塘报:
  土罢黄台吉(秃捧黄台吉)下李把总密禀:
  插部原要犯边,有土罢台吉、可托气喇嘛苦说,皇爷恩赏不少,况军门太师恩典甚厚,莫听下人之言,为些须小赏轻动坏了大事。军门王太师(王象乾)老了,谁人替你再讲等语到部。
  臣谓插部矿悍,动辄恃强挟赏,然嗜利畏坚,观其自誓,兴兵甘罚,则其无意败盟,亦可见矣。
  但其心叵测,有备无患,是边臣所当竭力修备而已。
  报闻。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丁酉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本月十二日晚,内阁传出上传: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俱宜周防,卿等即传与崇焕远行侦探,预为筹度,若得的确情形速行具奏。』
  仰见神谟广运,处处精详,着着完密。臣不能先事预防,致烦君父如此焦劳,臣之罪真无以自觧。
  昨接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豊润、玉田守则不忧矣。南惟西恊石古曹墙一带尚恐疏虞,平谷、密云更须控制,诚如圣虑,早宜周防。
  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
  臣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正虑彼或西繞,以此一旅扼之,遂为万全。
  至于连日消息,尚据遵化搬运行李。臣部于五日前已募壮士前往哨探,今即传示圣谕,俾令远探情形,万分堤备,早奏肤功,上纾东顾者也。
  帝令不时咨询方略。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己亥
  丘禾嘉仍留兵部,以尚书王洽之请也。
  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
  得旨: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
  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援,着各遵方略,殚力奏功。
  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确议速奏。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
  二十四日乙巳,以申用懋为兵部尚书。
  二十五日丙午,下工部尚书张凤翔于狱。

  崇祯二年十二月五日乙卯
  江西道御史高捷疏言:
  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踵武肃皇,国法振而内患除矣……
  ……
  且臣又闻崇焕与罪枢王洽私书,言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倘能恊心一言,自当无嫌无猜。不知崇焕所欲文龙恊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焕劾提刀之力,龙锡发推辨之谋,应手而办,莫逆于心。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丁卯
  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疏言:
  皇上逮问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督师袁崇焕于狱,雷霆迭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机权也。
  夫枢臣(王洽)居中调度,为法受过;
  督师亦以不能立功解任听勘,非臣等所敢陈乞。
  臣独以为罪微而劳著者,张凤翔是也。
  ……
  昨工部四郎中受杖之后血肉淋漓,锦衣监禁,饮食不能通,药饵不能近,万一骈首就毙,未免伤好生之德,尤祈准令保侯在外,或移送法司,既不废法,又不伤生,亮亦尧舜之君所乐从也。
  帝不听。

  崇祯三年二月十七日丁卯
  左都御史曹于汴为陆澄源所论上疏辨之,略曰:
  臣既挂人言,惟当引退,但就其言观之,机锋甚深,关系臣身者小,关系世道者大,不容不一言以候圣鉴。
  臣与冡臣王永光同年交好,而谓臣嗾使言官,疏劾欲图其位,此在人理之外。
  ……
  又谓臣会审王洽,洽将袁崇焕通和逼款事手一辨揭臣,与刑部乔允升窜抹隐匿。
  夫刑部之疏,臣与大理寺例不置笔,乌得相牵?
  ……

  崇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丁丑
  兵部尚书梁廷栋以李逄申劾其虗名无实,浮气未融,不如原任尚书王洽早识能驳款议,因具疏辨之。
  谓袁崇焕关市买米时,臣方在山海,见其举动乖张,知必坏国事,遗书枢府,令早为之所,而后王洽始有禁米驳款之疏。
  是王洽之早识由臣点破,而逄申见王疏未见臣书,故云然耳,谨将书揭进呈。
  帝报闻。

  崇祯三年四月十三日壬戌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毙于狱。仍命论罪如律。

  崇祯三年九月三日己卯
  命逮去辅钱龙锡于家。
  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款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
  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
  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
  锦衣掌印刘侨以其言具狱上。
  帝于八月十八日召对群臣于平台,下其章决之久。
  以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密嘱情谋,互蒙不举,命九卿科道共正其欺擅之罪。
  是日,大议于中军都督府,
  会者吏部王永光、李康先等;
  ……
  掌河南道福建道喻思恂、江西道袁弘勋、河南道王道纯、浙江道李玄、四川道吴尚默、山西道王政新、陕西湖广等道宋师襄等
  凡六十余人。
  大略谓: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意不专在诛僇可知,则杀之自属崇焕过举。
  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虽不敢担承,而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
  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
  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场安危而不能抗疏发奸,何所逃罪?
  但人在八议,宽严当断之宸衷耳。
  吏部条列其议以闻。
  遂遣缇骑逮之。

  崇祯四年三月二日丙子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疏劾冡臣王永光屡荷特恩,不思尽忠报国,乃一味比匪,百事瞻徇,
  听王洽荐用王元雅而悞封疆,
  ……
  值兹计典告竣,永光速当以礼自裁以终国家恩礼,皇上亦当急赐礼退以全永光末路,谅有不俟终日者。
  帝谓永光清慎素着,朕自有鉴裁,执御不得苛求。

  又是一番六耳猕猴念唐僧的《通关文牒》。
  没办法,这帮斧拜官僚做事着实狡猾,不这么做根本查不出蛛丝马迹。
  好在还是有些收获:
  首先,这伙有东林党身份的辽饷利益集团成员,早在天启年魏忠贤干掉东林党的时候,就已经有组织的潜伏起来,这本身就说明魏忠贤铲除东林党只是铲除了部分野生的东林党,真正反洞官僚士绅的利益代言人,尤其是辽饷利益集团的成员根本没伤到多少,更没有真正伤到商路派的根本。一旦时机成熟,“削夺者复官补给诰命,闲住者复官遇缺酌起”,之前潜伏下来的所谓“东林党”人员里有大量辽饷利益集团的储备干部,可以迅速提拔起来占据各个重要官职。
  并且,所谓的阉党集团里同样存在大量辽饷利益集团的卧底,所以,组织可以从容部署帮助魏忠贤铲除东林党,同样可以从容部署帮助“东林党”铲除“阉党”。

  然后,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他凭借手中权力把大批组织成员输送到各个重要岗位。而原本那些卧底如阎鸣泰、霍维华、冯铨等人虽说因为“逆案”被牵连,却大多保住性命,有些如霍维华、冯铨,只是削籍,这就意味着,一旦有需要,这些人实际上还有复出的机会。

  再然后,王在晋被搞倒,王洽当上兵部尚书。
  事后,王在晋在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里说:
  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语之曰:“当乞降。降则还我辽东土地人民及诸叛臣,乃题请,不则惟有剿耳。”揭达,阁部不敢闻,乃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寝。
  比袁崇焕为督师,于御前力任五年灭奴,且矢誓焉。后知奴不能即灭,乃阴许奴和,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与奴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
  知余之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冡宰王公射斗(王永光号“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
  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勅书事,侍御史吴玉与余为难矣。余归而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
  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
  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其巢穴,必不敢长驱而
入犯,此虽崇焕之贾祸,亦由中枢把握无人也。

  实际上,王在晋无论是崇祯年复出还是之后被搞倒,都是辽饷利益集团的周密算计。之前,辽饷党需要一个借口不让孙承宗复出,刚好老孙头当年把王在晋从辽西撵走,毕竟这老东西是老牌东林党,不让他复杂出道理上说不过去,偏偏这货主战,有他在,辽饷党切断东江镇粮饷这是容易被老孙头搅黄。不太好控制。

  而到了崇祯元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在袁崇焕对东江镇禁海之前,王在晋被搞倒。
  从时间看,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洽取代王在晋,同一天,袁崇焕上奏疏对东江镇进行禁海改贡道、饷道:
  仍为东江设一饷司,每岁数十万之出入不少,俟东平另议存撤。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如此,海之北虽兵戈未偃,而南岸已觉其肃清。东江之师昔无用而今有用,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
  于是,海若不惊而东人休息,大功以成,一举而诸利备。臣篘荛之忠,未卜有当于大计否,伏乞睿览,敕下该部议覆,如果臣言不谬,申严海禁,为东江置一饷司,以便稽查,转运可咛毛文龙来与臣酌定。官职兵马钱粮及进取事宜,臣俱未敢擅便等因。
  ——《度支奏议•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王洽当上兵部尚书,袁崇焕对东江镇禁海、改贡道、饷道,同一天,就是这么巧,配合就是这么默契,组织,就是这么吊。

  也就是说,王永光对王在晋说的话,全是放屁。搞掉王在晋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王在晋反对议和,而是组织知道王在晋绝对不会同意袁崇焕彻底切断东将镇的粮食供应——这是要出大事的。

  王洽升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刚好赶上崇祯“当家方知柴米价”,刚知道“圣明天子”不好当,大明帝国入不敷出,崇祯已经对数额巨大的辽饷很不满意。
  新上任的王洽的奏疏倒也对得上崇祯的口味,崇祯二年闰四月五日的奏疏上,提出“……祖宗设屯之制,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原为后日有事之防”,调门唱得老高,实际操作手段是让皇帝“简廉能心计之臣,务遵祖制,以自有之食飬自有之兵,庶于屯政有济矣”,跟没说一样,这要能成功,从明帝国的仁宗宣宗……到熹宗早就做了,哪会让卫所军糜烂到积重难返的程度?
  偏偏你还不能说王洽不对——卫所军再糜烂,整顿卫所体系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并且就算做不好你也不能说他什么——毕竟这种事做的好是大功,做不好也不是什么错误。
  这份奏疏,说明王洽很狡猾,能揣摩崇祯的心思,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就把崇祯给糊弄过去,一份唱高调的奏疏之后,辽饷继续加征,财政继续入不敷出,该斧拜继续斧拜,卫所体系继续糜烂,反正皇帝的心情好了很多。

  在卫所制这种积重难返、财政入不敷出这些问题上糊弄皇帝倒不是啥大错,但之后,王洽、王象乾、张宗衡、袁崇焕等人在“抚赏”问题上串通一气,扮演各自的角色,互相配合,做的就相当恶劣。

  对于林丹汗,张宗衡坚决主战,王象乾装好人,袁崇焕挪用插赏(这最关键,把林丹汗坑的死死的),而王洽,则是让崇祯根本搞不清明王朝和林丹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崇祯二年五月,林丹汗的察哈尔部正处于青黄不接的要命当口,一向装好人的王象乾充当奸商,狠狠宰了林丹汗一刀,林丹汗卖给明王朝的马匹,价格是“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而且,“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此时的林丹汗,急需粮食,于是,“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要知道,马匹的正常价格,当时上等的是一匹是20两左右,袁崇焕就是按这个价格报告皇帝,此时林丹汗只卖八两,而且还“匀搭货物”,这些货物,无非是粮食布匹,都是遭灾的察哈尔部急需的物资,王象乾他们用银子去购买粮食布匹,实际上能少花许多银子,一两银子能当几两银子用,林丹汗实际上亏大了。

  而且,林丹汗有脾气都发不出来,王象乾是软硬兼施:
  “插部原要犯边,有土罢台吉(秃棒黄台吉)、可托气喇嘛苦说,皇爷恩赏不少,况军门太师(王象乾)恩典甚厚,莫听下人之言,为些须小赏轻动坏了大事。军门王太师(王象乾)老了,谁人替你再讲……”

  趁着林丹汗遭灾,王象乾狠宰林丹汗一刀,还把林丹汗治的服服帖帖,王洽在崇祯面前给王象乾评功摆好——从账面上来看,明王朝此次边贸确实大赚特赚,王象乾也确实很不容易,毕竟原本崇祯朝给林丹汗的“插赏”八万两是被袁崇焕挪用了,王象乾是自己筹集钱粮物资“抚赏”林丹汗。能把林丹汗这个手握重兵的西达子糊弄住,王象乾果然是“御边干臣”。
  只是林丹汗被严重削弱,牵制后金就更加有心无力。

  网络论坛上经常出现这种场面:某论坛,“满遗”高调吹捧罪恶滔天的野猪皮家族,更缺德的是大肆诬蔑孙中山在曰本期间“卖国”;而所谓的“湟汉”大骂“辛亥格命不彻底”,把满族和野猪皮家族、清王朝混为一谈,煽动“杀光通古斯野猪皮”,说满族人是“漏刀的”……正常的声音被删贴封号,“满遗”和“湟汉”实际上是同一伙势力不同的马甲,支持谁都是被带进沟里。

  再看看崇祯朝的大明朝堂,张宗衡坚决主战,可惜他还要明王朝大量投入才能开战,王象乾装好人主款,袁崇焕挪用插赏……反正没一个是好东西,崇祯和林丹汗——根本没得选择。

  要知道,崇祯二年九月林丹汗“为朝廷不与辽赏恼恨至极,必要带领兵马进边亲讲”离己巳之变已经没几个月了,张宗衡还在叫嚣“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王象乾、王洽也忠实地扮演各自的角色——反正不能让林丹汗坏了组织的大事。

  三屯营守将朱国彦不给赵率教开门,这事王洽嫌疑没得跑。

  而袁崇焕遣散援兵的部署,王洽在上报皇帝的时候也存在各种疑点。

  回过头来看看《崇祯长编》里王洽的说法: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丁酉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本月十二日晚,内阁传出上传: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俱宜周防,卿等即传与崇焕远行侦探,预为筹度,若得的确情形速行具奏。”
  仰见神谟广运,处处精详,着着完密。臣不能先事预防,致烦君父如此焦劳,臣之罪真无以自觧。
  昨接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豊润、玉田守则不忧矣。南惟西恊石古曹墙一带尚恐疏虞,平谷、密云更须控制,诚如圣虑,早宜周防。
  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臣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正虑彼或西繞,以此一旅扼之,遂为万全。
  至于连日消息,尚据遵化搬运行李。臣部于五日前已募壮士前往哨探,今即传示圣谕,俾令远探情形,万分堤备,早奏肤功,上纾东顾者也。
  帝令不时咨询方略。

  按照王洽的说法,宣大军是十六日(这个日期有问题,下文着重分析)“渐次俱到”,为什么有侯世禄呢?因为里头说是“宣大军”,侯是宣府总兵。王洽“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说明他是在这前一天让满桂去守顺义。

  再来看看王洽前一天的奏疏: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丙申
  兵部疏言:
  准督师袁崇焕疏言:
  “臣初五日行至抚宁县,知遵化城被克。
  初七日至沙河驿,闻三屯营官军经开门自溃,于是畿东州县俱有闻风离散之形,
  至抚宁,知县官集生军民为守,臣助之火器火炮及教师。
  至永平则畿东重地也,道府县乡绅矢志,前守臣刘、参将杨春领步兵三千为守,仍恐不足。
  次日,游击锺宇到,臣令恊同防守,又遣游击满库领步兵二千守迁安。
  至豊润县民多止弗去,臣留参将邹宗武领步兵二千为守。
  玉田则县官去而复回,库已被劫,臣叱之,留游击蔡裕及龚彰兵三千为守。
  臣又虞关门为蓟辽咽喉,须重将镇之,即以朱梅守;
  建昌路,为东恊最冲,亦拨游击刘镇华领步兵二千为守。
  臣亦提兵驻蓟州,藩其西,惟西恊石古曹墙亦与敌共之,但争内外耳。”
  方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俟酌定而后入报。
  兵部疏言:
  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恐。
  今与督臣计,所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则尚有各路援兵可听调遣,知崇焕必有以善用之矣。
  得旨:申饬。

  一直到了十八号,跑出这么一条记载出来:
  十八日己亥
  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
  得旨: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
  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援,着各遵方略,殚力奏功。
  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确议速奏。

  从王洽几份奏疏来看:
  首先,《崇祯长编》里几份奏疏的时间,都比事情发生的时间晚了若干天,这估计是这些资料归档的时间,和事件发生时间有偏差,所以暂时无法确定王洽是在哪一天上这些奏疏的,但是,十八日“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这条记载,比十五日王洽向崇祯报告袁崇焕的部署这条记载整整晚了三天。

  就是这么关键的三天,王洽将袁崇焕遣散援兵的系列命令隐瞒不报,从十五、十六日开始,瞒,一直到十八日,才有“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这个遣散援兵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么几天时间,即便蓟州出了乱子,北京城里也该有一定的时间调整。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兵部的十五、十六日的两份奏疏和袁崇焕十八日“分守方略”的奏疏分别是在哪一天上奏皇帝的呢?
  从袁崇焕十八日“分守方略”后面皇帝的批复“卿统大兵驻蓟……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来看,显然后金还没打到北京城下,皇帝对袁崇焕的部署非常满意,要是后金已经兵临城下,皇帝就不会这么说了。

  已知:后金十五日攻打顺义,驻守那里的满桂、侯世禄转进,并于十六日到达北京,这时,王洽就算想隐瞒消息,也隐瞒不住。那么,袁崇焕的这份“分守方略”,至少是他在十一月十六日之前上奏给皇帝的。

  那么,会不会王洽之前就已经报告皇帝了呢?从三份奏疏的日期:十五、十六、十八日的顺序来看,如果袁崇焕十八日“分守方略”是十六日到皇帝面前的,那么兵部十六日奏疏就是至少十四日之前到达皇帝面前。
  可这时,有件事很要命,因为兵部这份奏疏的内容把这条奏疏送到皇帝面前的时间限制死了:
  兵部这份奏疏里说:“本月十二日晚,内阁传出上传”,后面还有句“臣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如何如何,意思就是,昨天,王洽让满桂驻防顺义,而十二日,肯定比满桂驻扎顺义还要早至少一天。
  这就要命了,这就意味着这份奏疏只能是十四日,乃至十四日之后炮制完成的。但是,之前根据存档日期反推,这份奏疏却肯定是至少十四日,乃至十四日之前炮制完成,那么,这个奏疏上奏皇帝的确切日期,只能是十一月十四日,甭想提前一天,也甭想推后一天。

  王洽在这几天扮演了一个非常可耻的角色——他帮着袁崇焕隐瞒了从十三日后金蓟州“潜越”到十六日之间的一切消息,除了调侯世禄守三河,还有,“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这个命令,以及尤世威的调动命令,只要是后来被认定为遣散援军的命令,王洽通通没有报告崇祯。

  也就是说,袁崇焕遣散援兵,光凭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旁的不说,三河、通州都不让侯世禄进城,最后把侯世禄赶到顺义,侯世禄才算有了落脚地。朝中更是有内鬼接应,王洽就是睡在崇祯身边的赫鲁晓夫,帮着袁崇焕将崇祯变成聋子瞎子。所以,一直到十五日后金在顺义打了满桂和侯世禄一个措手不及,十六日满、侯到达北京城之前,崇祯根本不知道后金跑哪去了。

  而这位睡在崇祯身边的赫鲁晓夫,最终结局是怎样的呢?《崇祯长编》里有这么几条记载: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
  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

  之后的记载,先是江西道御史高捷弹劾钱龙锡的时候把王洽给捎带上,然后是王永光给张凤翔求情,还有曹于汴为陆澄源所论上疏自辩,这些内容,老六暂时分析不出和王洽有关的内容。

  (崇祯三年四月)十三日壬戌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毙于狱。
  仍命论罪如律。

  掉哪妈,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人一死,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你没证据!
  就算没证据,老六也要说——王洽绝对是被自杀,或者被病死。

  倒是《崇祯长编》崇祯四年三月二日的记载很有意思:
  崇祯四年三月二日丙子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疏劾冡臣王永光屡荷特恩,不思尽忠报国,乃一味比匪,百事瞻徇,
  听王洽荐用王元雅而悞封疆……

  原来王元雅任顺天巡抚是王洽推荐的。从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出,王洽推荐王元雅任顺天巡抚就没安好心,王元雅去遵化,就是去给袁崇焕背锅的。

  清修《明史》里关于王洽在己巳之变发生后的记载是这样的:
  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严。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忧甚,十一月召对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继之,且曰:“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寻论罪,复坐大辟。
  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而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又以廷臣玩祇,拟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清修《明史》不小心说了些真话,王洽是被周延儒搞下去的。而且,“调度乖张”这四个字,还真没冤枉王洽。

  此时,辽饷党商路派的上屋抽梯计划进展顺利:黄台吉已经跑到北京二环附近旅游了,袁崇焕这只东莞小猱已经爬上房顶,擒王军已经顺利抵达左安门,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下一步,就是抽走梯子,让袁崇焕在北京城下进退不得。

  搞掉辽饷党养寇派放在崇祯身边的赫鲁晓夫——王洽,是抽梯行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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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87楼
9.进京擒王(六)黄台吉用“反间计”陷害满桂

  话说上回讲到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黄台吉潜越蓟州,急行军百多里抵达三河。三河本就是座小城,周围又都是平地,无险可守,更要命的是奉袁崇焕之命原本该镇守三河的侯世禄不知道跑哪去了。

  于是,按周文郁的说法,袁崇焕担心后金军“倘竟逼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摇动,其关系又不忍言。必我兵先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方是完策”,理直气壮地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于是袁崇焕率领擒王军,从十四日离开蓟州,绕道香河,三天多时间跑了二百多里,于十七日晚抵达左安门。

  根据之前的分析,后金军本来就是袁崇焕放进来的。不杀毛文龙,不卡着点断东江镇粮饷,把东江军民饿得站不起来,黄台吉压根不敢出远门。不经济制裁林丹汗,逼得林丹汗西迁去抢卜失兔的贸易(市赏)份额,后金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时,林丹汗随时可以威胁乃至切断黄台吉的后路。不裁撤蓟镇长城瞭望台上的台兵,就算蓟镇被袁崇焕折腾得再虚弱,遵化、三屯营等地也能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十三日、十四日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明王朝官方没有说法,后金那边只说派人去蓟州、三河招降,别的啥都没说,只有当时的几个铁杆袁粉一口咬死后金“潜越”。

  要知道,黄台吉抵达蓟州时,袁崇焕已经将身边不可靠的援兵遣散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袁崇焕的人,所以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所以周文郁、程本直之流一口咬定的“潜越”,外人找不到证据去推翻这种说法。

  只不过,袁粉同样无法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既然暗中放水,干脆就放彻底点,黄台吉一到,袁崇焕直接拉起关宁“铁骑”去香河,把蓟州变成一座空城,所以黄台吉在蓟州没有遭到任何拦截,直接去了三河。

  黄台吉那边,十三日晚“潜越”蓟州,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渡通州河,驻营北京城北。

  这时,终于有了侯世禄的消息了,原来三河、通州都不让他进,这货被一路踢到顺义,好歹满桂还跟他有点旧交情,这两位便一起驻扎在北京城西北方向的顺义。

  然后,阿巴泰、岳托率军和满桂、侯世禄干了一仗。

  后金此次破关,出动的是主力部队,不仅战力强,而且人数多,说十万可能夸张了些,二三万是肯定有的,满桂和侯世禄嘛,侯世禄秦军出身,也就关宁那边局势紧张的时候去救火,其他时候是拿不到足额军饷的,满桂原本是山东人,在秦军中任职,原本已经调到关宁军中,拿足额军饷了,却又被赶出关宁军,去当大同总兵。

  满桂去大同当总兵后,日子过得怎样呢?《崇祯长编》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崇祯二年二月十二日
  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
  ……总兵满桂一千家丁乏饷,节次汰去老弱虗冒六百余名……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满桂原本有一千家丁,到了大同后,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得不裁掉六百“老弱虗冒”,侯世禄比满桂也强不到哪去,所以他们战力肯定有所下降,驻守的顺义又是座小城,这时候碰上后金军主力,胜算很低。

  满桂并不是死脑筋,从和他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满桂能打能溜,此时发现局势不对,和侯世禄一块拉起队伍就跑,所以后金那边的记载是“因其兵远遁,斩者不多。获马千馀、驼百馀”。

  《崇祯实录》的记载是“丁酉(16日),孙承宗入朝,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上心动。已,满桂、侯世禄等皆至京。”
  根据这个说法,袁崇焕十六日到达左安门,同一天,满桂、侯世禄到达北京城。

  各方角色都到齐了,黄台吉先声夺人,上演了一出“反间计”。

  下文是我犬清编造的“反间计”最大的破绽——黄台吉用“反间计”陷害满桂。
  这个巨大的破绽是若干年前就已经被袁黑道友们揭露了的,老六多么希望这个破绽是老六发现的啊,可惜不是。反正别人已经将“反间计”彻底戳穿了,老六原文照抄。

  《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一致地提到了十七日牧马场捉到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十七日,大军起行,距北京城约二十里,至明帝收马堡驻营。该堡南五里外,有明帝牧马围,颇大,每百二里馀,内有马千馀马,明人已於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馀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留其羸瘦不堪乘骑之马四十、驼一,令善加饲养之。

  《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甲子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
  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以上就是《崇祯长编》对应《清太宗实录》同一件事的条目,因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有所延误,所以时间对不上。而对照《满文老档》,
  “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959~960页),
  所述十一月十七日在牧马场的擒获和《崇祯长编》所载吻合,可知十七日捉到的养马太监二名就是《崇祯长编》中所说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同时《崇祯长编》中所说的两个太监也是给“鲍姓等人看守”,可知《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所说的“杨太监”就是《崇祯长编》中被放回捎信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之中的前者。

  看起来他们是同时被捕,又是同时被遣归致书。

  而二十九日的反间计,《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不约而同地只提到了一个:杨太监。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清太宗实录》的记载是:
  戊申,上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散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清太宗实录》81~82页)

  为什么《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所提到的都仅仅是杨太监一个人呢?后金莫非知道中计的是杨太监,所以把没有中计的王太监略过不提?《清太宗实录》明明说“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是对两个人施反间计,而明朝又根本没有杨太监上奏的记录(即使笔记野史),那么后金又怎么确定上奏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太监呢?再观之《满文老档》,原来王太监早已经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
  (961页)

  这里的王太监没有记载姓名,难证他一定是王成德,但是后金先前没有任何抓到太监的记录,除了杨春、王成德之外,他们亦很难抓到别的太监。

  原因是:崇祯早已经在天启七年撤回九边的太监,直到崇祯四年才重新向九边派遣太监,并且,崇祯元年,崇祯颁布禁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崇祯二年底,太监可以活动的范围很小,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在京师之外抓到太监的,杨春、王成德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提督大坝马房太监)而在郊外牧马场。

  《明史》关于这事的记载是:
  十一月甲子(天启七年),安置魏忠贤于凤阳。戊辰,撤各边镇守内臣。
  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
  四年……九月庚辰,内臣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
  (《明史》本纪二十三,庄烈帝一)

  以上看来,后金只抓到王、杨两个太监,没有任何记载说抓到其他的太监。《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全部对太监的记载,抓到和放归的记录都是只有王太监、杨太监两个,再无其他。《满文老档》所载二十二日派遣致书的王太监就是十七日所捉的两个提督大坝马房太监之一,另外一个杨春,按《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的说法,他在二十九日才被放归。

  当然,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里说后金抓到崇祯派到袁崇焕军中的监军太监鲁四,让鲁四扮演杨春的角色,如果谁把电视剧当史料,那老六无话可说。

  然而,据《崇祯长编》,杨春和王成德是同日归来,带回来的也是同样的书信。“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所述清清楚楚,就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王成德和杨春是先后遣归,就很成疑问。

  究竟这两个太监是什么时候回来,答案还在《崇祯长编》中。

  由“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来看,当时是后金在德胜门驻营,和满桂打过一场之后。
  据《满文老档》等显示,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后金和满桂的交锋仅仅是二十日一天。
  二十二日,满桂已经调入内城,而后金在二十四日移驻北京南苑(《满文老档》)。
  “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所指就是二十日德胜门的交锋,和“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所载吻合。

  之后立刻就是“次日各给书二封”,明明白白提示“次日”,说明太监归来是他们听说二十日德胜门之战的次日,二十日德胜门激战,当日晚收兵,二十一日太监听说战况,接着的次日,正好是王太监归来的二十二日,“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和书致明帝”(《满文老档》),时间吻合得非常清楚。

  这么说来,两个太监都是在二十二日归来。而且,这两个太监是后金仅能抓到的两个太监。

  有没有可能,《崇祯长编》误记,将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合在一起?从“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的记载来看,即使再精简,也不可能把两个不同日期发生的事精简为同一个“次日”,且古人行文少有语病,也就是说杨春、王成德必定是同日归来。

  有没有可能两个太监都是二十九日回来,二十二日回来的是另外一个无关的王太监?再看《崇祯长编》那段内容,所述只有在德胜门外被看押,以及听说满桂的战斗,所经历的都叙述十分详细,包括马匹的数目字,看守地点,也包括听说到的战况。
  与此相反,这之后任何情形完全没有提到,既没有提到后金二十四日的移营“大军移驻北京南苑”,也没有提到二十五日瓜分战利品“所获马骡,按甲分给”,也没有提到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后金和关宁军对峙。
  总而言之,二十二日之后的所有讯息在归来的两个太监这里是一片空白,显示他们对那段时间中敌方的消息一无所知。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敌营中经过二十三到二十九这段时间,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京城,也即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又据《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载,太监奏告的内容,包括“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其中所有奏告包括敌营、城上守军、满桂军三个来源,若能在一日之内收集齐备,效率快得令人吃惊,但倘若两个太监是二十二日回来,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杨春、王成德同在二十二日归来,二十九日归来的是另外一个杨太监,被《清太宗实录》误为杨、王之一?由于之前既不见逮住这个杨太监的记载,明、清的记录又都是仅仅有两个太监被掳,因此多出这个杨太监的可能性极低。

  根据《崇祯长编》所载,杨春和王成德一起归来是确凿无疑,时间和王成德归来的时间一样,是《满文老档》所载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则二十九日后金之反间计是为谁而施?

  《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不顾实际地记载二十九日反间计,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真实情形却是令人大吃一惊:
  《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全部内容,描述的是一场主角(杨春)已经不在场的闹剧,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各自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就是参考明朝所有相关内容和后金资料所得到的结论:后金史料将两个太监分开,编造了二十九日施反间计使得崇祯第二天抓袁崇焕的假象。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做戏给太监的详细内容更有可疑,甚至令人惊愕:
  后金为了欺瞒两个太监,所编造的内容竟然包括皇太极趋近敌营,公然接见敌方使者,在大白天之下“密”谈良久,“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

  ——这算是艺术表现还是夸张?然而太监知道,高鸿中、鲍承先知道,皇太极也当然知道。
  ——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德胜门附近,也即满桂军附近,因为据文中“坐近二太监”,说明王太监尚在关押,则时间在二十二日之前,和《崇祯长编》中的“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卷二十九)所述是同一时间。
  那里唯一的敌人是满桂的军队。
  皇太极“单骑向敌”莫非是怕没人把他当成疯癫?是想诬陷袁崇焕还是满桂?

  更重要的是,在众所周知默认的敌营是满桂军营的情况下,“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这种谎言根本不可能编造出来——这是这段叙述最大的硬伤,按它所指,后金陷害的应该是满桂。

  因此,《清太宗实录》所载反间计的内容定然是后来编造的,不仅二十九日没有太监可供反间计,二十二日也没有发生反间之事。也就是说,后金对二十二日归来的两个太监施反间计,事后为了强调效果将其一后移到二十九日也是不可能,整个反间计根本没有发生。

  OK,至此,多年前的袁黑道友已经把《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揭露得差不多了,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我犬清发明历史的时候,居然让黄台吉“单骑向敌”,用“反间计”陷害满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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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胡万林(作者)
88楼
本帖最后由 神医胡万林 于 2020-8-20 01:01 编辑

9.进京擒王(七)睡在袁崇焕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二次修改版)

  一直以来,袁粉都大量引用周文郁写的《边事小记•辽西入卫纪事》,许多《崇祯长编》里没记载的东西,都从周文郁、程本直写的东西里找出相关部分然后东拼西凑拿出来说事,证明袁崇焕如何如何伪大。

  所以,周文郁这个名字,老六没见过一千次,差不多也见过八百次。平常都对这个名字熟视无睹,今天突发奇想,在《崇祯长编》里搜索一下,看看他是什么的干活,结果搜出这么一段: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一日(庚戌)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言:阁臣周延儒赋性极其贪邪而更饶机警,行事最无忌惮而独善揣摩……
  然延儒则非特此也。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比之毛文龙之旧已数倍矣。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変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
  ……
  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杀刘兴治之功侈及文郁,隔海叙功,不敢遗其家奴,其謟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延儒家奴冒功可至副将,欲使其明赏罚以鼓将士之用命,其可得乎?

  周延儒、孙元化的贪腐问题就不多说了,那年头海瑞进去,和珅出来,没啥好说的。只看这个周文郁,余应桂说他是周延儒的家奴。

  ?!

  乍一看,不可能。

  但是,仔细一看周文郁的干部履历表:

  《崇祯长编》里只知道他起初是个游击,《明熹宗实录》里没他的名字。反倒是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找到了这个家伙——感情这一位跟黄龙一块,曾在毛文龙手底下打过仗:
  天启七年十月初一日具奏:
    为将士用命驱奴等事。向者奴酋东袭属国,李倧避奴江华,半弃外道……而踞鲜屯牧之奴,势当孤立,驱奴复鲜,正在是时。
  臣即亲率水陆官兵数万员名,随令参谋都司陈六奇军中调度,主簿邹标运粮策应。一面令副总兵毛承禄、参将陈继盛、游击陈希顺、毛有杰、吴期祖、毛永福、毛永诗等各统内丁壮勇千余,分队潜布;
  一面令黄龙、周文郁等飞渡弥串、镇江一带静俟听息,伏兵夜入奴屯,纵火烧劫,刈获一空,奴众四溃。
  毛承禄传集部将各统兵扎营。次日奴众复合,发愤来攻,而黄龙、周文郁等各统精悍夹击,传令不许割级,擒斩无数。
  余贼号奔,纷纷西渡。臣随于平壤、安州地方标立义旗,招抚鲜众